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任北京大学助教时的高明

1952年暑假，高明26岁时提出报考大学，领导同意他考上了就去读，考不上继续留下工作。他的目标是北京大学，那时可填报六个志愿，他只报了三个，第一个是北大历史系，另两个是北大中文系和北大哲学系。最终，他被北大历史系录取。1952年8月接到北大录取通知书回函时，他毅然选择了考古专业。

之所以选择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高明后来解释，他曾看过顾颉刚的《古史辨》，也看过王国维的著作，他更认同王国维采用实物和文献结合式研究的观点，这坚定了他选考古专业的信念。

带学生野外考古

大学时，高明所在班级，主要是为考古事业发展培养人员。大学三年读完，他们到西安半坡实习，在这里学生们参与了半年的半坡遗址发掘，才真正学会了田野考古技术。随后，他们又参与了中科院考古所对陕西张家坡西周遗址的发掘。

1956年春，1952级本科生圆明园测绘课实习时合影（后排左五为高明）

一年实习结束后，高明和同班同学祝广祺毕业留校做助教，后来，祝广祺调离，当年考古班留在北京大学工作的，只有高明一人。

1954年底，高明和在北大附小做教师的妻子完婚，第二年儿子高尔棣出生。高尔棣后来成为我国知名作曲家，长期在中国东方歌舞团任职。当年作为年轻教师，高明常带学生去田野实习。高尔棣告诉南都记者，他童年时，父亲在家时间不长，经常见不到人，一般都是带学生去田野实习了。“我上北大幼儿园一个礼拜回来一次，记得有几次回来遇到父亲，都不太认识他了，总躲着他”，高尔棣说。

1954年12月，高明与妻子刘婉然结婚照

1976年前的二十年间，高明带领学生参加了许多野外实习。他主持或参加过许多重要考古发掘和调查。1958年，他曾带学生到陕西西华县进行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后来又带学生相继参加了北京雪山遗址发掘、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发掘、山西天马西周遗址调查等。

1962年，高明的女儿出生。高明对两个孩子非常疼爱，高尔棣后来从事音乐事业，高明第一本书的稿费就给他买了架钢琴，后来另一本书的稿费，又给儿子买了一整套当时国际上最权威的音乐百科全书。

直到1975年，高明还带学生到陕西咸阳进行田野实习，主持了阿房宫遗址中“北司”遗址的清理和发掘。1976年他带学生到山东淄博进行了东周遗址发掘。

高明担任古文字学教师始于1960年，文革结束后，他希望脱离田野工作，专心从事古文字教学和研究，获批后他的野外考古生涯就此告一段落。

著作身后永流芳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志军是1977级北京大学考古系学生，他告诉南都记者，他们77、78级在北京的同学，每年正月四日都要去看望老师，每次到高明家里，都会忆往事，谈考古界趣闻。

1981年高明在中关园家中

令赵志军印象深刻的是，当年读书时古文字课本是高明手写油印的，“字非常漂亮”。在此基础上，高明后来编写了《古文字类编》。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冯时研究方向也是古文字学，他是北京大学考古系78级学生，也是高明的爱徒之一。冯时告诉南都记者，在高明全力编写《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期间，冯时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到他家帮抄写书稿，随时向他请教。

冯时向南都记者介绍，高明的老师是唐兰。唐兰早年从古文字字形发展演变角度编过材料，高明自己编写了古文字表，从甲骨文、金文到战国文字，分三个栏，可一目了然看清一个字的发展演变规律，他独创此体例，也是授课内容，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古文字类编》。这是一本类似古文字字典一样的图书。

冯时协助高明整理编写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前身也是上课用的油印本教材。1992年，《中国古文字通论》获全国教材一等奖和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

1996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授课期间的高明

“在古文字学方面，唐兰先生有开创之功，但真正完成、形成体系的是高老师。”冯时对南都记者说，《古文字类编》《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是高明对古文字学最主要的贡献。

在古陶文方面，高明做了填补空白的工作，他编写了《古陶文汇编》、《古陶文字徵》。那时冯时已到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考古所收藏了很多战国陶文，高老师编书时，我在资料上帮了不少，我几乎把考古所古陶文资料摸了一遍，有用的东西都捡出来供他用。”

冯时说，高明在商周青铜器、石鼓文方面，也颇有研究。“当时被大家公认为北大做青铜器最好的学者。”《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和《周代用鼎制度研究》等文章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系统分析了东周青铜器的演变，对这一领域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在石鼓文方面，他把石鼓文年代拉到了战国时期。“这些东西都体现出了他考古学、历史学方面的功底。”

高明在北京大学学习工作60余年，除了教学，带了9名硕士生，还出版了八本著作，包括《帛书老子校注》、《战国陶铭》、《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四字歌》、《高明论著选集》等。

提教授多次受阻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担任教授的李水城，是冯时的同班同学。李水城告诉南都记者，高明考虑过古文字学接班人问题，想把真正有能力的冯时调过来，但愿望没有实现。“他说，能不能把冯时调过来，我这一摊子可以交给冯时。”后来高明又想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李零调过来，也遇到阻力。

“他一直没带博士，他给我说过，想把我挖回北大，继承他的衣钵，一直没成功。他晚年给我讲过，唐兰先生创下的事业，经过他的继承就断了，北大没人继承，他很遗憾。”冯时向南都记者表示，他会继承高明的教学方法，教导学生研究古文字必须和考古材料结合起来，以得出客观结论。

李水城告诉南都记者，高明没带过博士生，这是他一辈子的遗憾。“上世纪80年代末，他曾说，全国的古文字学家都能带博士，就我不能带。”

事实上，高明不能带博士生，是因为评职称提教授时，一度遇到阻力。那些年，许多人向高明写信，想要做他的博士生、博士后，因他不具备担任博士生导师的职称资格，都没能带实现。“他后来一直觉得培养的学生都是半拉子，没有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的学生。”冯时告南都记者。

最大爱好是书法

上世纪80年代，高明退休后又返聘，直至上世纪90年代才真正离开教学一线。退休后的高明，又捡起了毛笔练书法，这也是他晚年的最大爱好。

高尔棣告诉南都记者，《古文字类编》出版后，到处有人请高明讲课，包括在北京大学开公共课时，很多美术界、书法界的人来报名。“他和启功关系非常好，和欧阳中石也都有来往，他们都送字给父亲。父亲有个学生去美国留学，路费不够，他突然想起有启功的字，就让学生把启功的字拿走了。”

2005年新春时节，高明与夫人在北大校园

晚年的高明喜欢背诵古文，高尔棣说，父亲写毛笔字都是背着古文写下来的，比如《滕王阁序》、《琵琶行》。“很多人向他要字，他的字还被人拿到香港展览。”

曾担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的曹玮，1987年开始跟高明读硕士，和老师几乎每个月都会通电话。对于高明的毛笔字，曹玮对南都记者称，“在古文字学家里，他的字是最好的。”

高明80岁寿宴上与家人、友人在一起

书法篆刻家赵增福是高明的忘年交，是他认可的最后一名学生。赵增福告诉南都记者，他跟着高明习古文字，这些年基本每月去一次老师家，“频繁时候一天过去一趟”。在高明的教导下，赵增福还按帛书老子《道德经》写了篆书《道德经》，“写篆书《道德经》时总去他家，一共5499字，写不好的字要重写。”

“他写到88岁。”赵增福说，“他主要是做学问，他书法写的很好，但不让说是书法家。”

高明89岁生日时与孙女在一起

高明每天起床比较晚，一般都是中午下楼散步，会客时间都是在下午四点以后，赵增福说，“他一天吃四次饭，每次吃的都很简单，喝粥，吃鸡蛋，吃蛋糕。他最爱吃蛋糕。”

高尔棣每天都会打电话问候父母。他说，父亲非常要强，没怎么麻烦人。“直到最后，他都是自己穿衣服、吃东西，自己上厕所、洗澡。我看他颤颤巍巍，就说帮他洗澡。他不同意。他说，你帮我洗澡就完了，我就不行了，我还可以自己洗。”

高尔棣说，最后两三年父亲明显心肾衰竭。虽然坚持下楼散步，但最后几个月很难走太长距离的路，走累了就坐在保姆推着的轮椅上。

高明在教书、著述、育人方面业绩斐然，他一辈子以诚待人、心胸豁达的处事作风，也为学界同仁广泛称道。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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