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当时还在一个外媒的驻华记者站工作，有一次，我们扛着摄像机，去釆访一位中年女性，她叫张玉芬，她有一个非常吓人的外号——“二奶杀手”。

因为在九十年代末，张玉芬的丈夫出轨，弃她而去，离婚，她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跟踪她的丈夫，想要把第三者揪出来。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认识了九个跟她一样遭遇的中年女性，她们就一起成立了一个女子侦探所。

我们当时之所以去做这个选题，是因为那时是中国反腐运动的高潮时期。大家也都知道，当时很多落马的腐败官员，他们都会牵扯出有情妇的问题。那我们做这个选题，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当时包括我们在内的很多外媒，报导这个选题都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但我个人其实对这种叙事并不满意，因为我对政治背景不感兴趣。而且，我觉得反腐跟张玉芬的个人故事其实没有多大关系。

但我个人还是对上一代的女性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发生了非常浓烈的兴趣。这个故事的后续是，张玉芬她那九个姐妹，因为长期的积郁成疾，后来陆续去世，只剩张玉芬一人。

为了争一口气把后半辈子都搭进来，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事。我就想去探究，在这背后，她们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后来我自己又去见了一次张玉芬，这一次我没有扛摄像机，我只拿了一个录音机，我想用声音的方式来记录下她的故事。

我去到了张玉芬在北京郊区租的一个小院子，因为张玉芬名声在外，很多有相同遭遇的女性都会投奔她，所以她租了这个院子，作为一个女子庇护所，起名叫“月亮湾驿站”。在这个月亮湾驿站，我见到了张玉芬和另外几个她的姐妹，我跟她们几个聊了一下午，回来之后我就剪了我人生当中第一个声音纪录片，我把这期节目命名为《二奶杀手和她的姐妹们》。

但剪完之后，其实我不是很自信，因为我不知道这种节目形式到底有没有人会喜欢听，大家会不会感兴趣，所以我拿我老婆当“小白鼠”。那天我就给她戴上耳机，我假装没有在注意她在听的状态，但实际上我紧张得要命。我每隔一分钟都抬头瞟一下她的表情，然后我注意到她笑了，一次、两次、三次，她每一次笑的时候，我都在旁边拿一个小本子记下来，画“正” 。

最后她听完了之后，我记下来，她笑了十七次。

这时候我知道：这个节目应该是成了。

后来我就创建了一档播客节目，叫《故事FM》，也组建了一支专门用声音叙事的方法来收集真实故事的团队。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收集了五百多个故事。

在创建《故事FM》之初，我想了一个slogan：“在这里，我会用声音纪录片的形式，带你跨过田埂，穿过胡同，收集那些动人的真实故事。”

什么是声音纪录片呢？

声音纪录片其实在中文世界里，可以说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在欧美，尤其是英文世界，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对我们的团队来说，声音纪录片大概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区分。狭义的声音纪录片，我们有一个同名栏目在，我们做了四年多，其实也只生产了十几期节目，因为这种节目生产成本非常高。这种形式要求我们一定要深入到现场当中，去记录那些正在发生的正在进行时的故事。

另外一种就是广义的声音纪录片，这泛指所有非虚构的声音叙事。这方面，《故事FM》做了很多节目形式的试验，其中最成熟的一种，我们做得最多的一种，是个人口述类型的节目。这种节目形式，基本上一期节目就是一个人的声音。我们的制作人会釆访、引导他，让他娓娓道来一段人生经历。

在釆访当中，我们也会重点去挖掘和呈现他那些现场的画面，让我们听众在听的时候能够非常代入，有纪录片式的临场感。这种节目风格后来强烈到，当大家一说到个人口述类型的节目，都会说：“这是《故事FM》型的节目。”

因为这种节目形式之前太少见了，所以一开始还闹出了不少笑话，曾经我看到一个评论说：“这个《故事FM》的主播还蛮厉害的，每一期节目都可以模仿不同人的嗓音来讲故事。”

我做了这件事之后，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难得，因为我找到一个自己真正喜欢，并且还有点擅长的事儿。

我做了这件事之后，觉得非常荣幸，也非常难得，因为我找到一个自己真正喜欢，并且还有点擅长的事儿。但是在做这个事的过程中，我渐渐地意识到，其实这个事情本身深深地影响了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

前不久，我们釆访了纪录电影《1950他们正年轻》的导演宋坤儒。

宋坤儒寻访了很多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其中有一个老兵就跟宋坤儒说：“电视上的那些战争片啊，跟我经历过的战争，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在真正的战争中，人看到的都是细节，残忍而让人永远无法忘怀的细节，这些细节，其中就包括他看到了战友惨白的肠子和沾满碎肉的长辫子。

其实很多喜欢讨论战争的人，都喜欢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或者是战争史这些非常宏大的角度去讨论战争。但是对那些看过战争细节的人来说，最直接的冲击力，就是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战争的非人性。这时候我们才会真切地认识到，为什么我们要尽一切一切的可能去避免战争。

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常被教育说“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要高瞻远瞩”，“要认识到历史的必然性”。但其实我觉得大的图景和微小的细节之间，它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大的图景应该是由小的细节所构成，那这些小的细节，就应该落在人的身上——个体的悲欢和选择。

《人生七年》，这个纪录片可能很多人看过，前两年非常火，英国的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团队选了一组七岁的孩子，每隔七年回访他们一次，一直跟到这些人成长到五十六岁。这组片子非常完美地呈现出来，阶级，是如何影响到人一生的命运。

当我们在讨论什么是公平的教育制度，什么是公平的福利制度时，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记录。

对我个人影响最大的一组报道是《南方周末》做的，后来他们把这组报道集结成书——《这儿与那儿》。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是从1998年开始，选了沿海福建的一条街、中原河南的一个村、西部四川的一个镇。这三个点，每一年，他们的记者都会去回访一次，记录下这里的人这一年来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当时正是学生时代。 1998年到2008年，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迅猛的十年，我那时每期《南方周末》都必买，每次拿到报纸后，我都去翻里面这组报道出来没有，跟追剧似的。后来它的确也深刻地影响了我最后进入媒体行业。

用记录个体的方式来记录下时代的变迁，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事情。我经常说：“时间是最好的编剧，只要你肯下笨功夫，假以时日，你一定能记录下非常棒的内容。”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记录都需要我们花费这么大时间跨度的精力，小时间跨度中的同样有意义，像在去年疫情刚爆发不久，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叫《一通武汉方舱来的电话》。

我们有位听众，这个女孩叫阿念，她们一家人被隔离到不同的方舱医院。她进入方舱后，每天晚上八点半，我们的制作人也卜都会跟她通一个电话，录下这个电话。阿念每天都会跟她说今天在方舱发生了什么，她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后来录了几天之后，我们把这些录音集结在一起，变成了这期节目。这期节目的结尾，阿念的外婆是重症，后来被送到了“火神山”，阿念为了去照顾外婆，主动申请调到“火神山”，跟外婆一个病房去隔离。

后来，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包括央视在内的很多央媒纷纷跟进报道，“火神山女孩”就数次上了微博热搜。

我是在2010年从一个事业单位里辞职，选择进入媒体。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这是因为，当时我每天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坐在办公室里，同一批同事，看着窗外的世界，我总感觉，我好像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真真切切地活过一样。

而那时，我理想中最好的职业，应该就是成为一个记者，因为记者能够去最多的地方，见最多的人，听最多的故事。这能无限扩充我的生命体感，而且这是个跨度非常之大的体感：因为从商界精英到煤矿工人，他们都可以把生活细节讲给你听。

我上次来成都时，是去江油釆访这个女孩，她叫李裕。

李裕在2008年是北川中学的学生，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她被埋在废墟之下28小时，被挖出来之后，她的右腿已经坏死，做了截肢手术。

2018年我釆访了李裕，那是地震十周年的时候，采访完两年之后，忽然有一天，李裕给我发微信说：“爱哲大哥，下个月底我就要结婚了，想邀请你来参加。”我听了之后非常非常激动，因为2018年我做那期节目的时候，播出的时候，她还是单身。我们很多听众都说：“李裕这么可爱的姑娘，怎么可能没有男朋友。”两年之后，她就找到了自己的真爱，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在江油我参加的这场婚礼，是我记忆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婚礼，这场婚礼简直就是北川中学的同学会，很多来参加的宾客都是北川中学受过伤的学生。

跟这些人聊过之后，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汶川地震”这个概念，它符号化的一面开始在我脑子里瓦解。对我来说，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国家记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再定格在那一刻，它开始在生长，因为经历过它的那些人，他们还要继续生活，他们还要与创伤共存，他们还要寻找自己的幸福。

那我在记录他们这些生活的实感。

我也计划，以后每隔两年，都再去拜访李裕和她周围的朋友们，记录下她们未来的那些历程。

可能有很多人也会问我：“除了获得一点生活的实感，做这些事情到底有什么用呢？”我觉得非常有用，甚至我觉得，这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为什么？因为这种实感，实际上是一种代入感，它能够让你代入到一个你永远未曾经历过的人生当中，从亲历者的视角，去体验和理解他的处境和他的选择。

这种让互相不理解的人去理解对方，我觉得这是在当下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故事FM》做的五百多期节目里，我们釆访每一个人物，都希望能呈现出这样的效果，促进这些人的理解。

其中就包括，好比我采访的小鹿，我们是2018年釆访的小鹿，她是一个脱口秀艺人，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几个女性脱口秀演员。小鹿的故事告诉我们：女孩儿也可以非常的搞笑。

这是Yummy，她创建了一个女性愉悦社区，开始让女生们能够公开、大声地讨论性愉悦的话题。

这是赵一凡，一个麻醉师，2013年他作为“无国界医生”的一员，去到阿富汗的一个创伤医院做人道主义救援，他是众多活跃在国际救援一线的中国人当中的一位。

这是谢驭飞，也是我的朋友，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其实大部分人去纹身，真的不是想当黑社会，他们只是想记住一个人或者是他的宠物。

在中间的那个女孩儿，她叫潘美好，自幼下肢瘫痪，但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推着轮椅，一个人，来到北京北漂。她不仅打破了大家对残障人士只能窝在家里的刻板印象，而且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工作，过上了独立的生活。

这是苗会玲，中国有三千万卡车司机，但大家不知道，这些卡车司机背后的妻子，很多人和卡车司机一起生活在驾驶室里，在驾驶室做饭、洗衣、睡觉，中国经济腾飞的背后，也有她们的一份贡献。

在我近四十年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一直试图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 我觉得，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我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经历，去体验，去聆听更多人的故事，这样才能够找出答案。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地意识到，可能这个答案并不重要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用《故事FM》记录下的这些人的故事告诉大家：当下，有这些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过，我觉得就已经够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