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

    1934年10月，鲁迅先生在《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题名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文章。在文章中，鲁迅先生说，如果单据一些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因为先是自夸地大物博，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寄希望于国联，再后来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信“地”，信“物”，信“国联”，唯独没有相信过“自己”，所以早就失掉自信力了。同时，鲁迅先生认为，说中国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鲁迅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先生思考中国脊梁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在他刚刚完成小说《非攻》一个月之后。所以说，有理由相信，鲁迅对墨子的了解与理解，对其中国脊梁问题的叙述是有直接影响的。

    墨子提倡兼爱、非攻。与其他诸子显著不同的是，墨家学派不是光在嘴上说说，而是躬身实践的践行派，是名副其实的“埋头苦干的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则理想崇高。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这十大主张是墨子的学说，也是墨家学派的纲领，是他们的理想。墨家的理想是相当高尚的，尤其是“兼爱”的思想，包含了平等与博爱的意味，他们把这种崇高理想称为“为义”，是从事正义的事业，“万事莫贵于义”，在“义”之外别无所求。

    二则不慕虚名。越王听说墨子的盛名，就邀请墨子到越做官，想以此博取一个好士的名声。越王开出的条件是分封五百里的土地。墨子说：“如果越王能听我的话，用我的措施，只要有饭吃，有衣穿，这就足够了，何必要分封的特殊待遇呢？如果越王不听我的话，不用我的思想，而只要我接受分封，这不就是出卖我自己的名义吗？我要是愿意出卖我的名义，在中原地区我就出卖了，何必要到越国去呢？”墨子拒绝了功名富贵，因为这并不符合墨家学派的理想。

    三则敢于担当。墨子的一生，奔波在鲁、齐、宋、卫、楚、魏等各国各地。每当有国家被侵略时，墨家总是自发地前往，或制止战争于未始，或帮助防守于围困之中。颇有意思的是，墨子在楚国制止侵宋战争于未始之后，在回国途中，路经宋国，正巧天下大雨，墨子想到城门里去避避雨，守城门的人却没有接纳他。这说明制止楚国侵略宋国的活动，宋国人是不知道的。此篇的最后，引用了前人的一句话说：“运用神机的人，众人不知道他的功劳；而在明处争辩不休的人，众人却都知道他。”

    四则甘心奉献。孟子评价墨子时说过：“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意思是说，墨子主张兼爱，哪怕从头顶到脚跟都磨伤了，只要是对天下有利，他就乐意去做。墨子是“利他主义”的坚持者、践行者，为了他人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即使自己不喜欢干的事情，只要是对他人有利，也要去做。

    五则勇于献身。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团体，成员众多，大多来自社会底层，代表的是社会底层与弱者的立场，但是有着严明的组织纪律。文献记载，墨子之门多勇士，他们都能赴汤蹈火，面临死亡，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六则自找苦吃。《庄子·天下》中评价墨者说：墨者身穿粗布衣服，脚穿草鞋，日夜不息，以吃苦耐劳为准则，不这样做，就不足以称墨者。墨家主张节用，对衣食住行均求节俭，有饭吃，有衣穿，就足够了。墨子是这方面的典范，“独自苦而为义”，为了理想，为了正义的事业，甘愿吃苦。

    只要认准了的事情，就一心一意，专心致志，不务空名，不怕艰苦，脚踏实地，尽力工作。这就是墨子的埋头苦干。其实，从古至今，又何尝缺乏这样的人呢？

    陈景润默默无闻数十年，在六平方米的狭隘小屋里，就借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伏在床板上，用一支笔几麻袋草稿纸，在攻克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中取得重大突破，靠的是埋头苦干。钱学森等一大批科学家，在中国当时艰难的环境中，搞出了“两弹一星”，让世界惊叹，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靠的还是埋头苦干。如果觉得这些人离我们太遥远了，那不妨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凡是成绩突出者，凡是业务精湛者，凡是有一技之长者，哪一个不是通过埋头苦干而取得的呢？

    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脊梁——王立群解读华夏历史人物》大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