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史》系用汉文(即文言文)写成，因其生动的内容和精彩的文笔相得益彰，堪称日本汉文学史上最享盛名的著作，问世后有80多种版本刊行，“日本人写的汉文书籍很多，但像《日本外史》这样广受欢迎，直至今天也读者众多的著作，还找不到第二部”。

二、传入中国

赖山阳《日本外史》现知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是1864年(日元治元年，清同治三年)。时值日本幕末，海禁渐开，日本官方第一艘开赴上海的船只，是著名的江户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千岁丸”，时在1862年。紧随其后，又有“健顺丸”接踵而至，《日本外史》就是随这艘船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健顺丸”在上海逗留时间为1864年3月28日—5月14日(旧历2月21日—4月9日)，约一个半月。关于这次远征，该船船长山口锡次郎留有航海日记，因主要记录在上海的见闻，故题名《黄浦志》，原本藏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后经长崎高等商业学校教授武藤长藏整理，刊载于该校研究馆年报《商业与经济》第五年第二册(1925年2月刊行)。著名史学家新村出曾为之作“绪言”，《黄浦志》作为附录被收入《新村出全集》第十卷，现在很容易看到，据此可以了解《日本外史》最初传入中国的大致梗概。

《日本外史》

日元治元年(清同治三年，1864)二月二十一日(公历3月28日)，日船“健顺丸”抵达上海，其正使、亦即船长为“御军舰奉行支配组头箱馆奉行支配调役并”山口举直(锡次郎，1836—?)，一行共50多人。这次幕府派遣使团赴沪，主要目的是开展日清贸易，但既然有双方人员接触，就必然有某种形式的文化交流。《黄浦志》三月三日条云，山口举直等人到上海官舍拜见道台。三月廿四日条云，“道台应宝寺遣使请赠《国史略》一部”(原文日文)，并录其来函，其文曰：

再查有文政新刻岩东园先生编次《国史略》一书，系贵国纂修。不知尊处现在有无其带有此书?并望惠以全部，得广见闻为至幸。

应宝时为了解日本历史，问该船可有《国史略》一书，冀其惠予。按《国史略》著者为岩垣松苗(1774—1849)，字长等、千尺，号谦亭、东园，京都人。该书为汉文编年体，共五卷，记叙所谓“神代”至天正十六年(1588)间日本史事，尊皇思想甚为浓厚，刊于日文政九年(1826)。很遗憾“健顺丸”并未携带此书，三月廿五日条云：“道台所望《国史略》，船中未藏，乃以《日本外史》一部相赠”(原文日文)，并全文照录覆函，其中云：

且所命岩东园编次《国史略》，船中带有者，箧底有《日本外史》一部，弊邦处士赖襄之所编。虽不应尊望，聊供玉榻之下赐览。

该函署名为“山口锡次郎”，日期为“三月廿五日”。原来《日本外史》的呈递，是为弥补船中未携《国史略》之憾，但这个偶然的补缺，却使代理上海道台应宝时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日本外史》在日本史学上的地位和评价，都远在《国史略》之上。“健顺丸”船员出国远航尚随身携带，也说明该书在日本流行之广。

四月九日(公历5月14日)，“健顺丸”启航返日，临行前应宝时派人给山口船长送来诗笺和礼品，该日日记录其致函云：

承贶《外史》全部，顷从簿领余间一为翻阅，作者于贵邦将门猷烈记叙详，不似《吾妻镜》诸书仅举匡略。文笔老，简练有法。风闻海东多绩学士，赖君其一班矣。(文中疑有疏漏，此处原文照录。)

看来应宝时对日本历史并不陌生，不但阅读过《吾妻镜》等代表性史书，对最新出版的史学著述也甚为关心，主动寻求，新书一旦入手，便立即过目，并做出自己的评判。究其背景，当缘于其时中日共同面对西方的军事、文化压力，中国文人对日本的关心倍增，而知一国须先知其史，故有此索书之举。应宝时的赞语，是现知中国文人对该书最早的评价，弥足珍贵。

《吾妻镜》

此后清日建立邦交，《日本外史》的身影，又随之出现于外交场合。日本首任驻清大使副岛种臣于1873年到达北京，7月1日，同文馆所雇教师、美国人丁韪良携其汉译著作来拜访副岛，“大使酬之以《日本外史》”，丁表示要永久珍藏在同文馆。当然，作为国家的“正史”，副岛赠送给清朝廷的，是《大日本史》十部，以及《群书治要》等书。两个多月后，他又再度赠送丁韪良《大日本史》一部。也许在副岛看来，《日本外史》毕竟是“外”，作为国史，只能充当“正”的补充吧。

此后《日本外史》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中国，并广为流布。如清末大儒俞樾因编《东瀛诗选》，与日僧北方心泉多有交往，北方心泉曾寄赠《日本外史》一部，供俞樾在编选日本汉诗时作为史实参考，俞樾《春在堂诗编》有诗记其事。再如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二十五日条所记其与《日本外史》的邂逅，也饶有兴味：

至棋盘街书肆购书，见有《日本外史》一部，闻文笔极条达，索价颇昂，未购也。

孙宝瑄(1874—1924)之父孙诒经，官至刑部、户部侍郎，如此仕宦门庭的富家子弟，竟然也慨叹价高，望而却步，可见尽管该书传入中国已30余载，北京棋盘街的书商仍自恃奇货可居，在待价而沽。当然，孙宝瑄后来还是如愿以偿了，他此后的日记中，就有在家“雨读”、“阴录”《日本外史》的记录。

《忘山庐日记》

此类私人藏书，固然无法精确统计，但从公家馆藏的数量，亦可略窥该书流布之概貌。据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日人汉文书目》对中国国内6 8家图书馆的调查，中国馆藏的《日本外史》共有23种日本版本，能判明刊行时间的，最早的是日文政十年(1827)的试刊本，最晚的是日明治三十九年(1906)，分藏于中国从南到北的30家图书馆。而该书所录日人汉文“通史”类著述中，中国馆藏数量仅次于《日本外史》的，是作为“正史”的《大日本史》，计5种版本，21家馆藏，相比之下，《日本外史》显然独拔头筹。

三、 钱怿评点

《日本外史》在中国的流布，除了各种日刊本之外，中国的翻刻本更为引人注目。因为翻刻重版，意味着该书在中国有大量的读者需求，单靠进口原刊本已不敷其用。现知《日本外史》的华刻本共有两种，一是光绪元年(1875)广东刊本(二帙)，二是钱怿评点本，初版于光绪五年(1879)，再版于光绪十五年(1889)，由上海读史堂刊行(十二帙)。

钱怿(?—1882)，字子琴，苏州府无锡县人，生平未详，现今国内古玩市场拍卖其书法作品，能看到他书赠日人皆川撰山、速水仪卿、后藤基照以及“森本主人”、“大日本语云(?)先生”等题款，可见他和日本颇有缘分。其《送冈田篁所先生归日本序》云：

同治初年，余五至长崎岛。幸附诸君之末光，其间志同道合，为冈田篁所先生。

钱怿书法

冈田篁所(1821—1903)，名穆，字清风，号篁所、大可山人，长崎儒医，曾于1882年2月至4月访问上海、苏州一带，归国后根据与中国人的笔谈资料，撰成《沪吴日记》二卷。钱怿临别时所送序文，当作于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此后不久，便撒手西归。而同治初年，正值日本海禁初开之际，他五赴长崎的目的，尚且不明，或云1871年访沪的日本人笔下有“清国驻长崎领事钱子琴”一说，而清王朝对日派驻具有近代意义的外交使员，实始于1877年，故当时钱怿可能是延续中日贸易“宝苏局”驻员长崎的旧制。其后他还曾前往东京，《读卖新闻》明治十二年(1879)7月29日头版为之抵达东京特刊一条消息，称钱怿为“热爱我国山水、诗书俱佳的文人”，云其日前访问读卖新闻社加藤九郎自宅时，即席吟诗挥毫，颇受赞赏，并随之介绍了钱怿的住处，称希望得到他墨宝的人可自行前往。文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说日本首任驻清大使副岛种臣赴上海时，曾召见钱怿，对其甚为看重。检《苍海诗选》卷二，有五言古诗《次韵答钱子琴》，其中有云：

钱君博洽士，论及墨香裛。 至其言要理，可知鬼神泣。

诗系唱和之作，不免溢美之词，但两人曾有交往，也是不争的事实。钱怿因有此种种亲历，得以耳濡目染日本文化，结识交游日本文人，从而心底有了一种“日本情结”，他后来对《日本外史》特为青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钱怿评点本封面书名作《日本外史评》，扉页则作“赖襄子成著《日本外史》、钱怿子琴评阅”，卷首有齐学裘光绪三年(1877)十月序：

孟冬十日，钱君子琴手持《日本外史》视余，云是日本赖子成所著。余受而读之，笔老气充，辞严议正，正如读太史公《史记》，令人百读不厌，不朽之作也。观其外史详明，则国史之严密更可知矣。吾友子琴，批语精微，引人入胜，可为读史之一助。

齐学裘(1803—?)，字子贞，一作字子治，号玉溪，晚号老颠，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工诗文，兼擅书画，光绪年间寓居上海，与刘熙载、毛祥龄等时相过从。著有《蕉窗诗钞》、《清画家诗史》、《寄心盦诗话》、《见闻随笔》、《见闻续录》等。和钱怿一样，齐学裘对与日人交游也颇为热衷，前引副岛种臣《苍海诗选》中，有三首与齐唱和之作，分别是卷二《和齐玉溪捕鼠诗用其三十 韵》，卷三《赠齐玉溪先生兼呈贤息梅孙》，卷五《同齐玉溪和杜甫秋兴八首原韵》，关系似乎比钱怿深得多。因为齐学裘和钱怿之间还有一段未能判明的著作权“公案”，所以先把他的赞语引在这里。

钱怿自序则作于整整一年之后，光绪四年(1878)十月：

余至日本屡矣。与其国士大夫交，言论之间而我国之古今政治山川风物，无不源源本本，洞悉无遗。而其国之礼乐政教，明主贤臣，茫乎其未有闻也，不禁惘然者久之。盖彼皆读我国之书，而我未读其国之书也。于是遍阅其史乘，奈文字晦涩，不终卷欲眠。后得《外史》读之，凡二十二卷。其中自平源专政，包举宇内，迨至陪臣执国命，而宰制环瀛。后则英贤崛起，豪杰奋兴，割剧分裂，由分而合，由合而分。八九百年事迹，包括无遗；五畿六道之风土人情，昭然若揭。至于文笔之工，离奇操纵，无不如意。叙事简赅，议论明通，褒贬微显，真良史之才，文章之矩艧也。丁丑秋，闲居无事，勤加玩索，喜其笔法严密，一秉左史，遂谬加朱墨。固知史传体例只用提纲，从无评赞，何必多此一举，以遗讥大雅乎?夫亦出于情之所不容已。更同好有人，如登宝山，极口叹绝，竟自忘其丑矣。

鉴于这段文字道出了钱怿评点《日本外史》的由来，故不惮辞费，原文照引(文字或有舛误，悉依原貌)。“余至日本屡矣”，当如前述“五至长崎”，而慨叹中日双方的相互了解有天壤之别，实为当时“知日派”的共同心声。中国人所撰日本史，首推黄遵宪《日本国志》，但黄在钱怿作序当年年末才刚刚抵达日本，全书正式出版则要到十七年之后，使得梁启超感慨此书如果早出十年，中国对日本的就里能大致明了，或许不至于甲午战败。在这种背景下，钱怿借他山之石，聊补国人不谙日本史实之缺，亦属贤明之举。而《日本外史》的史才、史识、史笔，更是钱怿尤为瞩目的地方。“笔法严密，一秉左史”，捧之如读华夏史家之作，文笔优美生动，叙述引人入胜，远胜其他“文字晦涩”的日本史书，所以他“出于情之所不容”，忍不住要“谬加朱墨”，评点一番了。

钱评在自序之后，有“凡例”和“总评”。他将原著二十二卷合并为十四卷，各卷正文上方以传统的评点方式，几乎每页都缀以按语批注，笔者对各卷评语数统计如下：卷一，156条；卷二，137条；卷三，129条；卷四，151条，卷五，134条；卷六，115条；卷七，142条；卷八，122条；卷九，84条；卷十，113条；卷十一，144条；卷十二，115条；卷十三，102条；卷十四，89条；合计1733条。其内容或为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感叹，或为对故事情节的提示，而最多的则是对行文章法的点评，如“此是加倍引衬法”(卷一29页上)，“开出波澜，文气动宕”(卷八17页上)之类。这里且看一段实例：日天文五年(1536)至永禄七年(1564)的十二年间，越后的上杉谦信与甲斐的武田信玄为争霸而在川中岛有五次对决，其中关于天文二十三年(1554)的川中岛之战，卷十一“足利氏后记”有这样一个惊险的场面：

武田信玄

信玄与数十骑走。有一骑黄袄骝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来呼曰：“信玄何在?”信玄跃马乱河，将逃。骑亦乱河，骂曰：“竖子在此乎?”举刀击之。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击斫其肩。甲斐从士欲救之，水驶不可近。队将原大隅，枪刺其骑，不中，举枪打之，中马首，马惊跳入湍中，信玄才免。

这段写武田信玄乱军混战中侥幸逃脱，惊心动魄，栩栩如生，颇有《三国演义》描写战争的胜概。对此钱怿评曰：

必谓信玄胜矣，不意短兵相接。忽尔一将突出，气势如龙。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转胜为败，慌急无措，皆能曲曲传神。

亦如毛宗岗之评点，钩玄提要，条分缕析。有清一代，毛评《三国》甚为流行，钱怿秉承其衣钵，把赖山阳的《日本外史》等同于小说，也如此这般地评说一番。要之，钱评虽然不免乡夫子冬烘之气，并未见有真知灼见，但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这是中国文人对日本史书第一次以评点的方式予以推介，其意义显然不容低估。

四、诸家论赞

钱怿对《日本外史》情有独钟，褒之无以复加。但他的评点问世后，中日两国均有人不以为然，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批评。

日本方面有冈千仞。冈千仞(1833—1914)，号鹿门，仙台人，明治时期著名汉学家。曾任大政官修史官，并漫游中国南北，其《观光纪游》卷一《航沪日记》明治十七年六月八日(1884，清光绪十年五月十五日)条云：

过书肆扫叶山房，插架万卷，一半熟书。偶阅生书，皆坊间陋本。有钱子琴所评《外

史》。余曾见子琴，笔话不成语。吟香曰：《外史》评成其师齐学裘之手。子琴三年前死，其妻无可食，屡来乞怜。又曰：中人渐用心东洋大势，《东瀛诗撰》、《朝鲜志略》、《安南国志》等书盛售。

按冈千仞曾为《日本外史》作序，对该书应格外眷顾。他提供的“爆料人”“吟香”，即岸田吟香(1833—1905)，字国华，备前(今冈山县)人。岸田吟香是明治时代著名社会活动家，从业兼及新闻、出版、医药等各种领域，常驻上海，与当地文人多有交往，钱怿、齐学裘当均为其圈子中人。而从前文介绍的齐学裘的著述与交游看，其学术地位显然在钱怿之上。岸田吟香说钱评其实是齐学裘捉刀代笔，不知有何根据，而齐学裘既然能为钱怿作序，想必不会为弟子如此放下身价，先越俎代庖，再隐姓埋名。但从岸田吟香到冈千仞，说到钱怿均不屑一顾，亦可见其在日人心目中地位之低下。文中所云“中人渐用心东洋大势”，并举《东瀛诗撰》(应为《东瀛诗选》，俞樾编，已在此前一年刊行)等书为例，则敏锐地观察到中国人对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局势逐渐予以关注的舆情动向。

中国方面则有谭献。谭献(1831—1901)，字仲修，号复堂，晚号半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中举人后曾任教谕、知县，并主持过若干书院。平生酷爱读书，涉猎广博，著述甚丰，然多未刊刻，唯选评《箧中词》、《复堂词录》较为有名。其毕生读书经历，见载于《复堂日记》，其中有关于《日本外史》的三则记录。

谭献

先看他对钱怿的批评：

今沪上刻钱绎(系“怿”之误)子琴评本，语未离时文批尾臼科。(卷六壬午条，1882)

说钱怿之评不出“时文”，即八股文窠臼，谭献可谓点中要害。但谭献对《日本外史》本身，还是颇为赞赏的。他最初读到该书，是在1873年：

阅《日本外史》，至《信玄》、《谦信纪》，两才相当，使人神王。详述戎事，机智百出，与中原史事不殊。东国喜聚坟籍，岂将才亦有稽古之力，抑不免傅会邪?相门专政，始平源氏，当宋哲宗，终于德川家齐，已当道光朝矣。近代所谓将军者，信长弒而秀吉兴，秀吉死而家康盛。矛戟相寻，托于忠信。权谋智力，伟然可观。近则庆喜失职，国王亲政且十年，西人讧之，国事又亟为大变也。(卷三癸酉条，1873)

《信玄纪》和《谦信纪》，如前所引，在日本也一直被认为写得最为出彩。“两才相当，使人神王”，谭献慧眼识英，既看到这决定日本历史走向的两雄对决史事之重要，又看到赖山阳刻画人物遣词造句之精美，所以他接着对《日本外史》略作赞语：“详述戎事，机百出，与中原史事不殊。东国喜聚坟籍，岂将才亦有稽古之力，抑不免傅会邪?”他称赞赖文之笔底生风，并指出日本历史与中国类似，文物典籍多有留存。 最后一句稍作贬抑，也是当时文人对日本一般持有的轻视态度的自然流露。 至于引文后半概述日本历史，则甚为精当，“近则庆喜失职”一句，已是《日本外史》问世之后的事，可见他对日本的史实及近况相当详熟。

《日本外史》叙事之传神写照，看来给谭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年后他在读王韬《普法战纪》时，再度援引《日本外史》来做比较：

阅王韬《普法战纪》，鸷劲略似《汉书》。往见《日本外史》纪平秀吉微时养马以至当国，则神似孟坚。(卷三乙亥条，1875)

说赖山阳“神似”班固，这个评价非同小可。因为中国传统上“班马”(班固、司马迁)并称，且多有人认为《汉书》叙事之严谨详赡，乃在《史记》之上。

九年之后，谭献又再次与《日本外史》相遇，这次他看到的，就是钱怿的点评本：

日本外史，东国赖襄著。前假仲瀛藏本读过，今沪上刻钱绎(系“怿”之误)子琴评本，语未离时文批尾臼科。赖襄读中书，有意规摹《左传》、《史记》，虽虎贲中郎，似在前明王元美一流之上。日本世卿氏族家政陪臣，颇与春秋时势相近，易于学《左氏》也。岛上片土，动称天下；千里共主，直曰天王，一何可笑!(卷六壬午条，1882)

按“仲瀛”即高仲瀛，杭州人士，与谭献为世交，《复堂日记》对其多有记载，庚午(1870)条记“仲瀛携示日本人所刻《三策》”，并详录其对抗英国之“上、中、下”三种策略，“署名狩野深藏稿，不知其名氏”，可见高仲瀛所持日本汉籍不在少数，《日本外史》当为其个人藏书。前云《日本外史》在中国的翻刻，最早为光绪元年(1875)广东刊本，而谭献初读在此前两年，故仲瀛所藏应为日刻本。谭献认为赖山阳“有意规摹《左传》、《史记》”，点出其与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关系，说他“虽虎贲中郎”，即规形仿步有过分相似之嫌，但较之明代王世贞(元美)，仍堪居其上。其实《复堂日记》对王世贞有褒有贬，若与其赞语“元美天才本高，生唐以前亦足名家。吠声之口至今未已，文章得失岂有公是非哉”相比较，似有自相矛盾之嫌，但由此也可见他对赖山阳的别具青眼。至于文末对日本国土狭窄却动辄以“天下”、“天王”自称的嘲笑，则显示出彼时中国文人固有的“大国心态”。

谭献之外，从史料价值对《日本外史》加以评骘者，则大有人在。最早参照该书以述日本史实的，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77—1882年，黄遵宪在任清朝驻日使馆参赞官期间，即完成了《日本国志》的初稿，书中对《日本外史》多有言及。如卷三“国统志三”云：

既而源松苗作《国史略》，赖襄作《日本政记》、《日本外史》，崇王黜霸，名分益张。

源松苗即岩垣松苗，其《国史略》已见上述。而赖山阳的基本政治思想、乃至他为日本修史的主要动机，即尊王攘夷，亦即“崇王黜霸”。黄遵宪对《日本外史》的着眼点，也在于该书尊崇天皇、批判幕府的主张，《日本国志》在论述幕末明初时局变动时，乃多处引以为据。其《近世爱国志士歌》自注，亦云“尊王之义……赖襄作《日本外史》，益主张其说”，反复申说，足见印象之深。

《日本国志》

如果说黄遵宪得助于《日本外史》，乃职是身居日本、可先睹为快之故，那么僻处内陆的王先谦，就完全是受益于该书的西传了。现知对该书征引最多的，首推王先谦的《日本源流考》。王先谦(1842—1917)，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因宅名葵园，人称为葵园先生。著述甚丰，晚年鉴于中国频受外侮，认为知“洋”方可御侵，乃对外国史地予以关注，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行的《日本源流考》即其成果之一。该书顾名思义，属史事考核，但和此前中国“正史”叙写日本时大多陈陈相因不同，所用多为日本史料，显示出晚清学者放眼世界的恢宏视野，而《日本外史》以其详赡赅博，便成为他的“帐头秘本”，笔者统计书中标明出处为《日本外史》的，竟达412条之多，为中国史书对域外汉籍的参照，创下了一个纪录。

此外，清末唐才常《觉颠冥斋内言》、朱一新《无邪堂答问》、易鼎顺《盾墨拾遗》、文廷式《纯常子枝语》等著作中，都从史实角度对《日本外史》有所述及，亦可见其普及日本历史知识之功。

《日本外史》作为史书，其在华影响已如上述。而该书文笔之畅达，甚至以“假”乱真，也适可引以作文坛花絮。清末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有这样的表记：

《日本外史》二十二卷，国朝赖襄撰，日本刊本。

丁仁把赖襄划属“国朝”，应该是一时疏忽，因为他在此后著录赖山阳其他著述如《山阳遗稿》等书时，都标明“日本赖襄”，显然并非不知就里。但群贤荟萃的《清史稿》编撰者，也误以为其出自国人之手，就不禁令人莞尔了。艺文志二史部之十一“地理类”，于“地理类外志之属”著录该书云：

《日本外史》二十二卷，赖襄撰。

按“地理类外志”收录有关日本的著述共七种，赖山阳之作居首，其余六种均为中国人之作，依次分别是：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黄遵宪《日本国志》(此处误作“日本图志”)，顾厚焜《日本新政考》，陈家麟《东槎闻见录》，何如璋《使东杂记》，吴汝纶《东游丛录》。这六种书在晚清中国人的日本研究著作中，皆堪称一时之选，现在也常被引用，《日本外史》与之同列，其分量自然不轻。同属所收录有关海外的著述，若为外国人所作，则予标明，如《坤舆图志》，即云“西洋南怀仁撰”；若作者不明，如《朝鲜史略》、《越史略》，则云“不著录人氏名”。可见对于这个名叫赖襄的人，《清史稿》的编撰者并没有意识到，他其实是一个“老外”。与此相映成趣的是，近代学者吴闿生于其《晚清四十家诗钞》曾选赖山阳《日本乐府》之《蒙古来》和《骂龙王》二首，评曰：“此二诗绝高古，不似日本人口吻……意朱舜水之徒为之润色者欤?”也是虽知其人，仍疑其作，不愿相信这是日本人独立写成的。赖山阳如果地下有知，听说自己的著作在汉学“本场”竟能鱼目混珠，真伪莫辨，或当会心一笑。

赖山阳《日本外史》在中国的流布状况，略如上述，然日本汉文学的西传这一课题，则远未穷尽，诸多史料尚有待补充，认识分析也有待深化。现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原文刊载于朱庆葆、孙江主编《新学衡》第一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