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娟

西方中世纪大学和中国古代书院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世纪大学和书院这两种教育制度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对各自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书院最初发源于唐朝。根据历史记载，在唐朝就有了集贤书院、丽正书院等非常有名的书院。但是由于那个时候的书院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场所，所以不能称其为是一种教育制度，而只能作为校定书史和收藏书籍史料的场所。唐宋时期佛教兴盛一时，佛教建立书院，开始开展诸如著书、译经、讲学等传播佛教的活动，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形成了自己的讲学制度和办学方式。到了唐朝后期，由于封建等级制度中严厉的授田制遭到破坏，封建社会的的地主庶族为了维护住自己的经济利益，要求在学术上实行学术自由。到宋朝中期的时候，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手工业和商业上都取得较大的突破，书院也因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的产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产生。在欧洲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几乎完全控制了整个欧洲教育系统，欧洲的大学教育经院哲学盛行。因此，欧洲大学中的教育内容崇尚神学，宗教色彩鲜明。随着欧洲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新兴城市的不断产生,欧洲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都相应地产生了变化,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日俱增,因此也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除此之外，当时的欧洲还存在分工十分明细的行会制度,随着当时社会经济的荣盛,师徒制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由于十字军的东征,欧洲人的视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文明有了重新认识，这使得欧洲的学者们重新燃起了对于古文明的研究热情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激情。社会在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对于新阶层、新文化的需求中，欧洲中世纪大学应运而生。

从中国古代书院众多大师所提倡的勤于思考，善于对不同文化提出质疑的教育理念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书院不仅注重对于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培养、也注重锻炼学生博学专精、敢于批判创新的宝贵精神。宋朝理学一代宗师朱熹认为，为学应当从博学开始，进而使博学与专精结合起来。朱熹的这一博学与专精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意义深远。这对中国古代一向以填鸭式教育为主的教育方式是极大的冲击，一反之前学生被动吸收知识教育方式。开始有学者提倡让学生学会精思，善于质疑，从而一步步培养学生创新与自主的学习能力。古代书院采用论辩教学，反对思维定势，注重学术创新，反对一成不变。在这种鼓励学术交流与创新的思想理念指导下，中国古代书院曾取得蓬勃的发展态势。

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与中国古代书院一样，同样也十分也重视培养学生勤于思考的能力和对于不同文化具有批判性的思维。在西欧中世纪早期，由于当时的欧洲还处于宗教和严格控制时期，由于当时大学的教育内容主要是神学，宗教色彩浓厚，基督教几乎垄断了整个教育。随着西欧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的兴起，社会需要一些具有先进思想和反抗精神的知识的社会阶层来适应社会经济的变革和发展，也就对当时的大学教育提出了相适应的新要求，于是论辩教学这种方式也就顺应社会经济的变革而产生，而论辩教学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勤于思考，善于质疑，这与我国古代书院的提倡精思善疑，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的教学思想甚为相似。

中国古代的讲会制度，积极鼓励学术交流与学术争辩。讲会的学术与争辩交流包括两个方面，那就是书院内部的学术交流和书院外部的学术交流。书院外部的学术交流指的是不同学派之间或不同书院之间的学术交流与论辩。我国古代有很多的著名书院都在学术上奉行论辩探讨、学术自由的思想，他们十分欢迎不同学术流派相互交流观点、共同探讨、进行自由辩论与学术交流。这种兼容并包，自由讲学、相互探讨的学术精神使得书院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使学生在不同流派的学术交流与思辨中吸收各家精华，广开学术眼界。

西欧中世纪大学同样也存在论辩教学的方式，这种方式也是欧洲中世纪大学学术自由的一种体现形式。在西欧中世纪大学论辩教学中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通过辩论的方式，相互交流学术，通过交流与辩论的方式来深入了解并吸收不同的观点。西欧中世纪大学对于学术的交流与发展，不仅奠定了西欧中世纪大学学术自由的学风形成，也对西欧中世纪大学专门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中国古代书院是当时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在教学过程中，学者们通过自身对学术的深入研究来与学生进行交流。同时，学者也通过学术探讨与教学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从而使学派思想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古代书院的大师们在教学的同时，也会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著书立说，使其思想形成流派扩大影响。这一做法也使得许多重要学术著作和学术思想得以传承和发展，使得教育和学术的结合越发紧密。

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大学虽然受宗教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在有些方面也已经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学术研究。西欧中世纪大学不仅为当时的学者们提供了从事学术研究活动的场所，也为与教育相关的一系列学术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西欧中世纪大学作为科学研究的阵地，他们质疑权威，反对宗教思想束缚，尊崇理性，反对封建，为了科学与学术自由他们一直不断与传统老旧的思想做斗争，不断开创教育新领域。由此可见，西欧中世纪大学和中国古代书院一样，注重学术研究，主张通过将教育与学术紧密结合来促进学术流派与思潮的产生与发展。

西方中世纪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封建政权与宗教神权的夹缝中不断斗争以求生存,并最终摆脱了封建政权与宗教神权的控制向现代大学转变。但是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命运却大为不同，最终走向衰落。二者命运如此不同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中国封建主义经济是以家庭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古代书院便是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下产生的。同时，由于我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当时的社会没有条件发展商品经济，形成工商市民阶级与封建势力抗衡。由于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环境，使得的中国古代的书院只能把“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教育与研究的最高理想去追求,而没有社会经济环境滋生与封建传统背道而驰的新思想、新理念。抑制中国古代书院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土地，由于书院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书院田产，而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都被封建统治者牢牢的控制，因此，书院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也就被封建统治者所严格把控，这就注定了书院逐渐衰落的悲惨结局。

中世纪欧洲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成为西欧中世纪大学催生的经济土壤。由于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欧封建经济结构遭受商品经济的不断侵蚀，市民阶级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上不断得到提高。新生的市民阶层不甘忍受封建领主与教会势力的政治经济控制，于是不断地积极争取自身的权益。[2]同时，西欧城市兴起与发展促使市民阶级对商品经济的规律、城市法律秩序、公民的自由权利以及其他问题进行探索与研究，积极从事经济、法律、医学等学科的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西欧中世纪大学由于适应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形成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发展态势。

中国古代书院本起源于民间，但是由于中国封建集权的社会体制，书院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控制，逐渐官学化，最后成为科举的附庸。书院虽然极力主张学术自由,但是却始终无法摆脱封建政治的控制形成独立的办学体制。由于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与教育联系密切,教育受到政治权力的严格控制，书院必须与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保持一致以确保生存无忧。所以，在没有触犯统治阶级利益和动摇封建政治体制的前提下，书院的学术自由才能得以保全，当书院的学术自由超出了统治者的意愿，那就只能是走向衰亡或屈从权势而走上官学化道路。[3]

中世纪的欧洲虽然也处于封建社会时期,但在政治上中央集权没有如此严重,这为大学的学术自由和自主办学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西欧中世纪大学很少受到当时封建世俗政权的干涉，这与中国书院的发展命运极为不同。欧洲中世纪大学大部分分布于自治城市,市民阶层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从教会或封建领主手中争取自由和自治。这些自治城市的独立性为大学的独立提供前提和制度保障，政治体制的宽松和相对独立使得大学在这些地方迅速地扩大起来。

中国古代书院的主要思想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它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及历史史学作为书院的教学内容,自然科学知识长期被书院教育所排斥,实用性知识受到忽视。[4]虽然书院在设立之初的目的是潜心研习学术、传播学问、远离政治，但是,由于中国“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思想已经在中国读书人的思想观念里根深蒂固，读书求功名的价值导向,使得他们把读书求学当成为自己的仕途铺路的有效途径。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在传播文化修养的同时，也注重与将统治者的意愿与教育的理念相结合,其最终的目还是为封建王朝培养利益维护者来保证封建统治政权。由于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封建政治的集权统治，书院逐渐远离最初的办学宗旨，沦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

西欧中世纪大学的文化环境相对于中国自由了许多，从古希腊文化的传播到欧洲中世纪文化理念的传承演变过程中,虽然在教育过程中其具体主张有所不同,但注重科学教育、自由思辨的思想一直主导着西方的教育思想,引领着西欧大学教育的办学理念。[5]虽然神学教育在欧洲中世纪大学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自然科学的教育也同样受到重视。西欧中世纪大学在尊崇神学的同时，注重对于学生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和科技文化知识的传播，这为后来历史上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和科学的不断深入发展与延续提供了重要的文化传承环境和空间,为加速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为欧洲大学的良性发展提供了精神保障。

中国古代书院和西欧中世纪大学都是在各自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虽然这两种高等教育制度的结局截然不同，但是却不能因此简单地判断哪种教育制度更优秀。我们应该根据它们每个阶段的不同的发展特色和价值导向，来思考它们对于现代大学高等教育制度所带来的一些启发。中国古代书院和西方中世纪大学提倡精思善疑，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学术研究的精神值得我们现代大学好好学习和传承。我们应该汲取前人对于教育的有益探索，改变单纯照搬的既有教育经验，敢于冲破世俗的束缚，把对于学术严谨认真、兼容并蓄、积极创新的思想传播给学生。另外，通过对于中国古代书院和西欧中世纪大学不同命运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它们不同阶段所体现出来的特点，这也为现代高等教育如何将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效结合起来提供历史参考，使我们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更加明确高等教育发展一些规律，为探究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获取有益启示。现代大学制度必须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而不断调整，以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在现代教育的实践中不断调整教育制度，改善教学方法，使教育成为不断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

[1]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2]雅克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M].商务印书馆，1996：60

[3]王万金.中国书院与西欧中世纪大学的比较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1997，(3)

[4]付朝兵，张卫良.浅析中国古代早期书院与西欧中世纪大学[J].比较教育研究，2006，（4）：133-135

[5]张斌贤.西方主智主义教育原理述评 [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3)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