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第4版、第5版，以“方向与策略：“双一流”背景下高校研究生培养的关键问题——陕西师范大学举办人文社科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高端论坛”为题，通版报道了我校2017年11月27—28日在西安举办的“人文社科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高端论坛”情况，并对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进行了摘登。

报道指出，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充分表明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在激烈的世界人才竞争格局下把我国建设成高等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方案》明确规定“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即重视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优秀人才的培养。这尤其成为中国大学研究生培养教育迈向高水平化、高质量化的行动指南。因此，如何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教育创新，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提高研究生培养整体质量，已然是当下我国高等教育亟须解决的又一关键问题。与此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在民族和国家发展中具有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提升社会精神文明水平的独特价值。社会越发展，科学越进步，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就愈加凸显。而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如何提升人文社科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又必然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命题。基于此，陕西师范大学于2017年11月27—28日在西安举办了“人文社科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高端论坛”，集中讨论这一问题。来自全国18所重点大学的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相关领域专家共襄盛举，围绕人文社科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的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为中文学科与人文学科研究生培养共谋新方向新策略。

全文如下：

程光旭（陕西师范大学校长）：教育质量的根本是人才培养质量，同时也依赖于各种质量体系的支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高等教育的方向定位为提高质量和效率，把提高质量作为一项重要的要求。提高质量首先要确定质量内涵，其次要探讨和确定培养途径，制定标准并对其进行评价。研究生培养过程是在特定的教育理念和精神指引下，依据特定的教育规范、制度和人才培养目标，设计相对稳定的教学课程和科学研究体系，结合校内外理论学习和能力实践所开展的专业人才培养的动态过程。不同学科有不同特点，人文社科涉及面广、评价维度多，我们要不断探讨人文社科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的目标、途径和方法，同时也呼吁人文社科见长的高校重视体系完整、层次合理、结构科学的学科质量建设，高校之间要准确定位、重点突出，防止学科发展同质化。陕西师范大学的学科特点是人文社科类学科所占比重大，每年人文社科类研究生报考人数较多，竞争激烈。当前陕师大一流学科建设的任务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一流人才，强化硕士和博士培养质量，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只有抓住尖端人才培养这一环节，打造特色方向，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发展大局。

袁宁（陕西省政府学位委员会秘书长）：“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旨在鼓励和支持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差别化发展。陕西师范大学中文学科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是对陕师大以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代表的陕西人文社科实力的认可，也对陕师大人文社会科学未来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特色化和差异化培养要求，同时还明确了“以中文学科带动人文学科发展”的建设思路，任务非常艰巨。此次论坛有众多中文专业的专家参会，那么我们都面对“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问题——中文学科代表的人文社科研究生高层次创新人才，如何去培养、如何去求变，是综合化、国际化还是本土化、特色化？这些发展思路究竟如何具体地落实到研究生培养的保障系统建设、培养机制建设和教学教材建设等方面，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吴俊（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近年的国家形势发展对研究生教育带来了新挑战，这集中表现为如何满足社会和国家需求？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概括而言就是如何真正做好立德树人的培养工作。人文社科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在基础理论修养、专业规范训练、前沿问题把握等方面，较之其他学科可能需要投入更长时间的专业培养成本，同时在回报方面又很难获得短期收益，因此，遴选适合本学科的生源极其重要，选择人才是关键。目前实行的申请考核制在制度机制上赋予了院系和导师更大自主权，每位导师都有责任也有可能运用好申请考核制的权益。作为一项具体措施，我建议文科导师或可更注重招收直博生和硕博连读研究生的工作，同时院系和学校可加大优秀新生的奖学金力度。从出口方面看，灵活掌握毕业论文的完成和评价要求，对于具备完成优秀论文潜质的学生，可以采取具体措施，如奖学金、弹性学制等，保障其完成高水平论文，这也算是一种风险投资。从培养过程看，应当进一步完善并加强分流退出机制的施行，但分流退出只是手段，教育的目的是在促优，是在培养高质量人才，所以分流退出机制的施行，必须起到能兼顾奖惩两方面的成效，切忌单面惩罚。再从导师角度看，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业负有直接责任，有理由将学生的学业成绩、成果水平等与导师的待遇和激励措施相关联，目的是促进形成培养质量为先的师生关系。说到底，教育也是人学，将人性灌注到制度中，使制度富有人性的温暖，教育制度应使我们的学生真正成为有德有才的新时代人才。

郑海荣（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目标，也是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一般而言，人才培养入口与出口的质量控制容易通过制度和规则设计得到实现，然而培养质量的保障和持续提高，取决于入学后各个培养环节和整个过程质量的有效控制。培养过程中导师团队对于学生的启迪指导、督学督察、交流研讨，以及独立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直接关系学生成长成才和文化自信的树立。就这一方面而言，人文社科类研究生的培养，在自由精神和创新探索的“放养”与投入保障和纪律约束的“圈养”方面，面临更多困难和挑战，需要导师和学生共同努力、密切合作。学习研究过程中足够数量的高品质研读和交流探讨，关乎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研究能力的提高，同时也是及时了解和指导学生、促进学生思辨能力培养和顺利成长成才的有效途径。此外，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还需要不断汲取世界文化的精华，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

廖可斌（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以往博士生培养模式通常被称为“严进宽出”，“严进”是指入学考试严，“宽出”是指淘汰率低，甚至几乎没有淘汰率。近年来，借鉴西方培养博士生的做法，我们正努力向“宽进严出”转变，以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单凭考试选拔博士生的局限性，不少学校开始尝试 “推荐审核制”。虽因名额有限制，竞争很激烈，但导师选拔学生的自由度还是有所提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一个人一旦考上博士生，读了两三年，说是被淘汰了，将来他的履历怎么写，他怎么找工作，家庭、用人机构和整个社会怎么看他？因此，中国的年轻人一旦考上博士，一定要毕业。有的学生水平实在太差，导师想坚持原则，不让毕业，就可能惹出很大麻烦，最终一般都不得不妥协。因此，我们现在实际上做不到真正的“严出”，那么我们还得特别注意把好入口关。这不是说要重新回到依赖考试的老路上去，而是指在实行“推荐审核制”时，要特别注意审查考生的学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特别注意审核其提交的“研究计划”，特别注意认真搞好面试（至于中国式推荐信，可信度有限）等。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实行“推荐审核制”，但相当多教师仍未实现考核观念和方法的转变，还是沿袭考试制的习惯思维和做法，比较注意考试成绩排名，没有把考察重点转移到上述方面，这样就很可能招进不适合读博士的学生，后患无穷。

张德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所长）:在研究生培养中存在管理与培养两极：以研究生院为中心的管理部门和以导师为主体的培养方。这两极呈现为互吸互斥、并存不弃的关系。二者目标一致，但手段不一。管理部门要建立规则，追求整齐划一，而培养方则面对个体，要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导师以个体的形式存在，面对权力部门是弱者。如何处理好这层关系是研究生培养中的重大问题，应形成互补互助关系，形成合力，不能产生内耗。研究生培养要注意三个阶段：一是招生阶段，招生部门的目标要求如何与导师判断形成一致的努力方向；二是课程建设中，如何处理多与少、通学与专精、读书与听课、知识与方法的统一，仍需要在认清研究生培养性质上统一认识；三是论文层面上，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生论文是否有统一标准，如何制定标准，仍有待解决，而不能是目前以理工科为参照制定的标准。

徐兴无（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中文学科的发展是演化式的，既有传统的延续，又有新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科边界不断变化。传统人文学科禀承的师徒授受式的研究生培养方式，必须与有拓展价值的课程学习和跨学科学习相结合。第二，学科结构日趋严密，学科队伍、人才培养、科研及成果转化等环节的相关性突出，研究生培养的目标与方法更多地依赖其他环节来实现，“功夫在诗外”。第三，学科运作模式持续更新，人文学科除了保持个体自由研究和小规模的运作模式之外，必须面对项目和评价体系支撑资源、培育团队及标志性成果的大规模运作模式。学科的科研必须形成以文献整理、数据库建设为基础，理论和话语建构，问题发现与引领相递进的发展形态。因此，研究生培养也要随之改革。研究生培养除了传统的读书、研究之外，还要培养学生组织、经营学术工作的能力；既要培养学术大家，还要培育学术大师。

朱刚（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现在不少学校的中文学科都面对着教师队伍结构倒置的现实，即教授、博导的人数多于副教授和讲师。这样一来，大部分教师成为研究生导师，导师之间资历、水平和拥有科研教学资源的差异，在研究生培养上造成许多失衡现象。这种情况下，我以为除导师外，学科的作用宜适当强调。一方面，从招生录取、课程设置、中期考核到毕业答辩的流程，必须是学科统一掌控，与研究生院有关科室对接；另一方面，在各种资源分配，如科研经费、国际国内交流机会、学术论坛的参与、院系刊物上的论文发表，以及包括奖学金在内的评价、奖助机制等方面，也须由学科来调度，维持平衡。当然，学科培养的性质，是制度化、统一化的，其效果是均质化的；说到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对学生因材施教，则主要依靠导师的作用。学科培养与导师培养相辅相成。

张新科（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人文社科类的研究生培养，相对于理工科类研究生有许多独特性。在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培养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我以为，时代无论怎样变化，学术无论怎样创新，研究生的培养要做到“立地顶天”。“立地”，指老老实实、踏踏实实阅读原典著作，阅读文献资料。作为文学类研究生，只有大量阅读经典文本，才能打好扎实的基础，才能发现有价值、有意义的问题，为学术研究铺平道路。网络时代的发展为学术研究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负面影响，有些研究生忽略经典阅读、系统阅读，甚至论文写作出现下载、复制、拼凑现象，这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顶天”，指研究生培养要放眼全国，放眼世界。中文学科在注重特色建设的同时，要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和社会、文化发展需求，制定高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尤其是随着一流学科的建设，研究生培养一定要有国际化视野、国际化目标，把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作为一个整体来抓，互相促进，让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参加国际会议，交流学术思想、学术成果、学术方法，与海外高水平大学互换导师、互换研究生、联合培养研究生，在国际舞台展示实力。

李继凯（陕西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生教育与学科建设息息相关。它是高等教育的“高端”部分，学科建设与之关系至为密切，是基础和机制，也是具有复合性的奋斗目标。将高校“双一流”建设的核心定位在学科建设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学科建设作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龙头工程”，可以对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支撑和推动作用。在通常的学科建设中，学位授权点的争取和建设成了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在研究生教育中，导师及导师组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环节。要加强导师与研究生的积极互动，在这方面理工科做得比较好，文科不尽如人意。而在研究生教育管理层面，也要采取有力措施树立和维护品牌或一流。在学科评估中特别看重研究生教育质量是应该的，但国家层面采取的引导性政策还不够，与本科生教育相比，研究生教育无国家级名师、名课、名教材，甚至还取消了业已产生广泛影响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其实这种做法可以商榷。研究生教育创立品牌不容易，维护和优化亦非易事。但有问题有困难恰恰是挑战也是机遇，积极应对和完善才是更好的选择。目前仍须进一步优化高校研究生的学术环境，要落实“三义四化”，即重建学魂、学术增值、协调发展和学术前沿化、条件现代化、科研氛围化及体制完善化。中文学科尤其应该如此。

沈立岩（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的地方，正在“研究”二字。研究什么呢？当然是研究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称之为“学位论文的问题”。但是什么是学位论文的问题？大体上说，即一个真的、有价值的，而且能够在学制规定的有限时间内解决的问题。问题之真假并非是对研究者个人而言，而是对于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史而言的。一个在学术共同体内和学术史上已经解决的问题，即不再是“真的”和“有研究价值的”问题。而且真问题未必有研究价值，有研究价值的真问题也未必是学位论文的恰当问题。如果一个问题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和可能的学力条件下得到解决，即使是有价值的真问题也不得不忍痛放弃。因此，一个恰当的学位论文选题需要在师生、同道之间反复研讨、论证才能确定下来。

刘云（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现阶段语文教育硕士类型多样，有全日制语文教育硕士，有在职语文教育硕士，还有免费师范生语文教育硕士。当前的语文教育硕士课程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课程结构不合理、课程内容不科学、课程重理论轻实践、课程针对性不强。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受传统学术型培养观念的影响，受学术性课程的影响，受导师队伍大多是学术型导师的影响。今后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有：进一步优化课程结构，把学位基础课与语文紧密结合，形成“学位基础课+语文”模式；进一步更新课程内容，增加《阅读和写作教学论》《中小学语文教材研究》《语文测量与评估》等课程；进一步改进课程实施方式，加大教学资源库和案例库的建设；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保障教学内容的适切性。

汤拥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助理）:衡量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否成功，重要的一点是看是否有一定比例的优秀硕士生愿意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要让确有研究潜力的学生对大学产生职业上的强烈向往，学校要从多方面努力。首先是营造氛围，要让真正有深度、有难度又需要从容心境的学术活动成为校园生活的主体。比如教师带着学生细读学术经典，一段时间坚持下来，既能满足学生的智性需求，又能涵养他们的学术情怀。其次，要把学生当作年轻的研究者来尊重，教师既要善于指导，更要善于倾听，要创造各种机会让他们展示和提高自己。此外，充分显示大学的开放性和前沿性，导师要善于吸纳新思想、应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在此过程中让学生发挥所长，让他们有热情、有自信加入到学术研究的行列中来。

李浩（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从管理视角、学生视角、导师视角到目标视角提出十个转变：1.从行政导向转变为学术导向：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院系教师应从行政导向转变为学术导向，一流学科团队的管理要下放行政权，要相信导师，相信院系，相信学科。2.从无序竞争转变为有序竞争：跻身一流学科或提名一流学科的院校已站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最前沿，要以国家队的身份在世界范围内争取资源，与世界著名学科试比高，而不是与国内基层的院系论短长，要避免无序竞争。3.从学生规模的“金字塔”型转变为“倒金字塔”型：承担一流学科建设的院系要逐渐减少本科招生规模，适当扩大研究生招生范围。4.从定量考核转变为定质考核：要减少对教师和学生的短期、频繁的定量考核。5.从重点学知识转变到重点做研究：研究生培养方式不应同本科生培养方式相同，研究生不仅要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如何做研究，做了哪些研究。6.从后喻型学习转变为同喻型学习：韩愈讲“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数字化时代，师生应互相学习，互相激励，教学中应改变传统单向灌输知识的模式。7.从短期考核转变为中长段期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学生应有更大更远更高的期待，把眼光放在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五十年后。8.从身份取人到才华取人：学校的研究生录取和新进教师选聘制度应灵活变通，让自学成才的、小地方小学校有才华的年轻人能够通过 “绿色通道”不断上达。9.资源投向从投入科研转变为投入教学：目前学科建设的资源主要投向国家重点科研课题，对教学投入很少，一流学科建设应在教学方面投入更多经费、更多条件、更多一流师资。10.建设目标从有为转变为无为：目前太看重有形目标，所有考核太具体，无为是指无为而无不为，大道无形，大音希声。

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中国完整、系统的研究生教育刚开始时，应当说各方面的物质基础还比较差，导师和学生同样“清贫”，但是“清贫”之中却也有一种精神探索的纯粹性，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思想追求，为了某种学术信仰而相遇，尽管也有各种不适应，但是内在精神的默契却显而易见，这是一段值得我们认真回味和总结的学术史与教育史。最近20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基础与教育条件都有了显著改善，导师的物质生存环境、学术交流条件提高十分明显，学生的学习条件同样如此，改善太多。但是，大家还经常抱怨研究生质量下降，研究生不敌当年的本科生云云，何以如此？我想，除了生源扩大造成“去精英化”后果外，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师生共同栖息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导师承受了极大的科研压力，在课题、指标、成果的追逼当中紧张生活，而这样的紧张感是具有某种传导效应的。学生“成长”目标有可能演变为简单的“任务目标”——发表多少核心期刊，争取多少项目，导师也从单纯的“精神之父”转化为科研计划组织者与管理者。学术的任务增加了，趣味却反而减少了；指标明确了，心灵之默契降低了；学术规范了，也职业化了，所谓“志业”的意味却浅淡了。尤为值得警惕的，则是其中还包含了某种师生关系的蜕变和隐忧，值得教育工作者严肃思考。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海外一流大学人文学科博士生的培养，有一个重要的阶段就是博士资格考试，一般是在博士课程学分修满，准备进入博士论文开题和写作之前进行这项考试，考试的内容以专业必读书目为主，也会涉及所学学科相关领域，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查博士生对本学科文献阅读以及对学科前沿问题的掌握。只有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的学生才能进入博士论文写作的阶段，并从“博士生”成为“博士候选人”。华东师大中文系借鉴了国外一流大学博士资格考试的做法，但也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改进，将博士生资格考试制度修改为博士研究生必读书目考试制度，和博士生的中期考核结合在一起，同样是在修完博士生课程之后、博士论文开题之前进行考核。在近些年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必读书目考试”确实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起到较好的提升作用，使得学生对本学科领域重要著作的阅读，成为一项可以检查考核的内容。同时，导师也不是对学生的阅读放任不管，而是通过“必读书目导读”这样的课程安排，带领学生一起阅读讨论一些比较重要的必读书，学生为了更好地理解必读书目，自己组织读书会，由此极大地活跃了博士生的读书氛围，通过制度安排提升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虽然在推行这个制度的过程中，也遭遇到必读书目如何兼顾学科方向与专业特点、导师的具体要求与学科点的一般原则等问题，甚至也出现了因为考试题目过难，导致某一学科大多数博士生不能通过的情况。但我们相信，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必读书目考试制度的内部调整加以解决，继续进行这项制度建设，才能把好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关。

徐正考（吉林大学文学院院长）:学位论文选题是否恰当，是决定论文成败的重要因素。决定学位论文选题成败的因素很多，我只谈四个。一是自选还是根据导师主持的课题（项目）选定。从理论上讲，如果学位论文选题根据导师所主持课题选定，对学位论文的质量有正面影响。但我请相关人员做过调研，调研结果显示，学位论文质量与是否根据导师项目选题并无必然关系——此问题须通过对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相关情况做出广泛调研后，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二是选题是否在全面把握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完成的。这是常识，但实际情况是有的同学并未做充分调查，盲目选题；有的导师亦未严格把关。三是选题是否具有前沿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因此，选题是否具有前沿性，是论文成功与否的另一关键因素。四是开题报告会把关是否严格。

涂险峰（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冲突，在研究生培养中，本可以得到统一：培养的是研究能力，也在研究中培养。但为什么矛盾依然尖锐？这与学科特性有关。今天一切核心竞争，均围绕着项目、经费、团队、论文等进行，这是工科模式使然。中文学科除大型资料整理和工具书编纂需要团队，多数研究是个体性的，而且思辨性或体悟性越强，越难变成集体工程。从上世纪到本世纪，学术生存环境及人才培养模式发生着历时性的变化。从共时性空间看，两种模式或多或少仍并存着，成为研究生招生、培养和管理中的“分裂症”。从某种意义上，多数高校已经做到了“严进严出”，但此“严”非彼“严”。几十个报考者竞争一个博士招生名额，进不可能不“严”；要发表两三篇CSSCI论文才能毕业，出也很不容易。各种奖学金、学术奖本为提高质量，但论文发表成为主要依据，导致急功近利，学生也倾向于选择学术销售渠道发达的导师。求职时各招聘单位也多以发表论文为依据。按理，完成课程学习，以及博士论文从开题、写作、盲评到答辩这一整套过程，已经够格毕业。但我们对高校培养能力和评审的有效性缺乏起码的底气，才交给学校之外的期刊来决定是否达到毕业资格，说明我们的博士生教育缺乏“四个自信”。在“双一流”进程中，上述模式驱使下的追求不会停止。中文院系能做的，就是像大气层保护地球不让昼夜温差太大一样，维护人才培养的生态环境，并且形成我们的共同体。

马自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此次论坛以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为主题，既切合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又与“双一流”的内在要求相一致，极具前瞻性，亦富有现实意义。人文社科研究生的培养有其特殊性和规律，这体现在招生、培养、管理、评价整个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值得深入探讨。近年来，首师大文学院向兄弟院校学习借鉴，结合本院实际，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和探索。比如在招生阶段，通过学科交流和招生专题立项，进行招生宣传；与兄弟院校相关学科达成共识，互相接受推免生。在培养和管理阶段，制定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如硕士生入学前不分配导师，第二学期或第三学期进行师生双向选择，实行中期考核制度、论文查重全覆盖制度、导师组制度、研究生深度辅导制度等。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和培养途径，如讨论课和学生报告为主的小班教学方式，研究生不同层次地参与导师课题研究工作，每年举办研究生学术大会，设立研究生学术创新立项，进行学术评奖，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调研，参与学术研讨会和青年论坛，拓宽研究生国际化培养渠道等。在评价环节，关注第三方评价排名，研究评价指标体系，我院在中国科学评价中心、中国科教评价网、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联合发布的研究生教育专业排名中取得一定成绩。

何诗海（中山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研究生教育既要高度重视专业素质、创新精神和研究能力的培养，也不能忽视心理健康、人格修养等方面的素质。很多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尽管专业很优秀，但在为人处世上缺乏基本涵养，不及时回复导师的邮件、信函，或给导师发邮件、短信时既无称呼，也无落款，以致被误为垃圾邮件或垃圾信息。这种交往礼节的缺失，必然影响师生沟通、交流的顺畅，甚至造成师生关系的紧张、对立，久而久之，也必然影响学业的进展。有的学生散漫成性，无视管理部门的规则、要求或工作通知，结果在选课、成绩登录、中期考核、预答辩、答辩等众多环节，已过截止时间还未提供相关资质或材料，不但给管理工作带来大量不必要的麻烦，也耽搁了自己的学业进度。尊重制度，遵守规则，这是任何一个行业的基本要求，学术研究莫能例外。

李锡龙（南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经过30多年的实践，我国的博士研究生培养，在制度设计层面越来越科学了。只要大家都严格执行这些制度，通过中期考核、查重、预答辩、盲审、答辩等环节的层层审核，建立完善的退出机制，基本上能够确保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在这一过程中，学科组导师团队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果在中期考核、预答辩、答辩诸环节不能有效地执行既定规则，不但这个学科的研究生培养质量得不到保证，而且这个学科的人文底蕴、学术风气和发展前景肯定堪忧。从这个意义上讲，导师组长肩负着沉重的使命，可以说任重而道远。当然，我们强调团队的作用，这并不能丝毫减轻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首要责任。毕竟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对导师来讲，一个既讲学术规范又能团结协作的团队是可遇不可求的。一个博士的论文选题是否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学生是否能在史料方面做足功课、论文又是否立论谨严功底扎实，最终还是要由导师来把关。

凌晨光（山东大学文学院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人科”的英文名称是“ScienceMat－ters”，由葡萄牙和美国自然科学家在2007年举行的第一次人科国际会议上提出。“人科”被界定为一个把所有与人有关的领域都包含在内的新学科。从 “人科”角度看待其研究对象——人，就是把人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其生命的涌现性以及活性（activewalks）特质因此被凸显出来。了解生命的涌现，不必从组成生命的最底层开始，也就是说，在研究与人有关的复杂系统时，就可以径直从不同层面介入，经验的、情感的、意义的等等，而不必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进行分解式还原。把握了活性原则，行动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也就呈现为动态的变化交互过程，而社会人际交流则是这种活性特质的集中体现。人的个体性和价值的独特性得以彰显，从而保证了对人的研究以其个体精神的独立和灵动而不为自然科学静态的、一般规律性的、普遍常规性的研究所替代和抹杀。上述学科概念对我们现在的人文科学研究生培养目标制定工作的启发是：认清人文学科的“大科学”性和“跨学科”性，加强通识教育，开阔眼界和思路；培养人文科学研究生的学术兴趣，提高他们的感受力、敏感性和思维的力度；强调意义理解和价值关切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的地位；重新思考人文科学的“无用”和“大用”之间的关系，意识到人文科学是我们认识自己、理解人生、发展人性的核心问题。

胡可先（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中文学科直博生是博士生培养的特殊类型，培养过程与普博生具有较大的差异：一是选拔方式的差异。直博生从免试推荐的优秀本科生中选拔，普博生是从一般硕士生中选拔，直博生的生源质量总体上优于普博生。二是课程体系的差异。表现为学分不同、课程重心不同、课程设置针对性不同。三是培养模式的差异。直博生基础训练注重一贯制，思维训练更重系统性，科研训练更重创新性和综合化。四是获取资源的差异。直博生因其生源、学制、成果等优势，在获取国家奖学金、教育部公派留学项目等方面均占有绝对优势。五是培养结果的差异。直博生更容易被打造成“宽”、“厚”、“深”的博专统一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更加敏捷，科研成果普遍较多，学位论文更为厚重，工作机会优势更多。

陈奇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研究生管理制度建设上，主要突出两个方面：严肃、自由。在制度的严肃性上，我们已全面实行博士生学制四年制，所有博士生必须在二年级时开题（至于第1学期或第2学期则由各学科自定），在四年级第1学期预答辩，并在正式答辩之前在核心期刊上独立发表两篇学术论文（该核心期刊由人大科研处制定），未能完成以上要求者一律延迟答辩；实行学术规范一票否决制。该规定不但针对学生，也针对导师。如导师指导的学术论文出现学术失范的问题且通过了答辩，则导师与答辩组成员均需承担相应责任。但同时也强调在政治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充分鼓励研究生学术探索的自由性，并出台一系列细则，鼓励研究生论文发表 （主要针对博士生）、安心撰写高质量学术论文（主要针对硕士生）、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等。当然，我们也感到有很多困惑，比如如何有效激励硕士生中的学术“种子”继续学术道路等，这些问题颇难得到有效解决。

邢向东（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语言资源开发与研究中心主任）:鼓励博士生参加高水平的博士论坛或学术会议，并承认论坛和会议发表的论文。主动举办高质量的论坛、沙龙，提供博士生、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讨论学术观点的机会。搭建平台，让学生唱戏。建立访学和游学机制，为学生短期出外学习、进行学术交流创造机会。加强校内、院内教师的学术报告活动，同时给博士生提供机会。今后应加强校内高水平专家的学术报告活动，如各种人才计划的入选者，应当每年在校内作一场学术报告。将此项工作列入院系科研和学科发展计划，发挥各类人才的引领作用，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强化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与导师所做课题的联系。导师主持的各类项目——尤其是重大招标项目，一般具有前沿性。鼓励学生参与项目并强化学位论文与项目内容的联系，可以保证博士论文的前沿性。博士生在做项目这个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大家和高水平的中青年学者，能力提高很快，学术收获显著。

胡易容（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数字技术所代表的当代科技对人类知识结构方式造成了巨大冲击。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应该“守成”以自持，还是“创新”以应变？略谈两点创新、两种坚守。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在“工具理性”方面，应当拥抱时代，加强创新。首先，是研究手段之“新”。新科技对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影响巨大。如：融合脑神经科学的认知语言学领域、融合古典文献与现代技术的“数字人文”领域等，应当加大对研究生新技术手段的跨学科能力培养。其次，是“研究范式创新”。技术变革参与推动了社会文化转型。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必须面对新问题，并建构当下适用的新理论。在思维训练和价值理性方面，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则应 “守成”。思维训练是一个专业的区别性核心素养。哲学的思辨、史学的笃厚与文学的想象……这些特质并不能被技术更迭所取代，应当保持。最后，价值理性是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的灵魂。一个领域的经典之作、典范人物蕴含的价值与信念，是人文类研究生教育应超越时代的坚守。

梁丹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在中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尤其是应用语言学的学科交叉性特别突出，很多研究领域具有明显的自然科学色彩，比如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因此，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如何让这一学科与其他学科实现真正的交叉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在招生环节，需要考虑如何合理设置考试科目，让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中文以外专业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到这一方向的学习；在培养过程中，需要考虑如何打通不同学科间的课程，实现跨专业跨院系的选修；另外，因为国内交叉学科起步较晚，为了尽快让学生把握学科发展动态，交叉学科的研究生培养，特别需要考虑与国内外高水平的实验室和科研院所进行联合培养的问题；在成果发表上，交叉学科也应该以高水平国际发表为目标。

谷鹏飞（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地方大学应立足国家区域文化政策，发挥地方文化资源优势，形成研究生培养特色。西北大学中文学科研究生培养目标，主要是立足于利用陕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一带一路陆上起点以及当代文学文艺创作大省等优势，在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传播、当代文艺批评与理论研究等方面形成特色人才培养路径。在这个基础上，理顺国家政策与区域发展关系，把与高等教育相关的焦点问题转化为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的优势方向：一是凝练地方大学办学新理念，制定适时的人才培养方案；二是创建校地合作的创新型平台，推行分类指导和培养，帮助研究生快速成长；三是建设特色课程体系，推进产学一体与课堂质量建设，最后逐渐使地方大学成为国家对特殊领域专门人才培养的基地。

赵学清（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育部明确提出当前教育改革进入质量提高的阶段。“双一流”建设中，研究生质量的提升是衡量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首先，在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中，最重要的是要发挥导师的主导作用。导师负责制一直是提升人才整体质量的关键，在今天教育发展新形势下，应当进一步从制度上强化这一措施，使研究生导师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其次，学校管理部门应该进一步做好服务工作，让导师有更多的时间、更好的环境、更开放的学术氛围与研究生交流，指导其提高学术水平。再次，研究生管理部门要通过各种激励措施引导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让研究生在校期间将尽可能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最后，二级院系也要积极搭建增强研究生学术交流的校内外平台，多学习多研讨，切实增强学术研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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