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国和伊朗的国家发展存在诸多可比较之处。两国均历经几个兴盛的发展阶段，都不止一次成为所在地区的强大国家，这给两国民众植下延续至今的大国之心。近代以来中国和伊朗均遭受到欧美列强的侵略凌辱，都为摆脱这种命运进行了艰苦斗争，这使得两国在面对欧美时都情感复杂。伊朗在波斯帝国时期就发展到国家历史的最高峰，其后再度崛起的伊朗诸王朝均没有再达到波斯帝国的世界影响力；秦朝以来中国诸王朝的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至唐朝达到高峰，之后长期维持在高位发展直至清朝“康乾盛世”，这使得中国人的心理落差比伊朗人要小。从现政权对国家复兴的贡献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已经再次把民族国家复兴到一个历史高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非但没有把伊朗复兴到历史高位，而且即使与被其推翻的巴列维王朝相比它对国家的复兴贡献也没有优势。中伊相似或相异的发展轨迹给当下两国的互相认知造成一些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双边关系的深度发展。目前，中伊之间存在发展更密切关系的积极因素，两国恰当的自我和互相认知是今后双边关系深化、升华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中国同伊朗关系；国家发展；社会心理；相互认知

作者简介 范鸿达，上海外国语大学志远卓越学者、中东研究所教授。

项目来源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西亚非洲》，2020年第4期。全文如下：

从国家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和伊朗（尽管“伊朗”作为国家正式名称始于1935年，但是出于行文方便，本文统用此称）有诸多可比较之处。就像中国历史上存在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强大王朝和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一样，伊朗历史上也出现过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亚王朝、萨珊王朝、沙法维王朝、巴列维王朝等时期的强盛，以及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和阿拉伯人统治后的分裂。历史的一再起伏均给予两国自豪、屈辱之感和反抗之心。中国与外部的大规模冲突特别是战争远远少于伊朗；中国的文化连续性也强过伊朗；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发展轨迹完全迥异，等等。国家历史发展对社会心理的形成有不可忽视之影响，社会心理对国家当下内政外交亦有巨大之影响。观察当前中国和伊朗双边关系时，不能不重视各自历史发展催生的双方社会心理，不能不重视社会心理对两国交往的推进或钳制。伊朗和中国大半个世纪以来不同发展曲线造成的心理差异，历史发展造就的相同或不同的心态，以及国际环境的新变化等因素，影响到两国当代关系的更好发展。目前，国内还鲜有通过两国长时段发展比较来深入观察当下双边关系的研究成果，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对中伊关系做一研究尝试。伊朗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相似性伊朗和中国在历史上都曾屡次创造出自己的辉煌，并由此催生了各自的大国雄心；两国皆曾经历被欧美列强凌辱的惨痛，从而也具有相似的反对外来压迫和干涉的抗争。（一）伊朗和中国都拥有基于历史辉煌的大国之心伊朗有其璀璨历史。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欧、非的波斯帝国就是伊朗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330年），该王朝直接造就了波斯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安息”的是伊朗帕提亚王朝（公元前247—公元224年），该王朝终结了伊朗的所谓希腊化时期，部分复兴了波斯帝国赋予伊朗的荣耀，并与遥远的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官方关系，开启了古代丝绸之路。紧随其后的是伊朗前伊斯兰时期的文化顶峰期——萨珊王朝（224—651年），该王朝是它那个时代的世界强国，是继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波斯人和伊朗最为缅怀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是“伊朗”成为地缘政治概念的开始。16世纪初沙法维王朝（1502—1736年）宣告成立，结束了伊朗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蛰伏，再次成为强大的地区力量。到20世纪70年代，伊朗成为中东乃至世界舞台上的发展明星，那时伊朗正处于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发展阶段，1977年伊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 146.6美元，而当时的中国还不足200美元。在上述诸多时刻伊朗都是中东甚至世界大国，这等荣耀不断催生巩固了伊朗的大国雄心，也使得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伊朗仍然自视为波斯湾地区大国，并努力从宗教和政治两方面彰显自己的地区领导者地位。此外，新千年以来中东持续的剧烈变动严重削弱了伊拉克、埃及、沙特、叙利亚等区域大国的影响力，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获得进一步提升。有历史辉煌塑造的大国雄心，有中东新局势带来的有利新环境，这令“伊朗崛起”成为近些年来伊朗内外很多人都在谈论的话题。历史发展同样也赋予中国一颗大国之心。秦始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尽管存在的时间短暂，但秦朝带给中国人的统一、强大之心理影响不言而喻。秦朝之后中国历史又迎来更为强大的两汉王朝（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东汉：25—220年），而且这个时期中国还开启了对外交往的新篇章，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即是明证。581年崛起的隋朝结束了过往300余年的分裂，把中国重新统一为世界强国，接踵而来的唐朝（618—907年）更是把隋朝开启的辉煌推到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峰，特别是在对外关系发展方面，唐朝带给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比如迄今在国外存有多处的“唐人街”即是明证。此后宋朝的经济、元朝（1271—1368年）的疆域、明朝（1368—1644年）的繁荣、清朝（1636—1912年）的“康乾盛世”等均令中国在各自时期傲视天下。当下的中国又历经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在经济层面上已经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历史辉煌和现世成就的叠加，造就了当下中国大国地位的日益隆升，也给中国人带来国家再度崛起的强烈愿望。近年来，中国力推的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中国在世界银行等多个国际组织中话语权的不断提升，中国在推动解决国际热点、难点问题上的努力与成效等，均显现了中国当今的世界大国之地位。（二）伊朗和中国都拥有基于历史挫折的受伤之心伊朗和中国除了都有历史辉煌及其带来的大国雄心外，也均遭遇过历史挫折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悲伤。波澜壮阔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伊朗不得不接受希腊人的百年统治；波斯文化发展至鼎盛的萨珊王朝被新崛起的邻居阿拉伯人征服，伊朗本土信仰和语言文化因此而丢失或饱受摧残；与奥斯曼帝国持续争斗的沙法维王朝国力日衰，终被“丧权辱国”的恺加王朝所取代，大片国土的丧失把恺加王朝钉在伊朗历史的耻辱柱上；豪情万丈的巴列维国王曾把伊朗再次拉到世界的聚光灯下，但是这偶尔一现的昙花最终凋零于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中。历史带给伊朗人足够的悲伤，中国人对此感同身受。在统一强大的秦汉之前是春秋战国的纷争，在兴隆的隋唐前是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两宋前是五代十国战乱，孕育“康乾盛世”的清朝在后期曾遭受大片国土的丧失以及列强的轮番凌辱。伊朗和中国也是带着相似的任务进入20世纪——整肃内部政治、摆脱外来干涉、推进国家发展。饱受近代苦难的伊朗在20世纪初期开展了立宪运动，该运动唤起了伊朗人民的觉醒。1925年巴列维王朝取代不得人心的恺加王朝，在新王朝缔造者礼萨国王的领导下伊朗进行了以世俗化和现代化为鲜明特征的改革，并取得一些发展成效。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近和爆发，伊朗成为英、苏、德三国激烈角逐的战略要地，1940年英、苏联合出兵伊朗，迫使不情愿把德国势力彻底赶出伊朗的礼萨国王下台。继任的巴列维国王面临的国际处境亦是不妙，他不得不接受英、苏、美三大国共同驻军伊朗的残酷现实。二战后英、美联手帮助伊朗把苏联势力赶了出去，尔后借助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运动美国又逐步消减了英国在伊朗的势力存在，美国积极策划甚至是主导了伊朗1953年政变，这帮助巴列维国王重掌国家大权，之后伊朗逐渐步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当然也是一个亲近美国的时期。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革命色彩浓厚的新伊朗不仅要面对国内政治动荡和两伊战争带来的阵痛，而且还要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处境，美国等国家对伊朗延续至今的长期制裁严重影响了伊朗人民的生活。中国进入20世纪时清王朝已是“病入膏肓”，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仁人志士们展开轰轰烈烈的救国运动，最终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同年清朝终结。成立伊始的“中华民国”权力基本归于北洋政府，在北洋军阀混战连年后中国又历经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至1928年国民政府才在形式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但是当时中国并未摆脱西方列强的干涉，日本更是不断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战争，在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又进入了四年之久的残酷内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其中出现的一些政治发展波折干扰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给人民带来痛苦的记忆。伊朗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差异性就伊朗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差异性而言，有两点特别突出：一是伊朗在强盛时期与外部大国的冲突与战争是其对外关系的显要特征，中国强盛时期则注重非冲突性的国际交往，与外部大国的关系表现得相对平和；二是伊朗本土文明（比如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曾因为阿拉伯征服而遭受严重摧残，中国文明则保持了连续存在与发展。（一）伊朗在强盛时期与外部多有冲突和战争伊朗历史特别是其强盛时期充斥着与外部的冲突和战争，对伊朗尤为不利的是，其各个强盛时期的对手基本也都是当时世界或地区的豪强。阿契美尼德王朝在给伊朗带来帝国荣耀的同时，也给世界带来关于“希波战争”的深刻记忆，强大的波斯帝国对涣散的希腊城邦的臣服要求源于帝国扩张的本性，这场战争对东西方关系造成重大影响，希腊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曾代表西方发问——他们（东方）为什么恨我们（西方）？这场战争令阿契美尼德王朝元气大伤，从而加速了波斯帝国的衰落，并最终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灭。在波斯帝国之后，领土和区域主导权的竞争又让帕提亚王朝和萨珊王朝深陷与强大（东）罗马帝国的持续战争，它们之间的冲突也被视为东西方对抗的延续，与（东）罗马的战争令伊朗这两个王朝的实力严重受损，结果内外交困的萨珊王朝在面对新崛起的阿拉伯人时已经软弱无力，最后不得不再次吞下被他族征服的苦果。伊斯兰前时期伊朗的这两次亡国经历，特别是伊朗被波斯人一直鄙视的阿拉伯人所征服，给伊朗和波斯人留下至今都没能消失的痛苦和愤恨。16世纪初伊朗的沙法维王朝建立时正值奥斯曼帝国的强盛期，这两大邻国围绕伊拉克和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进行了激烈争夺，再加上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伊斯兰教派矛盾，战争遂成为沙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关系发展的常态，沙法维王朝的都城从大不里士连续搬迁至愈加远离奥斯曼帝国的加兹温和伊斯法罕，就是两国战争带给沙法维王朝的深刻影响之一。与强大奥斯曼帝国的竞争使得沙法维王朝甚至无法有效应对周边较小势力的挑战，结果在内外交困之中沙法维王朝于18世纪前期走到尽头。其后的伊朗恺加王朝实力有限，此时伊朗只能忍受领土的丧失和英、俄等大国的欺凌。由于相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伊朗地缘战略地位实在太突出，无力自保的巴列维王朝成为二战及其前后大国角逐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苏、美三大国的军队都进驻伊朗。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反美、反以色列成为伊朗的鲜明标签，与伊拉克则进行了长达8年的残酷战争，伊朗迄今仍深陷还没有解决的“核危机”之泥潭。伊朗在伊斯兰共和国时期再次落入与外部激烈战争与冲突的发展轨迹。纵观伊朗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强盛时期伊朗与外部大国的战争、冲突比较多，有些战争和冲突还是伊朗的主动行为，这给伊朗的历史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二）中国在强盛时期与外部的关系较为平和相比较而言，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在强盛时期和其他大国的关系要平和很多，中国更是少有因为势力扩张而主动发起的对其他大国的战争和严重冲突。秦汉时期中国与北方匈奴的连续作战体现出的防御性居多，秦长城的修筑就是明证。而一旦威胁解除，中国则是走和平路线，汉朝的“丝绸之路”也说明了这一点。唐朝是中国领土快速扩大的时期，但这并非唐朝与其他世界大国竞争的结果，而且当时唐朝也不愿意与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发生严重冲突，比如伊朗萨珊王朝请求唐朝出兵对抗阿拉伯人而被中国皇帝拒绝。宋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在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是该王朝始终笼罩在外敌入侵的阴影下，西夏国、辽国、金国和蒙古人可以说是宋王朝的梦魇，最终疲于防御的宋王朝亡于蒙古大军的铁骑之下。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持续时间不足百年，在历经对周边地区和国家几次规模不大且不成功的战争后，元朝统治者就以安于现状的心态理政了。明朝是继汉唐之后中国历史的又一个发展高峰期，尽管国力强盛且有“郑和下西洋”之壮举，但是明朝并没有对外扩张征服之政策，而且国家还遭受日本“倭寇”之骚扰。哪怕是在“康乾盛世”，清朝对外关系重点之一也是遏制沙俄对华领土的图谋，而不是如正在崛起的西欧诸国那样侵略四方。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力日益强大，发展至今已经是世界的关键力量之一，中国的外交风格越来越主动，但始终不持扩张性外交，当下闹得沸沸扬扬的中美冲突也主要源于美国对中国发展的遏制。一言以蔽之，从古至今中国少有主动挑战其他世界大国的案例，因为此等挑战而与大国陷入战争的经历更是罕见，中国与伊朗的历史发展在这一点上有显著不同。（三）伊朗和中国在文化发展方面的差异伊朗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另一个显著差异，是阿拉伯人的入侵和征服改变了伊朗的宗教信仰，深刻影响了伊朗的语言文化发展；而另一方面，即使在蒙古人和满族人一统天下时，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没有被改变。萨珊王朝把伊朗（波斯）文化发展到顶峰，就文化发展程度而言，波斯人是那个时代中东的佼佼者，非阿拉伯半岛居民所能比。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诞生和阿拉伯人的迅速崛起，阿拉伯人在短时间内征服了萨珊王朝。阿拉伯人虽然是军事上的胜利者，不过在文化上他们仍然无法比拟波斯人，迄今在描述阿拉伯帝国文化时，最流行的说法不是“阿拉伯文化”而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就是因为它囊括了多民族特别是波斯人的历史贡献。尽管如此，阿拉伯征服还是严重摧残了波斯人的信仰、语言和社会发展，伊朗以琐罗亚斯德教为主体的本土宗教信仰被强行以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所取代，虽然在伊斯兰教什叶派发展过程中伊朗注入了大量自身元素，但是这改变不了伊斯兰教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事实。充满悲痛和反抗色彩的什叶派信仰之确立，几乎重塑了伊朗的社会发展特征，用伊朗学者自己的话说，这让波斯人远离了快乐。另一方面，随着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进入，以及阿拉伯统治者的特定政策，阿拉伯语逐渐在伊朗流行起来，一些波斯人也倾向于用阿拉伯语写作，波斯语遭到毁灭性打击。生活于公元10—11世纪的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用波斯语创作了反映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史诗《列王纪》，该书对波斯的语言保护、历史和文化传承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菲尔多西迄今仍然被伊朗人推崇、尊重有加，这也反证出阿拉伯征服对伊朗语言和文化的历史性摧残。时至今日，波斯语中仍然存在明显的阿拉伯语痕迹，比如波斯语的32个字母有28个就是阿拉伯语字母。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由于伊斯兰教什叶派阶层掌握国家权力，阿拉伯语在该国中的地位再次提升，它不仅是伊斯兰宗教教育的使用语言，而且和伊斯兰教知识一样，也是伊朗高校入学考试的必考内容。中国不像伊朗存在“伊斯兰前”“伊斯兰后”那样鲜明的基于文化特征的历史分期，而且中国文化通过不断吸收外部文化而更加丰富。尽管历史上与周边地区的多个势力发生过战争与冲突，但即使在元、清两朝，中国原有的文化和语言发展主线也未曾中断；作为统治者而存在的蒙古人和满族人，其文化也基本被融化到中原文化的汪洋大海中，汉字更是中国历朝历代持续使用的语言文字。就宗教信仰层面而言，尽管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都传及中国，但是这些宗教亦未曾发展成为中国的主流信仰。一言以蔽之，中国本土语言文化一直得以传承并延续至今，而不像伊朗那样存在伊斯兰前、后的鲜明分期。伊朗和中国当代发展的时间错位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1953年中国结束“抗美援朝”战争及同期美国策划伊朗政变令巴列维国王权力失而复得后，伊朗和中国的发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间错位性——以1979年为界，之前伊朗具有相对发展优势，之后中国具有相对发展优势。（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快速发展为了掌控伊朗与冷战的主要敌人苏联对抗，1953年美国策划主导了伊朗政变并推翻时任伊朗首相摩萨台，之前大权旁落并出走他国的巴列维国王顺利回归，带领伊朗走上了亲美之路。出于冷战考虑，美国对巴列维国王领导下的伊朗也重视有加，这样伊朗和美国迎来一段双边关系的蜜月期，借此伊朗得以从美国获得多方位的援助与支持。因为与世界头号强国、西方世界领袖美国的关系密切，巴列维国王主政下的伊朗与其他西方大国的关系也比较友好，与埃及、以色列等美国的中东盟友亦有不错的往来，与伊拉克的关系也因为在1975年达成双边协议而获得极大改善，这使得伊朗在20世纪60~70年代获得相当优越的外部发展环境。对伊朗更为有利的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石油价格不断攀升甚至是急剧拉升，作为石油出口大国的伊朗外汇收入猛增，这为伊朗的国家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持与保障。这一时期的伊朗领导者巴列维国王深具改革和发展精神，他自称在位37年所有的政治抱负和执政理念都是“为了使人民走上伟大文明的道路”，他认为伊朗“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是东西方的汇合点，在东西方文明的结合上，也应该具有同样的地位”，因此，尽管在伊朗推进改革会遇到许多阻碍，但是“为了借鉴西方的新文明则应该忍受这种艰难困苦”。作为曾经目睹和经历家国之厄运的国家领导人，巴列维国王深知武装力量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我们绝对独立的政策使我们有必要拥有军事实力。伊朗整个古代和现代历史都清楚地表明有这种需要。当我们的武装力量软弱时，我们的国家就遭到蹂躏；当我们强大时，我们的国家就免遭外国侵略。军事力量常常成为我们生存的唯一保证。”基于上述执政理念和伊朗的现实，国内地位日益巩固的巴列维国王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启了“白色革命”，这是一场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希望能够全面推进伊朗现代化的从上至下的改革，在推行的15年中总共实施了19项现代化改革方案。“白色革命”虽然有很多不足，但的确也取得了一些发展成就。伊朗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伊朗在1968年至1978年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6%~17%，人均收入从1960年的174美元骤升至1978年的2 540美元。在强军方面，巴列维国王花费巨资购买了大量美国等国的先进武器，使伊朗军队逐渐发展成为中东海湾地区的头号军事大国。良好的国际环境、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不断提升的军事力量，使得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的伊朗俨然是中东发展之明星，这也刺激了巴列维国王对伊朗更高国际地位的追求，他不仅在欧佩克、不结盟运动等国际组织中积极活动，而且还在美国媒体上为自己和伊朗投放宣传性广告。在巴列维国王倡导下“西方化”的生活模式在伊朗有鲜明体现，而且随着经济发展赴国外旅行和读书的伊朗人也为数众多。那时电视、汽车等在中国还被视为奢侈品的物件也已经进入了伊朗寻常百姓家。（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发展相对缓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从此进入国家发展的新阶段。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虽然逐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但是客观来看，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钳制，那一时期中国面临的发展困难显而易见。新中国诞生之时，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冷战已经展开，中国在外交上倾向苏联，并且还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缺乏友善。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即使中美在70年代双边关系有所缓和，就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而言中国与那时的伊朗仍然不可同日而语，苏联威胁仍然存在。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战争和“三大改造”，至1956年才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毋庸置疑，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诸多成就，但是由于底子薄、人口多，再加上“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和指导思想的负面影响，彼时的中国可谓内外交困，贫穷是当时中国最突出的国家特征之一。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统计信息显示，197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41元（人民币），进出口贸易额272.5亿元，全国出租车仅有1 714辆，外汇储备仅有23.45亿美元，大学招生仅有27.3万人，出国留学生仅有220人；直到1985年，才有中国私人汽车拥有量的信息，之前皆为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与同期的伊朗相比，国家发展程度的确有不小差距。（三）1979年后伊朗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政治制度和重大举措的变化对国家发展带来的影响不可低估，1978~1979年中国和伊朗各自内部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两个国家的发展轨迹。1978年12月，中国领导层推出改革开放和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中国逐步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的统治，伊斯兰共和国取代了巴列维王朝，国家发展导向也从世俗化、西方化转向伊斯兰化，伊朗此后的发展道路相当曲折，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和伊朗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的不同巨大变化，给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差异性影响，比如201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飙升为41 908元，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258 168.9亿元，全国出租车1 053 580辆，中国私有汽车已经多达105 016 800辆，外汇储备有38 213.15亿美元，大学招生699.8万人，出国留学生413 900人。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是截至2013年的数字，此后中国的发展脚步依然快速,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信息显示，201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64 644元，货物进出口总额也升为305 050.36亿元。此外，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之一。而在同一时期，伊朗的经济发展持续推进，但由于恶化的外部环境而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这从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上就可见一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发展路线，再加上它反美国反以色列以及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举措，使其不仅少有朋友而且四处树敌，“美国人质危机”“伊朗核危机”等事件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至今一直处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高压制裁之下，国家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非常恶劣。 中伊发展历程对双边关系和各自外交的影响伊朗和中国的发展进程比较引人深思。客观而言，当下伊朗和中国的确都亟需从对方那里汲取养分，伊朗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发展之路，研究中国如何从改革开放前的持续贫困落后到今天的小康社会，这其中会有正极度渴望经济发展的伊朗所需要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国要重视看似繁荣的巴列维国王年代为何会突然终结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对照伊朗的既往经验教训，检验自己是否亦有某些发展隐患，中国也会从中受益。当代伊朗和中国的不同发展轨迹对两国民众心理和互相认知的影响不容小觑。巴列维国王主政下的伊朗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快速发展，这让伊朗成为当时中东甚至世界的发展明星，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及“文化大革命”境况，再加上冷战仍然进行得如火如荼，国际社会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为数不少。面对如此之中国，国际处境良好的伊朗人自然比较容易产生优越心理。不过，在1979年之后，伊朗人和中国人的国内外处境逐渐发生变化乃至反转。在经历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核危机以及持续的美国等国际制裁后，伊朗非但不再是70年代的地区或国际发展明星，反而深陷内外交困的泥潭，再考虑到伊朗地处冲突甚至战争不断的中东，这使得通过改革开放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对如是之伊朗逐渐产生优越感。面对改革开放后已经发展起来的中国和中国人，此前不久还俯视中国的伊朗人心情复杂，他们不得不接受中国发展已经大幅度领先自己的现实。但与此同时，一些伊朗人对中国的优越感仍然存在，加之西方大国对中国的负面解读严重影响到现在伊朗人的中国观。即使是在西方国家制裁伊朗的当下，都还没有改变一些伊朗人对中国的固有看法，长期存在伊朗人对中国认知不客观情况。对于伊中国民之间存在的误解、猜疑、隔阂、忌惮心理特点，我们既不能无视，也要坚信伊中双边关系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受到影响，更不会被某些势力的挑拨离间所干扰。此外，国家历史发展的差异导致伊朗和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不同，这也影响到各自外交的开展。自阿契美尼德王朝和秦王朝以来，伊朗和中国都自视为而且也的确是各自地区的大国或强国，各自历史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再强盛令这两个国家滋生了大国心态，不过从各自历史发展的起伏来看伊朗和中国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迄今最受波斯人赞誉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均被外族人征服所灭，而且征服者从没有发展成为伊朗的一分子；中国历史的起伏基本是以连续的朝代更替为特征。历史上与伊朗或波斯人对抗、作战的周边势力目前基本都是他国之地、之民；而历史上曾与中国对抗、作战的很多势力或者已经成为中国之地、之民，或者业已消失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希波战争中失利的波斯人不得不面对西方世界对其破坏东西方关系的指责，被阿拉伯人征服的波斯人不得不吞下本土信仰和语言文化沦丧之苦果，国家发展的如是经历带给之后的伊朗更大伤害。因此，尽管同具大国心态的中国和伊朗都曾有过历史挫折，都有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近现代历史，但是鉴于目前伊朗国家发展的困境，导致当下伊朗在面对外部世界时仍然还深具中国已经不甚明显的受害者之心和反抗之心。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当下伊朗的官方宣示之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会轻易向任何外部国家“屈服”。对于当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伊朗政府在态度上积极，但对于两国战略对接问题仍持谨慎和观望态度。这是因为：尽管中伊之间虽没有历史结怨和现实冲突，但历史上被侵略、被殖民的苦难经历让伊朗人从来都对外来的一切充满警惕和戒心，防范其给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带来危害和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相当一部分伊朗人内心对欧美并没有那么排斥。尽管数十年来美国给伊朗带来严厉的国际制裁，其他西方国家在此事上也与美国多有配合，但是伊朗人比中国人更关切、更向往欧美国家和西方文化。横跨亚非欧三大洲、与希腊人展开过厮杀的波斯帝国与欧洲交往之密切自不待言，即使版图大大缩小以后地处欧亚交通要道的伊朗与欧洲也多有往来，冷战爆发后互有所需的美国和伊朗亦建立了密切关系。伊朗的地缘战略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必然紧密存在，尽管这种关系有时候表现的是友好，有时候表现的是敌对。中国则地处亚洲东端，文化自成体系，历史上也少有强大的邻国，“中央之国”对外交往的动力长时期较弱，与欧美在生活习惯、语言、文化等方面也有相当差距。事实上，就日常生活方式、同属印欧语系的语言甚至国民素养来讲，伊朗人普遍认为他们更接近欧洲、美国而不是中国，他们认为中国与欧美的发展距离还很遥远，与欧美交好更能促进伊朗的发展。伊中双边关系的发展很难摆脱伊朗人的这一理念之钳制，那种认为处于美国重压之下的伊朗必然会选择中国进行深度合作的想法还值得商榷。假如伊朗必须要软化自身坚持的原则而对外妥协，迄今中国还不是它这样做的首选项。事实上，伊朗的一些举措也反映出该国当下对中国并非十分看重。与伊朗高校已经开设英、法、德、俄等语种博士生培养相比，迄今伊朗高校仅仅能够培养汉语本科生。伊朗针对中国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比如德黑兰大学世界研究院是伊朗高校中最具实力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也是伊朗政府最重要的高校智库，到2020年初研究院业已开展的研究生教育有英、法、德、伊朗、北美、俄、拉美、埃及、伊拉克、巴勒斯坦、日本、印度等12个国别/区域研究硕士项目和北美研究博士项目，遗憾的是，至今并没有专门的中国研究力量。在面临美国日益加重的制裁和中东乱局时，伊朗人也首选俄罗斯作为其外交反遏制的外部倚重力量，而不是中国。简而言之，在过去40年中，伊朗对中国虽有重视，但中国还没能成为伊朗外交的核心选择；而伊朗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亦与其地区大国地位有落差，而且中东区域和美国等因素有时也会影响中国对伊朗关系的开展。两国的上述情势使得中伊双边关系发展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中国与伊朗关系展望虽然历史发展的惯性不容忽视，但是国际关系也并非恒久不变。2016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伊朗，双方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扩大民间和人文交流，深化两国传统友谊。中伊关系的良好发展有赖于双方恰当的自我和互相认知，以及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从国家现有体量和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和伊朗是国际格局中不同层次的国家，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伊朗则是在西亚特别是波斯湾地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地区国家。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发展战略存在结构性差异，因为面临与其他世界大国竞争的压力，世界大国往往更倾向于和地区大国发展更好的双边关系。另则，地区大国，特别是在本地区与其他国家存在（激烈）竞争的地区大国，非常渴求世界大国对其区域地位、行动力和国家独立自主性的认可。从中伊关系看，双方本不存在结构性利益冲突，中国和伊朗从古至今也不存在实质性或重大的利益冲突，所以随着国际大势和两国具体国情的发展，今后中国伊朗关系也可能会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中伊两国都正在遭受美国“极限施压”的背景下，中伊关系发展更存在深化的空间。今后在发展中伊关系时，中伊双方需增进往来，加强对彼此的客观认知。对于中方而言，一方面需要做好与伊方的释疑增信工作：中国视伊朗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中国不会处心积虑地做危及伊朗发展的事，因此伊朗政府和人民无需过分担忧来自中国的所谓“威胁”。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各沿线国家的落地，地处“一带一路”核心地理位置的伊朗是中国真正想与之深度合作的国家，维护和发展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双方的共同任务。2020年2月伊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还没有走出严重疫情阴影的中国立即对伊朗开展了多方位援助，就充分表明了中国对中伊关系的重视。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总是在彼此困难之际相互支持帮助。伊朗政府在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率先公开声援中方，并捐赠200万只口罩。同样，面对伊方疫情加剧的情况，截至2020年4月11日，中方已援助伊朗1 250万只口罩、31.3万件防护服、3.75万副防护镜、10万顶医用帽、1 816个温度计和500个预制医院房等物资，并派出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家团来到伊朗，与伊朗同行分享诊疗和防疫经验。另一方面，中国也要加强对伊朗的客观认知。如果中国意识不到伊朗目前的发展困难是暂时的，意识不到伊朗有强大的再复兴能力，意识不到伊朗较为独特的国家和民族特性特别是强烈的自尊心，那么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对伊朗外交很可能会招致对方的一些负面反应。同样，如果伊朗还是经常借助西方视角来认识中国，还是不能恰当认识中国的发展现状，那么伊朗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对华外交也很难得到中国的恰当和积极回应。由此，夯实民意基础、加强民众对彼此的客观认知有利于推进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影响今后中伊关系走向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自身的发展程度。一般而言，地区大国倾向于和更强大的世界大国发展更为友好的双边关系。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继续提升，中国的自信力和自主性会进一步增强，那么中国对伊朗的吸引力会更大，而且享有此等国际地位的中国也需要关键区域的关键国家伊朗的友好合作，这样中伊关系很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伊朗同美欧关系也是决定中伊关系发展高度的关键因素，如果中国在今后大国的博弈中无法取得优势，那么中国就难以建立起对包括伊朗在内的中小国家的强烈吸引力。所以，透过中伊关系看到的不仅是两国交往的热度，而且也是中国发展的高度。就当下而言，中国和伊朗都有互相靠拢的较大推动力。从中方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这表明“一带一路”是中国发展的长期倡议。地处“一带一路”核心地带的伊朗自然是中国希望与之紧密合作的对象国，中国在能源进口、商品出口、（国内）地区安全、国际支持、反制美国等方面都有与伊朗合作的空间。从伊方看，伊朗已经遭受美国倡导的长达40年的国际制裁，目前又承受着来自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伊朗也亟需发展与中国的更好关系，而且已经采取了一些主动之举，比如伊朗对中国游客单方面推出免签证、加大对中国研究的力度、频繁派高级政府代表团访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立即给予中国积极援助等等。从中、伊外部因素看，美国是影响中国伊朗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特朗普政府同时对中国和伊朗实施“极限施压”，这让两国对美国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也让中国和伊朗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考量。但是，中国对于中伊更好关系的构建不能太看重美国这个外部因素，因为伊美关系是一个变量，中国还是要更多地从中伊自身挖掘推进双边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而且，中国在看待中伊关系发展时，既要有长远眼光，也要关切当下现实，短期考虑要尽量服务于长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