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雪球App，作者： 火星宏观，（https://xueqiu.com/5539280156/221597419）

长期以来，我们的财政供养人员数据一直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引发的争论也比较大。我们目前到底有多少财政供养人员？我们的财政供养人员在国际上偏多吗？财政供养人口数量不断扩大带来了哪些社会经济难题？我们要如何扭转财政供养人员不断增加膨胀的趋势？

因为财政供养人员中，较大部分自身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生产，所有的财政供养人员，其办公经费、工资福利、退休待遇，不管来自财政预算内经费，还是预算外收入，或是自筹资金，在本质上，都属于对社会生产征收的税收。这个金额大小、比例高低，直接涉及到社会生产的成本，本质上，就是涉及到在国民收入大蛋糕中，直接参与社会生产的非财政供养人员，可以分配到的蛋糕比例的大与小。因此，社会公众一直关注这个数据，当然属于合理的关切。

出于统计制度的原因，或许还有其他因素，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人力资源部，并不直接公布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薪酬福利总额、平均工资等数据。因此经常有一些研究人员、专家学者，凭借各自掌握的数据和五花八门的推算方法，自行估算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在各种学术刊物、媒体文章中，大体上比较接近真实情况的，只有以下三个数据：

一是财政部2012年出版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里面披露了1998年到2009年，全国每年的在职与退休的财政供养人员数量。1998年为3843万人，到2009年增加到5393万人,12年增加了1550万人，增长40.3%，年均增加接近130万人，年增长率为2.86%。

二是2015年9月17日，《经济参考报》发布一篇标题为《四项经济改革亟须推进》的报道， 详细介绍了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的专访内容。当时陈剑提供的一个最新数据是，到2014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远超过6400万。

三是《凤凰周刊》在2013年的一篇报道曾称，中国的“吃公粮”人口仅截至2012年已超过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逼近英国的人口规模，并且还以每年超过100万人的速度递增。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五花八门的数据，有说3946万的，有给出5473万的，有说超过7000万的，还有个账户叫@深度关注 的大V，说财政供养人员达到8000万，加上退休的，总数超过1个亿。

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我们现在到底有多少财政供养人员呢？

在我们国家，有的人认为财政供养人员，仅指党政机关人员（含公检法），又称国家公务员，这样的人在国外称政府机关雇员或文官，也称狭义的财政供养人员。

在国际上，约定俗成的财政供养人员，又称公职人员，不仅包括机关人员，还包括由财政供养的公共机构人员，如公立机构的教师、医生、环境卫生人员、图书馆管理人员等，相当于我国的事业单位人员。

按照《行政管理学》的权威定义，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分类，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党政机关人员和社会团体机关人员；二是事业单位人员，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科研、文化等公立部门人员。

弄清楚财政供养人员的范围比较重要。因为范围不统一，比较无意义。比如2016年6月，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公务员人数并不高。”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竹立家的判断逻辑是：米国2015年3.2亿人，公务员人数有2800万左右；而我们有13亿人口，公务员才716.7万。我们总人口是米国的4倍，而公务员数量仅为米国的1/4，“怎么比都是不多的”。

竹立家之所以得出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前提就在于他用我们财政供养人员中的公务员人数与美国既包括包括公务员，还包括公立教师、医生在内的所有财政供养人员数量进行比较。即小口径去和人家大口径对比，当然得出的是谬误。

在国家统计局的劳动力统计分类中，国家单位就业人员的分类有19个，其中有7个类别，应该属于财政供养人员的范畴。他们是：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就业人员，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就业人员，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就业人员(街道、居委会、网格员等)，教育业就业人员，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就业人员，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就业人员（文化馆、群艺馆、体育馆、各地文化局下属的各种剧团等等），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就业人员（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就在这里）。

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会公布这些分类的人员数量和工资情况。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个数据仅包含在职的，并不包括退休人员。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做三件事。

一是验证这7类人员合计的数量与财政部出版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在职的财政供养人员数量是否相符。

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可以查询到的数据中，2006-2009年是重叠的。这四年财政部的在职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分别比国家统计局的7个类别的财政供养人员数量高9%、3.9%、5.6%、2.9%，平均高出4.1%。这个误差说明国家统计局劳动力项目下的7个类别的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数量与财政部的财政供养人员口径，基本上相符，4.1%的误差应该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二是使用《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1998-2009年财政供养人员中退休人员的比例和年增长速度，合理估算2010年之后的财政供养退休人员数量。

1998-2009年，退休人员在财政部公布的财政供养人员总数中的比例，从16.4%逐步增加到19.2%。原因主要是平均寿命增加导致的退休人员更替比例慢于在职人员更替比例。

依据基本的统计推算方法我们可以推算出，到2020年，退休人员比例应增加到34.7%。

三是估算2020年全国财政供养人员数量。

2020年，国家统计局劳动力项目下的7个类别的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数量为4660万人，按照推算的退休人员占比，退休人员应有2481万人，财政供养人员合计为7141万人，比23年前的1998年增加了3298万人，增长了85.8%，年均增加143.4万人，年增长率为2.73%。

从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人数的财政供养比来看，我们2020年的财政供养比为4.7%，在亚洲国家偏高，在西方国家偏低。原因在于，亚洲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多不如西方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亚洲国家显然低于西方，因此在这方面形成的需要财政负担的公共就业岗位，亚洲国家显然就低于西方国家。我们4.7%的财政抚养比，从匹配所提供的社会福利、公共服务内容看，显然是偏高的。

从具体数量上看，2020年，泰国有6900万人，英国有6600万人，法国有6700万人。我们财政的供养人口多达7141万人，已经超过了泰国、法国、英国的人口数量。

在全球197个国家中，2020年，总人口数量超过我们的财政供养人口总量的国家只有19个，其中包括我们自己。

从经济学上看，财政供养人员的数量，应该控制在一个合适的水平以内，不应持续性刚性扩张。因为财政供养人员失控，会导致一系列的社会与经济问题。比如会导致行政成本提高，必然使税赋和行政性收费罚款加重，市场主体压力增大，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这无疑是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是导致社会劳动力的负担加重，劳动报酬降低。

财政供养人口的工资、福利、医保和退休金，都是由在职的非财政供养劳动力（以下简称社会劳动力）供给的。财政供养人员数量在劳动力人口中占比越大，社会劳动力从自己创造的经济价值中需要分出去交给政府分配的比例也就越大，这意味着社会劳动力的社会负担加重，劳动力成本增加，劳动报酬降低。

1998年，我国财政供养人口在劳动力中只占4.3%，23年后的2020年，占比增加到7.8%。1998年，23.5个劳动力抚养一个财政负担人员，到2020年，12.9个劳动力就要负担一个财政负担人员。

二是导致行政成本提高，社会税赋和收费罚款偏重。

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影响了经济发展环境，而且挤占了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金，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多年来广受市场主体的诟病。著名企业家曹德旺在美国投资汽车玻璃厂之后，对企业税费负担有了切身的体会，曾多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我们的劳动力成本虽然比美国低很多，但税费等其他社会负担比美国高很多，所以制造业成本上并无竞争优势。

从1998-2020年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这一点也特别突出。1998年，我们的财政支出为1.08万亿，占GDP的12.7%。到了2020年，财政支出膨胀到24.57万亿，占GDP的23.9%。23年来，财政支出金额增加了21,75倍，在GDP中的占比差不多翻了一倍。

财政支出的钱从哪来？财政收入。即使我们现在有点财政赤字，最后还是由财政收入负责偿还。财政收入哪里来？税收、收费、罚没、政府的创收。财政为了降低税收比重，可以创设各种名目的收入项目，但在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里，千变万化都是凭借权力向经济主体收取的税收。

三是挤占了居民消费，是居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感”不足的主要原因。

从收入角度看，GDP是经济主体创造价值的大蛋糕，财政供养人员越多，社会劳动力分得的蛋糕就越少。从支出角度看，大家在消费社会财富时，政府消费得越多，居民就消费得越少。从国家统计局用支出法编制的国内生产总值表中，有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分类。1998年，在GDP总额中，居民消费占到45.5%，政府消费为14.9%，政府消费为居民消费的32.7%，不到三分之一。到2020年，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下降到37.7%，占比下降了17.1%。政府消费占比却增加到了16.6%，占比增加了11.4%，政府消费为居民消费的44%，比例扩大了11.3个百分点。

这个数据意味着，居民获得的经济利益落后于经济（GDP）增长速度，政府获得的利益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

四是降低了行政效率。

财政供养人员多，官位就多。这不仅造成了机构臃肿和人员膨胀，还造成很多该放的权放不下，该经管的事又无人管。人难见、事难办，往往与官位过多、人浮于事有关。这就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

纵向从历史上看，横向与其他国家比较，我们的财政供养人员总量已经超过了经济承载能力，人员膨胀的压力很大。特别是今年开始经济处于调整周期，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而意外的防疫支出压力又比较大。

2022年1-4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累计虽然同比增长了5%，但4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却较上年同期锐减41.3%。其中，税收收入同比大幅下降47.3%。这是连续第五个月负增长。

这既是危机，也是机会。作为量入为出的财政收支，与目前刚性膨胀的财政负担人员的费用构成了强烈的冲突，这提醒我们，是时候采取断然措施，重启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裁减臃员了。

最近十几年来，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作为就业的热门领域，面临巨大的进人压力，如每年都需接纳一定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和军转干部等新增就业人员，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消化渠道不畅，主要是自然减员，数量十分有限，基本上是出少进多，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存在扩张趋势。

前朱PrimeMinister曾经表示，臃肿的机构和数量庞大的行政人员，“把国家的钱都吃光了”。2013年3月17日，李PrimeMinister与媒体和公众见面时，曾就削减政府开支，进行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机关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十年回头看，这三条都未做到。

因此，精简机构，简政精兵，应当是目前我们稳定经济大盘重点工作之外的又一项迫切任务。为了使财政收入能为均衡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为了困难群体和低收入阶层能通过财政享受到更多的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也为了改变机关的臃肿和人浮于事，我们需要及时启动机构改革，通过精简人员，缩减与社会劳动力之间的工资与福利差距，增强社会公平和经济活力。

【作者：国证大数据 徐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