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斯霆  来源：今晚报  发布时间：2020年3月27日

1933年曹禺与靳以（右一）、沈从文（右二）、萧乾（左一）合影于北平

1962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日出》剧照（倪斯霆收藏）

1985年10月13日曹禺在北京家中接受本文作者采访（倪斯霆摄）

194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日出》单行本

   今年是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诞辰110周年。回顾这位话剧大师一生的创作，天津可谓其福地。不但他的成名作《雷雨》《日出》均以津门为背景，而且当年津沽都市的奇特风情也成就了这两部杰作鲜明的个性。《雷雨》戏里戏外的“往事”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关于《日出》与天津的“故事”，目前披露的史料则相对较弱。其实，他27岁在津写就的这部不朽之作，除了已成为天津现代新文学不多的亮点之外，其在创作过程中，还是有许多“内幕”需要钩沉的。

    曹禺缘何写《日出》

    1933年秋，24岁的曹禺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旋赴保定明德中学担任英语教员。但未至年终，便因病在转请文友卞之琳接替后，返回北平医治。翌年9月，已病愈正在清华研究院专门研究戏剧的他，突然接到时任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外文系主任的老同学杨善荃的聘书。于是他立马打点行装，返回出生地天津任教。

    天津南开中学是曹禺母校，也是他从事戏剧活动的原点。因此他9月返津，10月便在授课之余应昔日师长张彭春之邀重回该校，协助张重排纪念建校30周年的保留剧目《新村正》。据当时校刊评介，改编本由曹禺执笔，将原来的五幕精减为三幕，但“增加了不少新的曲折，添了许多意思”。张彭春肯于放手让曹禺去删改学校“经典”，是有原因的。因为就在三个月前，经好友靳以推荐和巴金编辑，曹禺的四幕话剧《雷雨》已发表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上。虽然此刻该剧尚未引起国人关注，但深谙西方话剧神髓的张彭春已看到了曹禺的功力和《雷雨》的价值。

    《雷雨》日后引发轰动，源于日本。该剧在《文学季刊》甫一推出，便受到此时正在中国研究文学现状的日本学者武田泰淳和竹内好的注意。一月后他们便将剧本带回日本，荐给研究戏剧的中国留日学生杜宣。杜宣遂组织留日学生戏剧团体展开讨论，并于1935年4月27日将该剧演出于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郭沫若及日本评论家观后均著文赞赏。《雷雨》在日本饱受激赏的消息很快便传到天津，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遂亦开排此剧，并邀在津的曹禺亲临指导。当年8月17日，《雷雨》在学校大礼堂首演，获得了校内外一致好评，《益世报》《北洋画报》等纷纷载文予以盛赞，戏剧评论家李健吾更是在《大公报》上称该剧是“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

    面对社会上的一片赞誉之声，曹禺不但很快就冷静下来，而且还产生了对《雷雨》的不满。“写完《雷雨》，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像戏’了。技巧上，我用得过分。仿佛我只顾贪婪地使用着那简陋的‘招数’，不想胃里有点装不下。过后我每读一遍《雷雨》便有点要作呕的感觉。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那一点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两年后曹禺写下的这些文字，虽然前半部分有些谦虚过分的“矫情”，但后半部分却是他此刻的真实心态。

    完美地运用西方戏剧“三一律”“四堵墙”技巧，将中国话剧推到巅峰后，欲一生献身话剧的他，渴望着有所突破，这是人之常情，同时这也是他在《雷雨》杀青甫热之际急于再写一部新剧的原因。而恰在此时，一个让他摆脱《雷雨》“厌倦”、迎来《日出》辉煌的机会出现了。

    创作《日出》的契机

    1935年10月，一个常年客居天津法租界高级旅社惠中饭店的交际花，因靠山破产自杀了，而周旋在她身边的各色人等瞬间便作星散。这让此时频繁出入惠中饭店的曹禺怦然心惊，他立马想到就在头一年的2月12日，年仅22岁的明星影片公司女演员艾霞因不愿“随俗浮沉，同流合污”（柯灵语）服毒自尽后，联华影片公司虽在一年后便拍出了以艾霞为素材的左翼影片《新女性》，然而正当此片轰动之时，其主演才华横溢倾倒众生的影星阮玲玉却因“人言可畏”，亦于半年前服毒玉殒。

    在一年多时间内，接连闻见了多起红颜薄命事件，曹禺在震惊之余一下子便勾起了在心中盘桓多时的创作冲动——写一部“敲碎技巧”“不太像戏”的“较为深刻”的新戏，用以摆脱“对于《雷雨》的厌倦”。而发生在惠中饭店的交际花之死和此前两位影星自杀于十里洋场的悲剧，以及围绕在她们身边醉生梦死的众生相，又恰恰暗合了他两年后的追忆：“这里，正是用着所谓‘横断面的描写’，尽可能的，减少些故事的起伏与‘起承转合’的手法”，让“每个角色都应占有相当的轻重”，“合起来，他们造成了印象的一致”。至于这“一致”的“印象”，便是“希望献与观众的，应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心里，也应为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并由此引发出“魄动心惊的一句切齿的誓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于是他先想到了“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句台词；“于是我决定写《日出》”；于是他在惠中饭店的逗留中，开始了构思，并最终选择了这个饭店作角色活动的场景。

    来津教书的曹禺之所以频繁出入惠中饭店，是因为《雷雨》。该剧在当年8月虽然已由孤松剧团首演于津门，但那只是学生们的业余演出。国内专业剧团首次正式公演此剧者，是由唐槐秋任团长的中国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中国旅行剧团。《雷雨》剧本面世之初，戏剧家欧阳予倩便在信中向唐槐秋做了推荐，唐槐秋也于第一时间向在津的曹禺取得授权并率团在北平开排。但在上演前夕，北平当局却以“乱伦”“有伤风化”而将演出取缔。正当唐槐秋无奈之际，他从曹禺信函中得知天津孤松剧团已首演此剧。他见天津管控较松，遂率团抵津，并于当年10月12日首演于天津新新影戏院。

    当时中旅剧团下榻惠中饭店，曹禺后来曾有这样的追忆：“中国旅行剧团演《雷雨》时，我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当教授，马彦祥住在惠中饭店，当时他是《益世报》的编辑。唐槐秋是这个团的团长。”“我不住惠中饭店，但常去，请他们吃饭，惠中饭店我是很熟很熟的。这个惠中饭店，就是《日出》里的陈白露生活的环境。”由此可见，正是惠中饭店这个环境和交际花之死，给了曹禺创作《日出》的契机。

    《日出》是怎样写成的

    1936年5月，已构思成熟的曹禺，在巴金、靳以等人催促下，开始了《日出》的写作。许多年后，他在接受学者田本相访谈时曾讲：“写这个戏，苦恼极了，不敢讲得那么清楚。那时，我正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写得非常之快，因为靳以催稿很急，他一幕一幕地登，我一幕一幕地写，我还教书，他们催着发稿。我拼命写，好像章回小说似的，一回一回地发表。要发稿了，几天不睡觉，拼命赶，从我写戏以来还是第一次这么做。”如果说作者本人的夫子自道稍显简略，那么我们不妨听听他的老朋友是如何描述他写作此剧的。

    《日出》写作前夕，中国旅行剧团正在天津公演《雷雨》。演出前一日，剧团在下榻的惠中饭店顶层饭厅进行彩排，团长唐槐秋特在饭店给曹禺开一房间，请他前来指导。正是在这里，曹禺结识了该剧导演、留法戏剧学博士、北平中法大学教授陈绵，二人相见恨晚，彻夜长谈。有了这种编导的默契合作，《雷雨》在津连演五十多场，场场爆满，并由此开启了中国话剧史上的“《雷雨》时代”。在惠中饭店的夜话中，曹禺是否向陈绵教授讲述了对《雷雨》的“厌倦”和对《日出》的渴望，现在已很难考定，但从此之后陈绵不但对曹禺的创作格外关注，而且还陪他一起写《日出》，则是事实。

    1940年初“北京剧社”在北平献演《日出》，作为该剧导演，陈绵在当年《369画报》第一期上发表了《公演〈日出〉》一文。他先是写道：“曹禺先生的真姓名是万家宝，万小石先生。他是我的朋友，我有这个荣幸。记得这一年（指1936年春节前后）唐槐秋先生患重病在我家调养，有一天万小石来望看，为要使病人高兴，他把新计划着的一个剧本讲给我们听，这个剧本就是〈日出〉。他还说：‘这剧中的几个主要角色，中旅正好都有。我在写剧时常常想到他们。’唐槐秋的潘经理，戴涯的李石清，姜明的福升，谭汶的黄省三，唐若青的陈白露，白杨的小东西，‘妈妈’吴静的顾八奶奶，章曼苹的翠喜，赵慧深的李太太。”

    随后他便描述了《日出》的具体写作经过：“《日出》相当地难产。万先生那时在天津女师教书，他在他宿舍的墙上，一条一条地用按钉钉着剧中的人物，有时加上一个新角色，有时撕去了一条儿。角色的个性也都在条上注明。他整日整夜地同这些人物守着，有时他使他们说话，有时他同他们说话，有时他听他们说话，有时他等他们说话，有时他为他们流泪，有时他被他们气得狂呼。我陪着他在天津一个饭店租了一间房子，认识了许多特别的朋友，亲眼见着了许多社会上的奇形怪状。我们悲哀，我们愤慨。万先生究竟比我有勇气，写成了《日出》这个杰作。”这虽是《日出》创作时至今仍鲜为人知的真实状况，但陈绵却漏掉了曹禺的那次“历险”。

    曹禺“宝和下处”历险真相

    1935年冬的一天夜晚，浑身血迹斑斑的曹禺，很惶急地跑进天津意租界但丁道（今自由道）邹公馆。这里离曹禺家二马路（今民主道）很近，但他不敢回家，因邹家与他家系通家至好，双方子女互认了干亲，所以他便跑到邹宅避祸。他当时样子很惨，眼镜碎了，眼睛和身上都有伤。在邹家人再三盘问下，曹禺道出了事情原委。原来他准备写一部新戏，戏中有妓院情节，可他没素材，为了情节和人物的真实，他便独自去了下等妓院集中的日租界旭街裕德里、忠孝里一带（今和平路北段）查看。妓院“大茶壶”见他戴着眼镜一副书生模样，不像是嫖客，又看他拿着纸笔记录和妓女的谈话，遂带着打手对他进行追打。曹禺一直跑过日本桥（今北安桥）进了意租界，才发现受伤严重，于是就惊魂未定地躲进了邹宅……

    上述这段曹禺酝酿写作《日出》第三幕“宝和下处”时的历险，是天津孙喦先生近年的最新披露。但丁道上的邹公馆是孙喦外祖父家，曹禺父亲与孙喦外祖父是至交，曹禺丧父后门庭冷落，其继母薛咏南就常到邹宅打牌，直至去世。曹禺与孙喦大姨邹钧友情甚笃，始终以兄妹相称，甚至家里写给曹禺的信，也始终由邹钧代笔。孙喦出生虽晚，但大姨邹钧和舅父邹铮经常向他讲述曹禺旧事，故其近年所述应为真相。

    其实对于这次历险，曹禺本人在《日出》刚刚杀青时，已有交代。1937年他在《日出》单行本“跋”中写道：“说实话，《日出》里面的戏只有第三幕还略具形态。在那短短的五十几页里，我费的气力较多，时间较久。那里面的人，我曾经面对面地混在一起，并且各人真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流着泪，‘掏出心窝子’的话，叙述自己的身世。”并回忆在一个寒冬的夜里，“似乎因为我访问得太殷勤，被一个有八分酒意罪犯模样的落魄英雄误会了，他蓦地动开手。那一次，我险些瞎了一只眼睛。我得了个好教训。我明白以后若再钻进这种地方，必须有人引路，不必冒这类无意义的险。”

    但为了《日出》，“险”还是要冒，只不过有了这次教训，他再去需要有“场面”上的人掩护。恰在此时，中旅剧团再次到津演《雷雨》。当他将此事说给同屋居住的导演陈绵时，陈绵便带着演员戴涯、姜明陪他再次走进烟花地。曹禺后来写道：“我口袋里藏着铅笔和白纸，厚着脸皮，狠着性。一次一次地经验许多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事实，一字一字地记下来。于是才躲到我那小屋子里，埋下头，写那么一点点的东西。”这也正是为何当有的剧团在演出中删去第三幕戏时，曹禺激烈反对，认为“《日出》不演则已，演了，第三幕无论如何应该有”。同时，这也是《日出》剧本中，其他几幕的背景交代最多只是百余字，而对第三幕“宝和下处”的描写却用了1500余字的原因。

    “数来宝”与“夯歌”的来源

    《日出》剧本第三幕开场，曹禺曾有对乞丐唱数来宝的描写：“乞丐咳一声，用很轻快的声音唱起来：嘿，紧板打，慢板量，眼前来到美人堂。美人堂前一副对，能人提笔写的详。上写白天推杯来换盏，天天晚上换新郎。提提哒，提提哒，提提哒提哒提哒。一步两步连三步，多要卖茶少卖铺，黑脸的喝茶白脸的住；老板陪客也在行，又有瓜子又有糖，小白脸，小宝贝，搂在怀里上洋劲儿。”

    关于这段数来宝，是曹禺原创，还是当年天津花街柳巷流行的段子，历来无人考证。虽然在《日出》面世一年后，作者有过如下自述：“我记得严冬的三九天，半夜里我在那一片荒凉的贫民区，候着两个嗜吸毒品的龌龊乞丐，来教我唱数来宝。约好了，应许了给他们赏钱。大概赏钱许得过多了，他们猜疑我是侦缉队之流，他们没有来。我忍着刺骨的寒冷，瑟缩地踯躅到一种‘鸡毛店’的地方找他们。”但这只是曹禺一次未成功的“偷艺”，至于他是否记录下了乞丐们的原词，他后面没讲，讲的却是他很快便被“鸡毛店”里的“混混儿”打跑了。对此，研究说唱艺术的家父为写《中国曲艺史》，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走访了数位京津数来宝老艺人，据他们讲，曹禺写的句式全对，但词儿不是当年的原样，既有原有的词儿，也有他们没听或没唱过的。由此可知，《日出》中的这段数来宝，应该是曹禺在“采风”基础上的原创。

    除数来宝外，《日出》中还有一首贯穿始终的“夯歌”，这是曹禺原创无疑。1981年2月17日，曹禺在与北京人艺《日出》剧组谈话时曾讲：“夯歌的歌词是我创作的。它代表一种新型人物，这就是工人。演出中，一定要谱出一曲好的、真正的夯歌，不一定用刊在剧本中的曲谱。”这段话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剧本最初是有完整夯歌歌词的，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仅有象声字的《小海号》《轴号》，以及那几句“日出东来，满天的大红！要想吃饭，可得做工……”二是夯歌是有曲谱的，但显然不是如今剧本中《小海号》《轴号》的曲谱。

    应该感谢曹禺老友陈绵博士。1940年初，他为“北京剧社”导演了一出“忠实”“完整”的《日出》，这其中就保留了夯歌最初的词曲。而当年《369画报》第一期在报道演出消息时，不但推出了“曹禺作词、石挥制谱”的《日出》主题歌，而且也完整地刊出了这首“曹禺作词、石挥制谱”的《打夯歌》。歌词如下：

    “太阳西落喂，砸得好心焦喂。嘿呀，嘿呀！嘿呀，嘿呀！不卖点命唉，谁也不肯饶唉。嘿嘿呀，嘿呀！嘿嘿呀，嘿呀！筋疲力尽咧，工还没作完哪。嘿呀，嘿呀！嘿呀，嘿呀！不卖点命唉，不能吃饭哪。嘿嘿呀，嘿呀！嘿嘿呀，嘿呀！日出东来呀，满天大红呀。嘿呀，嘿呀！嘿呀，嘿呀！要想吃饭哪，还得作工啊！嘿嘿呀，嘿呀！嘿嘿呀，嘿呀！”

    两位从天津走出去的艺术家的默契合作，使得当年夯歌津味尽显应该是无疑的。1985年在曹禺先生家，我曾当面问过他歌词的来源。记得他不假思索地说：“惠中饭店经理孟少臣也是中国大戏院的经理。写《日出》时天津正建中国大戏院，我在对过惠中饭店经常听工人们打夯时叫号，我就是根据他们的节奏写的夯歌，当时石挥的谱曲也很有天津特色。中国大戏院建成了，我的《日出》也写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