“杀了她有什么了不起的？”

　　嫖资纠纷引发争执，争执中动起手来，小姐如果大声叫喊，客人往往更加慌乱而采取过激行为――本报统计的百余案例中，绝大部分显示出这样的事实逻辑。其中七成以上的作案工具是，随手拿起的砖头、水果刀、椅子，包括死者的胸罩。赵军搜集到的案例中，就地取材找东西往嘴里一堵、导致窒息死亡的就有好几例。

　　悲剧往往埋在“小姐”们的出身和性格里。站街女是一些什么样的女人？家庭卑微，小学毕业，“常年东躲西藏的，还要陪笑脸，有时候心里闷得要死。”本报记者在洪山广场访问的站街女晓华说，“有些姐妹认死理，喜欢和人吵。”而她至今安然无虞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上过高中，“对事情看得比较开”。

　　与嫖资纠纷引发的大量过失伤害夹杂在一起的，是报复这群“贱人”的心理。嫖客们购买服务，同时鄙夷服务者的人格。一些人强暴、抢劫这样的女孩，虽然不至于以为在伸张社会正义，但多半没有负疚感和犯罪感。无论是社会文化――道德，还是社会制度――法律，都把她们置于被告席上。令她们成为边缘中的边缘，弱者中的弱者。

　　在湖北某市，一个绑架小姐的团伙先后作案二十余起，后期开始对受害人实施额外性暴力――比如用牙刷、用打火机。这是超出了绑架、威胁、人身控制的必要性。事后证实：主犯全身长满牛皮癣，年近三十交不到女友，严重自卑。办案警员回忆说：他的供述显示，“自卑心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平衡”。

　　广西的一宗个案中，杀人动机是“小姐”举止放荡，嫖客要为社会铲除残渣；“不就是卖淫的婊子吗？杀了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另一个摩托车行老板基于对“小姐”的极端仇视，先后在丽江杀死5人。

　　2005年8月，发生在深圳的一起惨案更令人侧目。两名“发廊妹”被凶手带到出租屋，案犯向她们的家人勒索钱财，并施以各种凌辱――殴打、轮奸、强迫吸毒、用打火机烧乳房和下体。他们用针蘸上墨汁在她们的额头、乳房、后背上刺下“妓女一号”、“骚货”。

　　在个别地方，记者看到，有的“治安仔”也在对底层性工作者实施抢劫伤害。4月初，记者在华南某省采访，看到如此情景：几个治安队员提着警棍排成一排，像战士冲锋陷阵一般向站街女冲去，不时用铁棍击打地面，口中骂着极其难听的脏话，让记者都感到胆战心惊。连续几个晚上，每当治安队员的车灯闪烁，就会传来几个站街女凄厉的惨叫。有的治安队员将黑墨水或者油漆灌进10毫升的大号针筒，开着面包车来到运河旁边，对着她们的头发和脸部喷射，然后吹着口哨离开。一个站街女告诉记者，去年年底，她的一个同居姐妹在桥头被治安队员追打，被过路的一辆小车当场碾死，治安队员没有承担任何责任。

　　“侦破难度最大的刑事案件”

　　2007年6月，中国妇女网络培训中心在北京和山东胶州地区做了一次“小姐”受暴力侵害情况的问卷调查。“认倒霉”，是调查员们听到最多的一句话。

　　调查中有一个问题：遇到警察，是否会告诉他你遇到了不好的客人？山东胶州的“小姐”中，不到1/3表示肯定；在北京，只有1/20。

　　四川女孩阿玉是接受本报记者访问的一个发廊小姐。4年前，阿玉来到广东东莞，她的梦想很快被流水线上每月400元的工资打破。和多数性工作者一样，她的背后是一个渴望她带来改变的农村家庭。她委身深圳一家发廊，开始了“小姐”的生涯。此后的1年多里，阿玉几次遭到过敲诈、绑架和抢劫。“我一直在忍着，”她说，“如果报警，就算抓到人，我损失更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规定，对卖淫嫖娼可处以10―15日拘留，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这个数字够我做几个月的。”

　　研究者赵军还发现：“妈咪”、“鸡头”、老板，常常劝阻甚至禁止小姐报警――刑法第359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情节严重的，将获刑5年以上。

　　即使是报警，她们也常常提供虚假信息。前文提到的“主犯牛皮癣”案，第3名被抢劫的小姐当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却说是遭人飞车抢夺。警方据此侦查，显然无法及时破案。待到该团伙抢劫、绑架至第23名小姐、并向小姐的老板勒索巨款时，老板怕事情闹大，不得不向警方如实报案，这才导致案件的最终破获。

　　报案难，破案更难。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的赵军曾经从警，特别能够理解其中的难度和刑警们的苦衷。“可以肯定的是，杀害‘小姐’的案件几乎成了侦破难度最大的刑事案件类型之一。”

　　一切都是假的――假名字、假身份证，籍贯、背景也是编的。从刑事侦查学角度说，侦查对象难以从被害人的利害关系人中确定，串案、并案工作比较困难，侦查效率难以提高，几乎没有实质性线索。加害方和被害方都是流动的、不确定的。

　　在北京市丰台区发生的一起凶案中，19岁的死者曾在当地多家发廊工作，但没有一个老板能说得出她的真实姓名。“说实话，我们招人从不问对方从哪里来。”一位老板说。

　　部分侥幸逃脱的被害者，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被侵害。在赵军的调查中，一个刑警告诉他，为了找到一个当事“小姐”，他从广州到了武汉，然后又去了深圳……而在另一宗连环绑架案中，为了说服一个小姐承认被抢，一位刑警5次赶往她位于深山的家中，每次都走超过两个小时的山路。

　　“有时候找一个受害的小姐，比找一个犯罪分子还难。让一个小姐承认被害，比让犯罪分子开口还难。”这是一个刑警的切身体会。

　　“‘小姐’的钱来得容易，交际范围很复杂，即使把她们杀了，一时也破不了案。”而一名罪犯曾这样说。

　　如果求助于警察可能招致更大麻烦，老板可能息事宁人，亲友也不会对这些“伤风败俗”者伸手――她们能到哪里求助？

　　色情业与黑社会的勾结渊源流长。从本报记者暗访的多处黑道管理者的情况来看，有的公司从小姐的“交易”中抽取高达30%-50%的保护费，有的直接扣押她们的证件，要求定期往特定的账户打钱，有的甚至要求上缴全部卖淫所得，只给她们固定的吃饭、化妆费用。用毒品来控制小姐是黑道的常用手段。

　　赵军认为，非法化、犯罪化的身份，使得她们寻求国家公权救济的动力很弱。从犯罪学的角度来说，这进一步加重了其被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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