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读书笔记(中国哲学史大纲)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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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读书笔记(中国哲学史大纲)书评

2024-07-09 17:40|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读书笔记 2021.6.13 本书主要考证并介绍先秦诸子的一些哲学思想,但不只限于哲学思想,或者说至少在我看来不全能称其为“哲学”。但姑且可以称之为各种思想的百花齐放。学术地位及成就不敢妄论,姑且梳理一分“大纲之大纲”,一方面供自己查阅复习,另一方面或赠诸君以便。 本书主要人物生活时代先后顺序大抵如下: 1、老子 2、孔子 3、杨朱 4、子游、曾子 墨子 杨朱 惠施 公孙龙 列子 5、庄子 孟子 徐行(农家) 6、荀子 7、稷下黄老学派 8、韩非子 儒家: 一、孔子: 孔子是秩序的卫道士,胸怀匡扶正义之大义气。是故必然对老子之徒在政治理念上嗤之以鼻(孔子在老子之后,老子思想后面会提到)。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要做的就是匡扶天下之“道”。 他的哲学思想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谈: 1、来自《易经》的易、象、辞 易就是不停的运动和变化“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象是极简的起源“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象这个概念也很抽象“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辞是人们的记录和表述 正名主义。 社会运行,万物作焉需要有礼仪规范,因此必须首先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正名主义 反对虚无标准。孔子观察到,没有角的容器也叫“觚”,不正当的政权也叫“政”,这些都是“名不正”的体现。他要求“名正言顺”,要求社会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可以说,孔子的礼制思想、规则思想,全在一个“正名”。这个“正名”姑且可以看做往后影响巨大的一个渊源。一方面影响了各学派对“名实之争”的讨论,另一方面引起后世对于如何“正名”的不断探讨。在胡适的这本书里,甚至可以觉得“正名”是法家法理学的一个渊源。 《春秋》的笔法,微言大义,褒贬暗含其中。 这也是孔子所认为的“正名”的一种途径,通过这种对善恶的鞭笞,以正社会之名,规范社会秩序。但是鲁国几次弑君,他却没有秉笔直书。有人为其文过: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胡适对孔子春秋笔法的一个影响这样评价: 中国的历史学,几千年来很受了《春秋》的影响。试读司马迁《史记:自序》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论“初命三晋为诸侯”段,及朱熹《通鉴纲目》的正统书法各段,便可知《春秋》的势力了。《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明是赵穿弑君,却说是赵盾弑君。明是晋文公召周天子,却说是“天王狩于河阳”。这都是个人的私见,不是历史的实事。后来的史家,崇拜《春秋)太过了,所以他们作史,不去讨论史料的真伪,只顾讲那“书法"和正统"种种谬说。《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 4、人的哲学: 一以贯之(很万能,可以用来说一切世俗的问题),忠恕。坚持一个“忠”,但“恕”讲求发散性思维。(包括恕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要把我学与思的关系,用发散性思维从学中体察更多。主要围绕求学和为人两方面讲述和解读。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仁即是做人的道理。“ 仁者,人也”“克己复礼为仁”处世哲学。希望人人能养成道德品行,用礼来约束规范社会 已达到治世之目标。 孔子注重动机,就是要求人内心遵循规则。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点想法很精彩,相比于后世的只流于“孝”和“礼”的形式,这无疑是一个内核。但是这种思想难以实施,或者说难以看到它的成效,如何才能检验内心所想?所以后世的哲学很容易流于“绩效主义”(这些后面都会再提到)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孔子其实推崇也有“无为而治”。他认为正名、恢复礼制、社会等级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就可以“无为而治”。所以他的有为目标仍是“无为”。从这一也可以窥见老子的无为主义其实内涵十分丰富影响极其深远。这种“无为”确实就是“无为而无不为”,是希望社会能够达到一种朴素的制约与平衡。如何达到这种平衡?老子寻求自然之道、孔子要用礼制“正名”、法家要寻找一种“法”……是故最后胡适总结中国法理学思想的渊源,“无为”和“正名”都在其中。 总的来说,孔子的思想明显的是入世的思想,他的哲学是处世的哲学。他思考的是如何解决现实的治理问题,如何治理一个乱世,稳定社会。从这点出发,中国的大多数哲学流派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无数文人思考的问题。 孔子之后,孟子之前 孔子关于礼制、规则的观点很快被其正派后人子夏、子游、曾子传出了别的味道。 孔子的亲传弟子们,胡适认为只是着重发扬了“孝”和“礼”这种规则制度的皮毛,而未得其精髓。 在孝和礼两方面可谓是做到了极致。经典的有“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我并不是我,不过是我父母的儿子。因此后面家庭的各种繁文缛节,又有丧三年常悲咽、祭祀等等各种礼仪制度来维系这种孝的礼仪。 有趣的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本不信鬼神,而“孝”的发展演变则是让人尊鬼尊神。 孔子有一段论述很好: 子贡问死人有知无知,孔子说:“吾欲言死者有知耶,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者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亲不葬也。” 可见孔子的思想其实是很活的。我们评价毛主席思想说“实事求是”是其活的灵魂。孔子的处世哲学也讲求一个“实事求是”,具体他的出发点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后世有批判儒家“孝”“礼”繁文缛节害人之处的,绝不能是孔子本是想法的弊病。只能说是在施行或者流传过程中发生了扭曲。 这里没有解决的问题:儒家“孝”一直到宗教般的地位,其原因和发展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结局不了,那我也不好为曾子、子游等人伸冤。 儒家经典《大学》《中庸》大约是曾子、孔子子孙这一时期所编著。 《大学》之道,抛开内容不谈,且看至少这个思维模式肯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个时期的儒学,于曾子那种“孝”和“礼”的制度礼仪有所改观,从“外务的儒学”进入“内观的儒学”。用“道德”进行教化和约束,一方面跟墨子(墨子大概比孔子晚出生五十多年,大约也在此时期)的道德标准有类似,另一方面更向孔子的“动机”所靠拢。“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马上要进入孟子的儒学,就更是把这种“内观的儒学”发扬光大。 孟子: 先放一段胡适的精彩总说: “那极端伦常主义的儒家,何以忽然发生一个尊崇个人的孟子?那重君权的儒家,何以忽然生出一个鼓吹民权的孟子?那儒家的极端实际的人生哲学,何以忽然生出孟子和荀子这两派心理的人生哲学?” 这就是孟子之于儒学的发展。 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认为“性善”。这个性善不光是说性本来是善良的,而且是说这些对万物的理解应当可以在人的本性中发掘。孔子把一切求知于“礼”,其实是没有说明白的,礼从何来?再说大一点:这一切规则的制定,标准在哪?孔子只说要“正名”,却没有一个好的准则。孟子就站出来说了:“标准就在自己心里。” 后来王阳明知行合一“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也讲求要去发掘这种内心深处的“知” 因为相信“性善”,孟子把个人的作用提的很高,他说“万物皆备于我”,强调“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这是在说明平等。 有了这些想法,就不难理解孟子在政治上为什么会一反孔子的等级礼仪,而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了。大家都是想解决同样的问题,只是孟子多想了一步,顿觉豁然开朗。 在政治上,他不用孔子的“正名”,而是用一个“仁政”。所谓仁政自然是没有那种繁礼,胡适评价孔子的政治是爸爸的政治,孟子的政治是妈妈的政治。爸爸要人正经规矩,妈妈要人快乐幸福。其实在仁政中,孟子很大程度上纵容玩乐、享受,这倒有一种更实际的考量。他没有在规则上面面面俱到,而是强调效果。 我个人很喜欢孟子,我一直觉得这就是一个大丈夫的形象。他的“性善论”虽然常常受人攻击,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天真,但我想用罗曼罗兰的话来为他正名:“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指向,依旧热爱生活。” 荀子 荀子反对老庄那种任其摆布的道(老庄都强调“道”来自于“无”,讲求“道法自然”),认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这倒确实有一种存在主义的魄力。一扫庄子那种神秘、飘渺的准则,放言:“天行有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思想鲜明。 不认同进化论,认为“古今一度也” 胡适认为,荀子在儒家中最突出的就是用老子“无意识的天”来改正儒墨“赏善罚恶”有意志的天。同时免去老庄天道观念安命守旧的弊端。 荀子具有极端的功利主义,简直就是处世哲学的巅峰。不要对万物都想来想去,“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止”就行。此外,反对“法先王”,因为不可靠。这些也是为了解决儒家关注的现世问题所提出的一种爽快的看法观点。 著名的“性恶论”:认为性恶,但人性能够压倒天性,注重人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倒不是说虚伪,而是“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劝学》“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讲求后天努力,以达到“圣心备焉” 荀子认为“性恶”,人有欲望很正常,但是要导欲、有节。“心之所可中理,则虽欲多,奚上伤于治”,这种议论十分通透实用,也是分先进。所以说荀子的思想有心理学的讲究。如果说孔子的“礼制”十分理想化,那么孟子的“仁政”就稍稍通融了一些,再到荀子承认“性恶”,提倡“导欲”就似乎更尊重人性本来的规律。 胡适总结,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家,包括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都是崇拜天然过于人为。而荀子则把这种人为推倒了一个新的高度。 孟子固然强调“人”,但你只要把他拿来跟荀子一比较,很轻易就能看出孟子那种人其实还是天。因为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这份善其实还是来自天赐的,是你与生俱来的。但是荀子强调后天的努力才是决定人的关键因素。 至于荀子和儒法的关系过渡,胡适原文说的很清楚: 荀子的意思只为人是生来就有情欲的,故要作为礼制,使情欲有一定的范围,不致有争夺之患;人又是生来爱快乐的,故要作为正当的音乐,使人有正当的娱乐,不致流于淫乱(参看第五篇论礼的一段)。这是需家所同有的议论。但是荀子是主张性恶的。性恶论的自然结果,当主张用严刑重罚来裁制人的天性。荀子虽自己主张礼义师法,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就老老实实的主张用刑法治国了。 在正名这个问题上,荀子首先继承儒家的“正名”主义,同时具有演绎法思想。强调要先设立一个“隆正”,作为标准大前提。所谓“隆正” 需要“若有王者起,比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把社会上已经通行的名,用国家法令制定,不得更改。已经有部分的法家思想雏形。 为什么要正名,荀子也重新做了解释: 在荀子正名中,他明确提出“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交纽”,这点很能用来和名学的“白马非马”“犬可以为羊”“白狗黑”放在一起看。不正名,大家所言都不明其物,很多东西都是在胡闹。 “天官”让名有同异。“天官”是一个抽象的综合概念,大概就是每个人的感觉器官和经历等等组成的看待世界之道。这个道是不同的。 名学中也有类似提法。 墨家: 墨子 先放一段《墨子》原文,解释一下墨家之于儒家的发展: “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后起,杖然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天,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墨子。公孟篇》)” 针对上述问题:不信鬼神、厚葬、孝礼繁琐、音乐奢靡、天命注定。 墨子提出: 明鬼,节葬,非乐(yue), 非命 针对各国征战(这点可以与老子相比较),墨子提出非攻,兼爱 墨子的兼爱其实是一个达济天下、其实开阔的大理想。首先寻求一个“天志”(天志其实就是 尚同,尚同其实是 上同,要求要跟 上 保持一致。 这里的上其实追根到底就是 天志),然后用天志来要求兼爱,是一种包容、大同的追求在里面。 (有点像儒家所谓一以贯之,推己及人的 恕)。(距胡适考证墨子比孔子晚出生五十多年,孔子比老子晚出生二十多年) 同时教人吃苦修行,后世墨者留下遗弊(会不会一面反对儒家的丧葬礼仪,一面又自己立下另一套可能出现类似情况规则呢,由此感所谓物是人非,道之流传,大抵如此。) 应用主义: 墨子的“应用主义认为儒家只说应当怎么做,不问为什么如此做。(后来的孟子和荀子实际上部分解决了这个弊病) 这一方面反映儒家朴素的处世哲学,以一种朴素的道德直觉来支配处世标准。另一方面墨子追问为什么,有了“格”的意思在里面,是一种及时而理性的反思。 儒家说:义也者,宜也。 宜讲应当。 墨家说:义。利也。 利就是好处。“义所以为宜,正因其利。” 这点说的特别精彩。儒家(这时候主要是孔子),孔子一直强调要“义”,要讲求礼制,可是为什么呢?正因为有“利”,也就是说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有好处,我们才这么做。这就把一切思考谈的更透彻了。 孔子的这一套理论。墨子深入探讨了“为什么要讲求义”,孟子则深入探讨了“上哪寻找义的标准”。后人的哲学确实要思考更进一步。 《非攻上》解释“窃国者”之罪,说明其“非攻”,胡适盛赞其为“妙文”,摘录于此: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牛马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地其衣裘,取戈创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日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日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又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墨子判断、论证的三表法也很重要:第一表“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其实是再说过去的例子和经验),第二表百姓耳目之实,第三表(现在)实际上的应用 符合一种中国古代思想家思考问题的普遍逻辑。 二、名家(别墨与墨辩) 胡适认为认为惠施,公孙龙等本只是墨家中善用“名学”(讲求思辨、善于逻辑分析)之人,却被后世特别是汉朝学者归位“名家” 插播一下“坚白同异”: 坚白是公孙龙认为坚 和 白 是脱离于石头本身的两种特性,夸大区别,割裂整体。 同异是惠施看到万物差别,但“合同异”的观点,抹杀差别,只强调统一。 坚白同异就是这两者的合称。 “ 知觉”需要 所以知 的官能、由外物发生的感觉、心的作用三者合力。另外需要依靠“久”和“宇”。久其实就是“宙”,是时间,宇是空间。也就是需要时空的作用。(时间方面强调记忆的作用。) 这个论述说到这种地步,(包括像名实之争,推论归类那种逻辑演绎)跟儒家的那种入世哲学的区别已经太明显了。讨论的问题变得抽象而更接近求智的本质。 后面对于名学逻辑推演的讨论,食之无味。 惠施、公孙龙、列子,大致在同一时期,处于老庄之间。一方面惠施和公孙龙的一些思想很有道家(老子、杨朱)的味道,另一方面庄子明显收到他们的思想影响。 三、惠施 惠施讨论的一些问题很有意思: 1、空间上没有绝对(有科学导向,地圆说,因此天地没有中心;另外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哪怕是最细小已经不可计量的单位,也是组成这大千世界的一部分。哪有什么绝对的小、绝对的大呢) 2、时间的虚无(一切与永恒相比都是一瞬,故曰 物方生方死) 3、一切同异都非绝对。一切东西都有同的地方也有异的地方,无非是差别和相似大或者小。世界上又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所谓“二必异,二也。”因此一切同异没有绝对区别。 4、总的来说,这些混沌让他喟然长叹:天地一体,泛爱万物。 倒确实能看出来对墨家兼爱的继承。 四、公孙龙 公孙龙(以及其流派的其他人,因其不可考,姑且全部算在公孙龙头上):大概与惠施相仿,根据胡适考证公孙龙大约成长于惠施晚年 1、时空没有绝对 空间上举的是无限中分绳子的例子,时间上这是著名的飞矢不动 2、异同没有绝对 除了对惠施的想法进行发扬,还提出著名的白马非马,以及与之类似的一堆逻辑论证。一方面白马非马其实只是他思想的这一部分,另一方面现在看来,我不理解这是否能算作一个求智的行为。最多算是鸿蒙时期一种语言学上的规范之争?这就牵扯到第四点,正名。 3、论知识(心神的统一领导,处理所有外界信息)举例“臧三耳”。这个我觉得挺有意义。“坚白论”火不热、目不见,其实都是一种感觉上的分割。人为什么能认识世界呢,是因为有一个心神在统一领导,综合这些信息,对世界有一个综合的整体的把握 4、论名 正名 公孙龙提出“犬可以为羊”“白狗黑”,但绝不是为了诡辩,只是在说这些“名”只不过是人为安插在实的头上的,只要人愿意,大可以随意称呼。因此,他也坚决拥护要“正名”,唯有正名,才能解决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真正服务于人们的生活。 名家对于“名实”的讨论比较多。个人觉得更多好像是一个语言学、逻辑学的范畴。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它脱离了儒家处世哲学那种急功近利的政治目的,而是一种更学术的讨论。 关于名实,道家的杨朱是完全认为无名,儒家极力追求正名。这都是极端的选择。(孔子的动机十分明确,恢复礼乐,正名以救世。杨朱的目的倒不明朗,不知道到底是随性而愤怒地对待这个世界,还是也在探求济世之道)墨家(名家)则是以追求真正的智为目的,去严密的推理讨论,而且是单纯把它作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进行讨论。 墨家灭绝:墨子最早反对祭祀丧葬,后来墨家多攻击儒家,不受儒家待见。另一方面兼爱只说降低士兵斗志,不受君主和法家待见。另外墨翟的应用主义逐渐走到了名家的诡辩上面,毫无实际应用可言,遂灭。 道家: 老子 生活在“民之轻死”的黑暗年代,政治反动,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提倡为政者无为而治(不信任政治统治的作用)看似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实则有革命家的意思在里面。极端破坏、无政府主义。 根本观点是天道论。他认为“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可见天也会犯错。但他又提出了“道” 道是最抽象的天地本源,唯有道才是天地万物的最高追求。 又有“道法自然”,因此求道就要顺应自然,寡欲无为。 老子认为一切的根源在“道”,道的根源又是“无”,“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是对于起源问题比之西方“上帝说”更深一步的思考。 西方的因果论认为,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一切现在呈现出来的东西往前推都能推出一个“因”来,一直推一直推,推到最前面,最开始的那个“因”是什么呢?求为不得,索性只能认为是一个超越一切的力量:上帝。但是,你要是再追问,上帝的因是什么呢?老子的答案就是:“无”。“无”才是一切的发源。其实这个理念还挺大胆的。 同时道要求尊重自然,这个自然其实也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概念,就是“本来应该这样”。所谓“道法自然”,要遵循自然、不要去尝试改变什么,自然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他认识了“名实”之间的关系,又主张“无名”,抛弃这些具体的、可以被理解和表达的知识,而是全身心的感受自然之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到这个地步,我已经不理解老子究竟是在追求人生在世的目的与方式,还是在寻找治世之道。或者说在那个时代,两者兼备吧。因为政治的产生也是为了解决一些人世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所以可能出发点是世界,有些想法作用于政治。 知识越多,越痛苦而不满足。不如混沌而快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常使民无知无欲”这一段经典的论述就是在说这些正反概念的相对。如果混沌地看这些,就不会有那么多坏事发生了。胡适也按照一般理解,称其为政治观点,我倒觉得可能有一层更深层的人生道理在里面。 杨朱:(道家杨朱学派创始人) 名实之争。 杨朱发展了老子的“无名”,只承认实。算是一种有些不负责任的哲学理念。孔子依旧入世,追求“正名”。因为名实之争的一个重点在于名能不能真正指名实。如果真的能完全“正名”倒也是解决这个哲学问题的良方。墨子注重实用,对这个问题他倒是没有过多深入论述,只是强调注重“实”,反对空。 关于名实,杨朱是完全认为无名,儒家极力追求正名。这都是极端的选择。(孔子的动机十分明确,恢复礼乐,正名以救世。杨朱的目的倒不明朗,不知道到底是随性而愤怒地对待这个世界,还是也在探求济世之道)墨家(名家)则是以追求真正的智为目的,去严密的推理讨论,而且是单纯把它作为一个逻辑上的问题进行讨论。 为我主义。 这点跟儒家(孔子之后)的孝道里所说的“我只是我父母的遗体”可谓是针锋相对。杨朱极力强调“有生之最灵者,人也”强调“为我”。并非自私,而是一种理想的治世之道。且看“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也” 人人从自己出发,做好本职工作,就能“天下治也”。另外,也充分肯定个人的价值追求,而非宏观层面的济世追求,更符合人性的天然规律。这点虽然十分精妙,但只能说过于理想。 但杨朱又是悲观厌世的,这也注定了他与墨子的苦心孤行济世追求不同,显得有些极端而不负责任了。 胡适认为,杨朱的“为我”和墨子的“为人”都是儒家“孝”的那一派思想愈演愈烈之下发展起来的。墨子是吸收,用一种非人为礼制而是朴素道德的标准来重新评判;而杨朱则是叛逆,偏偏强调从自我身上寻找治世之道。 但是胡适并没有强调杨朱对于“人”的作用的贡献。确实,杨朱讨论的侧重点不在于强调“人”的价值,只是说是一种“为我主义”的处世之道。 杨朱的形象要更为立体,一方面放浪形骸,一方面又对治世有自己的见地。了解不足,故不敢妄下结论,留着日后仔细拜读其相关学说。 三、列子: 万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把万物起源于“无”的观点进一步发扬。万物都是自己演化,自然不承认一个主宰的“天”。 庄子也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认为“自化”是万物演进之道。 庄子中甚至详细描述了一段万物如何演进的推理: “种有几(幾),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干余骨。干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笋,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所以胡适认为这有一种进化论的思想在里面 至于万物何故演化,庄子爱论述各个生命的“相对性”。在《齐物论》里就提到万物虽不同形,不用才能,却各自适用于自己说出的境遇。想起庄子《逍遥游》里对于椿与朝菌,鹏与斥鷃的描写,其实也有一种相对、各自安好的意思在里面。 万物都有自己适合的选择,这也有一种朴素的“物竞天择”的意思在里面了。 在老子那里已经论述过: 道家追求万物之始,认为是“无”,万物是在无的基础上自然演化。 西方普遍认为万物之始应当是“上帝”,因为按照因果论,有因必有果,一切果往前推就能推得必须有一个最初的因,这个因就是上帝。 但是上帝的因又是什么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解释上帝的因是“无”似乎才可靠。这也是道家相比较于宗教而进行的而深一步思考。 四、庄子 庄子对于各种观点的看法,简直让人狂喜。 首先反对辩论。 “辩也者,有不见也”“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大言淡淡,小言詹詹”认为各种观点都有道理,言语不过都在围绕一个“道”,但“道”又是“道可道,非常道”的。庄子认为两人辩论,无论谁胜,都不能说明谁的观点正确或错误。 这种怀疑主义与墨家的“名学”针锋相对。 名学家要求正名,认为辩论就是一种寻找“当”的方式。 庄子认为是非对错没有定则,受时空变换、个人心性等等影响。真要辩论,则应当“反覆相明”,是一种辩证的观点和态度。齐物论 突然想到荀子的“天行有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当然荀子主要是想说天地有其客观规律。不过庄子肯定不会同意这句话,他会说“天行有道,尧有尧道,桀有桀道”。 这份反对辩论的思想首先就为庄子出世、明理、求智的形象打上底稿。但是胡适认为这种怀疑主义也破坏了思想者们的精神支柱。(详见最后的古代哲学之中绝) 因此,对待这个世界,庄子总结“吾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万物有其自然规律,人又永远无法得到全面的真理,那就躺平吧!个人觉得这也是他的一种乐观与悲观的统一。所以庄子的形象本人也格外喜欢,有种真实的矛盾在里面。 当然,这种一直在大谈相对的学说,如果你要把他归为完全的相对主义,自然是对社会进步有所危害。但我还是觉得,观点学术出太极之一仪,而寓太极之两仪。庄子的观点呈现出来如此,并非意味着他的处事哲学完全如此。只是给世界增添一种理解世界的思想罢了。 庄子的出世哲学不仅是“放浪形骸”,而且还是说他思考的问题更抽象更高远,不是为了解决现世的燃眉之急,而是追求生命的终极智慧。这也是我更倾向于的哲学之真谛。 稷下黄老学派:(合道、法为一体,属于道): 一、慎到(慎子)(道家向法家过渡,道家杨朱学派) 驳斥“以心裁轻重”:“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认为应该用客观的法度作为标准 认为君主要“弃知去己”,做一种“虚军立宪”制度。行政执法靠政权,而非圣君明主。先进的法制意识。 二、宋钘(宋荣子) 他的一些思想很有意思(也属于道家) 1、见侮不辱,要人之道被侮辱不是可耻的事,就不至于争斗了。譬如别人骂你,你就急了,但你爸对别人说“犬子”你却不生气,反倒觉得这是礼节。这就是“见侮不辱” 2、“情欲寡浅”人的性情是爱少不爱多爱冷淡不爱浓挚的。 尹文(兼收儒道墨法) 胡适称之为“中国第一个法理学大家” 他的法理学观念还是以“正名”为出发点,大致分为三层:一是形,二是名,三是分。 形就是一切的实,名就是名,分是对实的命名会让人产生不同的态度。 四、驺衍(稷下学宫,道家影响,阴阳家代表人物,五行创始人) 阴阳五行说,朴素的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结合。 有一套说辞很有意思: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日赤县神州。..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农家许行: 劝课农桑,“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自食其力,无贵贱上下,人人劳动,以农业为主,同时兼行百工之事,物物交换。胡适评之互助的无政府主义。 论法: 看豆瓣有条评论:“道读冯友兰,法读胡适之” 胡适对于中国哲学史的这一通考证与记录,让我总是无时无刻在想着中国的法制史。原以为这是自己胡思乱想碰巧想到这里,看了评论得知,恐怕胡适之早有这一层意思在。 很有意思,胡适不承认中国有“法家”,但对于法理学的论述却格外深邃而精彩。且看他总结的 法理观念来源: 1、无为主义(有了法律,便可无为) 2、正名主义 3、平等主义(儒家) 4、客观主义(慎到论法的客观) 5、责效主义(疑似绩效主义)就是说相比较于“为政以德”,效果更佳直接明显 结合胡适先生的整体脉络,在下试图对于中国这个朴素的“法”的发展加以论述: 首先要从“无为主义”说起,“无为”看似“无为”实则“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的“无为”直接是针对乱世的黑暗政治,目的是不要用这种破败的政治来祸国殃民。虽说“无为”,但老子寻找一个“道”来维持天地平衡、社会稳定,认为“道”是在“天地不仁”的乱世中的一剂良药。这个“无为”中的“道”就是一个朴素的万物尺度的概念。 紧接着,孔子的“正名主义”。孔子“正名”,也是为了在乱世中寻找一个规则,他想到的是“礼”,施行“礼”的前提是要明确什么是应该遵循的,这就要“正名”。把世人应该遵循的都弄明白、说明白,社会秩序才能稳定,天下才能太平。这个所正之名,也是一个万物尺度的概念。 到墨家(名家)开始不停地对“名”进行讨论,其实就是在寻找一套能够完全明了、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共通准则。对,也是在寻找一个万物的尺度。 荀子继承儒家的“正名”主义,同时具有演绎法思想。强调要先设立一个“隆正”,作为标准大前提。所谓“隆正”需要“若有王者起,比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把社会上已经通行的名,用国家法令制定,不得更改。已经有部分的法家思想雏形。 可以说,到这里,思想家们朴素思考的结果与目的之一,都是寻找一个万物的尺度。到荀子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大家苦苦讨论,就是需要一个拍板的定论。荀子说:“天行有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恰恰就是一种拍板的魄力。事实也证明他是对的。荀子的法理学思想很快被发扬光大,法家思想迅速发展,一直沿用至今。 从今天看,法制无疑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选择。应当来说,法学脱胎于中国古代这种处世的哲学,首先用哲学的思考解决“为什么需要准则”的问题,然后用法理学很明确地解决了“应该以什么为准则”“如何遵守准则”等一系列问题。抽离出来,用哲学的抽象目光大量如今这一套法律体系,真乃哲学之一大实用! 韩非子: “论事之事,因为之备”,强调现世的适用性“极端的功用主义。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伐禁无用。(《五蠹》) 他的寓言“守株待兔”,就是说不要奉先王之制。主张进化论。 韩非是荀子的徒弟。荀子虽说“天行有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看似与韩非子矛盾,其实荀子也说“法后王”,也是追求现世的实用性,他们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 古代哲学之中绝: 胡适概括为四点 1、怀疑的名学 2、狭义的功用主义 3、专制的一尊主义 4、方士派的迷信 1、主要是说庄子的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不可知论,打破了思想者们心中的信仰知识精神 2、这是中国哲学的普遍特性,服务于济世包袱,往往实在解决现世的政治治理问题,而非更抽象更上层更永恒的问题 3、为应对怀疑主义,荀子说“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就是说学问有止境,我们要达到这个止境。胡适认为这是哲学的自杀。 4、方士的迷信有时候脱离于某种哲学思想,又带有某种哲学思想,往往对君主迷惑很大。但是这种迷信本质上与哲学恰恰相反:一个是反智,一个是求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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