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综合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蒸蒸日上，特别是“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深入实施，使我国科技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一大批重要成果涌现出来，科技创新和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近年来，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世界银行的《知识评价矩阵和记分卡》、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等对世界主要国家科技实力进行了评价。对这些报告进行综合研究后可以看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中游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当然，由于这些报告指标考虑的视角各不相同，具体指标体系也时有变化，对其结论也要作全面分析。为此，我从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投入以及人才状况等几个方面与国外进行一些比较，对中国整体国际科技竞争力作进一步分析。

1、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国际比较。

近年来，我国在科学知识生产数量方面增长很快。从我国科学论文在国际三大权威索引———科学引文索引(SCI)、工程文献索引(EI)和国际科技会议论文索引(ISTP)所占总数的世界排序来看，九十年代前五年一直在15名左右徘徊，之后稳步上升，到2002年已跃居第6名。从国内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授权量来看，2001年分别达到16万余件和近10万件，分别比1991年增加了263%和364%。近些年来，一批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相继涌现，如水稻基因组精细图绘制成功、13.1万亿次并行机研制成功，TD-SCDMA被确立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10兆瓦高温气冷核反应堆并网发电成功等。这些成就表明，我国在当今国际许多科学前沿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部分重点和关键领域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尽管中国近年来科研产出数量增加很快，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科学论文产出比较，占世界科学知识生产数量的比重仍然较小。从占世界SCI论文数量的比例上看，美国基本稳定在30%左右，英国、日本也都在8%左右，而中国仅占3%左右。更重要的是，从衡量科学知识生产质量的论文引用率来看，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科学论文的引用次数与美英德日等国相比距离较大，只与我国台湾和韩国接近。按照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与生物医学的不同领域分析各国科学论文的影响力，得出的结论类似。这些数据显示：中国的科学研究还没有走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所共同存在问题，即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在关键领域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突出矛盾。

技术知识生产的最重要指标是专利数目及其类型。专利是由各个国家自主授予的，很难进行全世界范围的比较。但我们可以从中国国内和美国国内专利申请和授予情况进行比较分析。随着近年来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和专利战略的实施，我国国内专利申请量从2000年起大幅增加，2001年比1999年增长51%，从1999年的近11万件猛增到2001年的16万余件，在高技术领域内国内机构和个人发明专利的申请尤其活跃。但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发明专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令人满意。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85年中国实施专利法以来，中国企业发明专利累计申请量约为2.2万件，而外国企业申请了14万件，是国内申请量的6.4倍。在目前近5万件中国授权的发明专利中，国外公司占了60%。2001年，外国人在华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占总数的52.5%和66.9%。特别是在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的核心专利上，我国基本上受制于人。

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历来是商家必争之地，因此在美国获得专利授权数就变成衡量技术知识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有数据显示：美国的机构和个人在本国内获得的专利数目从1971年到1990年末的近30年间没有大的变动，每年接近10万件；日本与德国在1970年代相似，每年获近1万件，从1980年代开始，日本迅速增长，开始接近美国；韩国从1980年代初开始直线上升，目前已接近德国每年近1万件的数量，十分引人注目；而中国每年在美获得专利数量仅在百件左右。

近年来，我国科技进步在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工业技术升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成绩显著。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当前产业技术发展中的隐患。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内正在形成强烈的对外技术依赖。这一问题集中表现在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上，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都是依赖进口。近些年，我国每年形成固定资产的上万亿元设备投资中，60%以上用于进口。有数据表明，中国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的80%以上、轿车制造、数控机床、纺织机械等的70%被国外产品占领。这不仅使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付出过高的经济成本，更严重的是迫使我国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受制于人，甚至有可能被长期锁定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末端。

2、中国科技投入的国际比较。

首先，从研究开发(R＆D)投入规模看，中国属于中等偏下水平。中国研究开发经费投入在国际上的地位低于其经济产出的地位。2001年，中国研究开发投入总额为125.6亿美元，不及韩国的一半，是美国二十五分之一。美国在上个世纪60年代研究开发投入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日本和德国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也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就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德国、韩国、新加坡的研究开发投入都有一个持续增长的阶段。分析国际经验可以发现，在一个国家经济处于发展初期，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般在0.5%-0.7%左右；在经济起飞阶段，该比例应当上升到1.5%左右；进入稳定发展期，该比例应当保持在2.0%以上。而在前两个阶段，政府科技投入应当占主导地位。事实上，德国和日本从上个世纪60年代已经开始持续投资。韩国在20年以前，新加坡在10年以前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就已经和中国目前水平相当。但它们仍然持续保持对研究开发投资增加，现在已达到或超过一般发达国家水平。这些经验表明：必须坚持持续对科技投入不断增加，才能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足够的知识积累。

其次，在科技研发投入中，政府财政投入情况是科技政策的重要表现。从近些年情况来看，中国国家财政和中央财政在科技投入方面缺乏稳定的增长机制，从90年代中期后支出比例呈下降趋势，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从1996年的4.36%降到2001年的3.72%。在发达国家中，企业投入已成为研究开发资金主要来源。但其政府研究开发资金投入仍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0.8%左右。相比之下，我国政府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偏低。

第三，从研究开发投入资金来源和研究开发执行机构来看，发达国家的企业是研究开发活动投入和执行的主体。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企业还没有担负起研究开发主力军的重担。2001年，中国全部国有企业和有一定规模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研究开发经费的总和，还不如福特一个汽车公司当年研究开发经费的一半多。统计数据表明，从1991年到2001年，我国大中型企业数量从近1.5万个增加到2.3万个，但同期这些企业中有科技机构的数量却从1991年的53%降到2001年的26%。

第四，从经费使用的情况来说，美国、德国、日本有着高度的一致，三个国家的基础研究经费都在15-20%之间，而试验与开发活动又都在50%以上，其余为应用研究。在美国，整个90年代联邦科研经费投入下降了9%，期间基础研究的投入反而猛增了42%。2000年全美国用于基础性研究的经费是479亿美元，占当年全部科研经费的大约1/4,其中联邦政府投入占了将近一半。同时，政府投入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投入医疗卫生，环境资源，技术标准等公益性研究领域。美国国家卫生基金和环保局两个部门的研究开发支出占非国防研究开发支出的比重，从1998年的38.86%增加到2003年的50.86%，即联邦政府非国防研究开发支出的一半以上投向了卫生和环保两个部门。与此相比，中国基础研究占研究开发经费比例仅为5.2%，公益性研究投入更少。根据瑞士的竞争力报告，中国健康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在参评49个国家中居第45位，而美国为12.9%，德国、瑞士等国都超过10%。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当然不能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科技投入政策，但也不能忽视其他国家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基础研究和对公益性研究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投资于未来，投资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持续竞争力。

3、中国科技人才状况与国际人才竞争态势。

我国R＆D人力资源在绝对数值的比较上，居于世界前列，与发达国家的数量相当；但在相对量的比较上，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2002年，中国研究与开发总人数为89.3万人，居世界第二位，日本居第一位，为91.9万人；但若按每万人中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来算，中国远远落后于美日德法等国。更为重要的是，从人均占有经费看，中国远远落后于其它国家。按当年汇率折算，2000年中国从事研究与开发人员的年平均经费为1.2万美元，而韩国是8.9万美元，日本是15.8万美元，中国分别是韩国的1/7不到和日本的1/13。由于我们投入过低，从事研究与开发人员的潜力无法充分发挥，大大影响了我国研究与开发活动的效率。

人才竞争还突出表现在当前全球范围内新一轮高科技人才争夺上。欧盟的一项报告指出，西欧地区2000年仅信息技术人才就缺员123万。欧盟国家的失业率虽然高达10%左右，但专业人才却严重供不应求。为了满足自己对高技术人才的需要，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国家财力、财团资本和优越的科研条件，诱使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资源向发达国家流动。跨国公司也以优厚的工资待遇、住房、出国旅游和培训为诱饵，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在国内“出国”，成为外国公司的本土雇员。据了解，全世界科技移民的40%被吸引到了美国，在全美从事科学和工程项目工作的人员中有72%出生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仅在硅谷地区供职的中国科技人才就已超过10万人。人才流向发达国家的趋势增强了发达国家的竞争力，也严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成为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但也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重点争夺对象。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已有近50万，而学成回国的不到1/3,特别是尖子人才更少。“九五”期间，我国超导领域的一个重点项目获得了一批国际先进成果，但这个项目所培养的博士生90%去了国外，这意味着我国公共投入所形成的核心竞争力白白奉献给了他人。与此同时，近年来众多跨国公司纷纷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汇聚了中国一大批最优秀的科技精英，带来了重要的技术和人才溢出效应，但同时，也对国内许多研究机构和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些溢出效应，如何避免顶尖人才的单向流出，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的加大，尤其是在高校扩招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1990年的3.7%猛增到2000年的11%。但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与国外的差距也愈加明显。如前所述，当代科技发展的重要趋势就是学科交叉与融合，尤其在IT，BT，NT这些前沿领域中更是如此。但是，中国目前的学科设置基本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设置，与当代科技发展融合交叉的趋势有较大的差距。若干年一次的博士点、硕士点设置的评议已经成为一种办学行政资源的争夺，大多数高校很难根据当代科技发展的趋势，学科发展的前沿，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设置新的专业，培养创新人才。

与此相比，国外大学在学科设置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以美国为例，大学专业设置，学位设置的自主权主要在学校自身。当1882年第一台发电机诞生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当年就开出了第一门电机工程课，三年后康奈尔大学就培养出了世界第一位电机工程博士。正是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和宽松的环境，使得美国成为当代科技前沿不断开拓的中心。

二、提高中国科技竞争力的若干政策建议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让全国人民振奋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科技工作应当紧紧围绕“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紧紧抓住新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加快发展。当前科技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国家创新体系宏观构造和创新环境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在基本上解决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体制问题后，科技工作应当更加注重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更有效的条件支撑，创造更宽松的环境，进一步提高科技竞争力。根据对当代科技发展趋势及我国科技发展国际比较的分析，结合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参考国际先进科技体制和政策的经验，现对建设我国国家创新体系、提高科技竞争力提出以下几点政策性建议。

1、完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体系，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

当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提高政府对于科技的宏观决策层次，强化政府的科技决策能力，是各主要国家的共同选择。美国的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和总统科技顾问，印度的内阁科学顾问委员会，英国的科学技术委员会，韩国的国家科学技术咨问会议等等，都体现了各国政府对科技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关注和重视，体现了科技进步在国家最高决策层次上的重要地位。参照国际经验，建议设立国家科技顾问委员会，吸收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学者和管理者参与，在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问题方面向国家提供咨询建议。

另一个重大问题是，我国通过这些年来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在配置科技资源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但无论是在产学研之间、部门之间和军民之间，还是在科技系统内部，体制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分散重复现象仍然相当严重。我国的科技资源本来就十分有限，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不能做好各种优势资源的集成和共享，就很难赶上和超越世界先进水平。为此建议国家下定决心，加强行政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能和综合协调能力，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

2、建立政府科技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实现政府科技投入方向和方式的转变。

首先是在投入规模上，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科技投入的突出矛盾之一是国家财政缺乏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为此建议：在国家财政科目中设立科技研发一级科目，这将有利于《科技进步法》的执行；明确保证科技研发经费在国家财政投入中的地位，确保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经费的增长幅度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争取到2010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达到8%。

其次是在投入方向上，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形成的是国家发展所必须的公共知识资源，必须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公共需求和公众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公共财政科技投入应当主要投入到基础研究、战略技术以及卫生与健康、资源与环境、农业等公共领域，为公众创造最大价值。中外科技与社会发展史表明，单纯以短期经济发展目标作为科技发展指针，在事关公共利益的领域缺乏创新成果与力量储备，必然会积累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隐忧。

第三是在投入方式上，政府科技投入应当从支持项目为主逐渐转移到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既支持项目、也支持基地和研究者个人。目前，我国财政研发投入80%以上经费都是以项目的形式支持的。这种过分依赖项目制的后果，是科研人员难以获得稳定持续的支持，难以按照科学研究自身的规律来开展科研工作。而对知识生产基础平台的建设，不但会提高企业整体研发效率，促进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也会对全社会的知识传播及应用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对基础条件平台、研究基地以及支持研究者个人加大支持力度，是当前广大科技工作者，尤其是基础研究领域科研人员的呼声。

3、强化国家创新系统薄弱环节的建设力度。

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利用中国科学院多年的雄厚积累，利用大学在基础研究和交叉学科所独有的体制优势，在若干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整合现有科研力量和基地，重点支持，使一批像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那样有自己独特风格和文化的，面向世界的先进与开放的研究基地能够脱颖而出。在科学史上，卡文迪什实验室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最成功的科研机构之一，开辟了许多重要研究领域，先后有25位该实验室的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对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也应着力培养这样的知识生产摇篮。

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国在社会公益领域方面的科技研究与服务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这次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在中国迅速的传播流行，与我国各种疾病传播控制机构能力薄弱，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不够健全有着密切关系。在环境资源保护等其它公共领域内，中国同样面临着许多潜在的危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公益型科技研究与服务机构能力建设，确保这些机构在中国下一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的地位。

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也是制约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正是由于我国科研基础条件的相对薄弱，许多科技人员在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中往往输在了起跑线上。同时，由于部门分割、体制封闭，我们在科研投入方面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问题也很突出，甚至有个别机构和专家学者垄断把持由国家财政投入所获得的科研设施和数据资源。建议国家大幅度增加投入，支持有关部门以整合现有资源为重点，以建立共享机制为核心，加速建立一个服务于全社会的科技条件公共平台。

4、促进军民创新体系的融合，实现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战略方针。

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把军事装备发展建立在国家整体经济和科技基础之上，这是世界上主要国家共同的政策取向。由兰德公司管理的美国科技政策研究所2002年9月的一份报告表明，几乎所有美国国防部的武器开发研究都是由企业通过合同形式进行的。在尖端技术领域，美国早已形成了军民共享的技术研发体制。正是由于美国国防部给予斯坦福大学、Fairchild半导体公司及惠普公司的巨额研究合同，才使硅谷得以发展；也正是计算机工作站、数据库软件和网络等商用信息技术的广泛渗入，才形成了“数字战”的概念。这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军使用的很多高技术装备，如高技术通讯器材、计算机软件、防毒软件及卫星照片分析技术等，有相当一部分都来自硅谷。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硅谷有600家公司与美国国防部签订了生产产品与提供技术服务的合同，共获250亿美元的订单。其中一家专门制造通信耳机的公司，在4周内赶制出600万美元合同产品；一家专营卫星图像分析设备的公司，为美军提供详细的伊拉克全境空中照片，使美军对伊拉克地标、军事设施甚至城市特殊建筑等一览无遗。

多年来，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形成了强大的研究开发能力，积累了大量可以转为民用的科技成果。在民用科研领域，我国也已具备了雄厚的基础，许多民用的高科技实力甚至已经超过传统军工部门。但是，由于军民分割的总体格局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突破，军事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没有考虑民用的前景，也很少考虑利用民用技术的可能；民用科研和产业领域很难顾及到军事用途，缺乏军品市场的应有牵动。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都将面临发展国民经济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双重战略性任务。面对21世纪高新技术发展的严峻挑战，我国必须贯彻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一方面扩展军事装备发展的途径和基础；另一方面加大通过军事装备发展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使军民结合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当前应重点推进以下工作：一是对民用和军品研发中的项目进行有效整合，充分集成和利用国家优势科研资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分散；二是改革和完善军民采购体制，除特殊需求外，大多数军事装备和民品都应实行全社会公开招标，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社会科技能力及产业基础。

5、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加大对若干关键性领域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力度。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实施了“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工程，对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直接关系国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及战略产品发展加强干预。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选择少数重大战略产品作为突破口，积极促进战略技术及产业发展，保持战略技术及产业领域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为此建议在保持和加强对长期性、连续性和基础性科技活动支持的同时，加大对若干关键性领域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的支持力度，促进重大技术成果的集成创新，带动相关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同时，国家应通过积极有效的政府采购政策，有效地减轻一些高新技术产品投放市场的前期风险，为新兴产业创造可预期的市场。事实上，这是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促进技术发展的有效政策手段，它往往比直接投资更为有效。

根据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的总体趋势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建议在信息、生物、能源和材料四大领域中，坚持以产品为主要导向，集中优势力量，加大投入力度，力争尽快取得突破和产业化。在信息技术领域，重点支持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操作系统、新一代移动通信、信息安全技术等的研究开发；在生物技术领域，重点支持功能基因、生物芯片的研发和生物制药的产业化；在能源技术领域，重点支持清洁煤技术、高温气冷堆技术、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产业化，积极参与国际核聚变大科学工程；在纳米技术领域，重点支持基础研究以及纳米加工、纳米材料等方面的研发。

6、改革现行学科评审体制，营造培养创新人才的宽松环境。

改革现行学科设置体系，可以从给若干研究型大学在学科设置方面的自主权为突破口，使这些学校能够按照当代科技发展的潮流和社会需求，自主设置相应学科，培养中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同时通过专业学会定期对不同学校的相关专业进行评审，将结果向社会公布，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机制。政府应引导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跟随当代科技发展的前沿，营造创新人才培养的环境，为中国科技事业的跨越发展培养新一代的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