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1-07-09 09:31:19

作者：吴枫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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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十年来，我在中国古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接触了大量的古籍文献，并积累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同时对古文献产生了浓厚兴趣，感到有必要写一部小书，希望以此引起文史学界开创新领域，深入研究古文献，积极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以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需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个人愿望未能实现，内心深感遗憾！

粉碎“四人帮”以后，写作这部小书有了良好的社会条件。1978年9月，因指导进修教师工作需要，根据手边现有资料，写出一份讲授提要，向青年教师介绍有关古文献的知识。1980年，又先后为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历史系开设古典文献学课程，系统讲授有关古文献的源流、部类、数量、考释、注疏、版本、校勘与流通阅读，以及四部书、类书、丛书、辑佚书等专题。于是，边整理旧稿，边补充搜集若干新资料，几经修订改写，终于在年底完成了这部书稿。

在撰写过程中，吸取了文史学界的多年研究成果，并得到许多师友、同志们的热情支持与具体帮助。这部小书，如果还有可取之处，当然是他们的功绩。作者学识有限，力量微薄，见闻不广，深知本书有不少缺陷和问题，希望读者指正。吴枫庚申年除夕夜1981年2月4日第一章 古典文献导论第一节 丰富多彩的各族古典文献

一、文献综述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内容丰富的历史。早在四千年前的夏代社会就已跨进了文明的历史；两千年前的中国就已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这里的“文献”，据朱熹的解释，包括历朝的文件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继杜佑之后，写成一部“典章经制”专著，曾以“文献”二字自名其著作为《文献通考》。他在此书自序中指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这里明显地表明此书取材来源有二，一是书本记载，一是人们口传议论。并在行文中加以区别，凡是顶格写的，都是书本的记载；凡是低一格写的，都是名流、贤者的议论。二者相交为用，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文献通考》。后来，“文献”的概念有了变化，单指历史文件而言。而现在图书、情报工作中，“文献”一词的含义很广，通常泛指一切记录知识的印刷型与非印刷型的出版物，诸如图书、期刊、报纸与特种文献。我们所说的“古典文献”，一般指五四运动以前雕版、活字版和手抄的古籍文献，同时包括文书、卷册、碑铭、拓本等。自我国于1873年在汉口创刊《昭文日报》，开始近代铅字印刷，凡是近代铅印出版物以外的文字材料，均属于古典文献的范畴以内。古典文献包括文学文献、史学文献、哲学宗教文献、民族文献、政法文献、方志文献、科技文献以及其他特种文献等。本书内容范围以文史文献为主，兼及其他方面。

文献，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它记录着人类从事社会实践的全部史实和经验，并为后世获得知识发展科学文化提供条件。中国古典文献是古代人类精神的宝库，是中华民族祖先文明发展史的物质见证。

中国古典文献，号称汗牛充栋，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绚丽多彩，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文献内容极其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民族、语言、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法学、外事、科技、农学、医药、方志、民俗、谱牒以及宗教经典等。

二、民族文献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种少数民族古文字及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文献，不仅促进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为我国光彩夺目的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重要的内容。中国古典文献除汉文文献外，还有佉卢文、突厥文、回鹘文、焉耆—龟兹文、八思巴文、彝文、纳西文、老傣文、于阗文、察合台文、古藏文、契丹文、蒙古文、西夏文、女真文、满文等，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特点。

藏文文献：藏文属于古老拼音文字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藏族史书记载，藏文是7世纪时由图弥三菩札参照梵文字体创制的。此后用之记载有关藏族的历史文献，包括经卷、文学、史传、天文历术、藏医以及因名学等。9世纪的古藏文历史文献，已于敦煌石室发现，约五千余卷，原件于1908年被劫运海外，分藏于英、法等国。文献记述主要内容：①吐蕃大事纪年：起于641年，终于764年。逐年纪事，举凡会盟、征战、猎狩、封赐、继立、婚姻、通聘、赋敛等大事；②吐蕃赞普传记长编及大论位序表。多为古老传说、逸闻掌故，弥足珍贵；③吐蕃各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

史藏文文献多属写本，我们见到最早的藏文刻本是明永乐九年（1411）刻本，文献价值极高。传世藏文文献，数量很多，目前尚难作出确切统计。清代成书的智贡巴·贡却乎丹巴饶吉的《安多政教史》中，即列举藏文史传文献达六百余种。藏族长篇多卷本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约三十卷，一千余万字。全传以英雄格萨尔的事迹贯穿，构成一部完整宏伟的文学作品。史传提供了有关古代藏族社会、历史、语言、民俗等多方面的丰富资料，是研究古代藏族的重要参考文献。

据了解，目前西藏地区保存有大量藏文文献，仅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档案资料就有三百万件之多，还有堆放在布达拉宫二十八间房子里的两万多部经书。这些浩如烟海的藏文资料，是研究西藏历史、宗教、科学和文化的大宝库。从一部分已经整理出来的资料看，其中有反映旧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的关系，说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文献；有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西藏三大领主叛国投敌、分裂祖国的罪行记录；有西藏人民抵御外侮，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史料；还有对研究喇嘛教有珍贵价值的大藏经和手抄贝叶经等图书，以及新近发现的西藏历史上的地震资料三十多条。这些文献大部分是古藏文，翻译整理难度较大，有的从未整理。1978年以来，已成立自治区历史文献资料整理领导小组，抽调和聘请懂得古藏文的人员参加这项工作，争取早日把积存的各种藏文资料整理出来，为祖国四个现代化服务。

焉耆—龟兹文献：焉耆—龟兹文，旧称“吐火罗文”，20世纪初发现于新疆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字，用的是印度的婆罗米字母斜体，所记录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Centum语组。有甲、乙两种方言：甲方言主要使用于焉耆—高昌（今吐鲁番）一带，乙方言则限于古龟兹（今库车）地区。因此，过去又有人分别称之为“甲种吐火罗语”、“乙种吐火罗语”。

已发现的焉耆—龟兹文献，内容十分丰富。宗教文献以佛教文献为主，目前已刊布或已编目者有《法句经》《佛所行赞》《一百五十赞颂》《福力太子因缘经》《十二因缘经》《十诵比丘波罗提木叉戒本》《托胎经》《饿鬼经》等。文学作品内容也很广泛，有剧本、诗歌、故事等。其中，《弥勒会见记剧本》长达二十七幕，用焉耆文写成。每章（幕）前都标出地点、出场人物及演唱曲调，后来被译成了回鹘文。经有关学者研究，认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个古代剧本。此外，还有字书、公文、账册、医术、占卜、历史语言等，对研究新疆地区历史颇多参考价值。

焉耆—龟兹文献，绝大部分被各国探险考古人员运往国外，分藏于柏林、巴黎、列宁格勒、伦敦、新德里、东京等地。早在1921年德国的泽格与泽格林刊布有《吐火罗语残卷A》两卷本，1953年根据托马斯遗稿整理出版有《吐火罗语残卷B》，是研究甲、乙方言的宝贵原始资料。我国学者冯承钧的《吐火罗语考》、季羡林的《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对焉耆—龟兹文献研究贡献很大。

回鹘文献：新疆维吾尔族，在历史上称为回纥或回鹘。他们创制的回鹘文渊源粟特文，是古代维族在采用阿拉伯字母文字以前使用最广的一种文字。它在历史上曾为不同信仰的维族所使用，也用于一般世俗文献，如信札、契据等，元代时并用于木刻书中，一直使用到14、15世纪。而在甘肃酒泉附近发现的木刻本回鹘文《金光明经》则刻于17世纪（康熙二十六年）。除回鹘文外，维族自7到15世纪还用突厥文、摩尼文、婆罗米文以及粟特文、藏文、叙利亚文等不同古文字记录和保存了一部分有关社会历史、经济、文学、医学、天文学、语言学和宗教等方面的文献。从10世纪下半期起，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出于宗教偏见，各种属于非伊斯兰的古代新疆维族文献曾遭致大规模的毁坏，所以现存的维族各种文献已为数不多了。

维族各种古文字文献，大体有历史文献，如《雀林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屈律啜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居庸关造塔功德碑》以及《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等铭文；有各种文契，如买卖奴隶、土地，借贷与遗产分配等；文学作品有民歌、挽歌、赞美歌、宗教诗歌等；宗教文献有佛教经典、摩尼教教义、忏悔词等。此外还有字书、历法、医学、占卜、文书、信札等。文献数量虽然不多，但对研究维族历史文化却十分重要。

西夏文献：据《辽史》记载，西夏赵德明时“制蕃书十二卷，又制文字，若符篆”。重熙五年（1036），赵元吴继承父位，命野利仁荣搜集、整理西夏文字，使其规范化，“绎之成十二卷，字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作为国书，“教国人纪事用蕃书，而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流传大量经卷文书。（《宋史·夏国传》）至正五年（1345），元朝建造的居庸关六体文碑中有西夏文，长期无人辨认研究。1895年法国人德维利亚（Mr.Deveria）才肯定之为“西夏国书”。1898年德氏又认定《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亦为“西夏国书”。1908年俄国人柯兹洛夫（Π.K.Koзлoв）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址，盗掘一座古墓，劫走数以千计的各种文物资料。其中有《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等，俄国人开始以此研究西夏文献。我国学者在研究西夏文献方面也取得不少成绩，1919年罗福成研究出版了《西夏译莲华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之后，还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西夏文献研究论著。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载有《西夏文专号》。

西夏文字形成后，西夏统治者大力推行，曾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两百余年。当时西夏与各王朝、地方政权的往来公文，都使用西夏文。用此文字写作的文学、语言、法律、医学等著作曾广为流传，还用西夏文翻译了大量汉、藏、回鹘文典籍和佛经。西夏文献国内收藏除大量佛经外，还有珍贵的文书资料，如《瓜州审判记录》。此外，还有大量的碑文、石刻、题记以及印、牌、钱币等。英国、日本、苏联收藏的西夏文献也相当可观。柯兹洛夫在黑水城所获的一批西夏文献，现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1963年，苏联出版了这批文献的考订书目《西夏文写本和刊本》，收录文献四百零五种，其中佛经三百四十五种，世俗著作六十种。这批世俗文献的主要内容十分广泛，其中《番汉合时掌中珠》和《音同》已于20年代公布于世。至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又陆续刊布了西夏文《论语》《孟子》《孝经》《文海》《文海杂类》《孙子》《天盛年改定新法》以及《天盛二十二年（1170）卖地文契》《乾定二年（1224）黑水守将告近禀帖》《官阶封号表》等。

契丹文献：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契丹族创行有契丹文字，据《书史全要》记载：“辽太祖（872—926）多用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契丹文字分大、小两种，大字成于太祖神册五年（920），主其事者为突吕不和鲁不古；小字为太祖弟迭剌所造，据说是受回鹘文的影响，在改进大字的基础上创造的，比大字“数少而该贯”，称“小简字”，约成于925年前后。两种文字并用于辽、金时代，至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下令停用，其后渐废，在东北地区行使二百七十余年。据《辽史》记载，曾用契丹字翻译了不少汉文书籍，但这些书籍皆已失传。已发现的契丹文献资料，主要有墓志、摩崖与洞穴墨书以及镜、钱、印章等。举其要者有辽太祖祖陵残碑、辽兴宗及仁懿皇后、道宗及宣懿皇后四哀册、故太师铭石记、肖孝宗墓志、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许王墓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等，正在辨认、考释研究整理中，尚未见专著出版。

蒙文文献：蒙古文字是在回鹘文字母的基础上创制的，已有七八百年的历史了。据1979年《全国蒙古古旧图书资料联合目录》著录，在国内六十家图书馆中，收藏解放前国内出版或抄写的蒙文图书资料约一千五百余种，总计七千余册。内容包括哲学、宗教迷信、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天文、医学、金石拓片以及期刊杂志等十五类，材料十分丰富，为研究蒙族的历史与现状提供了可靠的根据。现存最早的蒙古文献是13世纪20年代的石碑铭文。在蒙古文献中，《蒙古秘史》值得特别介绍。此书成于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用畏吾儿字母写成的《蒙古秘史》撰者不明，已佚。该书主要内容记载成吉思汗至窝阔台汗时代社会历史情况，起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前的远祖孛儿帖赤那，止于窝阔台汗十二年，前后约计五百余年。一方面阐述了蒙古社会氏族结构及其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对蒙古国家制度形成作了生动描述，成为一部珍贵史书，同时又是一部文学名著。明洪武时期（1368—1398），编修《华夷译语》时，为解决语言隔阂问题，曾经组织人力翻译“秘史”，有蒙文的汉字读音，旁注汉文训释，别具特点。永乐年间（1403—1424）收载于《永乐大典》，名为《元朝秘史》，作十五卷，凡二百八十二节。此后该书逐渐流传于世，引起人们普遍重视。在收藏蒙文文献集中的蒙古历史研究所中，有一部《阿剌坦汗传》（明代俺答汗），是传世仅有的抄写孤本，极为珍贵，对研究明代蒙古族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我国对现存蒙文文献已开始进行系统整理，据报载，蒙古族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丛书《蒙古文献丛书》已开始编辑，这套丛书是八省区蒙古语文领导小组委托内蒙古师范学院负责编辑的。该丛书将对自古代至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凡用蒙古语文写作的有关蒙古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方面的历史文献著作，都进行搜集、校勘、编辑出版。这对保护蒙古族的文化遗产，开展有关蒙古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语言等方面科学研究工作，促进蒙古族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女真文献：金代女真人参照汉文字创制的一种民族古文字，分大字、小字两种。女真文字颁行于金太祖天辅三年（1119），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又创新字为女真小字，皇统五年（1145）颁行。金朝灭亡后，女真字在东北地区还有少数人使用，明中叶渐废，行使四百余年。现今流传下来的女真文献只有一种，即明代所编《华夷译语》中所收的《女真馆来文》、《女真馆杂字》与一些石刻，如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的“大金得胜陀颂”（位于吉林省扶余县石碑崴子）和永乐十一年（1413）黑龙江特林地方的“敕修奴儿干永宁寺记”碑等。

满文文献：满族文字是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额尔德尼、噶盖奉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命，在蒙古文字字母基础上创制的。清太宗天聪六年（1632）达海改进这种文字之前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用此文字撰写的文献典籍，通行仅三十余年，绝少流传于世，现仅存《满文老档》等早期珍贵文献。《满文老档》载事起于太祖起兵，止于太宗崇德元年（1636），用明代旧公文纸和高丽笺书写，老满文、新满文兼而有之。“老档原本”三十七册。“草本”依原本整理，成于乾隆六年（1741）。“正本”二十六套一百八十本，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老档”文献价值极高，是研究满族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最早的汉译本是金梁译本，共一百六十八条，五万余字，仅及原文二十分之一。翻译质量较差，错误不少。此外还有日本藤冈胜二译本以及辽宁大学历史系新译本，均可供参考。

达海改进后的新满文，在字母旁增加点或圈，又增加一些拼写汉语语音的新字母新形式，因称“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自此满文形体始定，通行两百余年，再无改变。清代定满语为国语，故满文又称清文。清代前期，与外国行文或重要文书，均用满文，为代表国家的文书。咸、同以后，满文应用已不如前，直至晚清，虽然满族已大部分采用汉文，但满文作为官方正式文字之一，仍在使用。清朝灭亡后，才逐渐废弃。

清朝曾用满文书写大量公文，编写历史，并翻译许多汉文典籍，也用满文进行了有关哲学、历史、语言、文艺等方面的创作。因之，清代文献，保存于满文图书档案中者为数很多。早在30年代，曾有人将当时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两家的满文藏书合编一目，收录满文图书达四百一十九种。1979年，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合作，将北京地区十三个单位的满文藏书合编一部《北京地区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收录满文图书文献八百一十四种；另编《北京满文石刻拓片目录》，收载文献六百四十二种。这些文献，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是民族文献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彝文文献：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之一。彝族文字在汉文文献中称作“爨文”，何时创制尚无定论。据《大定府志》记载：“唐时纳垢酋，居岩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韪书。”彝族文字“左翻倒念，亦有象形、会意诸义。书籍有曰理命，言性理者；有曰苴载，记世系事迹者也；曰辅苏，巫祝书也；曰弄恩，雅颂也；曰怯主，风歌也。又有堪舆、禄命书”。由此可见，当时彝族文献已大量存在，内容包括有历史、哲学、文艺以及天文等。明清以来的彝文碑碣、谱牒和社会契约文书等，流传至今者甚多。因此，不少汉族学者开始注意收集整理彝文文献工作。如抗战时期丁文江在贵州大方县收集的，由彝族罗文笔翻译出版的《爨文丛刻》甲编，凡九种三百四十九页，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有《说文》《帝王世纪》《献酒经》《解冤经》《天路指明》《权神经》等彝文经典。此外，尚有《玄通大书》《武定罗婺占吉凶书》等，尚无译文。1941年，马学良先生在云南武定、禄劝一带彝区所见的彝文抄本和刻本文献，计有祭经、占卜、律历、谱牒、诗文、伦理、历史、神话、译著等多种。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曾向民间收集到二百八十余部彝文古籍，并组织彝文翻译组，进行翻译。于1955年至1966年间，经罗国义、王兴友等人释译了《西南彝志》《六祖纪略》《笃慕史记》《泸祖论》《洪水泛滥史》《水西制度》《水西传》《阿哲乌撒兵马记》《吴三桂入黔记》等二十五种。其中《西南彝志》二十六卷，三十七万多字，被誉称为“彝族历史巨著”。本书记述了彝族先民对宇宙和人类起源的看法，描述了彝族及有关部族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具体地表述了中国西南彝族各主要家支世系及其相互关系，文献价值极高。1977年，因“文革”中断的翻译组又恢复了工作，相继翻译了《宇宙人文论》《奴仆工匠记》等书。近几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从民间收集到彝文古籍三百多部，其中有明朝万历年间的彝文医药典籍，已翻译出版，十分珍贵。此外，散在地方的彝文文献仍不在少数，目前无法统计。如贵州毕节地区发现收藏彝文古籍二百五十七册，约四百一十万字，多数尚未译成汉文，需要进一步研究整理。

傣文文献：傣族历史悠久，主要分布于云南省自西而南靠边境的弧形地带，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是傣族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傣族在历史上使用过五种不同形式的文字，即用新平傣文、傣绷文、傣哪文、金平傣文和傣仂文记录了大量文献。在五种傣族文献中，以傣仂文最为丰富，其次是傣哪文，傣绷文献国内不多，金平傣文未见于著录，新平傣文只有基督教经书。

在官府保存或民间流传的傣文典籍均用当地制作的构树纸或棉纸书写，内容十分广泛，有当地历史、政府文书、宗教经典、农田水利、天文历算、占卜问卦、道德教育、故事唱词以及文学语言等各方面内容，是研究傣族社会历史的宝贵材料。其中重要历史著作《泐史》，是现存西双版纳最古老的编年史，此书记载始于南宋淳熙七年（1180），具有较高文献价值。《腕纳巴微特》是傣文著名医典文献，《三棵金竹》、《千瓣莲花》是用傣文写成的文学巨著。

傣族文献中数量最大的是佛教经典，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文贝叶经，享名于世。贝叶经的制造与刻写方法为，先将贝多树的叶子剪下后，七八叶或十来叶叠在一起用两块平板夹住，压上石块，再用圆竹棍在上面滚压平滑为止。然后剪成长度约一尺半到两尺，宽度约二寸半的书写材料。写经时将贝叶放在木架上，用铁笔刻写，又涂以干炭粉，擦上油，每十来叶即叠成一册，再压平、穿孔、穿以麻绳，以便传诵和保管。第二节 文献积聚

一、历代文献积聚概况

浩如烟海的汉族古典文献，在历史上有个形成与积聚的过程。早在汉哀帝时（前5年），刘向父子把天禄阁、石渠阁等汉朝国家藏书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共得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这是最早见到的我国古典文献的积聚数字，大致反映了当时政府收藏典籍的一般情况。

西晋时期（265—317年），秘书监荀勗对秘阁藏书做了一次整理，共得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这个数字，比西汉时国家藏书增加一倍以上。可是，由于战乱原因，渡江以后，东晋李充再次整理国家藏书只剩三千零一十四卷，可见当时典籍损失十分严重。

南朝宋元嘉八年（431），秘书监谢灵运受命编辑国家四部藏书，计得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梁元帝时（552—555年），江陵国家藏书已达七万卷（一说十万卷）。北朝社会长期动乱，“自晋永嘉之后，运钟丧乱，宇内分崩，群凶肆祸，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前秦苻坚虽广修学宫，博召学士，而典籍终不得聚。魏道武帝建国，接受儒者建议，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而经籍稍集。到北齐、北周时有所增加。583年隋代周，牛弘上书曰：“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

隋朝统一中国后，十分重视收集图书，“每书一卷，赏缣一匹，校写既定，本还其主”。《隋书·经籍志》收录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现存典籍，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七类，总计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种，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

唐朝建立，国家日益富强，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已超过前代社会发展水平。开元时期是典籍积聚的繁盛时期。开元九年（721）元行冲奏上殷践猷等所修《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其后毋煚又节略为四十卷，名《古今书录》，共收书三千零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新唐书·艺文志》据开元书目著录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另唐人撰述的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再加以整理补充，共录三千二百七十七部，五万二千零九十四卷。另唐人撰述旧志不著录者二万七千一百二十七卷。此外，佛经、道藏二千五百部，九千五百卷。

宋代雕版印刷发达，典籍文献与日俱增，广为流传。综计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庆历元年张观等编有《崇文总目》），仁宗、英宗两朝以及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政和七年孙觌等更定《崇文总目》为《秘书总目》）藏书共为六千七百零五部，七万三千八百七十七卷，可称为宋代国家藏书的黄金时代。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脱脱修《宋史》时序称：“盖以宁宗以后，史之所未录者，仿前史分经、史、子、集四类而条列之，大凡为书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云。”

明清两代，典籍门类庞杂，内容广博丰富，数量空前未有，实难作出确切统计。一部《永乐大典》即收书达二万二千多卷，七八千种，而《四库全书》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部，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此外，“存目”尚有六千七百九十三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清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国家掌握的典籍文献共计一万零二百五十四部，一十七万二千八百六十卷。

二、现存古典文献数量

上述情况，只是典籍积聚数量的历史概述。而今所存古典文献的数量，尚难作出肯定确切的回答。过去，郑鹤声先生说，今日可读之书，盖亦不下四十万卷。解放后60年代初期，李诗先生在《谈谈我国古籍》一文中，估计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有七八万种。我们根据一些新资料，加以补充，得知现存古典文献不会少于八万种。其主要根据：

第一，收入古籍丛书的单种文献，据1959年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计有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种。

第二，未收入古籍丛书中的单行刻本文献，据孙殿起编《贩书偶记》及其《续编》统计，清人著述约一万六千余种。清以前遗存的单刻本文献没有统计资料，估计至少有一万种。二者相加，约为二万六千种左右。

第三，在朱士嘉先生编的《中国地方志综录》的基础上，1978年9月普查全国一百八十多个图书馆收藏的方志文献共有八千五百多种。

以上三个数据约为七万五千种，但有重复。除此以外，尚有小说、戏曲、唱本、佛经、道藏以及谱牒、金石拓本等，可补其重复而有余。因之，目前我国现存古典文献约为八万种的估计是可信的。

上述文献，包括的门类很多，目前难以分门别类作出确切统计，仅举其要者略述如下：

有关地方志的文献，约有万种左右。其中包括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卫志、所志、关志、镇志以及岛屿志等，旁及山志、水志、湖志、塘志、园志、楼志、亭志、寺庙志、书院志以及名胜古迹志等，虽不纯属方志，但也与方志有关。地方志文献蕴藏着历史上的天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系统资料，至今保存最早的文献，有唐朝《沙州图经》、《西州图经》等。方志文献的基本结构是以地方行政单位为范围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记录，既包括各该行政区域的天文、气候、地形、自然资源、自然灾害以及动物、植物、水族等的生长、迁移、灭绝的过程，也包括有我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某些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生产状况。

方志大多根据当时当地的档案、卷册、谱牒、传志、碑碣、金石、笔记、信札之类原始材料编纂。因此，保存了丰富的自然与社会史料。有关地理方面，载有山川古迹、疆域、面积、沿革、建置等材料；历史方面则有职官、兵备、大事记等材料；社会生活方面包括土地、赋役、关税、户口、物产、农业、手工业生产以及民俗、语言、农民战争等材料。中国历史方志之悠久、地域之广阔、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对研究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民族史和科技发展史等，是不可缺少的参考文献。一部方志往往是一修再修，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增订补修。如研究东北地方史的重要文献是《盛京通志》，始修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董秉忠负责，孙成具体编纂。此后，雍正十二年（1734）、乾隆元年（1736）、十二年（1747）、四十四年（1779）和咸丰二年（1852）先后五次不断重修、重纂、增修、增纂，版本很多，内容不断扩大发展，检阅此书不可忽视其版本源流情况。

全国各地主要图书馆均收藏有大量方志文献，北京图书馆约六千部，上海图书馆约五千部，南京图书馆约四千部。大学图书馆收藏方志较多的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外日本、朝鲜、新加坡、美国、法国以及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瑞典、加拿大等均收藏有数量可观的中国方志文献。朱士嘉先生于1939年至1941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时，编写该馆收藏的中国方志目录，著录地方志达二千九百多部。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购置中国方志一千五六百部之多。

全国各地编纂地方志，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方志编纂工作很不平衡。河北、江南、西北某些地区的方志，编纂时间既早，种类数量又多。东北地区方志编纂较为落后，作为方志专书，当从元代开始。元朝修《大元一统志》中包括了东北地区的资料。据《元秘书监志》载：大德七年（1303）续修《辽阳图志》完成。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中称“此书仅据稿本，以为纂修《大元一统志》的根据，当时未刊”。明朝时期，除《大明一统志》中包括东北地区材料外，《辽东志》九卷于正统八年（1443）成书，后经弘治元年（1488）、嘉靖八年（1529）两次重修、增修，直到嘉靖十六年（1537）刊行于世，此为《辽东志》最早刊本。《全辽志》六卷，嘉靖四十五年（1566）李辅编修。这两部文献，是东北地方志的开山著作，对研究东北早期历史参考价值极大。清朝时期，东北方志逐渐增多，除《盛京通志》外，重要的还有《吉林外纪》（1824）、《吉林通志》（1891）以及《黑龙江志稿》等。晚清以降，东北方志编纂工作有较大发展。1946年沈阳图书馆统计就东北地方通志、县志（附乡土志）可稽求者，约计一百七十余种。1979年东北师大傅朗云编《东北地方志总目》，收书三百九十二种。这个数字，大体接近实际。

有关农书文献也很丰富，历代农书名著甚多，如汉代的《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南北朝的《齐民要术》，唐朝的《四时纂要》，宋朝的《农书》，元朝的《农桑辑要》，明朝的《便民图纂》《农政全书》，以及清朝的《授时通考》等，历来受到目录学家的重视。许多书志中均列有“农家”专项，收录有关古农书著述。早在1920年江起鲲就《四库提要》著录的农书（包括“农家”“谱录”等类目中所著录的农书）编成《农学辑存》。这是近代编辑古农书专目之始。1924年，金陵大学图书馆毛雝等编出《中国农书目录汇编》，荟萃七十余种目录中的古农书，汇编而成为专目。内分二十八门，存佚兼收，每类以书名首字笔画之多寡，分别编次，检阅方便。各书不仅详其卷数、撰述人及其刊行时代，并详其出处或刊入何种丛书内。新中国建立后，1957年王毓瑚先生编《中国农学书录》，对所收四百二十余种古农书作了提要介绍。1959年北京图书馆编《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收全国二十五家图书馆藏农书六百二十六种，包括水利工程、农政、田制、屯垦、仓储、赈灾、纺织、熬盐、酿酒、刺绣、园林、瓶插、饮膳、烹茶、名物注释、植物学、地方物产、掌故杂记等门类，较为杂乱，主题不集中。

现存古农书数量庞大，虽经部分整理，但不能作出确切统计。根据20年代编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记载，估计约有两千种左右。内容包括土地垦殖、水利灌溉、耕作技术、农业工具、气候节令与花、果、蔬菜、园艺、林木、水产、牧畜等，记录了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群众在农业生产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是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的必要参考文献。整理与总结农书文献，继承我国古代农学遗产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是有意义的。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在50年代末期，已取得不少成绩：整理出版古农书三十余种，汇编《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编纂中国古农书总目提要。这些工作，对今后进一步整理研究农书文献提供了初步基础。

有关医典文献，种类与数量也相当可观。中国古代医药遗产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耀眼夺目。长期形成的大量医典文献中，蕴藏着我们祖先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的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它们与中华民族同生共长，对中华民族的繁衍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日人丹波元胤编的《中国医籍考》记载，自秦汉至道光年间，两千年来，大约有三千多种医典文献。本书除收录医学著作外，凡历代史书、地志博物、文艺作品以及笔记杂著等各种书目中，有关医学记录的，无不广为搜罗，并对每一种书目，都注明出处、卷数、存佚、序言、跋语、作者传略、历史考证等。但这个数字，距我国医典文献实际相差甚远。1961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与北京图书馆主持，根据全国五十九个图书馆的收藏编成的《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医典文献共有七千六百六十一种，再加上后来出版的有关中医中药研究成果的文献，总数约有万种以上。

中国医典文献，卷帙浩繁，有的一部一卷，有的一部数十卷，乃至数百卷，洋洋几百万言。这些医典中，既有经典著作，又有学派代表专著，还有历代名医实践专著以及学科或专题论述。此外，有本草、医史、医话等。如《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是我国最早的古典医学名著，分《素问》、《灵枢》两部分。唐代医学家王冰称：“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诚可谓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继《黄帝内经》后，在药物学方面出现了一部《神农本草经》，收载中药三百六十五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部药物学专著。汉朝末年，世称为“医圣”的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问世，内分“伤寒论”与“杂病论”两部分，前者是中医的传染病学，后者是中医内外科、妇科疾病的治疗基础。这部名著是“方书之祖”。由于伤寒与杂病体系不同，所以后人将伤寒部分定名为《伤寒论》，杂病部分定名为《金匮要略》。“内经”“本草”“伤寒”“金匮”四部古典文献，奠定了中医中药学的历史基础。此后，医典文献繁衍日盛，分宗前进，内容、质量与数量不断发展。晋代王叔和的《脉经》成为中国古代诊脉学的基础。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开启了病源学的先河。后来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宋代唐慎微的《政和本草》以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清代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都是医典名著。

这些珍贵宝藏，亟待发掘整理和研究，它们对改善人类健康状况和实现医药学现代化具有重大作用。有关图书馆工作者正为此而努力，如1966年四川省图书馆曾将馆藏医典编成专目，内分总录、病理、诊断、医方、医案、药物、杂著等六类，收书一千三百三十二种、二千九百九十九部，共八千五百三十六册。此目比《四库全书》所收医书多十倍。其中单是注释和通论《伤寒论》的名家著述就有六十多种。书目收载方书《太平圣惠方》，是宋初医官王怀隐等搜集当时民间盛行的一万六千多个医方，经十三年的整理工作，汇编而成这部巨著。它是我国古代方书宝典之一，明代以后失传，仅日本存有抄本，清末杨守敬去日本抄回，现藏于四川省图书馆。

三、文书卷册与金石碑志

现存中国古典文献，除上述八万种之外，还有大量文书卷子、档案信札以及金石碑志等。

第一，文书卷子。20世纪初，在我国西北敦煌石窟藏经洞中发现了大量文书卷子，其中包括古代经卷、儒家经典、史籍、诗赋、小说、民间文学、方志、户籍、账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文献价值极为珍贵。其数量至今仍无精确统计，一般统称为二万件，或曰三万件。60年代以后，人们得知苏联藏有大批文书后，有人估计敦煌遗书卷子总数约为四万件以上。大部分已被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大谷光瑞等人盗往国外，分藏于英、法、苏、日等国博物馆或图书馆中。四万多件文书卷子的下落：

1.斯坦因劫去文书总数，自称为九千件（《斯坦因劫经录》显微胶卷编号为6980），多属汉文卷子，另有藏文写本、纸本、绢本绘画、刺绣品等二千件。有人估计，斯坦因劫走文书将近万件。

2.伯希和劫走文书，约有五千件左右。《伯希和劫经录》收载二千六百卷，另有藏文写本二千余件，此外绢画、纸画等未计在内。

3.1914年至1915年间，沙俄分子鄂登堡从敦煌劫走遗书至少在三千件以上。

4.北京图书馆藏数，据《北京图书馆敦煌遗书简目》及重编目录（编号为9871），实际藏书要超过万件。

5.大谷光瑞所盗及散在全国各地文书卷子，据《敦煌遗书散录》著录为一千一百余件。此数大为缩小，据王重民先生估计有三千件左右。而实际数字仍多于此数。

6.据中央民族学院、敦煌县文化馆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清理甘肃省图书馆、敦煌县文化馆与敦煌文物研究所三处收藏藏文经卷及写本约有一万四千件。

此外，在“河西吐蕃文书”中有近万数经典，以《十万颂般若经》为主，多属吐蕃早期佛教大乘显教经典。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文卷子中有四百多位写者和校者署名，还有大量批注，写有祈愿文，具有较高史料文献价值。其中夹杂十余件吐蕃文字的公私文书，属于八九世纪吐蕃地方政府统治河西时的公文副本与书信手稿，有赞普牙帐签发的诏令、吐蕃河西职臣的手书等，史料价值极高。

第二，档案信札。这部分文献散在全国各地，数量极大，目前尚未清理。仅故宫博物院明清大库档案部收藏的清代档案就有九百多万件（册），其中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属于清代官方文书，包括清代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地方政权机构的历史文献，均属原始资料。私人信札更难以统计，仅据苏州文管会收藏的清人信札，据说有一万件左右，尚未进行清理。

第三，金石碑志。中国古代有关金石碑铭墓志，分布广，数量大，很少整理。其中重要金石碑志散见于《金石粹编》、《寰宇访碑录》、《汉魏南北朝墓铭集释》、《洛下藏塚遗文》等文献。1953年容媛编纂《金石书录目》及“补编”，共收一千二百一十二种。已知碑铭约有七千余通。据说河南、陕西两省出土北朝及隋唐碑刻，约五千通左右，西安收藏唐碑三千余通，洛阳唐碑近千通，开封、铁门均有大量碑刻遗存。武汉大学藏《千唐志斋藏石拓本》一千二百四十五件。东北地区发现辽、金碑刻不少，沈阳博物馆藏辽碑三百余通。江南地区如苏州发现有关经济史碑志达三百多通。散在全国各地墓志极为丰富，目前无法统计。单就唐志来讲，北京图书馆藏唐代墓志即有一千三百二十三件。据专家估计，散在全国各地已知唐志约有一万五千余件。其余各代墓志，还说不清楚。第三节 文献散失

一、典籍屡遭厄运

由于种种原因，在文献积聚过程中，遭致了多次严重损毁，散失亡残难以计算。《古今伪书考》作者姚际恒，在清代可称之为“博究群书，撑肠万卷”的著名学者。据《国朝杭郡诗辑》记载，姚氏著有《九经通论》，凡一百六十三卷。而今日见到的仅有《诗经通论》及残本《春秋通论》而已。清人著述散失尚且如此，可见前代亡书当更不在少数。除散失之外，残缺不全的文献，也很惊人。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四库提要》谓杨士奇《东里集》有其书跋，可见此书在明朝尚为完帙。所以，《永乐大典·目录》于“传”字韵内载其全书。可是到清朝修《四库全书》时，大典“传”字一韵适佚，世间遂无全书，只好从各韵之内杂引片断文字而成其书。因而，《四库全书》所收《唐才子传》已非辛氏原著。吴缜《五代史记纂误》评述欧阳修轻改旧文，首尾失检，切中要处。本书在南宋时曾与《新唐书纠谬》合刻于吴兴，而《四库全书》成书时，不见原著，只从《永乐大典》中抄出一百一十四事，约存原书十之五六。后收入《知不足斋丛书》，也不是吴氏的原著。薛居正《旧五代史》，自明末以来流传稀少，然一见于黄宗羲所藏，见于《南雷文定》三集附录《吴任臣与黄梨洲书》；再见于全祖望的《二老阁藏书记》；到民国四年（1915）又见于汪德渊货书时所记，所谓“货于一粤估，得银币一千三百元”。今日所见，并非原本，只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由此可知，文献散失亡残的严重程度。

有关文献亡失情况，前人论述者，当推隋朝的牛弘，他提出书有“五厄”：1.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焚书；2.汉末王莽之乱，宫室图书并从焚毁；3.东汉末年，献帝移都，董卓之乱，典籍荡然无存；4.西晋秘阁藏书二万九千余卷，尽毁于“八王之乱”（291—306）；5.南北朝时永嘉（307）乱后，北方长期动乱，一毁于“侯景之乱”，再毁于周师入郢，七万多卷典籍毁于一旦！

明朝胡应麟接牛弘之说，补论“十厄”：6.隋朝藏书盛于开皇，不久毁于杨广之手；7.唐朝藏书盛于开元，不久毁于“安史之乱”（755）；8.唐后期，肃代二宗荐加纠集，唐末战乱，复致荡然；9.宋朝图书，一盛于庆历（1041—1048），再盛于宣和（1119—1125），而遭女真“靖康之灾”（1126）；10.南宋图书，一盛于淳熙（1174—1189），再盛于嘉定（1208—1224），而遭蒙古骑兵“绍定之祸”（1228）。

明清以后，古典文献的散失也很惊人，国家藏书不论，私人藏书更未幸免。在明末清初社会动乱中，吴伟业收藏金、元以来的大量书籍焚于一旦。为此，作诗以记其事：金元图籍到如今，半自宣和出禁林。封记中山玉印在，一般烽火竟销沉！

清朝中叶，在收编《四库全书》过程中，进行全国大清查，人为销禁典籍，胜于前代。据统计：1774年至1788年间，清朝下令禁毁书籍二十四次之多，共计禁毁书籍达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孙殿起讲：“据禁书总目、掌故丛编、办理四库全书档案诸书考之，在于销毁之例者，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种类数量几与四库收书相埒。”“每叹我国古籍自秦政焚书后，实以此次查禁为书籍空前浩劫！”

清代禁毁典籍内容十分广泛，凡属具有抗清思想的文人作品，诸如钱谦益、屈大钧、吕留良等人作品均在禁毁之例。许多典籍中有所谓“悖妄”“轻浮”“明季恶习”者，也予禁毁。15世纪初，辽事兴起后，凡记载女真叛乱者，涉及“防胡”“虏地”“北虏”内容的赵良佐、马文升等人的作品均列入禁忌范围。16世纪以来，辽事紧张，诸如高拱的《边略》一类作品，谈及女真犯边事者，一律列为禁书。17世纪以来，宋一韩的《掖垣封事》、刘若愚的《酌中记》，均谈及东北守备，直接涉及女真扩边犯境问题。叶向高的《四夷考》、于慎行的《谷山笔尘》《读史漫录》等，谈及汉唐以来东北疆域沿革，有碍满洲入主中原内容的典籍，亦不放过。“又彼时（明末）直臣如杨涟、左光斗、李应升、周宗建、缪昌期、赵南星、倪元璐等所有书籍，并当此类推，即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只须酌改一二语。”“又若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钧辈所作，自当削去。……或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触碍字样，固不可存，然只须删去数卷或删去数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他若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章炳麟的《哀焚书》记载较详，可资查阅。

鸦片战争以后，战乱频仍，典籍多次毁损。太平天国军队开入扬州、镇江等地，毁掉不少典籍。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永乐大典》荡然无存。辛亥革命后，近代军阀买办与帝国主义践踏文化典籍，与前代比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焚毁了远东著名的东方图书馆。［按：东方图书馆是在“戊戌变法”后，张菊生先生被谪南归商务印书馆，着手于藏书事业，苦心经营，先后曾收得会稽徐氏镕经铸史斋、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谀闻斋、北京宗室盛氏意园、广东丁氏持静斋、江阴缪氏艺风堂以及浭阳端氏、巴陵方氏、荆川田氏、南海孔氏等家藏散出的典籍，大约于1905年前后，特辟“涵芬楼”为收藏地方。1915年印有目录行世。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大半取资于是。后来几经努力，收藏更富，1923年改称“东方图书馆”，另将宋元明旧刊和钞校本、名人手稿及其未刊者善本，珍藏于涵芬楼。截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夕，东方图书馆藏书已达五十一万八千余册，地方志一项即达二千六百四十种（其中有元明刊本一百四十种）、六万五千六百八十二册，位居全国之冠（据《图书年鉴》记载，当时北平图书馆藏书共四十余万册）。］几乎全部珍贵文献典籍毁于日军铁蹄之下，张菊生先生“数十年辛勤所积之精华，同归于尽！”“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四人帮”恶性推行极左路线，以“破四旧”为名，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清抄，古籍损失触目惊心，无法统计。仅苏州一地，大约有二百多吨古籍被化为纸浆。“文革”初期，北京市许多专家学者的藏书被当成“四旧”抄走。有的被送到废品站、造纸厂，有的被堆放在市区各县的七十二个大仓库里，也有的被送到文管部门。专营古旧书的北京中国书店，被打成“四旧黑店”而被迫停止营业。仅通县造纸厂院中就堆放着十七垛三百立方米的大书堆，约重两千万吨，大部分被化浆处理，仅抢救出三百四十吨典籍文献！

二、典籍散失原因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文献历经多次散失，情况十分严重，究其主要原因：

第一，统治阶级的暴力禁毁，是典籍文献毁损的一个重要原因。统治阶级为了消灭异端，防微杜渐，往往是从思想文化开刀，焚毁销禁文献典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晋巩朔献捷于周，王私贿之，使相告之曰：“非礼也勿籍！”就是说违背他们礼制的典籍是不准存在的。北宫锜问爵禄之制，孟子曰：“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秦始皇统治时期，典籍文献遭致第一次浩劫。始皇焚书，“为经国之远猷者，其说有二：曰愧曰畏。愧，则愧其议己也；畏，则畏其害己也”。“而其所行，则袭桀、纣、幽、厉之迹耳！夫岂不自知之，而儒者记纂，明以语人曰：如是而兴，如是而亡，不啻烛照数计龟卜，而示后来以轨范，盖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由于秦始皇的极端暴戾统治，士民纷纷不满，讽议时政之风兴起。“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

据《史记》记载，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淳于越本来说的是一番好话，却遭来横祸！丞相李斯逢迎暴君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所谓“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则有害于他们的暴戾统治。因之，李斯进一步请求：“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隋炀帝焚禁纬书也是从政治统治出发。所谓“纬书”是对“经书”而言，是汉代混合神学附会儒家经义的书籍。“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其书出于前汉”。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起，遂盛行于东汉。当时出现《诗》《书》《礼》《乐》《易》《春秋》和《孝经》等七经的纬书，总称“七纬”。又有《论语谶》及《河图》《洛书》等，历史上合称为“谶书”。其内容充满神学迷信思想，但其中也记录一些有关天文、历法和地理方面的知识。据记载，早在南朝宋大明中（457—465），即开始禁止图谶。隋炀帝即位，据《隋书》记载，杨广“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此后，纬书基本消亡。明朝孙榖《古微书》、清朝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与黄奭《汉学堂丛书》都有辑录。而赵在翰所辑《七纬》与乔松年《纬捃》较为完备，但距原书相差甚远。

明清以后，屡兴文字狱，封建统治者多次下令禁毁有价值的典籍文献。特别是清朝统治者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禁毁书籍之多，实为历史上罕见。

第二，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规模社会动乱，直接销毁了难以数计的典籍文献。如上所述，典籍“十厄”中，除秦始皇、隋炀帝下令禁毁外，余者均在兵燹战乱中荡然无存。王莽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以及靖康宋金战争、绍定宋元战争，直接毁掉大量珍贵文献。他如，在唐末、明末以及清末的大规模农民战争中，书籍损失也是十分严重的。唐末“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仅行在朝诸儒，购辑所传无几”。昭宗即位（889），秘书省奏曰：“当省原掌四部御书十二库，共七万余卷。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仅得二万余卷。明代内阁秘府所藏典籍，“至李自成入城，付之一炬”。清末太平军所到之处，凡遇儒家经典，“不投之于溷厕，即置于水火”，东南地区公私藏书损失很大。尤其是浙东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在战乱中损失严重。光绪己丑（1889）薛福成编《见存书目》时校对阮元编《天一阁书目记》（1808），其凡例第三条有言：“阁书经兵燹后，完善者鲜。今于全者注全，缺者注缺，以副命名之意。”细案所谓“见存”不及“旧目”十分之四。由此可见，范氏藏书损失之大。

第三，由于保管不善，水、火、虫蛀等自然灾害，而使典籍亡残散失也不在少数。隋朝藏书十分丰富，东都洛阳修文、观文两殿及东西厢房藏书据说有十万三千二百七十八卷之多。后来由于炀帝丧命，王世充篡隋据东都称郑王。唐武德五年（622），“克平伪郑，尽取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泝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录亦为所渐濡，时有残缺”。

宋代藏书家刘韶美，得俸专以购书，既归蜀，载三船，“行至稊归新滩，一舟为滩石所败”，书籍损失严重。

火灾损失更是不胜枚举。梁文德殿华林园藏二万三千一百零六卷，江陵藏七万余卷，尽于元帝时焚毁。北宋初年，收江南吴越之旧藏。宋太祖又悬赏募书，或与出身，或给金帛。三馆秘阁藏书达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尽毁于祥符八年（1015）之火。南宋大藏书家叶梦得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山居建书楼以贮之，极为华奂。丁卯（1147）冬其宅与书俱荡一燎！南宋政府藏书，“盖自绍兴至绍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重，往往多充秘府。绍定辛卯（1231）火灾，书多阙焉”。明朝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文渊阁藏书，防火不慎，“悉为灰烬”。清朝政府收藏的《永乐大典》正本，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被焚。此外，清代不少大藏书家，如钱谦益的绛云楼毁于庚寅之火（1650），马思赞之道古楼、郑性之二老阁均毁于大火。

关于潮湿腐烂与虫蛀鼠咬之灾，更是无法谈述了。第四节 正确对待古典文献

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记录了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及其历史发展进程，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精神面貌与物质生产的重要资料。其中蕴藏着我国古代各族人民在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教训及其卓越思想、文化、艺术的创造才能。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们对社会物质、精神生活的歌颂与鞭挞，记录了他们的立论学说、思想哲学与理念希望。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积累起来的巨大精神财富。

但是，中国古典文献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绝大多数文献形成于封建社会，记录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封建文人、地主官僚分子。在文献中鲜明地反映了剥削阶级观点、立场和方法，在资料的取舍运用方面具有很大的片面性，甚至是进行歪曲和伪造。

古典文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份重要文化遗产，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要正确地对待这份文化遗产。因此，我们既要反对汉儒的“笃守师法”，唐人的“疏不破注”，以及历代士人学者的“门户之见”，又要反对那种轻视、蔑视甚至是践踏文化遗产的极左倾向。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地严肃对待，既不是全盘肯定或是笼统继承，也不是一概排斥或片面否定，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和总结。总结历史文化遗产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历史经验教训。社会主义建设是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借鉴的。

对待古典文献，我们也不赞成另一种倾向，即如同清朝乾嘉以后的某些学者，皓首穷经，脱离现实，为了考据而考据，为了文献而文献。就如同鲁迅先生所批评的那样，他们不再“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而“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成‘邻猫生子’的学者”。我们舍古人之短，取古人之长，研究古典文献，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清代前期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治经治史都是有所为的。他们研究古籍，整理文献，哪怕是像《周易》和《尚书》这类经典，也不是为研究而研究。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和《尚书引义》便是例证。顾炎武的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显然不是一部单纯的地理书，而是为了治国安邦。这种治学精神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必须指出，古典文献是历史上文化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有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大部分具有上层建筑的特征，但其中也有不少内容，特别是有关科技文献，既可为统治者服务，又可为被统治者服务，新旧社会之间可以直接继承。因此，我们不能自缚手脚，以形而上学的方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加以排斥或否定。要辨识真伪，分清是非，进行整理，使之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不断发展前进。

早在1920年，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书中就指出：“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我们研究古典文献，就是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动员各族人民群众积极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争取早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第二章 古典文献的源流与分类第一节 文献的产生及其发展

一、古文献的产生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典籍文献源远流长。古典文献产生之早，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在世界文化史上是首屈一指的。相传，我国古代典籍文献很多。早在所谓“三皇五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典籍，“三皇”时期的文献叫“三坟”。章炳麟在《检论·尚书故言》中称：“坟、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记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今存《三坟书》内分山坟、气坟、形坟，以《连山》为伏羲作，《归藏》为神农作，《乾坤》为黄帝作，各衍为六十四卦，系之以传，且杂以《河图》。前代目录典籍无著录，宋代元丰中（1081）张商英自称得之于民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认为是张氏伪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以此为伪书。“五帝”时期的文献叫“五典”，孔安国《尚书·序》称：“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由此可见，这些都是古书名。“八索”，孔颖达引孔安国《尚书·序》云：“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其义也。”“九丘”，孔颖达引孔安国《尚书·序》云：“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显然，这些传说中的古书名是不可信的，只不过是反映中国古典文献产生之早罢了。

就现存的古文献来说，《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共四篇，虽属后人追记（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但其中的一些材料反映了虞舜和夏代的社会情况。《尧典》开始即讲“曰若稽古”，说明本书是后人依据传闻整理而成。“禅让”帝位故事，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政治局势，大体可信。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四方风名考》一文中认为：《尧典》中所谓四方之民，与鸟兽者，亦与甲骨文及《山海经》之四方名及风名合。其次，文中“出日”“入日”“河宗”“岳宗”和日月星的祭典，甲骨文中也有记载。可见《尧典》中的一些事实是有根据的，此书部分内容应产生殷代之前。竺可桢先生对《尧典》所记四仲中星的研究，认为应是殷末周初的记录。法国人卑奥根据马融以前对《尧典》的四仲中星的解释，推断出那是公元前2577年的二分二至的所在点，从而证明《尧典》中的四仲中星确实是尧时的天文记录。当然，这仅是一种说法，还需进一步研究。

到了商代，已有文字，在社会上肯定出现了文献书籍。西周初年，周公旦曾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商代典册，属于殷王言论和行事的记录。《尚书》中保存的几篇“商书”，其中如《盘庚》三篇，是盘庚迁都时对其臣民所作的演讲。这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献，距今已有三千五百年的历史了。

周代王朝，专设有史官，掌管典册，记录周天子言行。即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都有一定的书法制度，《左传》中的五十凡即是史官记事的条例。记事著书由史官垄断，当时文献资料都保存在史官手里，很少向外流传，看文献的人只有到史官那里，经允许后才能阅读。《左传》中记载韩宣子在鲁国太史那里看到《易象》和《春秋》。据《公羊解诂》记载，孔子受端门之命，刊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得百二十国“宝书”。墨子曾看到《百国春秋》，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墨子南游，载书甚多，弦重子见而怪之曰：“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这些资料表明，战国以前各国保存的典籍文献是不少的，而且已经被人们阅读和利用了。章学诚讲：“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说明我国以前无私人著述，当时所有的图书资料都是国家官吏统治百姓所遗留下来的政典掌故。

现在传世的《尚书》《诗经》《易经》三部古籍，据说是根据史官记录文件而编定的，事在春秋末年。其中，《尚书》保存了三千五百年前的社会史料。《诗经》中“周颂”“大雅”“小雅”等篇多作于西周，“国风”则多为春秋时作品，“商颂”“鲁颂”亦作于春秋时代。《易经》内容也很古老，但下限较晚，包括了战国时期的材料。这三部古典文献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以前历史的重要资料，是现今保存大量古典文献中的始祖，应当引起人们的珍视。

二、孔子编纂的典籍

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依附于奴隶制的“士”（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发生急剧的变化。在社会文化日益发展的前提下，“士”逐渐发生分化，而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依靠世袭的具有政治特权的“士”已经失势，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士”非常活跃。他们到处游说，招徕门徒，扩大影响，创办“私学”，发展社会文化。

孔子是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他所在的鲁国是一个奴隶制文化的中心，保存有宗周的典籍和文物制度。孔子自命为周公，反对社会改革，要恢复日益衰落的宗周制度。他周游列国，到处推销他的保守落后学说，遭致新兴封建势力的强烈反对，所以到处碰壁，只好回到鲁国创办“私学”，通过传授古籍知识，把奴隶主贵族文化思想传给弟子，以期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据说孔门弟子有三千多人，其中优秀门生七十二人。这些人多属奴隶主子弟，听孔子讲学要交一定学费，教学内容都是奴隶社会的“经典”与“技艺”。孔子教学生的课本，就是从他收集的各种文献材料中整理出来的。从卜官那里的材料中编纂成《易》；从史官那里的材料中编纂成《春秋》；《乐》《诗》《礼》等书也都是从社会上现有的文献资料中整理出来的，并非孔子杜撰。即所谓“六经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所以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由此可见，在孔子之前，社会上已存在许多古典文献了。孔子编定《书》《诗》《礼》《乐》《易》《春秋》为“六经”，从而打破了前代史官垄断典册文献的局面，为私人著书立说之始，使我国古典文化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六经”是奴隶制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学及哲学不可缺少的典籍。“六经”中的《书》是重要的政治文件汇编，《春秋》是历史大事年表，《易》《诗》《礼》《乐》等四经主要是讲哲学、文学、典制和音乐方面的文献，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历史的重要根据。这些文献对巩固奴隶主阶级统治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影响很大。

战国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化大发展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动很大，反映出的许多新问题亟待人们加以研究解答，所以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广泛讨论社会重大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逐渐形成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家和纵横家等学派，因而在社会上出现一大批反映各家各派学说的著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典文献的宝藏。第二节 甲骨、金文、简牍与帛书

在我国纸张未发明之前，世界各文明古国的人民都曾努力寻找各种书写材料。印度人用过棕榈树叶和树枝，巴比伦、西亚细亚人用过泥版，埃及人用过纸草，罗马人用过蜡板，小亚细亚人用过羊皮。而我国古代人民曾将社会纪事、立论学说往往刻在甲骨、金石中，或写在简牍或绢帛上。《庄子·徐无鬼篇》载：“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版六韬。”墨子也说过：“书于竹帛，镂于金石。”即所谓“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汉代许慎所说的“著于竹帛谓之书”，是对书的最早理解。

一、甲骨文

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殷代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甲骨文是当时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献。殷代奴隶主为了占卜吉凶祸福，将文字刻在龟甲和牛、羊、猪、鹿的肩胛骨上，因而称为甲骨文。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迄今已八十余年。这期间出土甲骨实物甚多，国内有四十个城市九十多个单位收藏甲骨达十万余片，中国台湾、香港还藏有甲骨三万片左右；国外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西德、苏联、瑞士、法国、比利时、韩国等十个国家藏有二万六千多片。

甲骨文属于殷代中晚期文字，发现的殷墟卜辞始于武丁，止于帝辛（殷纣）。甲骨文单字大约有四千五百字，可释者不过一千字。一片甲骨文少则几个字或几十字，多则达一百八十字。每片甲骨刻文虽然很简单，但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甲骨文中载有国家征伐、狩猎、畜牧、农事以及疾病、灾害、祭祀等方面内容，为后世研究殷代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内外战事、思想信仰、风土民俗以及帝王世系等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是古老典籍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间，著录甲骨资料的书刊，已出版的专书有七十种，论文四十三篇，总共一百一十三种，著录甲骨约六万九千片。国内各单位收藏甲骨拓本达一百九十多种，十四万片左右。新中国建立前五十年间，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将近三百人，论著约九百种。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新出作家近一百人，论著近四百种，加之国外发表的论著，据一位外国学者估计有一千种左右。

1961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设有专门机构，进行甲骨文的整理工作。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现已陆续出版。该书经过剪裁书刊，重新墨拓，恢复原形，校对重出，拼合断片，同文类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一系列综合整理工作，然后选出在文字学、历史学上具有一定意义的甲骨，共约五万片，按五期，分二十二类，编辑而成，计划于1981年出全十三巨册，将为进一步研究甲骨文提供可靠根据。

最近几年，陕西周原地区发现了一批早周的甲骨，共约一万五千片。其中甲骨一万四千八百余片，卜骨一百二十多片。经过对部分卜骨的清洗整理，确定为早周甲骨。在有字的卜骨一百二十七片中，有四百五十余字。这批甲骨有钻凿不同的穿孔，并且有“典册”的记载，说明周人把刻有文字的甲骨串连成册，作为档案保存了。

二、金文

殷代初期，社会上出现了用铜锡合金铸成的青铜器。（按：我国青铜冶炼技术起源很早，传说中的禹铸九鼎，可以溯至公元前2200年。商代已建立冶炼青铜业，而且有相当的发展，河南郑州、安阳等地发现的商代青铜厂遗址可资证明。）传世的青铜器中，刻铸类似甲骨文的如乙酉父丁彝、己酉戍命彝、兄癸卣（以上三器见于宋薛尚功著《钟鼎彝器款识》）、戊辰彝、艅尊、庚申父辛角、般献（以上四器见于清吴式芬著《捃古录金文》），从其文字及事实中，足以证明是商代青铜器（可参阅《殷文存》与《续殷文存》）。青铜器一直延用到西汉，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传世的器物数量很多，种类庞杂，大体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和日用工具等。当时人们在器物上面刻铸的字叫作“铭”，后人称之为“金文”。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已发现有铭文共七千三百一十二器。这些器物的铭文不等，多者有近五百字者。所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有的器物上铸造制器时间、原因和用途，有的将需要长期保存的文件铸在上面。春秋末年，郑国、晋国曾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于众，传诸后代。铭文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如毛公鼎、曶鼎、盂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等著名器物，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三、简牍

古时，有以竹为简记事者，有以木为牍记事者，合称为“简牍”。制简大致将长竹断成筒，刀削其皮，经过烤炙“杀青”，既去水分，又可防腐防虫，墨书写于背面。长短不等，有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六寸等各种规格竹简。武威出土的《礼记》简书，甲本与乙本长度在55.5—56.5厘米之间，差不多等于汉尺二尺四寸，而医简则长23—23.4厘米之间，与汉尺一尺相近。二尺四寸竹简多记儒家经典或法律文书，“《易》《诗》《书》《礼》《乐》《春秋》，策皆二尺四寸”。由于法律文书竹简多为二尺四寸，因称“三尺法”。六寸、八寸简，短小便于随身携带，多属一般记事。每支简的字数不等，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以中古文（《尚书》）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仪礼·聘礼疏》称：“郑注《尚书》三十字一简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书，一简八字。’”竹简多用皮绳或青丝编连一起，牛皮编简称“韦编”，青丝编简称“丝编”。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是指牛皮绳编简而言。编简分册的方法，有二编、三编、五编者，据《说文》“中有二编”，是指两编竹简而言。1972年武威出土的医简中，上、中、下端都留有空格，是三编而后书写。简书编连书写后卷起，题目多在其后。所谓“编连为策，不编为简”。“策”与“册”通，是古文献单位名称：“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

自1899年在新疆塔里木河附近出土竹木简以来，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共计出土竹木简约一万多枚。新中国建立后自1951年以来，先后在湖南、湖北、河南、山东、甘肃等地出土竹木简二万七千多枚。这些竹木简的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古文献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根据。

早在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掘魏王墓，得竹简数十车，凡七十五种十万余言。经当时学者束皙等人整理，写成当时文字者十六种，其中《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保存至今，仍是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新中国建立前甘肃居延出土的大量汉简，是研究汉代文物典章制度的第一手资料。1930年居延烽燧遗址中的《汉永元兵物簿》七十七枚简书，具体反映了汉代西陲军事驻防情况。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四千九百四十二枚简书，其中发现两部“孙子兵法”，一部是现今流传较广的《孙武兵法》，另一部是失传一千七百余年的《孙膑兵法》。从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以后，《孙膑兵法》就不再见于著录了，以致自宋朝以来对这两部兵法产生了种种怀疑。有人认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原是一书，甚至有人怀疑本无孙武其人。两部兵法简书的发现，从根本上解决了千余年来有关孙子兵法的疑案，为研究孙武、孙膑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可靠根据。此外，在这批简书中，还有《六韬》和《尉缭子》，这两部书也曾被人们怀疑是伪造古籍，至此也得以澄清。银雀山二号汉墓出土的三十二枚竹简，系《汉元光六年历谱》，比西方著名的《儒略历谱》要早八十多年。这部历谱对研究古代历法有重要参考价值，并可校正一些古书中的遗误。

1972年到1974年间，考古工作者在甘肃居延进行大规模的科学考古中获得两万余枚汉简。这是我国历来发现古代简牍数量最多的一次，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说是一部汉代编年档案史料集，成为研究汉代历史的可靠资料。

1972年11月，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的九十二枚汉代医方简牍，是考古界重大收获之一。由墓葬时代推算，这批医方简书比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还要早一二百年，时代仅次于马王堆三号墓的帛书本与简书本医书，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内容比较完整的古代医方文献之一。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竹简一千一百五十五枚。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秦简，是考古学界的一项重要收获。简书共有十种：《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两种》。简书属于秦始皇时期的文字，大部分是法律文书，不仅有秦律，而且有解释律文的问答和有关治狱的文书程式。在《编年记》中有秦昭王元年至秦始皇三十年的大事纪，逐年记载秦统一全国的历次战争，其中还记载一些人与事。属于年谱一类文献，成为后世年谱的雏形。总之，简书内容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为研究秦代历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材料。

在竹木简之外，还有玉简书。早在殷墟发掘中即出现了玉板甲子表残片。1952年河南辉县固围村二号战国墓的祭坑中发现埋有五十枚玉简，但未见诸文字。1965年底在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中，发掘出五千余件距今两千四百余年的“侯马盟书”，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书写在玉片上。“侯马盟书”是春秋时期晋国赵鞅和有关国家订的盟约文书，具有极大的文献资料价值，也是我们研究简册文献中的新收获。

四、帛书

帛书在春秋战国时期相当流行。《墨子·明鬼篇》：“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由此可知，至迟在春秋时期是竹帛并用的书写材料。《齐民要术》引语中讲道：“以丹书帛，致之枕中，以为国宝。”由于帛质轻薄柔软，可以卷舒，便于携带，还能够随文字长短截断，易于流行。西汉末年，杨雄给刘歆的信里谈到他调查方言的方法时说，他常常拿一支三寸长的笔，一段四尺长的上过油的绢。这种绢写过了可以抹掉再写。绢帛用于书写材料，在汉朝是相当流行的。

帛书与简书并行时间较长，在纸张发明以后还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北堂书钞》引崔瑗《与葛元甫书》中说：“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由此可证，距离纸张发明已有三百余年的东汉末年，帛书仍在流行。但帛书不易保存，容易损毁，流传至今者多是从地下发掘的实物。

早在1942年9月，长沙战国楚墓因盗掘曾出土一件驰名世界的帛书。这件帛书出土时折叠为八幅，可惜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有二十多种十二万多字的帛书，成为我国考古学界的空前发现。其中重要帛书文献有《老子》《法经》《战国纵横家书》《五星占》等。这批帛书古文献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军事、地理、天文、历法、医学和哲学等具有重大参考价值。《战国纵横家书》写于汉初，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行一万一千多字。其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外十六章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帛书与《战国策》《史记》的有关篇章相对照，可以补充或校正后者的一些错误。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未见此书，因而把公元前3世纪的苏秦事迹，推到4世纪末，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张仪。把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四十五年。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重要文献价值，在于保存了已被埋没两千多年的真实可信的关于苏秦的书信和谈话十四章，既可以纠正有关苏秦历史的许多错误，又可校补这段战国时代的历史记载。《五星占》约八千字，共分九部分（章），作于公元前170年左右，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天文帛书。“占文”保存了公元前370年到公元前270年间甘氏与石氏天文书的部分内容。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末尾三部分列出秦始皇元年（前246）到汉文帝三年（前177）凡七十年间木星、土星和金星的位置，并描述了这三颗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五星占》还记录了“张楚”年号，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中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重要资料。第三节 写本与雕版古籍

一、写本文献

自从汉代劳动人民发明纸张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古籍的面貌。纸张逐渐代替了简牍与绢帛，成为古籍的书写、刻印材料。

有关纸的发明人、发明时间以及首创用植物纤维造纸等问题，有过长期争论，而无定论。外国学者有的主张14世纪德国与意大利发明之说，早为实物例证所推翻。据《后汉书·蔡伦传》记载，蔡伦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发明了纸，同时也是第一个用植物纤维造纸的人，早已为世界所公认。

但是，我国有的历史文献说明在公元前的汉武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纸，可是没有实物佐证，未被学界所接受。1933年，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汉宣帝时（前73—前49）的烽燧遗址中发现一片麻纸。这个发现关系到植物纤维纸的发明时间问题，但这片麻纸出土不久即毁于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中日战争的炮火。实物消失，无法作深入研究。又是孤证，也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纤维麻纸的发现应当肯定，据《汉书·赵后传》记载，当时宫中有二枚包药而又写上字的薄纸，称为“赫蹄”。

1957年，西安灞桥汉墓出土了汉武帝时代的纸。后经科学化验，证实灞桥纸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植物纤维纸。这一重大发现，把用植物纤维造纸的时间上推了近二百年。就是说，我国发明植物纤维纸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1972年到1974年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发掘两种汉代麻纸，1978年12月陕西扶风县一处西汉窖藏中出土三片可能是汉宣帝时的麻纸。这些新发现，为我国植物纤维纸发明于西汉这一事实，增添了更多的实物证据。

两千年来，我国古籍文献用植物纤维纸作材料，是以写本与印本两种形式流传于后世。东晋桓玄曾正式下令“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目前，我们能够见到最早的写本有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土的西晋元康六年（296）写本佛经残卷以及《晋人田赋残笺》。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西凉建初年间（405）所写的《律藏初分》同北魏太安四年（458）所写的《戒缘》，也是属于最早的写本。其次是唐写本，1966年到1969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北区配合农田水利建设时，在清理唐墓时发现一批唐代写本古文献。其中有《论语郑玄注》残卷，长5.38米，保存了《为政》后半篇和《八佾》《里仁》《公冶长》三整篇。《公冶长》后面附杂抄中记有抄者姓名和年月：“景龙四年（710）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十二岁义学生卜天寿”。由此可知，唐代写本流传很广，不仅盛行内地，而且在边疆地区的流行也相当广泛。

宋代以后，虽然雕版日益兴盛，但是写本也占有相当地位，甚至有些大藏书家是靠抄本积聚文献。如陈振孙家中藏书五万余卷，均抄自郑、方、林、吴诸家。到了明代，社会上仍流行抄本，有所谓吴抄（长洲吴宽）、文抄（长洲文征明）、王抄（金坛王肯堂）、沈抄（吴县沈与文）、杨抄（常熟杨仪）、姚抄（无锡姚咨）、秦抄（常熟秦四麟）、谢抄（长乐谢肇淛）、钱抄（常熟钱谦益）诸家。许多抄家，“皆竭一生之力，交换互借，手校眉批，不独其抄本可珍，其手迹尤足贵”。清朝时期，不少典籍也靠抄本流行。1962年福建省发现了《榴花梦》完整抄本：道光年间福建女作家李桂玉用毕生精力写成的弹词长篇小说《榴花梦》，共三百六十卷，约四百八十三万八千字，是目前我国流传的古典小说中最长的一部抄本，十分可贵。

二、雕版印刷文献

印本书籍，是随着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兴起而出现的。我国古代雕版印刷术兴起于唐朝初年，历经唐末五代，逐渐发展起来。唐朝后期，版刻逐渐普及。当时刻印地区有长安、敦煌、四川、浙江等处，所刻内容有日历、字书、歌曲、诗文以及佛经等。元稹于长庆四年（824）在白居易的《长庆集》序中，谈到白香山的诗，已“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司空图著《一鸣集》中，有一篇题为《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礭化莫雕刻律疏》。由此可知，当代诗文、经卷已刻印刊行。据文献记载，雕刻日历上市出卖者不少，为此唐政府曾于太和九年（835）下令禁止民间私置日历版。中和三年（883），柳玭在成都书肆中看到印刷的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小学字书等书籍。

传世最早的唐代印刷品是中和二年（882）、乾符四年（877）刻的两本日历以及咸通九年（868）雕印的《金刚经》，已被斯坦因从敦煌盗往国外。《金刚经》卷本，长十六尺，用七张纸粘成一卷，第一张扉页刻画释迦牟尼佛法图，以下是经文，实属印刷史上的珍贵文献。国内现存的唐代印刷品仅有两件，一是在四川成都唐墓中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约刻于至德二年（757）以后；二是浙江龙泉塔中发现的卷本《妙法莲华经》。这部经文卷子很长，一纸十七行，每行十七字，刻工印刷水平很高。

五代时期，雕版印书事业发展迅速。据载，后唐长兴三年（932）由冯道等人建议曾依照石经刻“九经”印版，这是用雕版印经书的开始。其后又扩至《论语》《孝经》《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书，由国子监负责此项工作，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凡二十二年，至广顺三年（953）始告完成。其中《五经》《孝经》《论语》《尔雅》等典籍，由国子监博士李鹗写本付刻，成为我国最早的“监本”古典文献。此外，五代私人刻书，有四川毋昭裔在明德二年（935）刻成《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及九经诸史等书。乾德五年（923）贯休和尚自刻《禅月集》。

五代刻书流传至今者，仅有甘肃敦煌千佛洞石室中发现的《唐韵》《切韵》两种，细书小字刊刻本，已被盗往国外。而国内仅存者，有敦煌石室遗物《文殊师利菩萨像》，刻工极为精美。其次是，1924年8月27日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时发现的经卷，为吴越国王钱俶所刻《宝箧印陀罗尼经》，首有佛说法图及钱俶题字，经文共二百七十一行，每行十字，分竹纸、棉纸两种，反映了五代时期较为纯熟的刻工印刷水平。

宋朝雕版印书事业十分发达，官府、书院、私家与书坊都从事雕版印书工作。印本书籍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成品之精，都是前所未有的。官刻本以国子监刻本最为有名，如在杭州刻印的《五经正义》《七经义疏》《史记》、前后《汉书》以及医书《千金翼方》《金匮要略》《图经本草》等，都是很有影响的典籍。当时刻印书籍，除儒家经典外，还大量刻印史书、子书、医书、算书以及日常参考的类书和诗文等文学作品。当时刻版中心地区，除首都汴梁（开封）外，还有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以及山西平水（临汾），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广东等地都有水平很高的各类印本书。当时社会出现了专营出版事业的“书肆”，如杭州陈道人“经籍铺”、尹氏“书籍馆”以及建阳余家、虞家经营的“书肆”，对丰富人民文化生活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北宋中叶，毕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之后，又陆续出现有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和磁活字印本书籍。这类印本虽未普及，仍以雕版为主，但却反映了我国古代印刷事业的进展情况。

明清时代，印本书籍已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明代北京与南京是刻印图书中心，杭州、建阳等地刻印事业仍在发展，四川眉山等地已为苏州、徽州等地新兴印刷业所代替。此外，边远地区已开始刻印书籍，如海南岛刻印的书籍也具有相当规模。清代雕版印本，数量大增，除内销全国外，还远销日本等其他国家。清代刻书风气很盛，除职业书肆及官府刻书外，凡有一定条件的官僚、地主、士大夫都自行雕版印书，以示文雅。雍正四年（1726）陈梦雷用新制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是一大创举。此书每部一万零四十卷，五千零二十册，共印六十四部，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上占有显著地位。19世纪中叶以后，现代石印、铜版印刷以及铅字排印等新技术兴起后，逐步取代了古老的雕版印刷术，从而结束了我国古代雕印古籍文献的历史。第四节 古籍分类

一、古代典籍分类

秦汉以来，国家处于空前大一统的局势，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我国劳动人民创造发明了纸张，从根本上改变了古典文献的面貌。纸张价格便宜，携带轻便，逐渐代替简牍和绢帛，成为书写刻印专用材料。在文化日益发展和纸张不断扩大生产的情况下，国家与私人藏书越来越多。汉武帝时期，首次下令征集全国图书，加以收藏保管。“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因之，汉朝政府专门掌管书写之官，筹划建馆藏书，不断派遣使者前往地方收求遗书。国家藏书除太史、博士官署之外，还有延阁、秘室、兰台、东观以及仁寿阁、文德殿、华林园、观文殿等处，“搜之不为不力，聚之不为不专”。

公元前26年，汉成帝再次下令征集图书，命谒者陈农前往地方收求遗书。国家图书日益增多，保管贮藏与阅读流通发生很大问题。因之，命光禄大夫刘向整理校勘经传、诸子、诗赋三类书籍，步兵校尉任宏整理校勘兵书，太史令尹咸整理校勘数术，侍医李柱国整理校勘方技，而刘向负责总校。根据古典文献内容范围，当时分为六大类。刘向每校完一书作《叙录》一篇，条列篇目，说明大意，同书奏上。这是对古典文献第一次大规模的整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继其父业，综合群书《叙录》，而编成《七略》，是为我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将当时书籍文献分为七大类，即有辑略、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辑略是概说，综述学术源流；六艺略包括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九目；诸子略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目；兵书略包括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等四目；数术略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目；方技略包括医经、经方、神仙、房中等四目；诗赋略包括歌诗、赋（屈原等）、赋（陆贾等）、赋（孙卿等）、杂赋等。凡六类三十八目，一万三千余卷。是我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分类，对古籍的登记、保管、流通和阅读使用具有积极作用。

宋代学者郑樵指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他认为，明类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图书，并借以保存图书的确切记载。所谓“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古典文献按照学术类别编排，不仅在于条理分明，便于查考，更主要的是它有助于辨别书的内容，从而根据各类内容考察其源流演变，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清代学者王鸣盛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可见图书分类的重要性了。

自从刘向父子奠定我国古典文献分类法之后，历代均有所补充订正，大致说来有四分法（如《旧唐书·经籍志》、《崇文总目》、《四库全书》）、五分法（如晋荀勗《晋中经簿》）、六分法（如《汉书·艺文志》）、七分法（如梁阮孝绪《七录》）、九分法（如宋王俭《七志》）以及十二分法（如郑樵《通志》、孙星衍《祠堂书目》）。基本沿袭刘向父子的传统，只不过是有些增减罢了。类下子目也多是大同小异，没有显著变化。图书登记数量，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增加。刘向父子六略之书一万三千余卷。荀勗《晋中经簿》著录的甲、乙、丙、丁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南宋时郑樵编纂《通志·艺文略》著录图书一万零九百一十二部，十一万零九百七十二卷（以现存典籍为主，未见者也予著录）。

二、四部分类法

四分法是我国古典文献的基本分类方法。它产生的时间很早。三国魏文帝青龙三年（235），秘书郎郑默编定《中经》图书目录时就已确定了雏形。后来晋武帝咸宁年间（275—279）秘书监荀勗曾依《中经》，另编“新簿”，即《晋中经簿》，内分甲、乙、丙、丁四部，以总群书。当时甲部为经书，乙部为子书，丙部为史书，丁部为文集。《隋书·经籍志》的编者把这四部直接标为经、史、子、集四部，下有四十个子目。经部下有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等十目；史部下有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十三目；子部下有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术、五行、医方等十四目；集部下有楚辞、别集、总集等三目。此外，还有道经部、佛经部下有七个子目。此后，许多史志（经籍志、艺文志）、官簿（《崇文总目》《四库全书》）及私人藏书目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都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直到近代。

经、史、子、集四部分法，产生于封建社会之中，对古典文献的保管流通起过不少积极作用，但不能忽视其时代的局限性和封建的阶级性。经、史、子、集各类文献，大多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基本内容是贯彻尊儒重道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正流，而经书是儒家的经典，所以被列为四部之首，起着纲领的作用，余者均属支流。四部分类之所以将经部列为首位，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言，“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四部书的分类，各有其社会功能：“仁、义、礼、智（指经部），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指史部），所以治身也；诸子（指子部）为经籍之鼓吹；文章（指集部）乃政化之黼黻，皆为治之具也。”中国古典文献划分四类的目的是明确的，显然是为了便于宣传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维系封建社会纲常伦理道德，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第三章 古典文献的类别与体式第一节 古籍文体

一、文体总论

概括说来，中国古典文献文体可分为两大类，即韵文与散文。前者泛指用韵的文体，与散文相对而言，如歌谣、辞赋、诗、词、曲以及有韵的颂、赞、箴、铭、哀、诔等。骈文也多属于韵文，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全篇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平仄。因多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者，世称“四六文”；凡属韵文之外，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概称为散文。“散文”一词，是宋人用来对“骈文”说的，如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引周益公说：“‘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以“四六的骈体”和“散文”对称，这是宋代以后士人定出的专名。《尚书》属于我国最古老的散文，而且是《左传》《国语》之前的古老散文，更区别于秦汉以后的散文了。韩愈在《进学解》中称之为“佶屈聱牙”。它与《左传》《国语》不同，而不用或很少用“也”“哉”“乎”一类文言虚词。这些文言虚词则是用来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气的。运用这些虚词不仅可使语义明确，而且也可使句子琅琅上口，显得通顺流畅。《尚书》不用或少用这些虚词，则显得非常拗口。同时，《尚书》用词比较古老，语义难懂，在《左传》《国语》中也不常见。语法词序安排也与后代不同，是古典散文中最难读的著作。

文体繁衍有其自身历史发展过程，是受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制约的。一般说来，同社会其他事物发展规律一样，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有一个演变过程。古代各种文体产生的原因，曾有过许多说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六经》）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也。……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颜之推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根据刘、颜这一派的见解，明黄泰泉编《文艺流别》时，选录汉魏以下诗文，则依《六经》分类：“《诗》之流五，其别二十一；《书》之流八，其别四十九；《礼》之流二，其别十六；《乐》之流二，其别十二；《易》之流十二；《春秋》之流六。”“流”是他所分的类，“别”则为各类子目。各种文体源于“五经”之说，并非符合历史实际，只能说有些文体的产生是与经书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文体源于社会生活，由社会需要而产生，有其自身规律与特点。“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先秦典籍，如六艺经传，九流诸子，以及《国语》《国策》等皆各成专著；单篇之作，仅诗歌辞赋而已。汉代经师解经之作，亦各成专书。他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安《淮南子》、杨雄《太玄》《法言》之类，则近于子书。司马迁《史记》、刘向《列女传》之类，则属于史书。其单篇作品除盛行的“赋”外，尚有碑文（如李斯《泰山刻石》《瑯玡刻石》以及汉碑等）、诏奏（如两汉诸帝诏策玺书及名臣奏议）、书牍（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等。

东汉时期，社会单篇著作日益增多，于是有搜集某人生平作品而编成的“别集”。《隋书·经籍志》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别集收入各体文章，而各具章法。曹丕《典论·论文》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此后，文体与日俱增，而各具特色。晋初，陆机在《文赋》中论述尤详：“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南北朝以后，我国古典文献文体已经齐备。梁昭明太子萧统编辑的《文选》，是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总集，全书六十卷，按其目录，文体分为三十二类。本书编者自序称：“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匡弼，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由此可见，文体收罗之广、分类之细了。而任昉编纂的《文章缘起》，文体种类已超过《文选》，共分八十四类，据此可考《文选》与《文心雕龙》二书以外的文体分类。可惜此书没有保存下来，《隋书·经籍志》只注“有录无书”。《唐书·艺文志》有任昉《文章始》一卷，注“张绩补”，则知此书曾经亡佚，后为张绩所补，现存者已非任昉原著。

宋朝初年，李昉、徐铉等人奉敕编《文苑英华》一千卷，选录梁以下文章，以续《文选》。此后姚铉又择取其十之一，另编《唐文粹》一百卷，分二十二类，下列子目三百一十六个，是为断代文选之始，基本包括了有唐一代文体。南宋吕祖谦编《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分五十类。元苏天爵编《元文类》七十卷，分四十三类。明程敏政编《明文衡》一百卷，分三十八类。这些文献，均属断代选录的总集，可以上下衔接而成一系统，反映了各时期的文体类别。

明朝吴纳的《文章辨体》，大旨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为蓝本，分内外二集，内集收散文四十九类，外集收骈文五类。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是就吴氏著述而扩大，以内集为正编，分一百零一目，外集为附录，分二十六目。贺后征的《文章辨体汇选》，也以吴氏书为蓝本，分类增至一百三十二类。这三部总集，虽然兼收骈散，但以散文为“内集”，为“正编”；以骈文为“外集”，为“附录”，重点在于选录散文。其中叙述各种文体的缘起及其特点，对研究古典文献文体的发展演变颇多参考价值。

清朝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分文体为十三类。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分文体为著述、告语、记载三门十一类。章炳麟在《国故论衡》中有《文学总略》一文，韵文分五类，散文则分为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六门三十六类。这大致可以说明清人对文体分类的研究成果。

二、文体分论

为了便于掌握各类文体性质与特点，分述如下：

1.文学散体：这类文体包括诗、词、歌、赋、曲、骈文、传奇、小说以及散文等。大家熟知的文体不作介绍，只就古文献中常见的箴、铭、颂、赞加以说明。这些文体既可用散文写作，又可用简练的韵文写成。它们不同的地方，便是箴、铭偏于规劝方面，颂、赞偏于揄扬方面。

箴者，诫也。规诫之辞，若针之疗疾。最早的箴，当为夏、商二箴。《夏箴》见于《周书·文类篇》，《商箴》见于《吕氏春秋·名类篇》。而周太史辛甲命百官箴王阙，虞氏掌猎，故为《虞箴》，其辞备载于《左传》。后世杨雄作《州箴》、张蕴古作《太宝箴》、韩愈作《五箴》以及朱熹作《四箴》，内容形式大体相仿。

铭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早在春秋时孔俚述其先人德善事遗而成《鼎铭》。《汉书·艺文志》收载道家有《黄帝铭》六篇，已佚。汉朝班固有《燕然山铭》，是属于记述山川、宫室、门关一类的铭文。南北朝时，陆倕作《石阙铭》，是为骈文的代表作。北宋张载作《剑阁铭》，则是散文名篇。

颂，为诗经六义之一，即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如《商颂》《鲁颂》，都是四言诗。后世王褒《圣主得贤臣颂》属于骈文，而刘伶的《酒德颂》则属于散文颂。

赞者，赞美之辞，有史赞、哀赞、杂赞之分。韵文赞如苏轼的《韩干画马赞》、范晔的《后汉书史赞》，散文赞如司马迁的《孔子世家赞》。

2.诏诰官书：诏诰一类官书是封建统治者皇帝专用的文体，有诏、诰、敕、册、制、玺书、御札、批答、赦文、谥文等。见于《书》者，古代王言有三，即诰、誓、命也。秦并天下，政命曰制，令曰诏，后世沿用不改。

敕，亦作，戒敕也。汉代天子命令中有戒书，唐制王言有旨、书、牒等名目。这类文书多用散文写作。

册，即策字，属汉、唐王言的一种。所谓“古者册书施之臣下而已，后世则郊祀、祭享、称尊、加谥、寓哀之属，亦皆用之”。

玺书，原为古代封口处盖有印信的文书，表示印信之意，无贵贱尊卑之分。秦以后专指皇帝一种加封的诏书而言，属于机密文件。《史记·秦始皇本纪》：“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汉初天子用玉玺以封文告，因称玺书，如文帝元年（前179）尝赐南越尉佗玺书，即是一例。

批答、御札，古时没有这两种名目，前者始于唐朝，天子手批而答之文。后者始于宋朝，将皇帝书写的便条称为御札。

赦文，即朝廷赦免罪犯文告。

谥文，即官僚死后朝廷据死者生平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称号，文字简明而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3.政论学说：这类文体包括奏疏、评议、疏证、学案等。奏疏乃臣下论谏的总称，战国以前皆称“上书”，秦时改书曰奏。汉朝叔孙通议定朝仪，凡臣下上书分四种：一曰章，用以谢恩；二曰奏，用以按劾；三曰表，用以陈情；四曰议，用以执异。魏晋以下，盛行书启，唐用表状，亦称书疏。宋人则据前制有所损益，故有札子、状、书、表、封事等，而以札子居多。凡疏、对、启、状、札五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别于臣下和相对答往来之称。明时论政事者曰题，陈私情者曰奏，皆谓之“本”，并用散文，间为骈体，均属政论内容。明时论有八品，有理论、政论、经论、史论、文论、讽论、寓论、设论等。这类文献数量很多，名篇辈出，篇章诸如贾山的《至言》、贾谊的《过秦论》、江统的《徙戎论》、韩愈的《禘袷议》、柳宗元的《守道论》等；专著诸如魏徵的《魏郑公谏录》、吴兢的《贞观政要》、陆贽的《陆宣公奏议》、吕祖谦的《东莱博议》、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以及《历代名臣奏议》等。此外有关儒家经典著作疏证、诸子专著以及宋元明清各朝学案等，都属于思想学说文献，多用散文写作，以哲理见称。

4.公牍文书：凡是诏诰、奏议、官书、文告、诉状、契约等均属于公牍文书，多以檄、誓、盟、令、教、露布等文体流行于世。

檄，军书也。刘勰说：“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故植义扬辞，务在刚健。”大抵汉以前不用四六，故“辞直义显”。如《史记》载张仪为檄以告楚相，具体反映了上述文风特点。唐朝的《讨武瞾檄》、明朝的《北伐檄文》，均属檄文著名篇章。

誓，是军旅动员誓众之辞，最早见于《书》中的《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诸篇，后来的誓文则屡见不鲜。

令，命令之意，秦改皇后、太子下书称令，其文与诏制相同，只是形式上区别封建等级名分而已。

教，效也，言出而民效也。秦法王侯下书曰教，汉时大臣也多用此名。

盟，明也，视告于神明，乃信约之辞也，如侯马盟书。

露布，相当于今日之公告、海报，即所谓“露板不封，布诸视听也”。始见于魏晋，《通典》云：“（后魏）攻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书帛建于漆竿上，名为露布。”

5.书牍序跋：凡属臣僚敷奏，朋友往复之文，总称为书。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王公国内，亦称奏书。后来大约上行的书称上书，如韩愈的《上宰相书》。平行的书称为书或启，如曾巩的《寄杜相书》、李商隐的《上河东公启》。短信比书启内容简单，因称为“简札”。

此外，笺，牒也。是书牍的别名，如谢朓《拜中军记室辞随王笺》、柳宗元《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

序跋多指书籍的前言后语而言，此类文体名目很多。《汉书·艺文志》中有小序、总序，还有序（如《诗·大序》）、赠序（如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引（如苏洵《族谱引》）等。考之题跋，汉晋诸集，不载题跋，至唐韩柳始有读某书及读某文题其后之名。至宋欧曾而后，始有跋语，故《宋文鉴》《元文类》总编之曰“题跋”。题者，缔也，审缔其义；跋者，本也，因文而见本。此类文篇，明清以后甚多，曾出现许多专著，对考查典籍颇多参考价值。

6.史志：古籍史志均属散文，根据内容特点有多种形式，其中主要有纪传体史志。纪传体史志由司马迁创建，分本纪、世家、列传、志、书、表等部分，基本上以人物纪传为中心线索，着重叙述人物的经历，而历史事件附于人物纪传之中。《二十四史》是纪传体史志的代表作。

本纪，是记载一个皇帝在位时的逐年大事纪，属于帝王事迹编年史，将当代有关政治、经济、文化大事系于一人，逐年记载。

世家，封建王侯，子孙世袭相承，因称世家。是以一个封建王侯个人或家族为中心（其中包括社会地位影响与王侯相当者）纪事。与“世家”类似者还有“载记”，如《晋书》十六国部分称“载记”，而不称“世家”。

列传，本纪与世家涉及到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而列传只限于立传本人的乡里、宗谱、生卒、官爵、言行、著述学说和一些有关史实。或一人为专传，或两人以上合传，或事状相类人物立类传（如文学、循吏、方伎、隐逸、列女等），或国内少数民族人物立“四裔传”。

志，记述一代典章制度，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典章制度以及社会礼乐风俗、自然山川、水陆交通等制度。

表，用表格形式将人物、大事分条按顺序概括记录于表中，或以人物为中心，记载世系（如《史记·三代世表》），或以分国编年记事（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或以执政人物更迭、排比纪事（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纪传体《二十四史》除《史记》、《南史》、《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属于通史外，其他均属一朝断代史，历朝先后衔接，年系前后贯串，将二十四部史书顺次连贯起来，成为一部较为系统完整的中国古代史文献。

史志除纪传体外，凡以年为纲纪事者为编年史（如《资治通鉴》），以事为纲逐年纪事者为纪事本末（如《通鉴纪事本末》），记典章制度者为政书（如《通典》），按国别纪事为国别史，按人纪事为小传、别传、家传、外传等，按地区记载山川、社会、历史者为方志。此外，还有谱系、姓氏、目录、杂著一类史志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很大，兹不赘述。

7.碑志行状：竖石为碑，古时宫庙前用以识别日影，观察时间；或竖石用以拴牲口。据载：“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用木。”后来逐渐演化，人们用以表功纪事，刻铭为碑文，传诸后世。人死后，“盖于葬时，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卒葬年月，与其子孙之大略，勒石加盖，埋于圹前三尺之地，以为异时陵谷变迁之防，而谓之志铭”。晋宋间始称神道碑，盖阴阳地理家以东南为神道，碑立其地而为之名。行状则是另一种传纪文体，起源于汉代，如汉丞相仓曹付干作《杨厚伯行状》，记述死者世系、籍贯、生卒年月与生平事迹，多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供封建王朝议谥参考或传写墓志史传者采择，往往多是浮夸溢美之辞。

碑志文章多见于历代文集或方志，清代出现碑传专集。清光绪十九年（1893）钱仪吉编《碑传集》一百六十卷，从清初到嘉庆，收宗室、文武官员、学者、文人、方术一千六百八十余人（其中包括妇女三百余人）。传文多采自方志文集，凡五百家。后来又有缪荃孙编《续碑传集》以及闵尔昌编《碑传集补》。三书是有清一代碑传墓铭行状专著，具有较高文献价值。

8.其他杂著：这类文体包括符命、祭文、吊文、诔文、祝文、约戒以及杂著。符命属于封建迷信一类文献，古时以所谓“祥瑞”的征兆附会成君主得到天命的凭证文章，空虚不实，牵强附会，称为“符命”；祭文，散文、韵文与骈文兼有，记叙古人其所祭及悼念之情，如《文选》收王僧达《祭颜延年》；吊文，吊死之辞，盛行于唐宋，故有《吊战场》《吊镈钟》之作；诔文，“诔者，累也，累列生时行迹，续之以作谥。此唯有辞而无谥，益唯累其美行示己伤悼之情尔”；祝文，飨神之辞，用以飨天地、山川、社稷、宗庙、五祀群神，总称之为“祝文”，空泛无物，虚飘不实；约戒，属于约束警戒之辞，前者如王褒《僮约》，后者如杜笃《女诫》，内容短小，文字精练，是社会法典的补充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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