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治下的江南大族势力强大，孙吴将领亦多出自大族，拥有私兵，称为“部曲”，得父子兄弟自相传授，形成世袭领兵制。这是士族势力强大的表现，也是势力强大的必然结果。

东晋北府兵。

西魏：在宇文泰治下，军事方面，以六镇鲜卑人为骨干，收编关陇豪强的乡兵部曲，建立起一套称为“府兵”的军队系统，共设八柱国为长官，以下分设十二大将军，再下为二十四开府。府兵的管理采取了早期鲜卑部落兵制的形式，军官皆恢复或赐予鲜卑姓，军士一律以主将之姓为自己的姓氏。府兵兵士由主将率领轮番宿卫，不当番时则练习武艺。他们不列于户籍，因而没有其他赋役。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六镇军人的反汉化情绪，也加强了军队内部的凝聚力。北周武帝扩大府兵的征发范围，一般汉人也可入伍，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府兵的民族和部落兵制色彩。府兵制的创立，强化了中央集权，并成为其后支撑隋唐政权的主要武装力量。

6、隋唐：隋及唐前期的军队实行征兵制，其核心又是府兵制。府兵沿自西魏、北周，起初是以六镇鲜卑人为骨干，收编关陇豪右乡兵部曲而组建的军队，具有较强的鲜卑部落兵制色彩，单立户籍，与一般民户分治。隋朝建立后，府兵在长期统一战争中不断扩大，汉族成分大量增加，民族色彩已趋消失。因此统治者改变了军民异籍的传统，令各地府兵“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平时虽是兵农合一，但府兵仍须定期服役，接受征发，相当于预备兵，故原有军府组织系统依然保留。经隋末动乱，隋朝府兵组织已基本瓦解，到唐初又重新组建。唐制：统领府兵的基层组织称为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每府1 200人至800人不一。府长官称折冲都尉，以下依次有团、队、火等级别。折冲府总数600有余（多时可能超出800），分布于全国，其中主要又在北方，关中即占三分之一以上。折冲府所辖府兵从当地有财力民户中拣选，原则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成丁而入，六十而免，每三年拣点一次以补充缺额。府兵被拣点后不得随意迁徙，只能在当地务农，农闲时由折冲府组织训练，轮流番上宿卫或接受征调作战。本人不承担国家赋役，但宿卫出征时的衣粮甲胄轻武器均需自备。折冲府分属于中央十六卫统领，宿卫事务亦由十六卫负责，但作战时则由朝廷另遣将帅，持兵部符节下折冲府调兵出征，战毕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此即唐朝府兵制之大略。

不过在军队构成上，府兵仅可视作唐前期军队的核心而非全部，还有很多在府兵系统以外征发的军队。由于府兵轮流接受调动，数量有限，且首要任务为宿卫，故边疆作战往往需要临时补充兵源。此类临时增兵皆从一般民户中募集，称为“兵募”，但带有强制性，实际上仍是征兵。征募原则亦为先取富强多丁，装备由州县供应，不足则自备。征募期内免赋役，口粮给养亦由国家提供。在唐前期边疆战事所用军队中，兵募比例甚大。起初酬赏措施执行较好，立功可授勋官勋田，百姓自愿应募者多。后来随着战争频繁，酬赏不行，服役期又往往被抑留延长，人多逃避，故成为普遍差点征发。另外随边疆拓展，大批蕃族内附，多被安置于边地附近，有事接受征调作战，是为蕃兵。蕃兵兵牧合一，骁勇善战，又自备鞍马，不占正规兵额，唐朝对外作战颇赖其力。

上述制度虽为隋唐的边疆开拓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时间既久，也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府兵逃亡渐多，一般民户规避兵募，兵额不能维持。在伍者亦士气低落，作战能力下降。究其原因，其一是由于边防线延长，战事频繁，兵役日趋沉重，军士常久戍不归。其二是军士身份日趋低下，常被官员权贵差使服杂役，民间遂以当兵为辱。其三，随着土地兼并发展和均田制的破坏，广大服兵役的农民失去了经济支撑，少数富人又倚势逃避服役，先取富强多丁的征发原则也难以维持。迫于形势，制度不得不变。玄宗时，京城番上的府兵严重缺员，朝廷乃从民间招募精壮代为承担宿卫任务，称长从宿卫，后又更名彍骑，共达12万人。此后各地府兵逃死者不补，府兵制逐渐瓦解。在边疆，也同样招募精壮，长征长镇，允许携带家口，官给田地屋宅给养装备，称为长征健儿，亦称官健。轮差府兵、兵募远戍的做法也告废止。“是后州郡之间，永无征发之役”，征兵制已为募兵制所取代。

长征健儿（官健）代替轮番镇防的府兵及兵募，与长从宿卫（骑）代替府兵轮番宿卫京师，是唐代兵制变革中的两个重要内容，这种变革使召募制的雇佣兵职业兵代替了征兵制的义务兵，是中国中古兵制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到唐朝后期，征兵制仅仅留有少许残余，主要为临时征发、保卫地方之民兵，称为团结兵。团结兵不入正规军籍，亦不长期脱离生产，只是募兵的补充形式。

7、五代、宋朝：五代统治者皆以兵得国，深知武装之重要，故皆致力于建设禁军，削弱藩镇。禁军数量渐增，并被派往地方驻防，对藩镇形成牵制。朝廷还频繁调动节度使，分割地域较大之藩镇，以防范割据威胁。故禁军渐取代藩镇成为左右中原政局之主要力量，如后唐明宗、后周太祖，皆赖禁军之拥戴而登位。但禁军亦承藩镇骄兵之习，成分混杂，不易驾驭。后周世宗在位时，着手对禁军进行整顿，严肃军纪，惩力悍将，自是骄将惰卒始知畏惧。世宗又对禁军实行选拣，存留精锐，淘汰老弱，并招募地方有勇力者充实其中。经过一番整编，“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为统一战争创造了条件。

宋代继续推行周世宗时期的政策，将地方精锐部队尽量征入禁军，地方所统皆老弱不堪攻战，仅任工程力役，称为“厢军”。禁军的布置采取“守内虚外”策略，20余万禁军之中，京师附近驻扎10余万，地方分驻10余万。地方的禁军皆非常驻，而是实行“更戍法”，定期更换移动，导致军费直线上升，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宗。北宋以枢密院掌军政，但其权主要限于发令调遣，并不参与日常统辖。统辖军队的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三机构，合称“三衙”。即所谓“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按指禁军），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不仅如此，日常统兵与战时统兵又有区分，三衙仅是日常统兵，遇战事由朝廷另委将帅统兵出征，战毕兵归三衙，将还本职。上述措施，使中央相对于地方的军事优势较之五代更为强化，军事大权牢牢控制在君主手中。

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对兵制进行改革。其一为保甲法。规定乡村民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一大保，十大保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皆出一人为保丁。选物力殷实、有材干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正，负责督催保丁农闲时军训，平时夜间轮差巡逻，维持治安。保内互相监视，犯罪连带承担责任。此法主要目的在于逐步恢复“兵农合一”的征兵制，最终取代募兵。至熙宁九年，全国保甲“民兵”已达693万余人。其二为将兵法。在部分精简军队的同时，将其划分为若干称为“将”的编制单位，各设正将一人，挑选武艺精熟、作战经验丰富的武官充任，专掌军事训练，以下又副将、部将等。此法目的在于改变兵将不相知、训练废弛的状况，提高军队战斗力。其三为保马法。北宋原置官牧监养马，管理不善，耗费巨大而成效有限。至此在北方五路保甲中按自愿原则择人养马，可免除部分赋税。如此则“省官费而养马于民”。其四为设立军器监，专门负责监督兵器制造，以提高其质量。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冗兵局面，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8、金、元：金朝在军事制度方面实行猛安谋克制。猛安谋克是女真族原有的社会组织，来源于因征掠、围猎需要而设置的军事单位，也可能来源于早期农村公社。金朝建立后将其制度化，每300户编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猛安。战则以之统军（或称百夫长、千夫长），平时则通过这套系统进行行政管理。所在，这是一套军事、行政合一的制度。

建立元朝以前，成吉思汗采取千、百户制度，将全体草原牧民都按千、百、十户的十进制方式编组起来，分别授予贵族功臣世袭统领。它们既是军事组织，也是大蒙古国统治草原社会的基本行政单位。以后成吉思汗又创立了怯薛军。早在1204年，成吉思汗就挑选了一部分贵族、平民子弟充当自己身边的护卫亲军。1206年建国后，又将这支精锐的卫队扩充到1万人，分为四班，轮番值宿，每番三昼夜，总称为四怯薛。怯薛，即蒙古语轮值之义。四怯薛各有怯薛长，由成吉思汗的亲信功臣担任，并世袭其职。怯薛除保卫大汗外，还负责承担大汗宫帐内的各种服役。怯薛护卫军是由过去草原贵族军事侍从“那可儿”（汉语意为“伴当”）演变而来的，它在新形势下起到了巩固、强化汗权的作用，一方面以内御外，从军事上对在外的贵族将帅形成制约，另一方面其中相当一部分贵族将帅子弟具有人质的性质，大汗可以因此更方便地驾驭臣下。同时，怯薛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自然地参与了军政事务的策划、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蒙古早期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其设置加强了大汗的威力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镇戍系统中，分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探马赤军以蒙古人为主体，包括色目、汉人在内的一支先锋部队。

9、明代：明朝建立之初，军事管理基本承袭元朝之旧，大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构。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相之时，撤销了最高军事机构大都督府，立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分掌天下军籍，统领都指挥使司及其下属的卫、所。五军都督府在军事方面与兵部分权，兵部掌武官选授、军队调发等事，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日常管理，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

明初还创立了一套以卫所为骨干的军事制度。大抵每5 600人设一卫，长官为指挥使，下辖五千户所。每千户所1 120人，长官为千户，下辖十百户所。每百户所112人，长官为百户，下面分为二总旗，每总旗又分五小旗。这样“大小联比以成军”，构成明朝的基本军事力量。卫的上级机构为都指挥使司（都司）。都司以都指挥使为长官，掌一省或一方军政，全国共设十六都司，其中十三都司与十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同名同治，并为一省中之“三司”。另外三都司设于北部边境，兼治军、民，分别是辽东都司（治今辽宁辽阳）、大宁都司（治今内蒙古宁城，后迁治今河北保定）、万全都司（治今河北宣化）。原则上都司统卫，卫统千户所，但也有一部分千户所直隶于都司，称守御千户所。都司以外，还设有若干行都司、留守司，皆统领卫所，地位与都司相近。都司、行都司等起初统于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1380）以后分统于五军都督府。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记载，全国共设立329卫，另有65守御千户所，以此估算，士兵总人数约为180余万。根据“居重驭轻”的原则，京师（今南京）一带驻军较密集，共有48卫，20余万人。卫所军士皆另立户籍，称军户。以军屯为经济支柱，卫所军皆有屯田、守御的不同分工。卫所虽是有明一代的法定军事编制，但由于军士社会地位低，应役负担重，到明朝中期已出现瓦解的趋势。又时受军官欺压，故逃亡现象不断发生。朝廷频频“勾军”，引起地方社会的动荡不安。军屯制度也逐渐破坏，屯地、屯粮缺额的现象日益严重。在此背景下，明朝统治者被迫开始推行募兵制，招募职业兵，由国家颁发军饷，来取代卫所制度。

10、清代：在统一女真的进程中，努尔哈赤开始着手进行政权建设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创立了八旗制度。万历二十九年（1601）将部众编为黄、白、红、蓝四旗，各以相应颜色的旗帜作为标志。具体每300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7 500丁）即为一旗。后因部众增加，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又新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皆在相应颜色旗帜上加镶边，原来的四旗则分别称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是为八旗。这套制度是在女真社会原有狩猎组织（即称“牛录”）的基础上加以整齐、扩充而成的，其特点是兵民合一，兼有行政、军事、生产的多方面职能。努尔哈赤身为八旗共主，又自统两黄旗，以子、侄、孙统领其余六旗。到努尔哈赤死后，随着大批蒙古、汉人的降附，又按同样的形式编制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总旗数达到二十四，但仍泛称八旗。除八旗外，绿营兵也是清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绿营是清朝入关以后收编、招募的汉族军队，用绿色旗帜以别于八旗诸色，故称绿营。人数数倍于八旗兵。各地绿营兵均受总督节制。与八旗兵比较，八旗兵人数少，地位高，具有监督作用，故驻屯较集中，而绿营兵人数众，地位低，居于被监督的地位，故驻屯较分散。绿营兵最初是根据募兵制的原则组建起来的，入伍后基本上终身为兵，年老始得退役，且经常父死子代，具有世兵制的特点。其待遇明显低于八旗兵，在驻屯地区除日常训练外，还往往要承担一些杂役。遇有战事，则从各驻屯地抽调精锐，临时命将指挥，战毕各归原地。清朝入关之初，绿营兵训练较正规，战斗力较强，在平定三藩之乱等内外战役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到清朝中叶，训练废弛，作战能力日趋下降，后为乡勇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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