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得吕多加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险意识一长篇大作，分享给大家，供有兴致的同仁好好研读参考！

——疯控叔

目   录

           引言

           一．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

           二．殷商甲骨文的启示

           三．周易作为普适性的预测工具

           四．预测的构成要素

          五．周易中对不确定性的描述（上）

           六．周易中对不确定性的描述（下）

           七．元亨利贞的本来面目

          八．三千年后的回顾

引言

        一般说来，有意识的人类行为都是为了趋利避害。但是明辨利害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因为人们要面对的往往不是当下就可以确定的结果。这些结果里面，可能有的好一点，有的坏一点。趋利避害，意味着尽量争取那些相对好的结果。换句话说，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如果有选择的可能，趋利避害不是被动接受未来的结果，而是通过比较，选择比较好的决策。当然，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好的决策并不永远等于好的结果。好的决策只是当下看起来，比别的决策要有利或更少害而已。因此，好的决策是有价值基础的决策，而不是随机作出的决策。好的决策应当是充分思考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习惯性程序的结果。人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人们判断利害的基础是风险。因此，确保在决策时能够充分认识风险，是提高决策水平的关键。而充分认识风险，不仅需要合适的风险评估技术和数据、模型，还需要有健康的风险意识。

        所谓风险意识，就是把目标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的意识。具体说，风险意识决定在决策的时候以及决策以后的执行过程中如何预判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如何决定这些事情对自己的目标有哪些影响。也就是，风险意识是决策时风险评估的出发点。风险意识的关键部分是在决策时意识到未来存在具有大小不一的可能性的多种结果，或者说，预见到未来的不确定性。由于风险意识在决策中的基础作用，不管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组织，具有健康的风险意识都是至关重要的。

        风险意识是相对于社会和历史而言的。不仅在不同历史时期中，个人和组织有不同的风险意识，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人和组织的风险意识也不同。和社会文化意识一样，社会风险意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从历史看，系统性的风险管理出现很晚，对于风险意识的系统性研究则更晚。但是，人类各个社会对风险的系统认识，包括对构成风险意识至关重要的不确定性的认识，其发展过程有相当差别。在有些文明社会很早就已经有了明确的不确定性的描述。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一直对风险管理的历史感兴趣，想了解古人的风险意识是怎么样的。特别是古代中国人的风险意识。在目前能找到的考古文物和历史著作中，可以看到不少古代的关于掷骰子和赌博的描述，说明古代文化中对随机性的认识已相当普遍。例如，在埃及挖掘的古墓中发现了有掷骰子的游戏图画。又例如，在古希腊神话中，三兄弟通过掷骰子分配主管宇宙的权力，结果主神宙斯赢得了天堂，海神波塞冬赢得了海洋，而冥王海蒂斯则赢得了冥间。古希腊英雄阿基里斯掷骰子的形象则反复出现在古代艺术作品中（见下图）。

        在中国，史记中有夏朝时期赌博的记载，但是缺少直接的考古证明。在更早一些的古代文明，如五千年前的巴比伦、埃及和印度，有关的风险意识的描述，则有汉谟拉比法典中记载的关于类似保险的安排。从目前已有的风险管理历史著作和相关的历史研究，我们还没有看到对古代中国人的风险意识的描述。从古代中国的文字记载中可以看到，三千年前的古代中国人明显没有类似现代的风险概念。然而，通过研究关于古代中国的决策行为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人已经使用了系统性的预测未来的方法，有了初步的可能性的概念，并且已经认识到未来可能发生多种情况的可能性的不同。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未来是可知的，但又是不确定的。这些可以看作是古代中国文化中初步的风险意识，其形式已经相当接近于现代人的风险意识。比较其他古代文明，古代中国人的风险意识的表现更加系统和完整。所以，也许可以说，在古代发达文明中，古代中国人的风险意识是比较发达的。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古代中国文化是指两千五百年以前的古代中国文化，不包括诸子百家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化。在诸子百家以后的中国文化中，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基本看不到风险意识的表达了。

        特别说明，本文只是我个人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学习古籍的一点体会，其中得出的结论或有与传统说法不同之处，如对周易文字内容的解释。我衷心希望本文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真正的古文、考古和历史文化专家们对相关材料进一步的研究。

一．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

        中国文化，说是从三皇五帝开始以来，有五千年历史。但从四千五百年以上到五千年前这一段，仅有一些器物的考古发现，并没有发现系统的文字记录。四千五百年前，就是黄帝的时代。传说黄帝的臣属仓颉创造了文字。所以，认为四千五百年前的古代中国没有文字，这符合历代的传统说法。黄帝后五百年，就是大禹的时代。据说禹开创了夏朝。再过了五百年，就是三千五百年前左右，汤灭了夏，开创了商朝。又过了五百年，三千年前左右，周武王伐纣，灭了商朝，建立了周朝。差不多又过了五百年，才有了诸子百家，出现了老子、孔子等一批圣人。所以，过去有人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大概指的就是这个规律。目前看到的经过考证的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古代文化，有四千年左右的历史。

        世界上古老的文化各大洲都有，包括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犹太、波斯、玛雅等，他们以各种方式留下了很多文化典籍。在三千年以上历史的典籍中，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法典、医典、神话、宗教经典、占卜、天文和历史纪录等。但中国文化不同于其它地方的文化。和世界上其它的三千年以上历史的古老文化相比，中国古代文化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占卜在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占卜的本质是预测未来，各古代文明中都有。例如，在古希腊就有遇到大事在Delphi通过Oracle向阿波罗问卜的传统。但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不同，文字资料反映出古代中国人专注于预测未来，也就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卜文化占据主导地位。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其一，近代一百多年来的殷墟考古发现的殷商甲骨文，是大约距今三千到三千五百年间的商朝文字，更在周易成书之前。甲骨文是在龟甲或兽骨上刻下的文字。至今已经发现的刻有甲骨文的甲骨，有十五万片之多。共有文字4500多个。当然，现代的考古工作还发现了比商朝甲骨文更古老的文字，但这些发现文字量不大，识别出来的字不多，且各方面或有争议之处，不足以判断当时整个文化的取向。殷墟甲骨文之后，近年更在陕西岐山周原的考古中发现了大量西周甲骨文。因此可以说，至今为止，甲骨文是系统反映中国文化的最古老的文字载体。殷商甲骨文的内容，绝大多数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当时商朝王室在决定各种事务的时候，都要先进行占卜，然后根据占卜的结果决策，并将整个过程契刻于甲骨上，留作记录归档。这就是甲骨文的来源。从甲骨文的内容来看，占卜文化是当时成文文化的主要部分。

        其二，中国最古老的经典，“周易”是一部占卜的书籍，讲的是预测未来的规则。周易，历代相传是周文王所撰，成书于三千年前。周文王是商朝末年商纣王时代的重臣西伯，由于莫须有的罪名，当时以七十多岁的高龄，被纣王关在现位于河南安阳的羑里监狱里七年多，备受折磨。就是在监狱里，周文王著作了这部周易。这就是历史上的“文王拘而演周易”。当然，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西周的甲骨文中没有周易的记录，所以有学者对周文王演周易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周易成书于西周年间，但不是周文王一人所撰。总之，从甲骨文占卜到周易，有一个比较长的进化历史。按传统的说法，在周易之前，还有更早的连山和归藏两部占卜之经。连山和归藏，是三皇五帝时期的经典。而易经则是连山、归藏、周易，这三部书的统称。现在连山、归藏已经失传，已知的易经中只剩下周易的内容了。所以，现在我们把易经和周易是混为一谈的。易经，历代公推为群经之首，万经之祖，诸子百家之渊源，中化文明之根脉。可见中国古代文化受占卜影响至深。  

        殷商甲骨文记录的更古老的史事，除战国时的尚书和汉代的史记等古籍的记载外，没有很多考古发现的文字可以佐证。特别是尚书，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内容真伪都还有不少有争议的地方。所以，对黄帝时代的文化，以下五帝和夏的文化，包括占卜的情况，目前都无法确切了解。我们只知道孔子（也可能是其他人）在易传系辞中说，周易的符号八卦来自伏羲时代的八卦。可以说明中华文化中占卜的源远流长。

        总之，中华文化五千年，可以分成上下两半。其中上一半的两千五百年，也就是从三皇五帝到诸子百家出现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华文化以文字表现出来的主干就是占卜，也就是预测未来。所以说，占卜中反映了当时古代中国人对不确定性的看法和相应的风险意识。

二．殷商甲骨文的启示

        中国最早的占卜记录，是殷墟甲骨文中的内容，叫做卜辞。卜辞，一般有四个部分，即叙辞、命辞、占辞与验辞。叙辞记录占卜时间与求问人和实施占卜的人名。命辞记录具体占卜事项，即所问的问题。占卜过程，通常是卜官沐浴净身，焚香更衣，布置好占卜场所。占卜开始时，先由卜官根据求问人和所占事项选择适当的事先加工好的龟甲。然后在骨甲背面凿钻一道凹槽和一个未通透的小坑。卜官在龟甲背面小坑附近用火烧灼，使龟甲正面产生裂纹，称作卜兆。卜官根据卜兆分析，得出占卜结果。卜官用甲骨文在龟甲上刻下占辞，记录占卜结果。验辞记录在占卜后对占辞的验证结果。

        殷墟甲骨文多数是商王朝档案，所以问卜之人很多时候是商王本人。所问之事，包括未来的天气、收成、生育等预报性的内容，也包括征战、选拔将军、战役布置、狩猎、祭祀等决策事项。占卜的结论多是针对所问之事的简单回答，如是否、有无、吉凶、好坏，也有一部分是列举几种可能的情形，并说明每种情形出现后会怎么样。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占辞的语言，即占卜的结论都是明确的针对所问的回答，而不是模糊的、需要做二次解释的语言。从记录看，商朝已经有了完整的占卜管理体系，包括专职的卜官，固定的占卜程序，以及记录归档等。所以说，占卜就是三千多年前的商朝的系统性的预测未来的方法。

        从商朝占卜的系统性过程，可以得到以下四个推论。

        推论一，是商朝的卜官应该已经有了一套解释原则存在，以建立从卜兆到结论的联系。这套解释原则应该是大量占卜实践的总结。因为当时对任何一个卜兆，何人占卜，得出过什么样的结论，结果准不准，都有记录。在有多人执行占卜的情况下，为了提高占卜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减少占辞的随意性，卜官应该也可以从所有占卜的档案中总结出这样一套解释原则。这套解释原则是系统性的占卜过程的必要部分。我个人认为，这些原则应该就是某种形式的易经，或者说易经的变种。当然，按“周礼”的记载，在西周时仍然使用龟甲占卜，而此时已经有了卜兆的分类，共一百二十类，而每一类都有相应的卜辞，共一千二百条。这些应该是和商朝的卜官使用的原则有很强的联系。可惜现在已经不见这些卜兆的原则记载，也不见这些分类卜辞的集合。从甲骨文卜辞中，现在的专家还看不出来甲骨文卜辞依据的占卜原则是什么。但是，我有一个猜想，就是除了解读甲骨文字之外，如果专家们再仔细研究一下龟甲裂纹的形状，配合相应的龟甲上的卜辞，也许能够认识一些从卜兆到占辞的逻辑关系，还原卜辞分类的面目。

        推论二，是商朝的问卜之人和卜官对未来可能发生多种事件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虽然现在学者们普遍认为，殷商之时笃信神灵，崇拜祖先，他们相信神灵或祖先对未来肯定有了安排，但对于问卜的人和卜官的现实环境而言，未来是不确定的，因为神灵或祖先的意图他们并不清楚。他们占卜是为了询问神灵或者祖先获取更多的信息，以降低不确定性。这和现代很多人相信上帝对所有事都有安排但依然研究概率分布，认可不确定性原理是一个道理。同样，商朝的问卜之人和卜官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发生可能性应该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但还没有明确的概念。因为对于同一设问，同一卜兆，结果的准确性在成百上千次的占卜过程中很自然地会形成一个分布。例如，问十天内会不会下雨的问题，同样的卜兆会导致同样的占辞，但是不管结论是有雨还是没雨，由于验辞的存在，卜官应该注意到了其占辞的准确的频率。所以，在卜官给出结论的时候，卜官应该注意到了其结论最后是否正确的可能性。当然，现在的专家还没有在甲骨文中发现表现确定性的程度或可能性或频率的字。但这样的认识过程很可能已经发生了，因为我们以后会看到在商朝末年的周易中，已经有了确定性程度或可能性的表达。用现在的风险管理的语言，可以说商朝时的古代中国人已经知道决策时列举未来的风险事件，但是没有明确的风险事件发生可能性的概念。当然，古代中国人也没有把目标和不确定性整合在一起的完整的风险概念。

        推论三，是商朝王室决策过程的占卜的系统性降低了决策的随意性。决策前问卜，本质上是评估决策的可行性。不论占卜的科学性如何，在每一个重大决策的过程中都嵌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环节，其本身的意义就不可低估。由决策人基于专业人士提供的分析结论决策，最起码消除了决策人个人拍脑袋决策的情况。从历史看，华夏一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在频繁的族群征战和自然灾害中胜出，与其决策水平较高有关，而决策水平很可能和从三皇五帝时期就开始形成占卜文化有关。实际上，除了使用的方法以外，甲骨文中表现出来的占卜在决策中的作用和我们现在大力倡导的风险评估在决策中的作用是相同的，目的是提高决策的正确程度。

        推论四，是甲骨文中的验辞说明三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人很可能已经建立了类似闭环的预测过程管理。在甲骨文中，每一个字都应该是很珍贵的。所以，合理推断，完整的验辞一定服务于某个明确的管理目的。以现在的管理的角度看，验辞可能用于三个目的。一是用来记录历史，二是用于卜官的绩效考核，三是用来调整占卜的解释原则，类似今天的用历史数据调整风险评估的模型。目前，除了记录历史的功能以外，不清楚验辞如何用于上面说的绩效考核和模型调整。但无论如何，验辞的使用本身就是值得注意的事。比较起来其它古老文明，如古埃及和古希腊，其中虽然普遍存在通过占卜决定重大决策的情况，但未见像甲骨文中这样使用验辞的。所以，验辞的使用可称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特色。

三．周易作为普适性的预测工具

       商朝末年至周朝的西周年间，距今三千年左右的时期，产生了周易，也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易经。周易，不仅代表占卜历史上的一次飞跃，也开启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大门，奠定了中国古代面向未来、拥抱变化的思想基础。这里说的周易，只指周易原文，不包括彖辞、象辞、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易传”文章。“易传”，又称“十翼”，是后世儒家学习周易的体会和对周易文字的注释，相传是孔子所写，但一般考古学者多认为“十翼”的作者为后世儒家，且很可能不是一人。

       不可否认，孔子修订六经，作“十翼”的说法，经秦代以后的历代儒家的推广，对周易的传播，甚至使之成为儒家群经之首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易传”是周易成文至少五百年后的产物，决不能视为等同于周易本身。从古籍中记载的孔子叹“殷礼无征”看，孔子当时并不知道甲骨文的存在，除了口头相传的信息，他并不确切了解殷商的制度和占卜的传统。其他可能的“易传”的作者更是如此。因此，以古代中国的传播条件，周易成书至少五百年后出现的“易传”是否真实反映了周易作者的想法，是值得讨论的。从周易本身看，其内容是直接简明的占卜结论，并没有“易传”中表达出来的那种涵盖面广泛的哲学和社会道德方面的内容。例如，在周易中，完全没有“十翼”中所说的阴阳、尊卑、刚柔、动静、贵贱之类成对的概念，连尊、卑、刚、柔、静、贵、贱这些字都没用过，动字只用过一次，更不用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这些分类的功能性描述。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易传”中看不到不确定性的影子。可见周易本经和“易传”差别之大。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周易，并不把“易传”作为对象，包括在讨论范围之内。这是必须说明的。

       应该说，我们严格区别周易和“易传”的做法和历代绝大多数学者不同。历史上绝大多数学者把周易本身和“易传”视为一体，经传一体，统称“易经”。仔细观察现有的易经注释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学者在很多情况下是基于“易传”的观点解释周易，甚至在介绍周易时很少讨论卦辞，即周易本身的内容，而主要介绍“易传”的观点。这种把周易和“易传”等同的观点构成了中国人对易经的主流看法，也许是汉以后历代独尊儒术所造成的。实际上，把周易和易传合并成一本书，是从汉代大儒郑玄开始的。以后到了三国时的王弼手中，更是把易传中相关词句拆开，匹配到周易的六十四卦的卦辞和爻辞下面。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周易和易传的经传一体的印象。这样操作造成的结果就是，历史上绝大多数学者把易经作为儒家经典看待，把“易传”的解释当作周易的实质内容。实际上，“易传”只能看作是后人研究周易的一家之言。诚然，“易传”中包含很有价值的观点。同时，“易传”中有些观点和周易的范围相距甚远，因此决不能把“易传”和周易划等号。固然，将周易和“易传”捆绑在一起形成的易经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我们今天无法猜测，如果历史上人们把周易和“易传”分别看待，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研究易经，我们确实应该明确区分周易和“易传”，不应该继续混淆下去了。

       作为占卜之书，周易和甲骨文中的卜辞明显不同。周易的基础对象，是六十四个抽象的卦，而不是六十四种卜兆或具体的龟甲裂纹。周易不是简单的一个个具体的卜辞合集，而是叙述从各个卦象到卦辞的解释原则。具体的卜辞再多，也是一事一议，没有穷尽所有可能的情况。而周易列举的六十四卦，却是号称囊括了未来所有的可能。有趣的问题，是殷商王室占卜时是否对卜兆有分类，从卜兆到依据的解释原则是否是以卦为基础。如果是，那么卜兆和卦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如果不是，那么当时的解释原则的卜兆基础是什么。这些都值得研究。

      周易的作者，按传统说法是周文王。周文王在当时贵为西伯，是商朝的重臣。所以一定十分熟悉甲骨文中表现的龟甲占卜术，包括各种卜兆和从卜兆到占辞的解释原则。因此，从常理推论，周文王画的卦肯定和龟甲上的卜兆有关。八卦的形状和龟甲的形象非常相似，很可能就是龟甲形象的一般表示。据说，冯友兰等学者就曾认为卦象是从龟甲的卜兆抽象而来。但从具体的龟甲裂纹卜兆到抽象的卦象，再到解释未来一切的卦辞，是一个飞跃，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首要的条件是周文王个人具有非凡的智慧和修为。周文王著作周易时已是七十多岁了，肯定对周易的内容早有思考。其次，周文王演周易时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可能也是促成周易形成的原因。想想当年周文王被商纣王关在羑里监狱里七年多的时间，没有行动自由，环境单调，既没有那么多决策的局面要占卜，而且估计也没有人提供给他很多龟甲让他反复实验。所以，周文王老先生能做的就是理论研究，回忆思考自己七十多年所学或亲身经历的占卜过程，归纳总结出一套不依赖于具体问题和卜兆的占卜原则来。当然，周文王老先生也许还想办法找到了商朝皇家档案馆所存的甲骨来研究，还有前人的教科书如归藏和连山。总之，通过改进完善前人的占卜教科书，周文王写出了周易。即使认为周易的作者不是周文王一人，而是还有西周时期的其他人，或者周地的占卜和殷朝国都的占卜有地域差别，我们也能肯定周易的作者熟悉殷商占卜的实践和理论。所以，认为周易是在殷商时期甲骨文占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结论。

       周易问世，从根本上改变了占卜的理论和实践。显见的改变是形式上的改变。易经之前，占卜都是用龟甲或其他兽骨。龟甲，特别是大的龟甲，不容易得到。当时，好的龟甲叫宝龟，而且经常要从各地进贡而来。可见其贵重。周易出来以后，占卜再也不必用龟甲了。古人用周易算卦，是用蓍草或金钱依次生成六爻，而不是看烘烤后龟甲的裂纹。实际上，这种数字生成卦象的方式可以无限延伸。任何一个概率接近二分之一的选择方法，都可以用来生成一个爻。连续选择六次，就可以生成一个卦。有了方便的起卦方法，占卜就可以大大普及，从王室进入百姓家了。实际上，西周甲骨文中已经发现有不少数字甲骨，被认为是数字卦。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周易的影响。虽然，从周礼看，在西周相当一段时间内，用龟甲的占卜和用蓍草的占筮两种预测法同时存在，对于国家大事还同时使用两种方法。在同一时期，还有占梦的方法也在使用。但是时间久了，用蓍草的占筮方法自然占了上风，因为其简易、方便、可操作性强。

       周易对甲骨文占卜更重要的改变是内容上的改变。甲骨文的卜辞记录的是一个个针对具体目标的占卜过程和结果，而周易阐述的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占卜原则。换句话说，周易的原则，不论决策事项，不论时间地点，不论卜人是谁，也不论问卜人是谁，不论卦象，甚至不论占卜方式和过程，都能适用。

       甲骨文记载的占卜是由卜者解读卜兆。卜兆是烘烤后龟甲随机呈现的裂纹。从甲骨文和历史的记录看，虽然这些裂纹有一些分类，如分成三大类，若干小类，但没有固定的相应分类卜辞。周礼的卜兆和兆辞分类的说法已经至少是在西周时候了。周易把占卜的结果分为固定的六十四卦，也就是把未来分成了固定的六十四类，用六十四个符号代表，使得未来的所有情况都落在这有限的六十四类里面。过去传说，伏羲时用八卦，也就是只有八类。为什么周文王演周易用了六十四卦，而不是八卦，不得而知。以周文王占卜的经验，也许周文王总结了甲骨文龟甲裂纹的形状，认为八类不足以囊括龟甲的裂纹，而六十四类就够用了。周文王用规则的六十四卦象替代了不规则的卜兆，并且把卦的图像和卦辞一起作为占卜的结论，使得复杂的未来有了直观的表现。当未来具有了现实可视性，人们就可以通过卦看见未来。不能不说这确实是相当震撼的事情。

       总之，在周文王或其他周易的作者看来，未来不仅是可预知的，而且是有限的情形。从普适性的角度看，周易类似于一个预测未来的算法，所以是一个极为宏大的理论框架。面对周易，人们不能不想，对于预测未来有这样普适性的周易，必然蕴含了宇宙天地间的规律。难怪后来的诸子百家特别是儒家由此生发出了天文地理、哲学科学、道德伦理、律法官制、兵法文学等丰富的学问，使易经成为了万经之祖。

四．预测的构成要素

       一般而言，任何有目的的对未来的预测需要包含三个要素。第一，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包括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什么，应该做什么，宜做什么，可做什么；第二，事情的结果或价值判断；第三，结论可信度的判读。其中，第三点涉及对不确定性的评估，属于风险评估的范畴。由此来看，用于一般性占卜的周易，就需要处理两类不确定性的问题。第一类问题，是不知道问卜的人要问什么问题，更不知道这个问题可能有什么可能的结论。这就是问题和相关结论的未知的多样性。第二类问题，是即使是对于已知的问题和可能的结果，占卜的结论和实际发生的情况可能不一样。这就是实际可能发生的情况的不确定性。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更有意思的是周易处理第二类不确定性问题的方式。

       上面说的第一类不确定性的问题实际上是任何通用的算法需要面对的问题。周易处理第一类不确定性的主要表现在卦的使用。“卦”这个字，在甲骨文中没有出现，在周易原文里面也没有出现，是在后来的系辞中才有的。在周易中，卦就是六爻组成的卦象，是一个图像，也是一个抽象的结构性符号。这个抽象的结构可以解释未来的多样性。未来的多样性是指，问卜的人可能关心很多事，而未来可能出现很多情况。所以，普适性的占卜的结论必须足够宽泛，能够解释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回答各种问题。试想，如果占卜的问题只是问一个密闭的盒子里面是否有黑色球，那么占卜只需要有或没有两种结论就可以了。如果占卜的问题只是问一个月内是否下雨，那么占卜只需要下雨或不下雨两种结论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占卜的问题是问盒子里面有什么颜色的球，那么就需要占卜的可能结论有很多种，如黑色、红色、黄色、绿色、白色等。如果占卜可能的结论只有黑色和白色两种，那么占卜的准确性就要差很多。如果占卜的问题是下个月何时下雨，那么占卜结论的范围就需要不仅包括是否下雨，还需要包括什么时间下雨等。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风险评估时需要看到各种风险事件，如果评估结果漏掉了比较重要的风险事件，那么这个结果肯定是不准确的。虽然和甲骨文的卜辞中不固定内容的占辞结论比较，周易把占卜的结果分成六十四卦，但卦的数量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每一个卦都是一个抽象的图像，卦辞不过是对卦的解释线索。所以在占卜时，卜者需要根据卦辞对卦做进一步的解释，从而得出问卜的人需要的结论。周易这样的一个占卜方式，使得周易的占卜结论有足够的多样性表示未来，也留下了充分的模糊空间。

       抽象的卦象和模糊的卦辞克服了有限的、固定的六十四卦的局限，满足了占卜问题和结果的多样性要求。但是，从有用的角度，占卜结论不能太模糊，或依赖于卜者过于随意的解释。占卜结论需要一定的确定性，如类似“吉”、“凶”的判断。比较殷商甲骨文的情况，虽然有一些甲骨文的占卜结论是列举了几种可能的情况，但多数甲骨文的占卜结论比较明确，如是或否、有或没有等。例如，殷商甲骨文中占卜这个月是否有雨，原文是这样的，“王占告，内雨？癸子卜，争贞，今月不其雨。”翻译出来，就是“王来询问，这个月有雨么？癸子时间，由争来卜，占卜结果是这个月不下雨。”所以，如果用周易算法替代龟甲占卜，占卜的结果就需要有一定的确定性，不能含糊其词。例如，如果王来问这个月是否下雨，用周易算卦，得出结果是下或不下，那么这个结果可能不会令王满意。换句话说，如果占卜的结论没有预料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不准确，固然不能令人满意。如果占卜的结论列举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但不精确，没有确定指出哪一种情况会发生，也不会令人满意，因为问卜的人需要某种确定性的答案。但是，确定性的结论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不准确。例如，如果问投资结果的时候，占卜的结论是成功，那么这结论肯定在很多时候是不准的，因为投资往往会是失败的。这种确定性的结论带来的不准确性，和可能的确定结论的数量无关。例如，假如用占卜的方式猜掷硬币的正反面，结论是确定的正面或反面，那么结论正确的情况只有二分之一。一般而言，如果每个预测的结果都很确定，依实际可能发生的情况的不确定性，任何一卦解释的结果都不可能是很准确的。所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不是在占卜手册里增加占卜的结论的种类和数量。换句话说，如果每个卦的解释都是确定的，那么别说是六十四卦，六千四百卦也不能反映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只要占卜结论确定，就有可能不准确；但如果占卜结论过于模糊，就会失去有用性。这是上面说的周易需要处理的第二类不确定性的问题。

       对于预测的确定性和准确性的矛盾，周易的作者，不管是周文王还是其他人，都应该是了解的。我们知道，在甲骨文占卜中已经系统地出现了验辞。虽然没有证据说明殷商的卜官利用验辞对占卜结果的准确性做过统计，但据常理推论，卜官们应该清楚占卜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这种对不确定性的认识和经验，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和传承，到了周易的作者这里，应该在表达占卜一般原则的周易里面有所反映。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应该能够在周易里面找到表达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的内容。

五．周易中对不确定性的描述（上）

       按照现代的理解，处理预测的确定性和准确性的矛盾的方式是表达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在指出未来发生的事件的同时，指出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如出现某种结果的可能性有多大，结果很可能是某个样子，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或者结果不太可能是某个样子等等这类表述。现在的问题是，周易中有没有类似的表述。

       我们来看周易原文。周易一共包含六十四个卦。每一个卦有一个卦象，也就是符号，包含从下到上排列的六个爻。每一卦都有一个卦辞，是对本卦整体的结论。同时，对应每一个爻，还有一个爻辞，是针对该爻的情景的解释和判断。另外，对乾（乾上乾下）、坤（坤上坤下）二卦，还各有一个整体的爻辞，即"用九"和"用六"。所以，每一卦中至少同时表示六种可能的情形，而卦辞就是基于这六种情形给出的综合性判断。多数爻辞也包含可能出现的情况和相应的价值判断，但是，从卦辞来看，卦辞的结果和爻辞的结果的关系并不明确。例如，卦辞的结果不依赖某一个特定位置的爻辞的结果，也不是六个爻辞的结果的平均。还有，有些爻辞中描述可能出现的情况的字，如“或”，在卦辞中没有出现。当然，有人认为卦辞和爻辞不是出自同一人，乃是文王卦辞在先，后人爻辞在后。这样或可解释卦辞和爻辞缺乏明确依赖关系的问题。可是，这种看法在历史上并非主流，且从用字、结构和风格看，卦辞和爻辞应属同时的作品，出自同一人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寻找关于不确定性的表述，我们主要需要研究的是卦辞。例如，乾卦的卦象如右图所示，其中每一爻都是阳爻。乾卦的卦辞只有四个字，“元亨利贞”。

       周易卦辞字数不多，除了六十四卦的卦名以外，包括重复使用的字，总共只用了六百三十九个字。平均每一卦不足十个字。在全体六百三十九个字中，不同的字出现的频率有很大差别。由于把所有不同的字的使用频率列出来表格会太长，下面表格只列出卦辞中使用频率在五次或五次以上的字，一共二十六个。

序号

用字

按字数统计

在卦辞中的使用频率

占卦辞总字数的比例

1）

利

58次

9%

2）

亨

40次

6.2%

3）

贞

35次

5.5%

4）

有

27次

4.2%

5）

吉

24次

3.7%

6）

不

20次

3.1%

7）

大

19次

3%

8）

往

18次

2.8%

9）

攸

14次

2.2%

10）

无

14次

2.2%

11）

元

13次

2%

12）

小

10次

1.5%

13）

人

10次

1.5%

14）

其

9次

1.4%

15）

来

8次

1.2%

16）

用

8次

1.2%

17）

川

8次

1.2%

18）

涉

8次

1.2%

19）

咎

8次

1.2%

20）

孚

7次

1.1%

21）

见

6次

0.9%

22）

日

6次

0.9%

23）

凶

5次

0.8%

24）

之

5次

0.8%

25）

女

5次

0.8%

26）

可

5次

0.8%

序号

用字

按卦数统计

卦辞中含有该字的卦数

含有该字的卦数占总卦数的比例

1）

利

42个卦

65.6%

2）

亨

39个卦

60.9%

3）

贞

34个卦

53.1%

4）

有

22个卦

34.3%

5）

吉

23个卦

35.9%

6）

不

18个卦

28.1%

7）

大

16个卦

25%

8）

往

17个卦

26.5%

9）

攸

16个卦

25%

10）

无

12个卦

18.7%

11）

元

13个卦

20%

12）

小

10个卦

15.6%

13）

人

10个卦

15.6%

14）

其

6个卦

9.3%

15）

来

7个卦

10.9%

16）

用

7个卦

10.9%

17）

川

8个卦

12.5%

18）

涉

8个卦

12.5%

19）

咎

8个卦

12.5%

20）

孚

7个卦

10.9%

21）

见

6个卦

9.3%

22）

日

5个卦

7.8%

23）

凶

5个卦

7.8%

24）

之

5个卦

7.8%

25）

女

4个卦

6.2%

26）

可

3个卦

4.6%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卦辞中使用在五次或五次以上的字的使用次数达到三百九十次，也就是说六百三十九个字的卦辞中，百分之六十一的内容只用了二十六个字。

       如果再加上使用频率在四到三次的字即"西" , "南" , "王" , "三" , "井" , "后" , "我" , "假" , "终" , "复" , "于" , "行" , "自" , "朋" , "得" , "宜" , "匪" , "君子"等，一共十九个字，整个卦辞中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内容只用了四十五个字。

       前面说过，占卜是预测未来，其结论一般需要有三个内容，包括未来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什么或应该做什么，结果或者价值的判断，以及可能发生的程度或可能性的判读。从这个角度，结合卦辞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那些使用频率只有一两次的卦辞用字，如"所"，"艰"，"接"，"童蒙"，"维心"，"二簋"，"告自邑"，"飞鸟遗音"，"震惊百里"，"康侯"等，都是在个别卦中针对某一具体情况的描述，代表可能发生什么，可以理解为是对卦象的补充描述，不含对价值的判断和可能性的描述。

       卦辞中使用频率是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字中,量词、大部分名词和大部分动词,包括"三" , "人" , "川" , "孚" , "日" , "女" , "西" , "南" , "王" , "井" , "我" , "有" , "用" , "涉" , "见" , "来" , "往" , "得" , "行" , "假" , "之" , "复" , "攸往" , "君子"等,意思很明确,都是描述可能出现的情景,如"三日" , "有攸往" , "涉大川" , "见大人" , "有孚" , "用取女" , "西南得朋" , "王假之"。所以,可以认为这些字不表达对结果的价值判断和可能程度的估计。

       卦辞中使用频率是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字中，还有一些是在卦辞中表示事物之间关系，或界定主体，或表示顺序和方位，包括"其" , "之" , "后" , "终" , "于" , "自" , "匪"等字。这些字在卦辞中也不表示价值判断和可能程度。

       余下的卦辞中,使用频率是三次或三次以上的字,还有"利" , "亨" , "贞" , "吉" , "不" , "大" , "无" , "元" , "小" , "咎" , "凶" , "可" , "宜"等十三个字。其中,"不" , "大" , "无" , "小",分别是表示程度的字,本身并不代表价值判断或者可能性,但可能用来修饰价值判断和可能性。另外，"宜"字使用了三次,分别是"宜日中" , "不宜上" , "宜下"。可以看到"宜"字表示对可能行为的判断。与"宜"用法类似的，还有"可"字的三处用法，"可用享" , "可小事"和"不可大事"。"可"字的其余的两处用法，都是用于"可贞",下面与"贞"字用法一起分析。

       至此，所有卦辞用字需要分析的还有"利" , "亨" , "贞" , "吉" , "元" , "咎" , "凶"等七个字。

       这七个字中的"元"字,本意在甲骨文中是指人的头,意思是"最重要的部分" , "主要的" , "主要的部分"或"基本的"。在卦辞中,"元"的用法,包括"元亨" , "元吉"和"元永贞",是用来界定结果的范围。"元"字在爻辞中的使用也不少。有学者以乾卦为周易第一卦为由，解释卦辞中"元"为"始"的意思。这是不合理的，因为除了乾卦以外，随卦（兑上震下）、屯卦（坎上震下）、临卦（坤上兑下）、无妄卦（乾上震下）和革卦（兑上离下）的卦辞中也都有“元亨利贞”。

       这七个字中,"亨" , "吉" , "咎" , "凶"等四个字都用来表示结果的价值判断。"亨",是"通"的意思,用于占卜,就是指结果是"事情办成了" , "顺利",在卦辞中,形容各种"亨"的状态的有"元亨" , "小亨"。"吉"和"凶"相对,"吉"表示结果好,状态好,情况好,"凶"表示结果坏,状态坏,情况坏。从"吉"、"凶"在卦辞中的使用来看,这两个字的使用应该是针对特定后果而言的，而不是综合考虑多个可能的后果和相应的可能性后的结果。实际上，周易卦辞中还没有看到这种类似现代风险的表达。

       在卦辞中，形容各种"吉"的状态，除了直接的"吉"以外,还有"大吉" , "初吉" , "中吉" , "贞吉" , "元吉"等,以及在爻辞中还有更多的形式或条件的"吉"。类似的，除了直接说"凶"以外，卦辞中形容"凶"的状态的还有"终凶"、"后夫凶"等。"咎"这个字，在卦辞中没有单独出现过，总是在"无咎"中出现。"无咎",意思是"无过失","没有错误"。卦辞中除了出现"无咎"以外，还有"无咎可贞"等。在这些形容状态的字中,"亨"字主要用于卦辞，而在爻辞中则很少见。并且，除了在萃卦（兑上坤下）的卦辞中用了两次外，"亨"在每卦卦辞中顶多出现一次。由此可见,"亨"是对卦的整体性的判断。而"吉","凶"和"无咎"则是卦辞和爻辞中都很常见,说明"吉","凶"和"无咎"既可以用于卦的整体判断,也可以用于局部的爻的判断。"吉"和"凶"有用于同一卦的，但不用于同样位置的判断，如"中吉,终凶"。所以，一个卦如果是"吉",就不会同时是"凶"。但是，一个卦如果是"吉",同时还可以是"亨",还可以是"无咎"。

       六十四卦中，三十九卦有"亨"的评价。"亨"的使用，明确表示使用周易占卜时所占之目标的重要，因为没有想要完成的事，就谈不到是否"亨"。例如，问天气，就谈不到亨不亨。"无咎"也是一样。从周易的爻辞的使用来看，周易的占卜对象或命题，一般是有一个过程的，或者是一个时间段。所以，"亨"对于占卜的结果的描述就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如果是对于类似掷骰子之类的赌博，没有中间过程，瞬时出结果，如用"亨"来预测结果就有点不合适了。从"亨"的使用频率看,"亨"是周易卦辞中占卜结果的非常重要的价值判断之一，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价值判断。但是，这一点似乎是被过去的研究者们忽视了。反过来，过去研究者关于易经中的判断分为"吉、凶、悔、吝、无咎"等五类的说法，从卦辞看，并不成立。关于"吉、凶、悔、吝、无咎"等分类，我估计大家都是套用了"系辞"里面的说法。例如，"系辞"里说,"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还有"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者也"。实际上,"系辞"里面还有一些其它的在周易卦辞中没有的说法，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其中的"阴阳"、"变化"、"刚柔"的说法在周易卦辞中从未出现过。可以认为这些概念和说法是周易成书至少五百年后的"系辞"作者的体会和发挥。但无论如何，"系辞"作者对出现频率甚高、地位显著的"亨"的忽视值得注意。不仅"系辞"，整个"十翼"对"亨"字着笔甚少，可以说基本上是忽视的。这一点颇令人费解。

六．周易中对不确定性的描述（下）

       在"利" , "亨" , "贞" , "吉" , "元" , "咎" , "凶"这七个字中的"利"和"贞"，在所有卦辞用字中的用途最特别。我的看法是，他们是卦辞中用来表达不确定性的主要的两个字。更具体地，他们是卦辞中表达可能性的主要的两个字。

       需要说明一点，对周易中是否有不确定性的表达这个问题，我查过手头现有的资料。但遗憾的是，在所有我看到的几十种资料中，包括历代先贤和现代学者们的周易注释和研究中都没有提及周易中有类似的不确定性的表达。当然，自古至今，研究周易者，络绎不绝，对周易的注释，浩如烟海。儒道佛各家的观点都有，大多数是儒家。我曾看过一本周易注释，其列出的参考引用数目就有十几页之多。所以，以我有限的知识，我不能确定过去没有学者对周易中不确定性的表述做过研究。只是就周易本身而言，如果认为周易中没有不确定性的表达，这有悖于我们前面叙述的从甲骨文到周易的演化过程，不符合人们对作为未来预测的占卜结论的常识性要求，也和我直接阅读周易原文得到的印象不一致。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周易中不仅有对于不确定性的描述,而且相当明确,其具体体现主要就是"利"和"贞"。这里再强调一下，本人既不是古文字专家，也不是易经专家，我在这里只是从风险意识和预测的角度提出个人的看法，希望得到各方专家的指教。如果能够引起专家进一步的研究，则再好不过。

       我们先看"贞"字。"贞"字的甲骨文（如下图），是个鼎的形象，也有卜在鼎上的形象。卦辞中"贞"的含义，历史上专家们的解释，各有不同，主要有两派。一派以甲骨文中有贞人、某贞为由，认为"贞"为占问或卜问。另一派则强调"贞"的道德属性，认为"贞"的含义是正固、坚定、诚信等。我的看法是，此二种对"贞"字的字义解释一般来说都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只要前后文合适，不同的含义都说得通。但是，放在周易卦辞里，从前后文看，这两种解释都有问题。如果认为"贞"就是占卜、占问，从而在乾卦的卦辞里，说"利贞"就是"大吉"的占卜，为什么不直接说卦辞里面的"大吉"而要换个说法？如果为了强调这是个"大吉"的占卜,那么这里"贞"干脆就是个废话,读者难道不知道这是占卜吗？在古代惜字如金的条件下，如果在例如只有"元亨利贞"四个字的卦辞里出现一个多余的字，明显是不合理的。同样，认为"贞"是占卜，也无法解释在师卦中，只有一个单字"贞"的用法。难道是为了告诉读者，这是占卜?这既不合理，也不符合体例。还有，如果认为"贞"就是占卜,那么如何解释"永贞" , "可贞" , "不可贞" , "小贞" , "大贞"?所以,不能认为"贞"字在周易卦辞中是占卜或占问的意思。至于认为"贞"的含义是正固、坚定、诚信等，也没有充分的道理。因为周易的目的是一般性的预测未来的占卜，坚定、诚信等描述人的心态、品德、性格的语义，在多数情况下不靠谱。例如，王来问十天内下不下雨，或王来问明年会不会有好收成，卜官要是在预报里说些坚定、诚信之类的词不是扯得太远了吗？更别提把"利牝马之贞"解释成"利于像雌马一样守持正固"了。什么叫"像雌马一样守持正固"?难道不能像山岳、像岩石一样坚固？难道公马就不正固？简直叫人莫名其妙。所以，认为"贞"字在周易卦辞中表示正固、坚定、诚信等是不合理的。

       "贞"字在卦辞里正确的理解,我认为,应该是"确定","肯定"的意思,描述的是占卜结论不确定性的程度。在甲骨文中,"贞"的字形是鼎,或卜在鼎上,本身就是"定"、"鼎定"、"确定"、"固定"、"坚牢"的意思。很多古文字专家认为"贞"是"占",可能是由于古人"惟龟是从",什么事都要占卜后才能认定,占卜的结论就是定论。因此,甲骨文中,"贞"也是"断定" , "确定"的意思。"贞人"就是占卜之人,也是认定占卜结论、确认说法之人，两者是一致的。在卦辞中，"贞"从动词"认定"、"确认"、"确定"的含义延伸到了形容词或副词"确定"。这种用法合理,在古文中也常见。把"贞"字理解为"确定"或"肯定",也可理解卦辞中的"可贞" , "不可贞" , "贞吉"的用法,以及在爻辞中多次出现的"贞凶" , "贞吝" , "贞疾" , "贞厉"等用法。

       "贞"字在卦辞里出现频率很高，六十四卦里有三十五卦的卦辞中有"贞"字，表示周文王或其他周易作者对该卦结论的确定性程度的说明。

       再看"利"字。"利"在甲骨文中就有（如下图），是象形字，左边是禾，右边是刀，表示"顺利" , "符合愿望" , "愿意看到的" , "好处"或"有好处的"等意思。在卦辞中，"利"的使用频率最高，有五十八次。"利"的最常见用法,包括"利有攸往" , "利见大人" , "利涉大川"和"利贞"。此外,还有"利建侯" , "利用狱" , "利西南"等。其中,"利贞"出现的频率最高，有二十次。"利有攸往"出现了十一次，"利涉大川"和"利见大人"分别出现了八次和四次。"利贞"和"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利涉大川"在每一卦中顶多出现一次,但是可以同时出现。

       历代专家学者们对"利"字在卦辞中的解释，偏向于道德层面,认为"利"是"义和",是和谐的状态。这种解释用于"利见大人" , "利涉大川" , "无攸利"等地方，过于牵强，不合理。应当注意到,"利"在卦辞中,没有明显地作为单字出现过,显示其作用是修饰其他词语的,包括动作,如"见大人"、"涉大川"等,还包括状态,如"利贞"。从"利"的本意看,"利"表示一种正向的倾向性。所以,在卦辞中理解为"倾向于","较有可能","有利于",比较合理。所谓"较有可能",不是一般而言的"可能",是在"是"和"否"、"有"和"没有"、"发生"和"不发生"等选择之间倾向于"是"、"有"、"发生"的那种"可能"。因为中文里大小可能性的"可能"没有区别,都叫"可能"。所以,我们平常在中文中说"可能",没有明确具体的可能性是多少,有可能是百分之一的可能性，也可能是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利"表达的有倾向性的可能性,或“较有可能”的可能性是指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因为，有个一般的等可能性原则，有时也叫拉普拉斯法则，即当对一个事情的可能性或确定性程度，完全无法判断，没有信息表示其是否会发生时，应该使用的可能性判断是百分之五十。对判断客观发生的事物，不依主观转移的事件或人，此时的"有利于"与"较有可能"和"倾向于"是一致的。根据以上对"利"的理解。"利见大人"就是较有可能见大人。或者说较有可能发生见大人这个事件。"利涉大川"就是较有可能发生过大河这个事件。"不利涉大川"就是不大可能过大河。同理。"利贞"就是较有可能的确定性。或者说较大程度的确定性。

       "有利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在有主观选择或需要决策的事项时，从事某项事情条件更为有利，较有可能会完成或实现该事的目标。如"利涉大川"，可以理解为较有可能会涉大川，也可以理解为此时涉大川可能会有好的结果。"利见大人"可以理解为较有可能见大人，也可以理解为见大人会有好处。而"利君子"可以理解为对君子有好处。与"利"相对，卦辞中还有"不利"，有"小利"，有"大利"。

       所以，周易卦辞，一般包含可能的未来事件，结果的价值判断，以及可能性的评估。多数卦中，这三部分内容都有。但有些卦中只有其中两部分内容。个别卦中，甚至只有其中一部分内容。为什么是这样，不清楚。考虑到年代久远，也许有文字散失的原因。

七．元亨利贞的本来面目

回到卦辞本身，我们会看到按照以上理解，许多卦辞的解释都和传统的解释大为不同了。例如乾卦，卦辞是“元亨利贞”。传统文化中，乾卦历来是作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第一卦，历代研究者都非常重视。所以，对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历代贤达方方面面的解释很多。为了比较，这里举几个例子：

战国《易传文言》：“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

宋代程颐《程氏易传》：“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

明代来知德《周易集注》：“元，大。亨，通。利，宜。贞，正而固也。元亨者，天道之本然数也。利贞者，人事之当然理也。”

清代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始万物为元，遂万物为亨，益万物为利，不私万物为贞。”

当代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元，大也。亨即享字，祭也。利即利益之利。贞，占问。卦辞言：筮遇此卦，可举行大享之祭，乃有利之占问。”

当代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元始，亨通。和谐有利，贞正坚固。”

当代傅佩荣 《解读易经》：“创始、通达、合宜、正固。”

当代刘大钧、林忠军《周易古经白话解》：“开始即通达而宜于占问。”

从以上可见，这些历代学者对乾卦卦辞的解释，绝大多数是泛道德的性质，以元亨利贞作为乾之四德或四种德性、品质。

和包括以上这些学者的历代绝大多数学者不同，我的看法是对卦辞的解释应该回到其预测的本质。如，“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应断读为“元亨。利贞。”按照前面的分析，卦辞应解释为，“（所卜之事）主要的部分是通的。有较大的确定性。”这里，乾卦的卦辞忽略了未来可能发生的过程事件，直指结果的价值，并且指出结果有相当的确定性。

按照这样的理解，不仅是乾卦，多数的卦辞都需要重新解释了。其实，考察历代学者对“元亨利贞”的解释，即使同一学者对于不同卦中的同样卦辞也多有不一致之处。当然，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古代中国人的风险意识，我们这里只是用乾卦作为例子来说明古代中国人对不确定性的认识，所以在这里我们对其它卦辞不做更多的解释。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可以沿着本文的思路做些进一步的探讨。

应该注意到，在周易卦辞中，不用“利”来修饰整体价值判断。在卦辞中没有“利吉”，“利凶”，“利无咎”和“利亨”的说法。说吉凶时，用“贞吉”，“大吉”等。这是周易卦辞中的一致用法。也就是，周易的卦辞的一致用法，是表达结果的价值判断，如“吉”或“凶”，然后给出可信程度或可能性的判断，如“贞”或“利贞”。

总之，在周易卦辞中，表达价值判断和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的说法，主要包括“贞”，“利贞”，“小利贞”，“可贞”，“不可贞”，“利”，“不利”。比较“利贞”和“贞”，后者应该是可信度更高，或者确定性更强一些。不管怎样，可以看到周易的作者对不确定性或可信程度的认识相当细致。

从周易的价值判断和相应的确定性评估，可以体会周易作者对于未来的态度，是非常乐观的。在全部六十四卦中，有五十一卦的卦辞整体性判断是“亨”，或“吉”，或“亨”、“吉”兼备。也就是，对周易的作者来说，未来百分之八十的情况是事情办成，结果满意。相比之下，六十四卦中，没有一卦是无条件预测结果不好的，顶多是条件有些困难，有些麻烦。根本没有“世上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这样的态度。由此看来，如果周易真是周文王被拘羑里监狱七年期间所做，这周文王老爷子的心态和乐观精神简直是不可思议了。以周易在古代中国的影响，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群体。

我们讨论周易表达的古人的风险意识，必须注意的一点，就是在周易的卦辞中有对结果的价值判断和发生可能性的判断，但没有把结果和发生可能性结合起来的价值判断。而我们都知道，风险是针对目标把可能的结果和发生的可能性结合起来的产物。因此，在周易中看不到现代人理解的风险的整体表达。其实，从周易作为占卜的通用工具而言，这是必然的。因为，和甲骨文呈现的卜辞不一样，周易的使用不限于特定的所占问题，其中任何一卦的卦辞都没有说明针对的问题。所以，从通用性的角度，周易有一点像我们现在使用的风险分析工具，只负责提出可能出现的情景和相应的概率分布，至于风险本身的价值，对于所决之事“值还是不值”，则是风险的承担者或决策人自己的判断了。由于，现在掌握的古代文献只有甲骨文和周易等有限几种，古代中国人的完整的风险意识到底如何，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八．三千年后的回顾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看到三千二百年前的殷商，就有了系统的预测未来的方法，通过验辞了解了预测的不确定性。在殷商占卜的基础上，又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至少在两千五百年前，作为占卜经典的周易中就有了包含不确定性的表述的系统性预测。这些结果，比较世界上类似时期的其他文明的预测方法，如古希腊人在Delphi问Oracle预测未来的方法，可以说古代中国的方法是相当先进的，或者说是更接近于现代的做法。

我们看到，从甲骨文记载的占卜到周易，古代中国人在认识不确定性方面走出了两步。第一步是认识到未来的多样性，认识到未来有多种可能。第二步就是认识到未来的多样性中的差异性。也就是，古人认识到未来的多种可能的情形中，有些情形出现的可能性比其它情形更大。或者说，在都有可能的情形中，有些是更有可能的。这就是在周易中“利贞”之类的判断的意义所在。第二步是在第一步基础上的深化。古代中国人的风险意识中的这一步深化意义极为重大。因为只有认识到未来的可能性中的差异，才可能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所以，这一步认识的深化，说明古代中国人不是被动地接受未来的结果，而是主动地选择更加有利的未来。

当然，在甲骨文所记载的占卜记录以外，周易中没有告诉我们其得出不确定性的结论的方法论，我们也不可能期望古代中国人从占卜中发展出帕斯卡式的组合型概率理论或贝叶斯式的学习型概率算法。实际上，历史上中国人始终没有走出现代的风险意识发展的决定性一步，即建立可能性的量化描述。但是，为什么在明确表达了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概念以后，未见在历代的周易研究中有更进一步的关于不确定性的研究成果呢？例如，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人没有进一步将可能性分级和量化，没有发展出概率论一类的理论呢？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人没有进一步将预测和验证结合起来，从而发展出符合实际的各种预测模型？为什么古代的中国人没有进一步脱离占卜，发展出一套从实践中获得更多信息以预测未来的理论？以我粗浅的了解，没有见到诸子百家中有任何一家对周易中表达的不确定性概念做进一步的阐发，没有见到秦以后的历代学者在周易基础上对不确定性有任何研究。对周易的阐释，以儒家易传之言一家独大，听不到别的声音。可以说，周易以后，中国历史上对不确定性的研究基本断档了。不仅如此，周易以后至今的占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普通人口中的“算命”，其结果是完全确定性的预言。更有甚者，由此占卜确定性结论的特征出发，占卜被用来推断历史，解析现状，类似用来做“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或者“看此人是何背景”的用途。诚然，历史的不确定性也是不确定性的一种类型，了解历史对于预测未来很重要，但把易经完全用于看历史，就丧失了占卜预测未来的本意，更谈不到对不确定性的全面理解。至于八字命理、梅花易数、奇门遁甲等玄学技术，论者皆认为是自易经所出，也许另有其理。但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完全忽视周易中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不能不说是认识论层面上历史性的倒退。今天，我们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回顾古代中国人的风险意识，已是三千年之后了。

总之，从人类风险管理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古代的风险意识到近代的演化，特别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哲学和社会理论如何影响周易中不确定性思想的诠释，是至今探讨极少的领域，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和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部分参考资料:

1.《与天为敌》， P•伯恩斯坦

2.《赌博的历史》，朱蕾

3.《易传文言》，（战国）佚名

4.《周易正义》，（唐）孔颖达

5.《程氏易传》，（宋）程颐

6.《周易集注》，（明）来知德

7.《六十四卦经解》，（清）朱骏声

8.《周易大传今注》，高亨

9.《周易译注》，黄寿祺，张善文

10.《解读易经》，傅佩荣

11.《周易古经白话解》，刘大钧、林忠军

12.《周易概论》，刘大钧

13.《甲骨文合集》，郭沫若，胡厚宣

14.《甲骨文简明词典》，赵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