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4日，电影《中国医生》在武汉举行了首场首映礼。影片放映结束，受邀前来观影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起身，和相邻而坐的影片主演张涵予使劲握了下手：“谢谢你。”几个字刚说完，张涵予没忍住，流了眼泪。

电影《中国医生》由中宣部电影局主抓，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指导，根据2020年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真实事件改编。影片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一线医务人员为核心，全景展现武汉各医疗机构、国家援鄂医疗队、疾控队伍及普通民众波澜壮阔的抗疫故事。

从一线“抱”回的故事

作为影片主演和角色原型，张涵予和张定宇两人的缘分是从名字上开始的。再加上他们的生日只差3天，所以相识之后，张定宇就把张涵予唤做“张小哥”。当确定自己要出演的角色后，张涵予便动身来到武汉，和张定宇一起工作和生活了3天时间。这才发现，一家医院的院长，竟然和自己想象中的样子差别这么大：“查房、开会、医院怎么改建、采购什么东西⋯⋯事无巨细。你能看出他性格里有急躁的一面，那可能是因为他想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多干一点事情。”张涵予说。

压力巨大。这一点，不光对演员来说是如此，电影所有主创人员都感同身受。

2020年3月，《中国医生》在电影局立项。立项之初，主创团队就决定冒着风险到抗疫一线去，直击医务人员和疫情交锋的“火线”。

5月，武汉刚刚解封没多久，影片执行制片人就带着编剧和其他主创们抱着厚厚的采访提纲来到武汉。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附属协和医院到武汉市肺科医院⋯⋯主创们几乎走访了当地所有的医疗机构，采访了很多参与抗疫的一线医务人员。他们的讲述，为电影的情节填充了血肉。

“我们是把医务人员当作战士来看待、来拍摄的。”影片执行制片人一一列举，影片中的金银潭医院院长张竞宇、重症监护室主任文婷、援鄂医疗队的医生陶峻⋯⋯他们身上集合着抗疫一线所有医务人员亲身经历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也一直在大家身边传颂着。“一年前，哪怕是现在，他们都在用生命挡在我们与病毒之间。这场疫情是一次全民记忆，它不仅触及生命，更彻底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

“不管医务人员对这段经历有着怎样的描述，是疲惫、艰辛还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但‘面对疫情责无旁贷’，始终是他们所有人向我们表达的情感。”因而，面对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题材，即便明知拍摄和呈现的巨大难度，片方还是执行得很坚决。

7月底，剧组在江苏无锡同时启用了7个摄影棚，按照金银潭医院、方舱医院等1:1的场景，搭建起用于拍摄的病房。与此同时，群众演员和主要演员先后提前入组，分别进行了为期2〜3个月的医学专业封闭式培训。10月1日，电影正式开机。

那个时候，疫情还未结束。剧组几千名演职人员，如何管理，如何进行疫情防控？制片方规定：司机等流动频繁的人员必须每3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全体演职人员须每个月集体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如果说医务人员的职责是救死扶伤，那么在这样的时候记录时代、彰显伟大的抗疫精神就是我们电影人的担当。”《中国医生》执行制片人说。

在苦痛中开出的花

一台台血氧饱和度检测仪持续发出的“嘀嘀”警报声，瞬间把我们拉回了2020年初的疫情。电影开始，病毒蔓延，武汉当地医务人员、物资、床位一时间无法满足陡然增加的患者需求。张竞宇身为传染病医院的院长，顶着压力，将全市的新冠肺炎患者集中收治入院，苦等床位多时的患者和家属从门诊大楼蜂拥而入。这家医院，是他们生命希望的寄托。

“我看谁还闹！我们能救你们，也能找你们算账！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救，但你们要给我们救你们的机会。按次序，排队！”文婷举起喇叭，站在高处。在她的召唤下，混乱的人群重新变得有秩序。

“其实我并没对这个角色做什么设计。”文婷的饰演者袁泉说，“你只有熟悉医务人员的职业状态，了解医务人员的专业操作，才能将自己代入进去，进而稍稍有了一些他们的样子。”

电影除了带领观众沿着时间的轴线，从与疫情的遭遇战到武汉解封，呈现抗疫的全景之外，更细腻地刻画了医务人员在盔甲之下人性的光辉。

“从刚开始治疗的失败，到首位患者拔管成功的喜悦，再到新治疗方案的实施，电影都真实还原。”看完两个多小时的影片，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援鄂医疗队队长李太生回忆起了自己2020年在武汉的点点滴滴。

疫情初期，医务人员对病毒并不了解，他们就像一群战士扛着武器冲上了战场，却不知敌人在哪里。影片中，面对不断攀升的死亡率，医务人员曾一筹莫展。

演员朱亚文饰演的医生陶峻是广东援鄂医疗队中的一员，他年轻、有魄力、敢担当，对自己的专业技术充满信心。但在他主管的患者病情突然恶化，自己却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患者离世之后，巨大的无力感曾让他一度消沉。

看着一脸疲惫的陶峻，张竞宇在一次会议上拍案而起，指着他大声喝道：“我最看不起受到一点挫折就站不起来的人。我不管你是哪里来的专家，我给你拍胸脯，给你做好保障，但你得给我把患者治好！”逆境之中，挽救生命的信念，必须以最坚韧的方式在医务人员中传递。

然而，即便是最坚强的战士，内心也有柔软的角落。电影中，文婷结束了一个阶段连轴转的工作回到住处。她摘下早已勒进皮肤纹理的口罩，用捂到起泡的手指打开盒饭的包装，边往嘴里慢慢送汤边打开手机。一大串的未读提示中，有几则医院小卖部的老板给她发的语音信息。

信息中，他一边咳嗽一边略带抱歉地试着询问，能否请文婷帮他看看医院有没有床位，他大概是感染了新冠肺炎，而且越来越严重。信息最后一条，老板说：“我可能撑不过去了，文主任，等疫情过去，别忘了来拿你在我这存着的快递，有好几件呢。”放下手机，一向果敢、冷静的文婷低下头，一串眼泪滴在了盒饭里。几分钟前，她刚刚听说，小卖部的老板当天已经因患新冠肺炎，在自己的家中去世了。

冷静地面对死亡，是医务人员的必修课。而如何面对死亡患者的家属，是又一道摆在他们面前的课题。电影里，演员张子枫饰演的少女，其父母均因患新冠肺炎而过世。演员李晨饰演的上海援鄂医疗队队员吴晨光主动担负起将双亲的遗物和死亡证明交给女孩的任务。和女孩见面之后，同样身为父亲的吴晨光情绪濒临崩溃。他和陶峻来到天台上，早已成为战友的他们互相打气。面对武汉空旷的街道和长江大桥上的灯光，他们用尽力气大声呼喊：“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正是因为能感到苦痛，信仰和力量才能从中开出花来。

其实，在拍摄这场戏时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李晨回忆，拍摄之前，剧组并没有和附近的老百姓提前沟通过。当时两人喊的声音很大，刚刚喊完，他们就清楚地听到，从四面八方的居民楼窗户里，传来了一声又一声的“武汉加油”“中国加油”。那是当地老百姓对他们自发的回应。

“在武汉的时候，有太多的行人、快递员、售货员给予了我们无私的帮助，他们的一颦一笑都印在我们的心里。”影片放映结束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专家组组长安友仲由衷感谢了所有在抗疫中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他说，正因为有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才有了武汉保卫战的胜利。

“其实在我们的采访中，有很多医务人员不太愿意将自己奔赴抗疫一线的行为称作‘逆行’。他们觉得，疾病在哪里、患者在哪里，他们就应该在哪里，这是他们的职责。”影片执行制片人说，这次拍摄《中国医生》，让剧组所有演职人员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生动和深刻的认识，“他们很少讲大话、讲精神，但在说起自己的专业和患者的时候，却总能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闪耀着的光芒。遭遇危机，仍始终保持专业和专注的医护人员是最美的。而尽可能地把这些呈现好，就是我们拍这部电影的初心和目的。”

文：健康报记者 魏婉笛

图：《中国医生》制片方

原标题：《独家专访《中国医生》主创｜“你看到的故事和人物，都是我们从一线抱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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