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丽贵，又名金石生，出生于1907年，被后人称为“武术一杰”。他少年时师从专职八旗子弟文武教师管世生，后考入河南国术馆，师从一代武术宗师、梅花拳第十二代掌门人刘丕显，成为少摩拳第二代掌门人。抗战初期，金丽贵在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担任上尉武术教官。

“先生一生不喜出风头，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功夫深厚，沉稳内敛，正直善良，很有修养，在全国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金丽贵弟子、西安传统拳法研学会会长靳根省，向南都记者回忆起恩师的生平。

1936年2月2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发出《国术预选简则》，“决定派男女选手六名参加世运（世界运动会，即当时对奥运会的叫法）表演，借以宣扬吾国固有武道之真价值”；凡报名者年龄自20岁起，35岁止；要求“国术表演，对于拳术及器械务须精，而且博。此外若兼擅摔角、弓箭、弹丸、踢毽等项者，为尤佳”。

据《出席第十一届世界运动会中华代表团报告》记载，截至1936年4月30日，各省市报名参加国术预选者，共有男女25人。5月11日，预选在上海申园健身房举行。

后经选拔委员会开会讨论审定，选出了金丽贵、郑怀贤、温敬铭、张文广等6名男选手和翟涟沅、傅淑云、刘玉华等3名女选手。

历经二十多天的海上颠簸，7月20日，中国代表团抵达威尼斯，并于23日乘车抵达柏林。

当时的报刊报道称，德国报纸均刊载中国代表团抵德一事，字里行间透露出“意想不到中国会有这许多选手参加世运”的惊奇，亦对中国代表团成员及前来欢迎之华侨所表现出的民族精神，表示钦佩与赞许。

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当地华侨欢迎中国代表团。

自抵达柏林第二日至8月1日奥运会开幕前，国术队在当地马不停蹄地进行各种表演活动。

7月24日，国术队应邀赴汉堡参加万国音乐会表演。翌日，国术队在万国拳术表演台上表演拳术及刀枪剑叉等项十余分钟，金丽贵首位登台，表演了少摩拳。7月26日，国术队又参加汉堡万国体育团体游行大会，“沿途表演备受观众敬仰”。

7月30日、31日，国术队两度受邀表演，“令在场观看的德国军人及各国运动学员叹为观止，使之对中国传统运动开始有新的认识”。

8月11日，国术队在奥运会上正式表演，吸引三万余名观众。表演开始前，代表团在会场内播报了中国武术的历史及特点，并将译成各国语言的《中国拳术之概要》分发给在场观众，以便外国人更加系统地了解中国武术。

表演内容首先是太极操，次为各队员的单拳对练，再次为器械飞叉表演，共分20节，历时1小时，“博得三万余观众热烈赞誉，鼓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大放异彩

这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所有参赛项目上均未取得名次。然而，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的中国武术却大放异彩，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独具魅力的传统运动。

国术队在德国停留了近两个月，在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地举行多场表演，中国武术轰动一时，风靡欧洲。

张文广与温敬铭的空手夺枪，刘玉华的双刀，金丽贵的少摩剑与九节鞭，寇运兴的棍术，郑怀贤的飞叉，傅淑云的绵掌，翟涟沅的花拳，每次表演都令满场观众目不暇接，喝彩欢呼，队员们常常要谢幕十几次才作罢。

《第十一届世界运动大会画报》对国术表演队的报道。

除了通过国术表演进行交流和展示以外，国术队还专门印刷了刊物展开宣传。鉴于国术表演在各集会中颇受欢迎，国术队特印制三种太极操刊物，每逢表演即赠与外国观众，便于他们对中国传统体育有更详细的了解。

同时，国术队还通过赠送武术用品的方式宣传中国武术。1936年8月18日，中国代表团设公宴招待全体选手及留欧学生，席间国术队除表演外，亦将剩余的太极操刊物留存于中国驻德大使馆，供日后转赠各国图书馆及外宾。

靳根省说，金丽贵生前常教育弟子做人做事要低调谦虚。他向南都记者分享了一则金丽贵在德国期间的小插曲：“师父除了正式比赛和在柏林奥运会期间，为了国家民族尊严愤而向洋人提出挑战外，从未向他人比武动手，也不接受他人的挑战。”

原来，在一次表演结束后，金丽贵遇到了一名来自丹麦的欧洲击剑冠军挑衅，对方看过金丽贵的剑术表演后，通过翻译传话，认为“少摩是花架子，纯属表演，毫无实用，与西方的剑无可比性”。

一向不好与人争辩的金丽贵，听闻此言，心中火起，为了捍卫国家荣誉和民族尊严，当即提出比武挑战。岂料二人交手时，丹麦选手还未回过神来，便已处于劣势，最后只好认输。

另一位国术队队员寇运兴也与一名不服气的芬兰拳击手交手，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招制敌。当时对方扬言“如果不敢与之交手，中国就贴出海报认输”，寇运兴说：“我个人胜负事小，为祖国争气事大。”几日后，又有一名英国拳击手提出挑战，同样败在寇运兴手下。

靳根省告诉南都记者，金丽贵生前滴酒不沾的习惯也是受此次德国之行影响。“当时受东道主的邀请，先生在宴会上多喝了几杯酒，回想起来赛前不应喝酒，他认为喝酒影响了自己的情绪控制和剑术发挥。如不喝酒，少摩剑法应发挥得更好。”

此后，金丽贵滴酒不沾。“这也看出，先生自我约束之严，性格之刚”，靳根省说。

黄埔精神

南都记者梳理相关资料发现，这支国术队归国后，队员金丽贵、郑怀贤均来到黄埔军校任武术教官，继续从事武术教育工作。

回国之初，金丽贵在开封省立初中担任武术教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金丽贵携妻子、岳母先在洛阳短暂停留，后准备撤往兰州，途经西安便留了下来。

1938年8月，金丽贵在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担任上尉武术教官，教习学生劈刺格斗。

队中的郑怀贤也加入了黄埔军校，担任少校武术教官。1938年11月，黄埔军校迁抵成都，郑怀贤随军校来到成都。据《黄埔军校第十七期》（1940年-1942年）资料记载，郑怀贤从此在这里定居。

南都记者查询史料发现，当年的军队和军校非常重视武术教育。据记载，上世纪初期，为了强化士兵的身体素质和白刃对抗技术，军队的军事教官经常在训练中传授武术招式。

如西北军的冯玉祥在训练士兵时，就经常让士兵操练大刀；再如黄埔军校成立后规定，“学生除平日练习实弹射击以外，总要精研劈刺术，以备与敌接近之时，大展厥长”。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金丽贵先后被聘为陕西省武术挖掘整理办公室顾问，西安市武术协会副秘书长，陕西省柔道教练、散打教练、击剑教练、骊山武馆名誉馆长等职，为陕西省武术界培养了大批人才。

金丽贵习武照片。受访者供图

而奥运会始终是他心中挂牵之事。靳根省告诉南都记者，金丽贵晚年常发言感慨：“何时中国能举办一次自己的奥运会？何时中华武术能够成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不知我能不能等到这一天。”

遗憾的是，他没能等到。1989年7月，金丽贵因病去世。

他曾工作过的黄埔军校，是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军事和政治人才。建校时的正式名称为“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于1924年6月16日，因校址设在广州黄埔，人们习惯称之为“黄埔军校”。

据《西安文史资料》记载，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成立于1938年春，其前身为黄埔军校西北军官训练班。1938年上半年至1939年末，学生人数约有一万五千多名。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该分校奉命裁撤，未毕业的学员并入成都本校继续学习。后来因考虑到方便训练该分校学员，1946年1月，在该分校原址成立西安督训处，继续负责训练。

今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自建校之日起，黄埔军校就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爱国、革命”黄埔精神的激励下，广大黄埔师生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埔军校学生表演武术劈刺。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供图

百年黄埔，薪火相传。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的展览中，至今依然展示着一张上世纪学生表演武术劈刺的照片，“当时表演武术的主要是军校国技团，表演的内容有：二人互斗，一人徒手，一人持刀；棍械对击；刀棍对击；叉登对击；六棍对击；杀棍法；刺棍法等”。

穿过岁月的长河，昔日金丽贵与学生共同学习、训练、生活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事实上，以黄埔军校为代表，包括广东武术在内的中国武术，自1936年走出国门、在柏林奥运会上大放异彩后，于近百年间迅速发展。在广东，大量人才出现在武术竞技比赛之中，更有不少外国人前来拜师学艺。武术文化在中外交流互鉴中传承发展，逐步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被认知、认可、认同的缩影。

如今，武术已成为奥林匹克系列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中国武术精神持续闪耀世界。对于曾经的黄埔教官金丽贵而言，这或许是迟到的圆梦。

南方都市报（nddaily）、N视频报道

“百年奥运的广东印记”专题报道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执行策划：王佳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主笔：南都记者 张倩寒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张倩寒 实习生 余昕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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