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到19世纪初，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与当时发达的国内经济相适应，满足了国内货币需求，促进了商业发展和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但明清对海外贸易严格限制，使其积极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当前中国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扭曲的结果，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贸易顺差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能否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等相适应。明清和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是由于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

　　中国外贸持续顺差并非始于今日。16世纪到19世纪初（约明正德到清嘉庆年间），中国执世界经济之牛耳，早期的工业化得到长足发展，[1] 海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但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加快走向衰败，与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郭树清（2007）认为，明清巨额白银流入是外汇储备强大而不必然导致经济强盛的先例，提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问题。明清时期的外贸顺差及白银流入对中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与当今的外贸顺差有何异同，值得客观深入分析。

一、明清海外贸易持续顺差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1、海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

　　与传统的欧洲中心论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直到19世纪初，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对国际贸易有着重要影响。中国的海外贸易分为官办的朝贡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朝贡贸易指朝廷允许海外藩属国前来朝贡，并负载货物在指定时间和地点与中国交易。明初，朝贡贸易被作为怀柔海外藩属国的重要手段，政治色彩浓厚而经济功能较弱（李庆新 2007）。藩属国奉上象征性的贡品，却能换得大量商品，朝廷不得不进行大量补贴。由于不堪重负，明中叶以后对朝贡贸易有诸多限制。民间海外贸易早在宋代和元代就有大发展，但明初朝廷为了集中精力对付来自蒙古人等北方势力的侵袭，消除东南沿海的倭患，民间海外贸易受到严禁。尽管如此，海上走私仍屡禁不绝。明中叶以后，民间贸易因政策放宽而得到发展，主要贸易对象从亚洲其它地区变为欧洲。这是国内经济发展的结果，与15、16世纪连接中国、拉美的太平洋新航线开通也有密切关系（方行等 1999）。明清海外贸易政策时紧时松，政策放宽时海外贸易就得到较大发展，贸易网络不断扩大。大体上，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海外贸易都是顺差。贸易促进了东亚的经济联系，滨下武志（2004）把当时的亚洲看作以中国为中心、藩属国为外围，靠纳贡和民间贸易连接的统一体系。该体系不但涵盖东亚、东南亚，也连接印度、伊斯兰地区和欧洲等其它贸易区。其中，东南亚等地的华侨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明万历年间，菲律宾的华侨进口中国土产，由当地西班牙人销往美洲的西属殖民地，获得的白银再通过华侨流入中国。

　　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陶瓷、丝绸等纺织品及后来的茶叶。以最富庶的江南地区为例，江南棉布在明代主要出口日本、南洋，到清代输往欧美、俄国等地的规模增长迅速。1786－1833近50年中，欧美各国在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达4462.3万匹。1775－1781年，俄国每年进口中国棉布达106万卢布以上，占当时中俄贸易总额的63％。明后期（17世纪初），出口西欧、东北亚、东南亚的江南丝织品折生丝4500担以上，到清代更有迅猛增长，清代中期（19世纪40年代）出口欧美、东北亚、东南亚的江南丝织品折生丝11.5万担以上（李伯重 2000）。从瓷器贸易来看，明代中国垄断了世界市场。中国80％的瓷器出口亚洲（其中日本占20％），约16％出口欧洲，但都是高档品，其价值占中国瓷器出口的50％。明清之间的朝代更替对中国瓷器等出口有较大影响，但1680年代后得到恢复和发展（贡德.弗兰克 2000）。

　　中国海外贸易长期顺差，加之大部分时期金银比价低于国外，导致白银大量流入。白银起初主要从西班牙、葡萄牙流入，后来荷兰、英国确立其对华白银输出的优势地位（滨下武志 2004）。白银大量净流入局面大致从1570年代持续到1830年代。到19世纪初，尽管中国大量进口鸦片，导致白银外流，但由于美国商人用银购买茶叶等物，白银仍净流入中国（彭信威 1965）。国内外学者对明清中国的白银流入量进行了多种估计，弗兰克（2000）综合前人的研究后得出最乐观的结果：1800年前的250年，中国从欧洲（其白银主要来自美洲）、日本获得近4.8万吨白银，可能还从马尼拉获得1万吨甚至更多，加上其它，总计约6万吨白银合16亿银两流入，占有记录的世界白银产量的一半。[2] 贺力平（2007）根据这一数据，剔除非货币用银、运输损失和磨耗等，得出1800年时中国货币用银的存量约10.7亿银两。我国学者庄国土（1995）估计，16世纪中叶到1840年，白银流入中国的总量为5.2亿两。但他没有考虑清朝时期从日本、俄罗斯等渠道流入的白银，因此估计数可能偏低。

　　2、贸易顺差与中国经济之强盛相适应。

　　理论上，一国贸易顺差约等于该国总供给对总需求，国民储蓄对国内投资的剩余。通常对非资源出口国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增长速度快的时期易出现贸易顺差。明清中国也符合这一规律。19世纪初以前，中国经济总量仍雄居世界榜首。1700年，中国、西欧的GDP在世界的占比分别为22.3％和22.5％，1820年则分别为32.9％和23.6％。作为对比，1820年日本、美国、俄罗斯的占比分别只有3％、1.8％和5.4％（图1）。 1700－1820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0.85％，高于西欧的0.56%（安格斯.麦迪森 2003）。乾隆15年（175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是法国的8.2倍、英国的17.3倍。直到183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仍为法国的5.7倍、英国的3倍（保罗.肯尼迪 1990）。另有研究估计，中国制造业产量在世界的占比，1750年为32.8％，1800年提高到33.3％（方行等 2000）。

　　中国经济总量巨大，并非仅仅因为人口众多。 [3]实际上，在明清大部分时期，中国按人均衡量的收入、生产和消费都居世界前列。以1900年英国人均工业化水平为100，1750年中国人均工业化水平为8，西欧几个重要国家的水平分别为：英国10，法国和意大利都是8，西班牙7，大体与中国相当（Bairoch 1982）。据估计，1800年长江三角洲人均纺织品产量为14.5磅棉织物和2磅丝织物，而在纺织技术革新已起步的英国，人均棉、毛和亚麻产量不过13磅。从一定程度上能体现生活水平的人均糖、棉消费来看，中国18世纪中叶仍处于世界较高水平。 [4]

图1  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 (2003), 沈明高(2007)。

　　有学者认为，中国明清时期未能出现内生的货币创造，不得不长期依靠白银“进口”，为此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剩余（张宇燕、高程 2006a）。确实，如果存在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成熟的货币信用制度，确实有利于减少经济发展对进口白银的依赖。但当时中国生产力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出现持续的资源对外输出和贸易顺差是正常的，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3、白银流入在满足国内货币需求的同时并未造成显著通胀。

　　明初发行纸币大明宝钞，同时允许铜钱流通而禁用白银。但由于财政体制不完善和纸币滥发，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纸币不得不让位于金属货币尤其是作为贵金属的白银。明代白银货币化是受社会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的驱使，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间（约1470年代），白银在民间日益得到普遍使用，之后因朝廷认可而“朝野率皆用银”（万明 2003）。例如，1430年代，浙江、江西、湖广等地的税粮按一定比价折收白银――“金花银”，大大加快了田赋货币化的进程。1460年代以后（成化年间），广东南海已用白银交租。16世纪初以后，官吏的薪俸十分之九用银支付。到1520年代，白银货币化基本完成。其后嘉靖、万历年间，广东、福建率先实行“均徭”、“均平”和“一条鞭法”等赋役制度改革，其中白银折纳都是重要内容。到清代，国家收支始终以银两为计算单位（杨端六 2007）。明清几百年间，大抵大额交易用银两，小额交易用铜钱，银两是主要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可以说，明清实行银本位制。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白银被广泛用作支付手段是16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最重要的变化”之一。然而，中国自产白银一年最多只有区区几十万两，需要大量进口白银。清代在19世纪下叶大量发行纸币前，对进口白银的依赖远超明代。

　　在银本位制下，白银流入较好地满足了国内的货币需求，对明清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白银流入加上市场的发展，导致中国利率水平缓慢而稳定地下降，从过去的三分以上降至明末的三分以下，以两分至三分之间居多（刘秋根 2000）。这促进了借贷活动的扩大和资本形成。相反，明末外部因素导致白银流入剧减，给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17世纪前半期，拉美、中欧、日本等地的白银生产衰退，导致世界性白银短缺。[5]  根据Reid(1993)的估计，1620年代中国白银输入平均每年178吨，1630年代平均162吨，1640年代突然下降到89吨。白银紧缺、物价下跌造成许多人无法缴纳租税和还债，生产下降，朝廷的统治基础也因军饷和装备严重不足而受到削弱。明朝1643年曾考虑重发纸币，但因担心通货膨胀进而危及政权而作罢。通货紧缩加上东亚地区气候普遍恶劣，旱涝灾害频繁，农业歉收等，是导致明朝1644年灭亡的重要经济因素。白银紧缩的状况延续到清初，1650－1662年清朝被迫发行有限的纸币（贡德.弗兰克 2000）。

　　总体来看，除少数时期外，明清白银流入较好地满足了国内的货币需求。由于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提高导致货币需求上升，加之海外贸易规模只占中国经济很小比重（后文详述），白银持续流入并未造成明显的通货膨胀。从物价的国际比较来看，都以黄金来计算，15－19世纪500年间，中国最有代表性的米价只上涨1倍多一点，而英国、法国最有代表性的小麦价格的上涨分别超过6倍和3－4倍。如果用白银来计算，500年间中国米价涨了5－6倍，平均每百年上涨55％（彭信威 1965），即每年只上涨0.44％。从图2也可看出，17世纪20－40年代和18世纪30－60年代，随着白银流入的增多，货币供给不断扩大，米价出现明显上涨。当然，物价上涨有多方面原因，除白银流入外，人口增多、朝廷连年用兵，导致民间消费、政府支出增加；加之一些时期天灾人祸影响，也增加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图2  1500－1800年中国米价变动

资料来源：根据彭信威（1965）第705、850页的数据整理。

　　4、海外贸易促进商业、经济发展和专业化分工。

　　一是广东、福建地少人多，难以依靠农耕经济，海外贸易则推动了当地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繁荣。乾隆六年两广总督庆复曾言：“就粤而论，借外来洋船以资生计者，约计数十万人。”

　　二是沿海地区生产专业化程度提高。王国斌（Wong 1997）指出，早在16世纪外贸活动就刺激了东南沿海茶叶、蔗糖等经济作物的生产。赋役折银和白银的持续流入，促进了农业商业化、专业化进程。珠江三角洲地区更多从事外贸、养殖和经济作物的生产，而岭南其它地区单一生产水稻，供应珠江三角洲等地区。同时，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促进了纺织业的发展，使之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最重要的产业之一。17世纪晚期的传教士估计，仅上海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提供纱线的纺织工人（Ho Chuimei 1994）。广东等地的丝织、陶瓷业还主动灵活地调整产品结构，开发了专供海外市场的“粤缎”、“粤纱”等。

　　三是海外贸易促进国内各地区的商业往来和市场的扩大。如内地生丝、陶瓷等大量运往粤、闽以供加工出口，换回洋货和沿海生产的水果、蔗糖等。商品交换频繁带动国内市场的扩大。Marks（1996）指出，16世纪后40年，广东粮食市场的数目增加了75％，增幅比人口增幅高得多。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徽、晋、陕三个最大商帮均形成于16世纪早期，粤、闽海外贸易商帮形成于16世纪中，其余五大商帮的出现不晚于17世纪前叶。它们与16世纪西欧的“专业商人”相似，集中了大量的资本，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在商品经济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二、海外贸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1、海外贸易长期受压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整体较小。

　　与当时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欧洲国家大力推动海外贸易发展相反，明清两朝对海外贸易进行压制。为了“御倭寇”，明清一再实行海禁，即使沿海经济受到重创也在所不惜。1523年，发生日本两大家族在对华朝贡贸易中自相争斗并攻击明政府军的“争贡之役”，之后朝廷中止中日贸易，实行全面海禁。主要措施包括：填平港口，烧毁全部出海大船，对从事海外贸易者实行连坐等。沿海居民生活无着，许多人转而为盗为寇，少数豪门则利用特权大肆走私牟取厚利。16世纪20―40年代的嘉靖时期，国内市场大发展，财政白银化完成，而海外贸易深受禁锢，白银流入不足（吴承明 2002a）。当然，海禁也不是铁板一块。民间贸易可为地方提供一定财源，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对其采取默认态度。1567年隆庆初年，由于迫切需要来自海外贸易的税收[6] 以支付军饷、弥补财政亏空，加之闽、粤、浙海商的斗争，部分海禁得以解除。1599年，在广州、宁波恢复主管贸易的市舶司，正式开放海禁，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起来。1630年前后，当明朝财政急转直下时，更需要来自海外贸易的税收，当时民间贸易空前繁荣，海商的财富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尽管如此，自由贸易仍无从谈起，来华外商必须通过官方中介与中国商人进行买卖。明代吏治败坏，市舶太监和地方官吏对中外商人恣意勒索、掠夺，正常的贸易深受其害。

　　清初为消灭郑成功为首的小股反清势力，海禁之严远超明代，沿海居民不得出海贸易和捕鱼，正常海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更有甚者，1661－1679年，清廷三次强制沿海居民向内地迁移，波及北起山东半岛、南至珠江三角洲的广大地区，造成“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的惨剧（王日根 2000）。1644－1683年的海禁对打击敌对势力效果有限，却极大地影响海外贸易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海商势力更是急剧衰退。清军平定台湾后，海上敌对势力减弱，为增加财政收入、防止沿海地区因经济萧条生乱，海禁有所放松。但这是从稳固政权的需要出发，而不是着眼于经济发展。例如，1681年首先开禁的是北洋，而非沿海贸易活跃的南洋；开禁后，对船的大小、载运量、护航武器等还有诸多限制，且不准在外进行贸易的华商回国。华商和侨胞在外多次遭到打击、屠戮，朝廷都无动于衷。同时，清政府在通商口岸推行“行商”制度，由特许专门从事外贸的行商来管理、控制外商，并就外商停留时间和地点、融资、雇工等项进行限制。1717－1727年，清政府因担心流亡南洋的抗清势力死灰复燃，中止了对东南沿海经济至关重要的南洋贸易。到乾隆盛世，对外经济政策愈趋保守：几次中止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对丝绸、茶叶等商品出口严加限制；改变1684－1759年实行的多口通商制度，仅限广州作为对外通商口岸，该政策从1760年一直延续到1842年。1793年，英国马戈尔尼使团访华要求全面通商，清廷对此断然拒绝。乾隆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书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既有中国国力雄厚、生产能力强的因素，也反映了清廷极端保守、轻视外贸的心态。然而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海上大门最终还是被打开：先是大量鸦片走私进口，继而洋枪洋炮彻底粉碎了摇摇欲坠的大清闭关锁国、惟我独尊的美梦。

　　总之，由于明清朝廷的限制，尽管中国民间海外贸易极富活力，但整体而言在国民经济中并不占显著地位，其巨大潜力远未发挥出来。这从国内外金银比价的差异较大以及海商对财政税收的贡献很小中可见一斑。宋、元两代，中国与外界的贸易联系较紧密，中国与欧洲的金银比价相当接近。17世纪到18世纪中叶，中国金银比价最低为10：7，最高12.5：1，白银相对于黄金的价格较高，而1687－1871年欧美该比价长期稳定在15：1左右（杨端六 2007）。影响金银比价的因素很多，但中国经济总体而言开放度不高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否则，海外贸易导致白银流动，将使国内外金银比价趋同。从图3可知，1750年代后，尤其到18世纪末，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白银大量流入，中外金银比价之差才收窄（彭信威 1965）。

图3  18世纪中外金银比价（单位：每两黄金合白银数）

资料来源：根据彭信威（1965）第873页的数据整理。

　　此外，与同期西欧相比，晚明中国来自工商业和贸易的税收占比很小（张宇燕、高程 2006a）。在17世纪的英国，海外贸易的进口税约占每年财政收入的40％。荷兰人战时向政府纳税占年收入的1/3以上，和平时期约为1/4，其中大部分由商人负担（查尔斯.达维南特 1995）。根据黄仁宇（2001）的估计，明末从事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和海商缴纳的钞关税和番舶抽分分别为34万两和7万两银子，两项合计仅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1％左右，相当于国家土地收入的1/50。当然，由于走私猖獗、大海商买通官吏偷漏税等原因，商业税实缴额大大低于应缴额。但即使考虑这一因素，海外贸易相关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也是偏低的。

　　2、海外贸易的潜力远未发挥，不利于市场扩大和专业化分工。

　　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可促进生产力的提高，而与其它地区的贸易可扩大市场范围，为产品提供广阔的出路。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大英帝国内的地区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以及英国与其殖民地的贸易，极大地促进了英国工业的发展。明清早期的工业化也符合这一规律，且中国国内外市场的扩大可能具备更好的条件。一方面，明清造船业在重工业中一枝独秀，生产规模大，技术世界领先，可支撑大规模的海外贸易。明初用于远洋航运的大舯宝船排水量超过7800吨，比工业革命前夕英国最大的海船几乎大3倍（李伯重 2000）。1405年起郑和七下西洋，到达东南亚并横跨印度洋，其海船之大、之多，近一个世纪之后的哥伦布、达加玛船队都望尘莫及。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市场向外扩张、促进专业化生产的潜力巨大。17世纪大部分时期，中国市场的一体化程度高于欧洲。明清时期国内长途贸易较发达，[7] 全国性市场已经形成。[8] 该市场扩张速度和绝对规模可观，超过了整个大英帝国。18世纪相当时期内，海外贸易受到抑制，但国内市场的扩大仍可推动经济较快发展。由于中国还是迅速发展的东亚贸易圈的中心，因此中国可以依靠的整个东亚市场就更为惊人。这一市场较为集中、稳定，而大英帝国各殖民地与英国本土相距遥远，海外贸易并不总是很安全，不得不经常依靠皇家海军保护。因此，中国特别是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在市场拓展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江南在东亚的劳动分工中，逐渐成为附加值高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与农业不相上下，在最发达的江南东部，工业甚至已超过农业（李伯重 2000）。如果海外贸易能够更自由地发展，市场的扩大可能促进近代工业的成长，中国的外贸顺差还会扩大，主要出口产品将不再限于丝绸、瓷器等。但很大程度上由于多年的海禁造成海路不畅，中国不但没有更多的商品输往国外，连靠近海边、易于开采的河北开滦、辽宁本溪等煤矿的产煤都较少运往江南，缺乏煤铁资源的江南也就不可能发展近代工业（李伯重 2000）。张宇燕、高程（2006a）认为，由于中国过于依赖白银流入，海外市场对丝绸、瓷器、茶叶需求很大，中国产业结构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海外需求，中国陷入了国际贸易的分工陷阱，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日益扭曲和固化。笔者认为，海外贸易在明清中国经济中占比很小，似不足以制约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19世纪初以前，中国在国际生产和贸易中并不处于低端，当时经济也较发达的西欧、印度对华贸易都是逆差，向中国输出一般商品的能力非常有限。 [9]总之，中国丝绸、瓷器出口和白银大量流入本身不是问题，政府压制导致海外贸易未能进一步发展进而推动产业升级，才是问题的关键。

　　3、海外贸易受压制影响资本形成和金融创新。

　　直到19世纪初，中国仍缺乏有效的金融市场和现代意义的货币信用制度，对进口白银依赖较大。明清压制海外贸易，与实行银本位制之间存在根本矛盾。在海外贸易持续萎缩时期，即使国际白银生产等外部因素没有发生变化，白银流入也会减少，易导致国内出现通货紧缩。从图2可看出，16－19世纪，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中国以米价为代表的物价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在16世纪20－60年代、1644－1683年持续海禁时期，物价或几乎不变，或比前期显著下降，如康熙米价只有顺治时的一半。清朝前期在国家统一、生产恢复的过程中，却出现商业萧条、物价大跌的窘迫局面，主要是由于海禁导致海外贸易受到很大打击，白银流入减少，市场需求萎缩（吴承明 2002b）。1720年代禁南洋贸易，1760年关闭广州以外的通商口岸，之后米价也曾显著下降。通货紧缩导致实际利率上升，不利于资本形成和生产的扩大，更谈不上推动工业革命。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商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和序幕，能够为工业革命积累宝贵的资本。例如，海外贸易的繁荣为美国工业起步提供了流动资金，当时航运业大亨纷纷投资新兴工业，成为工业革命的主导力量（张宇燕、高程 2006b）。但在明清中国，海外贸易长期受压制，海商的实力难以壮大，对工业化所必需的投资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此外，海外贸易受压制不利于金融创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外贸投资巨大，属于高风险、高回报行业，其发展有可能促进股份制等金融创新（文贯中 2006）。中国长期实行海禁，制度创新滞后，海外贸易仍主要停留在个体作业方式，没有实行公司化，可能导致资本、专业知识和技能难以有效积累，[10] 不利于工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古今对比和简要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契机，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过去20年，中国与明清时期类似，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未来一段时期，如果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外贸顺差还会存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慢，我国出口大幅下滑，但进口也较快萎缩，贸易顺差不一定明显下降。近年来，我国外贸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其重要作用值得充分肯定。但在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存在值得关注的问题。

　　政策倾斜是外贸顺差增长的重要原因。与明清抑制外贸发展的做法相反，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大力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对外贸易，实行“奖出限入”的倾斜政策，通过各种手段发展出口，对进口实行一定限制。主要表现在：政府低价提供能源、土地，出口收汇企业较易获得低息贷款，特定区域还有优惠贷款和利率补贴；产品出口的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国产设备减免所得税，特定区域内外资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政府强调建设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和重要设备的国产化；在平均关税下调的同时，还存在国营贸易管理和指定经营管理、进口关税配额、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待进一步扩大；一些省市对出口企业提供奖励、贷款贴息和地方税收优惠，等等。这些倾斜政策加上劳动工资偏低，社会保障不健全，环保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等，都降低了出口企业成本，增强其价格竞争力。近年来，除传统的加工贸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发展过快，化工、机械、汽车等行业出口迅速扩大，我国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尽管我国提出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减少过大的贸易顺差，但随着金融危机以后出口的下滑，有关政策的落实难免大打折扣，甚至可能重走不遗余力刺激出口的老路。总体来看，“奖出限入”政策导致环境资源代价过大、国际贸易摩擦增加等问题。

　　在人均收入仍很低的情况下出现大额贸易顺差。当前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低，资本对劳动力的比率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资本相对稀缺。此时消费和投资需求理应较大，更可能出现储蓄对投资的不足即贸易逆差。但近年来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处于较高水平，2007年为7.7%， 2008年仍达6.6%。中国实际资源和国民储蓄大量输出，在发展中大国极其罕见，很难说是合理的现象。明清中国贸易长期顺差，但当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人均产出和收入与西欧相比并不逊色。类似地，美国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间，德国从1880年代到“一战”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从1981年到最近，对外贸易均长期顺差。这些国家在上述阶段经济较快增长、人均收入水平较高，储蓄相对投资过剩并不奇怪。一些学者根据发达经济体的情况论证当今中国外贸长期顺差的必然性、合理性，值得商榷。

　　贸易外汇净流入对增加货币供给并非不可或缺且存在较大外汇风险。明清海外贸易顺差导致白银流入，在银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货币供给，促进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且不存在外汇风险问题。目前我国外贸持续顺差，外汇大量净流入，央行购汇投放基础货币也能增加货币供应。但在现代货币信用体制下，央行能通过各种方式创造货币，不一定依靠外贸顺差、货币流入来满足国内货币需求。事实上，当前流入的外汇并不直接用于国内，而是主要通过官方外汇储备运作的方式对外投资。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2003年我国刚转为对外净资产国，即拥有的对外金融资产超过对外金融负债，但到2008年末，我国对外净金融资产就高达15190亿美元，与GDP之比为35%。本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实行季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美元面临较大贬值压力，我国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投资折成本币后将大幅缩水。

　　贸易外汇大量净流入增加通胀、资产价格波动和经济结构失衡压力。在金银等贵金属本位下，贸易顺差导致贵金属流入，通常会加大物价上涨压力，增加出口成本，影响出口增长。这是经济中贸易差额的自调节机制，但国内物价较大变动往往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冲击。明清时期海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较小，整体而言白银流入并没有导致物价持续显著上涨。但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待提高，外贸顺差是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来源的情况下，外贸顺差过大，央行被动购汇可能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多，加大通胀和资产价格波动压力。此次金融危机以后，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问题一度有所缓解，但2009年下半年后，情况又不容乐观。

　　总之，16世纪到19世纪初，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白银大量流入，与当时发达的国内经济和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相适应。在银本位制下，白银大量流入满足了国内货币需求，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发展、市场扩大和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生产，江南等地早期的工业化也得到发展。但由于明清两朝过多从打击海上敌对势力等政治需要出发，对海外贸易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在经济中占比较小，远未能发挥其对市场开拓、专业化生产和资本形成的推动作用。中国与近代工业化失之交臂，19世纪中叶后更是加速走向衰落，闭关自守的政策及外贸发展不足，可能是重要的经济因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对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况下出现较大的贸易顺差，在中外历史上非常罕见。其中有合理、必然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外贸顺差过大加大通胀和资产价格波动压力，我国外汇资产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可见，不能简单笼统地评判持续的贸易顺差的优劣，关键是贸易顺差与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等因素是否相适应。明清和当代中国对外贸易都存在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本原因是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影响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历史教训提醒我们，当前如果不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减少对外贸的依赖，就没有理由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过于乐观。

注：

[1]早期的工业化以手工业为基本特征，有别于以机器大工业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工业化。李伯重（2000）认为，中国早期工业化发生在1550－1850年，大体与本文考察的时段重合。

[2]当时中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世界各国货币用银程度不一，一些国家货币信用有所发展，相应减少对白银的依赖。因此，世界一半的白银产量流入中国并非特别不可思议。作为比较，当前美国经济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其经常项目逆差却靠世界四分之三的剩余储蓄来弥补。

[3]中国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人口迅速增长。1750－1800年，欧洲人口从1.44亿增加到1.93亿，大约同期的1741－1812年，中国人口却从1.43亿激增至3.6亿（谢和耐 1995）。

[4]1750年，中国人均消费糖3.8－5磅，而欧洲只有2.2磅，到1800年也不过2.6磅。1750年，中国人均棉花消费约6.2磅，而英国到1800年，人均棉、毛和亚麻消费合计才8.7磅（彭慕兰 2003）。

[5]期间，美洲和西班牙之间的货运吨数下降了1/3，西班牙白银进口下降了2/3。主要白银产地之一的日本限制长崎的对外贸易，禁止白银出口以备国内之需。

[6]在明代，凡出海者要从官府领取执照并缴纳引税，此外官府对进口商船征水饷、对进口货物征陆饷，对从吕宋归来的商船专门征加增饷（史志宏 2004）。

[7] 到鸦片战争前期，粮食、棉花、棉布等主要商品的长途贸易量占国内贸易总量的比重约为30％，这用近代标准来看也相当高（李伯重 1999）。

[8]王业键（Wang 1992）对中国15个城市1738－1740年米价的研究发现，各主要区域市场价格变化非常一致，说明十分统一的全国市场已经形成。

[9]欧洲长期存在结构性贸易赤字，金银出口在其总出口中从未少于2/3。1660－172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亚洲的总出口中，贵金属占87％，一般货物占比较小。从印度外贸情况看，其对欧洲是顺差，但对华是逆差（贡德.弗兰克 2000）。

[10]感谢贺力平教授向笔者指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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