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西晋末年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隋志》:“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序》:“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有人把“惠怀之乱”解为“八王之乱”。考《隋书·牛弘传》中牛弘叙述此事作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所谓“刘、石凭陵，京华覆灭”，主要指怀帝永嘉五年六月刘曜、石勒攻占京城洛阳。《晋书·怀帝纪》:“六月癸未，刘曜、王弥、石勒同寇洛川。王师频为贼所败，死者甚众。……丁酉，刘曜、王弥人京师。帝开华林园门，出河阴藕池，欲幸长安，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烧宮庙，逼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万余人。”这次京华荡覆，与八王之乱有直接关系，八王之乱以东海王司马越毒死惠帝、另立怀帝为结束，其时间在惠帝时期。刘曜、石勒攻占洛阳则在怀帝永嘉五年。史官把两件事连起来叫“惠怀之乱”。所以把“惠怀之乱”解释为“八王之乱”不准确。

5、侯景之乱与梁元帝焚书。南朝以梁代藏书最盛。梁武帝末，发生侯景之乱。北方降将侯景，被梁武帝封为河南王，次年(太清二年)叛乱，攻破建康。太清三年攻下台城(宫城），武帝愤恨而死。《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又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牛弘把以上五次重大图书损失称为“五厄”。

6、隋末唐初。隋朝藏书极富，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均富藏书。西京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去重复有三万七千余卷，为唐朝继承。东都洛阳藏书所谓“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者，《隋书·经籍志》云:“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王世充），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7、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8、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9、靖康之难。北宋末靖康元年（1126)金军攻破汴京（开封），次年四月掳徽、钦二帝及宗室后妃数千人及各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携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北去，汴京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这些书被掠到北方后，传下来的极少，以宋版书而论，北宋刻本传世绝少，就是一个证据。

10、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十六《黄氏千顷斋藏书记》“……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泽逊按:此内阁当指明文渊阁，张萱尝编《内阁书目》。)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胳骑，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

11、乾隆禁毁。清乾隆征求全国遗书，纂修《四库全书》，同时也对图书进行了一次大清查，当时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包括全毁、抽毁)的“据《禁书总目》《掌故丛编》《文献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诸书考之，在于销毁之列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序》)。另外，清代康熙、雍正时亦有禁书，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年出版），清代禁书有3236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近人邓实曰：“昔者之毁，乃官府之所藏，而山岩屋壁尚有存者。今之毁，并毁及民间，而比户诛求，其所留遗者亦仅矣!”(《国粹丛书》第二集《禁书目合刻跋》）

12、嘉庆宫火。嘉庆二年乾清宫火，昭仁殿在其东侧，同时被焚，天禄琳琅四百余种宋元抄校善本荡然无存。

13、太平天国起义。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均被焚，片纸不留。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肆市，百姓用来包装物品，幸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经太平天国起义，东南各省新旧文献大都被毁，以至在太平军被镇压后，市面上几乎买不到书，社会上无书可读。研究版本学的人一般都知道，康、雍、乾、嘉四朝刻书往往不难得，而道、咸两朝刻书往往印本稀见，反倒被视为善本，原因是太平天国时书版大都被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14、英法联军纵火圆明园。在东南各省太平天国起义同时，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在抢劫之后，放火焚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京城其他图书损失尚无法计算。

15、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图书损失极大。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翰林院坐落在东交民巷，与使馆区相接，该地沦为战场，存放《永乐大典》的敬一亭被毁，该书绝大部分为兵火所焚，其余也散落瓦砾中，遍地皆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竟用《永乐大典》来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和铺路，甚至做成马槽，肆意糟蹋。一些稍微懂得此书价值的侵略者，又乘机抢劫。英国使馆与翰林院毗邻，可谓‘近水楼台’，劫走最多。使馆官员翟理斯在《使馆被围日记》中记道，当硝烟余烬尚未完全熄止的时候，他从翰林院的废墟中拾来一些《永乐大典》，其中卷一三三四五这一册，被作为战利品后来交给他父亲收藏。”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1900年6月24日记云:“昨日有一放火者，伏行如猫，用其灵巧之手术，将火种拋入翰林院。只一点中间，众公使居住之英使馆顿陷于危险之域。”威尔当时就在英国使馆中，他说，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钞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拋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烟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拋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又6月25日记:“英馆之北，今已有人驻守，……此处毁坏荒凉之状，俨如坟院。”按，英馆之北即翰林院，其被毁之情状，可堪回首!

翰林院中除《永乐大典》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各种文献档案，那“排积成行”、“一望无尽”的图书，包括数以万计的《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这些乾隆时从全国征集来的图书，在《四库全书》修完后，并未发还原藏书家，而是存放在翰林院中。这些书是普通装潢。威尔所强调的“绸面华丽之书”指的当是《永乐大典》。其余则大都是四库进呈本。由于《四库全书》曾对原本进行了大量篡改，所以其底本对后人了解篡改情况十分有价值。而“四库存目”之书根本没有收入《四库全书》，就更有价值，其中孤本无法计算，所以在近年辑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有一两千种书查无下落。可见翰林院的惨遭兵火破坏，是我国历史上文献的重大损失，这一损失的严重性，人们还没有充分估计到。

16、日本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对我国的图书文物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所造成的损失不可胜计。我曾参观清华大学古籍书库，里头有一架子因火烧而严重受损的书，那是抗日战争中在重庆被日本飞机轰炸的烬余之物。这批书近已得到修补重装。我们学习古籍目录版本，会读到张元济先生的《涵芬楼烬余书录》。

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进攻上海闸北，我国十九路军奋力抵抗，这便是“一·二八事变”。1月29日清晨日军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以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2月1日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放火将日军飞机轰炸时未毁之图籍全部烧毁，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随着炮火硝烟，飘满上海天空(参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涵芬楼原是商务印书馆资料室，1924年扩建为东方图书馆，地点在上海宝山路西商务总厂对面，为五层大楼。其中第三层为善本书室，仍名“涵芬楼”。其藏书量居当时全国公共图书馆之首，宋元善本、名家抄校本及全国府州县志均收藏较多，富有盛名。日本飞机轰炸之后继以纵火，必欲毁之而后快，其用心不言而喻。先是，1924年为避战祸，张元济曾取出善本古籍五百余种寄存于租界金城银行保险库内，从而使这部分古籍珍本幸免于难，后来忍痛将这部分善本编为《涵芬楼烬余书录》，成为永久的纪念。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文献的破坏，从东方图书馆被毁可以见其一斑。

17、“文化大革命”。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中国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段，无数文物文献被毁，其中家谱被毁尤多。民间藏书及字画，大多被没收，许多被烧掉或送造纸厂化成纸浆，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是，数不胜数。小时候我在农村，我的村庄是个文化村，不少人家有书，“文革”中全都抄到大队(当时一个村叫一个大队），堆放在小学，我父亲是小学教师，据我父亲回忆，当时书堆到屋梁(小学是地主家的大房子，屋梁很高），小学派两三位老师从中挑书，他们不敢多挑，仅挑出《辞源》《辞海》《资治通鉴》等书，其余全部装成三大马车送到了县造纸厂，化为纸浆。其中最珍贵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许多小说和鼓书唱本。鼓书唱本流传不多，是俗文学的宝贵资料。我的姑姑偷偷留了几本唱本，后来形势发展到残酷的阶段，这几本唱本也被家人偷偷拿来烧锅了。我的伯父把我家家谱藏在屋梁上，后来全家都劝他:“一旦被搜出来，你能受得了吗?”还是自己偷偷烧了。经此洗劫，民间藏书受到根本摧残，存者稀如星凤。

摘自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79-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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