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史史料

第一节史料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四百年间，在政治上是四分五裂和南北对立的时期，但在史学上却是光辉灿烂、很有成就的历史时代。我国古代长时期内经史不分。东汉以后史书日增，据《隋书· 经籍志》介绍，曹魏时，秘书监荀勖（续）始著《新经》，将各类书籍分成甲、乙、丙、丁四部，用以总括群书。历史书籍分属于丙部。东晋元帝时，李充重分四部书时，把《史记》等书改归乙部。此后，宋文帝时，谢灵运造四部目录，齐永明时，谢胐（诽）造四部书目，梁任昉编四部目录，都是区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这种分类办法，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梁武帝时，“笃好坟史”的阮孝绪所撰《七录》，最先在纪传录中把史部详细分为十二目[1] 。其后，《隋书· 经籍志》再将史部书分为十三类。由此可见，以史部为书名是始于魏、晋以后。宋文帝时设立学校．有学生百余人，分置儒、玄、史、文四科[2]，史学科由何承天所立。史学的分立正是史学日趋发展的反映。

　　各朝政府都很留意史事。早在东汉末年，已设秘书掌管秘记图书。魏明帝时，始设置著作，用以掌史。自此以后，秘书和著作便成为士族进身之阶。《晋书· 职官志》说，“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刘宋王韶之“私撰《晋安帝阳秋》，既成，时人谓宜居史职，即除著作佐郎，使续后，事迄义熙九年（413 年）， 善叙事，辞论可观，为后代佳史”[3] 。徐爱为著作郎，撰《宋书》六十五卷。许亨“领大著作，知梁史事，… … 撰《梁史》“[4]。这批史臣撰史，由于亲身经历或见闻，常能记录大量原始资料。如《隋书· 经籍志》所记起居注自西晋《泰始起居注》以下，历代相沿不断，共有三十七部，一千一百卷。所谓起居注大都是记录帝皇生活起居、言、行以及大事经历，不加裁断，为撰史提供了大量素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资料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正史在历史资料中占最重要的地位  《四库总目》卷四五说：“正史之名，见于隋志”。二十四史中有关魏晋南北朝史事的便达十二部。唐宋以前，印刷术没有发明，书籍靠手抄流传。因此，不少当代流行的书籍，因抄写者少而逐渐失传，保存到现代的这些正史便成为研究当代历史最基本的资料。

　　（二）私史众多  现存魏晋南北朝的正史有的是出于后代国家官修（如《晋书》、《齐书》、《周书》等），也有一些乃是私人修撰（如《三国志》、《宋书》、《魏书》等）。《梁书》、《陈书》名义上是唐太宗时的官修史书，但姚察在隋已纂《梁书帝纪》七卷，又撰《陈书》二卷，唐太宗令其子姚思廉续修成书。同样，李德林在隋已撰《北齐书》二十四卷，唐太宗使其子李百药续成。这种史书有官修之名，实际乃是父子相续的私人著作。可见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史以私修者为多。唐代官修晋书时，旧晋史便有很多种，或存或亡，它们都是私人著述。

　　（三）史注之风盛行  史注通常是指为史书作文字训诂，如解释字音、字义等等。自六朝以至唐初，为史作注之风气很盛。以注释《汉书》为例，颜师古《叙例》列举在他以前为《汉书》作注的有二十三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士便是魏晋南北朝的。刘知几在《史通》中特立《补注篇》，所列举的也大都是六朝人士。到了唐初，颜师古注《汉书》，刘伯庄作《史记音义》，司马贞为《史记索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大体都属于这一类。另外一些人的史注是对原著作大量补阙、拾遗，并根据所增补的资料对原作进行考辨，指明是非，纠正谬误。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郦道元注《水经》，李善注《文选》都是网罗群书，一一作注，不仅为此保存了大量已经失传的古籍，而且使所注的书比原作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传记和谱学的兴盛  除了正史中的列传而外，六朝时期还盛行家传、别传、州郡人物之类的传记，如《陈留耆旧传》、《四海耆旧传》、《会稽耆旧传》、《兖州先贤传》、《锦里耆旧传》、《海内名士传》、《崔氏五门家传》、《先贤集》等等。这类著作的主流是反映出大族门阀地主势力的盛行。刘知几说，“谱牒之作，盛于中古”，“逮乎晚叶，谱学尤烦”[5] 。粗略统计，《三国志》裴注中所引谱牒便有十几种。随着谱学的发展，出现了不少精于谱学之士，如贾氏、王氏即以谱学传家，贾弼广集群族十八州一百十六郡族谱，总共七百十二卷[6] 。“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权归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故官有世胄（宙），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谱学出焉”[7] 。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条件，在《魏书》、《宋书》、《南史》、《北史》中，都充分反映出家传和士族盛行的特色。

　　（五）地志学的发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志学有了新的发展。有《晋太康三年地志》、《元康六年户口簿记》、王隐《晋书地道记》、《宋元嘉六年地记》、南齐陆澄汇集一百六十家地志编成地理书一四九卷，梁人任昉在其基础上新增八十四家，编成《地记》二五二卷。在北方，有《大魏诸州记》二十一卷，北周将地志地图合编为《周地图记》一O 九卷。《隋书· 经籍志》记录这一朝时期的方志很多，有全国性的如《山海经注》、《水经注》等；有地区性的如《三巴记》、《荆州记》、《吴郡记》等，还有各种各样特色的，如《南方草木状》、《荆楚岁时记》、《北伐记》、《西征记》、《寻江源记》、《庐山记》、《湘中山水记》、《临海水土物志》、《冀州风土记》、《南州异物志》、《冀州图经》、《洛阳伽蓝记》等；还有记载国外的，如康泰《吴时外国传》，法显《佛国记》等。地志学著作的大量涌现，乃是由于人们对各地风土人情的注意，海上和陆路对外交通的发展。可惜这类书籍现已大多散佚，无法充分利用它们进行科学研究了。

　　（六）佛教、道教史料的涌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隋书· 经籍志》叙述了汉、魏以来佛、道在我国发展的简史。《魏书· 释老志》记载六世纪北中国有佛经四一五部，一九一九卷。《隋志》所记道经和佛经共有二三二九部，七四一四卷。这些经典是当时佛、道盛行的缩影。从历史资料角度来说，佛教方面的《高僧传》、《续高僧传》、《弘明集》、《广弘明集》、《法苑珠林》、《历代三宝记》等书，乃是关涉六朝时的重要典籍；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和《神仙传》，陶弘景的《真诰》等书是道教方面的著名作品。

　　（七）总集的出现  汉代以来，文人的著作日增，作品多种多样。自魏晋以来，开始有人在各家著作的基础上，选编代表作品的集子。《隋书· 经籍志》说，建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干是采摘孔翠，芟（山）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西晋挚虞所编的《文章流别集》是我国最早的总集，但早已失传，留存到现在的最早总集是梁昭明太子肖统所编辑的《昭明文选》，它为我们保存和提供了当时很富于代表性的各类作品，对六朝史的研究颇有裨益。

　　上述七项，当然不足以说明六朝史料的全貌，先作此概括介绍，下面再重点谈谈若干史书。

第二节  以正史为核心的基本史料

　　断代为史的纪传体正史是研究六朝政治、经济、文化史的基本资料。

　　（一）《三国志》六十五卷西晋陈寿撰，刘宋裴松之注。陈寿，巴西安汉人，《晋书》卷八二，《华阳国志》卷十一都有传。陈寿曾仕蜀汉，不依附宦官黄皓，以致”屡被谴謫“，蜀亡入晋，又因”居父丧，使婢丸药“，违犯了封建礼教而受到时人斥责，久不遂意。后以才学受到司空张华赏识，任著作郎。所著《三国志》，在我国古代史籍中享有盛名，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列为四史，长期受到人们的赞誉。

　　陈寿撰《三国志》之前，魏、吴二国已有人撰本朝史，如王沈撰《魏书》四十八卷，韦昭撰《吴书》五十五卷，鱼豢撰《魏略》八十九卷[8]。此外，”孙盛撰《魏氏春秋》，王隐撰《蜀记》，张勃撰《吴录》，异闻错出，其流最多“[9]。和陈寿同样仕蜀又入晋的王崇，所著《蜀书》，”其书与陈寿颇不同“[10]。王沈为魏秘书监，所记当代之事比较原始，”多为时讳“，晋人王隐称赞其书”善序事“[11]，唐人刘知几认为”殊非实录“。鱼豢《魏略》在裴注和唐、宋人所编类书中累有引用，其中有关匈奴、乌桓、鲜卑、西戎等传，保存了大量有用的民族史资料。韦昭《吴书》在裴注、《文选注》、《后汉书注》和唐宋时的类书中也常有引用。由于上述有关三国史籍的相继散佚，陈寿的《三国志》便成为后人研究三国史事唯一完整的史籍了。

　　《晋书· 陈寿传》说，”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三国志》取材严谨，对三国时的重大史事，一般还能据事直书，如对曹魏和孙吴的赋役繁重、刑政苛虐等都有不少揭露；但由于文字过于简略，以至不少重大事件也都言之不详，甚至如马钧、张仲景等很有成就的科技人物也都没有为他们立传。

　　《三国志》成书一百多年后，宋文帝”以三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他便”鸠集传记，增广异闻“，元嘉六年（429 年）上三国志注表说：“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擦遗逸，… … 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固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可见裴注是以陈寿原书为纲，补充了很多资料。《三国志》共有四六八篇，除去六十一篇无注而外，其余各篇都有详尽注补。它补充了原书记载遗漏或简略之处，并参考诸家，罗列不同资料，或以广异闻，或考证原书之误，并顺便新增了若干音义训诂，这种注释可谓是别开新局面。它“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12]。“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13]。裴注所引书近一百六十种。这些书很大部分是陈寿同时或以后人的著作，现大多己佚失，赖裴注得以保存片断，使我们得以掌握三国史事的更多资料。宋文帝赞许裴松之说：“此为不朽矣”，评价是公允的。例如曹操推行屯田，《三国志· 武帝纪》相《任峻传》都记载简略，裴注援引王沈《魏书》和《魏武故事》，补充了有关屯田的许多内容。古代伟大的科学家马钧在《三国志》正文无一字涉及，裴注在《明帝纪》引《魏略》，在《杜夔传》注引傅玄所述马钧生平事迹甚详。类似事例，在裴注中累见不鲜。

　　陈寿《三国志》最受人指责的是以曹魏为正统，魏国君主称纪，吴、蜀君主称传。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五十四卷，自汉光武至晋愍帝，改以蜀汉为正统。宋人肖常作《续后汉书》四十二卷，改以蜀汉续东汉，为帝纪、年表各二卷、列传十八卷，另有魏载记九卷，吴载记十一卷。元人郝经撰《续后汉书》九十卷，蜀汉为正统，魏、吴为列传，以陈寿书无志，乃作道术、历象、疆理、职官、礼乐、刑法、食货、兵八录，此书现存者乃清人从《永乐大典》辑出，《刑法录》已全佚。又有明人谢陛撰《季汉书》五十六卷，以蜀汉为本纪，诸臣为内传，魏、吴之君为世家，其臣为外传，将袁绍、董卓等人列为载记。上述几种改作，从史学资料来看，除郝经书八录可供参考外，其余都无甚价值。历代研究《三国志》及裴注者很多，清人用力尤多。杭世骏、侯康、赵一清、梁章钜、周寿昌等人都补注《三国志》。杭氏《三国志补注》六卷，魏占其四，吴、蜀各居其一，在裴注外，采用稗官、神怪之说，在参校异同上可供参考。赵氏撰《三国志注补》六十五卷，作者长于沿革地理，书中多引水经注以证地名河流，可为读《三国志》之助。梁氏所撰《三国志旁证》，吸收集中了学者们的研究和考证成果，属于集解性质。到了民国时，卢弼汇集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的研究成果，包括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纂为《三国志集解》，已由古籍出版社印行。集解所引原书，现都存在，但经作者搜集在一处，可省一一翻检之劳。但编者也多疏忽。甚至《南齐书》、《魏书》中涉及三国史事者并未收入；《群书治要》所引《三国志》乃是唐初所看到的《三国志》古本，作者也没有采用，这都是欠妥的。

　　（二）《晋书》一三O 卷  题唐太宗御撰。在唐人修晋书以前，“据晋、宋等书列传所载，诸家之为晋书者无虑数十种”[14]。虞预、谢沈、束皙、谢灵运、朱凤、王隐、沈约、肖子云等人所著都称为《晋书》。贞观二十年（646 年）《修晋书诏》说：“十有八家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绪烦而寡要，思劳而少功。… … 宜令修国史所更撰晋书，锉次旧闻，裁成义类”[15]。于是，“乃敕史官，更加纂录，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叙例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16] 。所谓“新撰”即唐修晋书。它称之为御撰，或称许敬宗撰，或称房玄龄撰[17] ，参加修书的人数有十二人、十八人、二十人和二十一人诸说。可以肯定，这是一部唐人集体编写的史书，具体分工现已不详，但知李淳凤“所修天文、律历、五行三志，最为观采”。由于唐“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于是总题云御撰”[18]。据说“起例皆（敬）播独创”[19] ，“其体制多取决”于令狐德棻[20] 。新晋书问世后，不久便受到了刘知几的讥弹，批评它好采小说，论赞不实[21]。认真说来，刘氏批评不很妥贴。史料之真实与否不在于是正史还是小说。两晋南朝时，社会习俗喜记诙谐故事与神怪，此由晋人习尚清谈和各种放荡行为，残存至今的旧晋史都有不少记录，有些内容与《世说》所记载的一致，故不能说是新晋书的独特缺点。新晋书采录《世说》，仍有所选择。例如《世说· 言语篇》记晋元帝对顾荣谈到寄人国土的故事，乃是很有名的。但元帝即位时，顾荣早已身死，因与史实不符，《晋书》并未收录。总的说来，《晋书》在旧史中固然不算是编得较好的史书，但和现存的旧晋史相比，它确实是有所改进的：

　　第一，它排除了旧史志中的一些杂乱项目。如王隐《晋书》有《瑞异志》，何法盛《晋中兴书》有《鬼神录》，其后，沈约《宋书》有《符瑞志》，肖子显《齐书》有《祥瑞志》，魏收《魏书》有《灵征志》，都是记录帝皇的瑞应，荒诞之甚。这是和《天文志》、《五行志》记录若干天灾情况不相同的。新修晋书没有沿袭这种作法，自此以后，历代正史再不立符瑞篇了，这自然是一大进步。第二，《晋书》有《食货志》，这是除《魏书》而外整个魏晋南北朝正史中仅有的。它除了记载晋代的重要经济情况而外，由于《后汉书》和《三国志》均无《食货志》，所以往往上溯东汉、三国史事以资补充。例如曹魏邓艾的屯田和西晋的户调式、占田、课田等等都赖以保留至今。自《晋书》补写《食货志》后，历代正史，除《新五代史》外，都设立了此志。

　　第三，《晋书》设载记三十卷，记录西晋灭亡前后，在华北和四方所立诸王国的历史，计前赵三卷，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各四卷，成汉、后燕、南燕各二卷，南凉、北凉、后凉、夏各一卷，西秦与北燕合为一卷。此外，汉人张轨的前凉、李  的西凉作为列传，不在载记之列。《史通》说它“兼引伪史十六国书”即是就载记而言。载记这一体裁，东汉人班固撰新市、平林、公孙述事即有此名，说明载记乃是承认各国独立地位的。《晋书》以前，不少旧晋书记北方诸王国史，文既简略，且多错误。《宋书》、《南齐书》所收《魏虏传》也是语焉不详。《隋书· 经籍志》记撰述十六国史书甚多。其中有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一百卷。鸿“考核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逮正始元年（504 年）鸠集稽备，而犹阙蜀事，不果成书，推求十有五年，始于江东购获，乃增其篇目，勒为一百二卷。鸿后，永安中( 528 一530年），其子缮写奏上，… … 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22]。“崔鸿鸿诸伪史，聚成春秋， … 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23]。这是说，《十六国春秋》乃在各国史书和起居注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各国都有纪传，但全书以晋系年。这部比较完整和记事全面的十六国史在唐初仍然存在。《隋志》和《史通》还记载有另一些十六国的史书[24]。新修《晋书· 载记》即是根据它们改编而成。现在，除《华阳国志》外，十六国诸书都已亡佚，唯有通过《晋书· 载记》得以确知北方诸王国的一些情况。载记这一体例，承认晋是正统，又承认各国是独立的，以有别于当时的藩属诸国，以历史眼光来看是比较妥当的。关于北方诸王国的历史，在《晋书· 载记》之外，现在传世的还有三种不同的《十六国春秋》，这里顺便作简单介绍。

《十六国春秋》一百卷 署名崔鸿撰。按《魏书》卷六七《崔鸿传》，鸿撰《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别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其子子元奏上《十六国春秋》时，还提到鸿“为之赞序，褒贬评论”。刘知几所看到的《十六国春秋》也是“崔鸿著表，颇有甄明”[25]。崔书自北宋以后散佚。此百卷本出现于明代万历以后，又无年表、赞序，实为嘉兴人屠乔孙、项琳之所编。我查核其书乃是以《晋书· 载记》和张轨、李  传、及《资治通鉴》乃至《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涉及十六国史事者补缀而成。《四库提要》卷六六说，“其文皆联缀古书，非由杜撰”，基本上是说对了的。

《十六国春秋》十六卷  载于何镗《汉魏丛书》，十六国各为一录，《四库提要》卷六六疑为伪造，“好事者  类书之语，以晋书载记排比之，成此伪本邪”？但并无确切证据。隋唐以至北宋皆有《十六国春秋》节本存在[26]，但《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 艺文志》、《文献通考· 经籍考》均不记崔鸿《十六国春秋》，因此，它是否为《十六国春秋》节抄本，颇有可疑之处。

　　《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  清汤球辑。他以上述《十六国春秋》为底本，以《晋书· 载记》和各种类书中所引之文补足。由于类书引文多有删节，汤氏为了化零为整，使之联缀成篇，往往将一些并无必然联系的文字渗入其中，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是书所辑大多注明出处，但个别有注错了的。总的说来，辑是书用力甚勤，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参考书。

　　唐修《晋书》完成后，不少旧晋书仍然与之并存于世，《史通》因此称唐修《晋书》为新晋书。唐太宗下令新修晋书提到旧晋书十八家，在此十八家之外，从《晋书》、《宋书》、《梁书》、《南齐书》、《北魏书》、《北齐书》、《北史》和《隋志》中所录修撰晋史者尚有二十余家，这里不一一具录。这许多晋史或记一帝一朝，或记数代，有的只记西晋或东晋，有的是未完稿，有的至唐初已经散佚。唐初修晋书时仍然存在而又贯通两晋史事的乃是藏荣绪的《晋书》。“齐隐士藏荣绪又集东西二史，合成一书”[27] ，有纪、录、志共一一O 卷。唐修晋书，“以藏荣绪晋书为本，捃  诸家及晋代文集”而成[28]。那些有价值的旧晋史，如干宝《晋纪》、何法盛《晋中兴书》、孙盛《晋阳秋》，当是修晋书时的重要参考材料。保存在一些类书和古书注释中的诸家旧晋书文字，清代的一些学者曾加辑录。黄奭《汉学堂丛书》辑佚数量最多，而且条例谨严，凡是已注明为某人所作的即单独辑出，那些没有指明人名的便另立“众家晋书”收录。汤球辑有《九家旧晋书辑本》或称《晋书辑本》，有广雅书局刊本。他把零句剩字，悉加收录，可惜《群书治要》中所引《晋书》一字未收，而且类书中所引藏荣绪《晋书》只有片言只语者，他便用唐修《晋书》补足，实在是孟浪从事了。

　　《晋书斟注》一三O 卷吴士鉴、刘承斡同注，实为吴氏所注，由刘氏出资刊行。序例列举十条原则，大致可概括为广列异说、补充遗漏和订正错误两大方面。它尽量收录各种逸史，对后人有关考证如周家禄、劳格的校勘记，丁国钧的校文和钱大昕、赵冀、王鸣盛等人的考史成果都一一收入，使读者可减少翻检他书之烦，故为有实用的书。至于书中存在不少考证错误和误印倒置的地方，那是阅读时必需留意的。还有l955 年在上海出版姚怀溉的《晋书纂注》十卷，采集正典别籍及旧说几十种考订异同，为晋书帝纪作注，已完成的帝纪十卷一般比《晋书斟注》较为详细。摭（直）

　　（三）《宋书》一00 卷梁沈约撰。沈约，《梁书》卷十三、《南史》卷五七有传。作者模仿班固《汉书办的作法，书末有自序，叙其家世及其撰史的经过。南齐永明五年（485 年）春，奉敕撰《宋书》，六年二月，书成。上书表自称：“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书》，草立纪传，止于武帝功臣，篇犊未广。其所撰志，唯天文、律历，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谦之孝建初，又奉诏撰述。寻值病亡，仍使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宝生被诛，大明中（457 一464 年），又命著作郎徐爱踵成前作，爱因何、苏所述，勒为一史。起自义熙之初，迄于大明之末。至于减质、鲁爽、王僧达诸传，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来，至于禅让，十余年内，阁而不续，一代典文，始末未举。且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又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臣今议更创立，制成新史。… … 本纪、列传缮写已毕，合七峡七十卷，臣今议奏呈，所撰诸志，须成续上”。可见，《宋书》纪、传先写完，是凭据何承夭、苏宝生、徐爱，乃至宋孝武帝御撰诸传改写而成。其中孝武帝所造诸传，“序事多虚，难以取信”[29] 。沈约有所修改，并补写宋末十几年史传而成。沈约上书没有谈到，但当时存在的南齐孙严撰《宋书》六十五卷、《宋中兴伐逆事》二卷、《晋宋旧事》一三五卷，以及刘宋时的大批起居注，也应该是他改修史时参考过的。他在志序中说过，“今以班固、马彪二志，晋、宋起居，凡诸记注，悉加推讨。随条辫析，使悉该详”。不过，就纪传部分来说，他似乎主要是抄袭徐爱旧本。清人赵翼列举沈约书中有关晋、宋之际的不少史事多为宋讳，显系徐爱旧书之证，“沈约急于成书，遂全抄旧文而不暇订正耳”[30] 。

　　南朝宋、齐以来，士族门阀日趋僵化，“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31]。士族出身的沈约很注意为那些著名士族立传，传中没有什么功绩可纪，只是宣扬其“名家”、“素论”。刘知几说：“宋氏年唯五纪，地止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富”[32]。《宋书》篇幅大，此为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宋书》诸志，沈约说：“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书，其志十五篇，以续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 … 其有阔漏及何氏后事，备加搜采，随就补缓焉”。“魏书阔志，… … 自魏至宋，宜入今书气并且说这一办法也是沿袭别人，天文、五行自马彪以后，无复记录，何书自黄初之始，徐志肇义熙之元，今以魏接汉，式遵何氏”[33]。可见，今本宋志三十卷多是沿袭何承矢而加以补充。这种追溯上代的做法，后人颇有不同意见。刘知几认为“《宋史》则上括魏朝，《隋书》则仰苞梁代，可为叹息”[34]。晃公武也说，“《宋书沪本志兼载魏、晋，失于限断”[35] 。顾炎武则持赞许态度：“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无志，故沈约《宋书》诸志前代所阔者补之”[36]。事实上，宋志上溯三国，既是补阔，又用以溯源，是很可嘉的。《州郡志》据太康地志及何承天、徐爱旧本加以修补，在地理沿革和户口统计之外，还记录了侨州郡县的分布情况，远比《晋书· 地理志》为优胜。在《乐志》中，“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37] 。由于它记录了汉魏以来的很多诗歌，因此成为研究文学史的良好资料[38] 。《律历志》详细记载了杨伟《景初历》、何承夭《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的全文，可概括体现了当时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沈约说：“刑法、食货，前说已该，随流派别，附之纪传”。因此，《宋书》没有食货志和刑法志。《孔灵符传》详细记载有关徙民之事，《何尚之传》详记关于钱帛的议论，《羊玄保传》记载了占山湖之科，《周朗传》记录了黄课的危害，《王弘传》详细登载有关符伍的诸人议论，《何承天传》备录同籍补兵的言论。在列传中附入这许多杂议，致使传文臃肿，叙述既不成系统，而又翻检不便，实在比不上另立专志为佳。书中设立《符瑞志》三卷，自称是“以补前史之阔”。它一一列举自羲皇、五帝、三代以来所传怪异不经之事，目的在于“欲使逐鹿弹谋，窥凯不作”。这种作法，前人早已指出，“所创符瑞一志，不经且无益，其赘甚矣”[39]。

　　今本《宋书》赵伦之、王爵、张邵、到彦之、朱修之、宗罄、王玄谨等传和少帝纪已非沈约原本，中华书局．点校本已有说明，不再赘述。另外，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三三说，《后汉书· 皇后纪》李贤注引沈约作《谢俨传》，《班彪传赞》注亦引沈约《宋书》叙谢俨事，而今本《宋书》并无这些内容，可知《宋书》确曾有《谢俨传》，今已遗佚。

　　南齐武帝末年，沈约《宋书》已经向世，裴子野看后不满，删订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跳谢之，请两释焉。叹其述作日：'吾弗逮也”，[40]。对于《宋略》，刘知几极为称赞，“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又说“裴几原删宋史定为二十篇，艾烦撮要，实有其力”[41]。看来，《宋略》主要是删繁，但也有所补充，书已失传，但唐人所撰《通典》和《建康实录》，以及宋人所编《文苑英华》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仍屡加引用，可见确是有用之书。

　　（四）《南齐书》五十九卷  梁肖子显撰。肖子显，《梁书》卷三五、《南史》卷四二有传。子显为肖疑子，齐高帝肖道成之孙。他撰《齐书》是为其本家写史。《梁书》和《隋志》两唐志均称之为《齐书》，《梁书》本传和《史通》称《齐史》，宋人曾巩等始加南字，称《南齐书》，以区别于李百药所写的《北齐书》。

　　肖子显在梁初撰写齐史之前，已有不少南齐旧史[42]，仅就《隋志》所记，即有刘险《齐纪》十卷、沈约《齐纪》二十卷、江淹《齐史》十三卷、王逸《齐典》五卷，另外还有齐代诸帝的起居注和《齐职仪》五十卷。这些都应是肖子显所本。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南齐建国之初，即以檀超与江淹掌史职。超曾上表谈到修史体例，主张设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琶、司马彪，州郡依徐爱，百官依范哗，合州郡。… … 以建元为始。… … 诏内外详议。左仆射王俭议… … 宜立食货，省朝会。一诏：日月灾隶天文，余如俭议”[43]。这是齐初拟定撰修国史的体例。超修史未成而死，由江俺续撰。《史通》卷十二说：“江淹始受诏著述，以为史之所难，无出于志，故先著十志以见其才”[44]。江淹十志现已不存，未知是否符合王俭所议和诏令所说修志的规定。现存肖子显齐史有八志，即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把州郡与百官分列，没有食货、刑法、艺文、律历诸志，新增了祥瑞志，这是和上述修国史条例不尽相符的。这便是肖子显所改异之处。其中《祥瑞志》最为无聊，但《宋书》已有先例，齐明帝又好用图截，史臣因傅会纬书以成之。宋人晃公武说：《南齐书》天文但纪灾祥，州郡不著户口，祥瑞多载图俄。表云：“天文事秘，户口不知，不敢私载”[45]，说明《南齐书》原有表，今已佚亡。南齐自建国至覆亡只有二十余年，肖子显是皇室至亲，又历仕齐、梁，闻见较广，而且在他以前已有了多种齐史，但他所撰齐史的卷峡虽大，保存原始资料并不丰富。除了肖襄、肖子良等少数人立传较详而外，大多数记事简略。赵翼对比《齐书》和《南史》，指出近二十人列传所记史事比《南史》还少[46]。实际情况远不止这些。如《南史》记齐武帝免通城钱、省州郡县送故输钱等事，《齐书》不记。齐高帝救垣崇祖屯田事，《齐书》所记反不如《通典》详细。而且，自宋以来，己有人认为《南齐书》是八书中文笔最为低劣的。

　　（五）《梁书》五十六卷  唐姚思廉等奉敕撰。姚思廉，《旧唐书》卷七三、《新唐书》卷一O 二有传。是书虽撰于唐代，但在此以前，有大量旧梁史存在。

　　梁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47]。何之元与刘播又撰《梁典》三十卷。除此而外，陈代许亨撰《梁书》五十三卷、阴僧云撰《梁撮要》三十卷、姚易撰《梁后略》十卷、肖韶撰《梁太清纪》十卷、肖世怡撰《淮海乱离志》、《梁太清录》八卷、刘仲威撰《梁承圣中兴略》十卷、《梁末代纪》一卷、肖大圈撰《梁旧事》三十卷、蔡法度撰《梁律》二十卷、《梁令》三十卷、徐勉撰《梁选簿》三卷、《梁尚书职仪注》四十一卷、《梁大同起居注》十卷，还有《梁武帝实录》、《梁元帝实录》各三卷[48]。姚思廉之父姚察在陈为祠部郎中兼知国史，他有志撰写梁史，生前完成梁书帝纪七卷，刘知几评之为“巨细毕载，芜累甚多”[49]。唐太宗贞观三年（629 年）， 姚思廉“受诏与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思廉又采谢吴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并推究陈事，删益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魏征虽裁其总论，其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也”[50]。据说是“凭其旧稿、加以新录，弥历九载，方始毕功”[51]。今本《梁书》在卷末题“陈吏部尚书姚察曰”的有二十五篇，题“史官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者一篇，这都是姚察文字；其余称“史臣曰”的乃姚思廉所补作。修史总裁只个别地写了论赞，如《梁书》卷六《敬帝纪》末有“史臣郑国公魏征日”条，可作为佐证[52]。

　　姚察、姚思廉父子出身寒微，对于宠臣朱异等人未敢如《宋书》与《南齐书》那样立恩幸、侯幸传，在《朱异传》中，且不记其为寒人。在沈约和王僧孺传中，也不记沈约上表请求检查户籍之事。《肖宏传》历叙其政事之美，而讳言出师被北朝大败以及其生活中的诸多丑事。类似这种记载不实之处，赖《南史》纠正者不少。当然，《梁书》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如《贺深传》详细记载他的有关时务的长篇奏疏和梁武帝当面无理训斥之词，《武帝纪》所录大同七年（541 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诏书，可以概见梁武帝后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苦况。从肖澹、裴邃、夏侯夔、陈庆之等人列传中，可看到梁在今湖北境内进行军事屯田以对抗北朝所取得的一定成绩。在《梁书》的纪、传中还记录了多次农民起义的情况。这些史实都是很有价值的。

　　（六）《陈书》三十六卷唐姚思廉奉敕撰。《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篇》说：“陈史，初有吴郡顾野王、北地傅终，各为撰史学士，其武、文二帝纪即顾、傅所修。太建初（569 年），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事伤烦杂。姚察就加删改．粗有条贯。及江东不守，持以入关。隋文帝尝索梁、陈事迹，察具以所成，每篇续奏，而依违茬再，竟未绝笔。皇家贞观初，其子思廉为著作郎，奉诏撰成二史… … 弥历九载，方始毕功。”北宋仁宗付，曾巩等校毕为序说：“思廉父察，梁、陈之史官也。录二代之事，未就而陈亡。隋文帝见察甚重之，… … 遣虞世基就察求其书。… … 唐兴，武德五年( 622 年），… 思廉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贞观三年（629 年），遂诏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观察等之为此书，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蓝其难如此”[53]。今本《陈书》只有《高祖纪》、《世祖纪》末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日”，其余都是“史臣日”，可见《陈书》由姚察所撰者少，大多是姚思廉所补写。《四库总目提要》卷四五说：“ （姚）察之修（陈）史，实兼采三家”。置就陆琼、顾野王、傅终三人所撰而言，所论大致是正确的。除此三书而外，《隋书· 经籍志》所记陈代诸帝起居注百余卷、《陈王业历》一卷、《陈百官簿状》一卷、《陈新制》六十卷、《陈尚书杂仪注》五五O 卷等在唐初也都存在，姚氏应是参考了的。《陈书》是二十四史中卷轶最少的一部。正如赵翼所指出的，它同样存在避讳处多、芜词太多。但他把某些有关军国或财政大事的诏令也一律视为芜词，那就不对了[54] 。另一方面，《陈书》又存在某些重要史事叙述过简，《南史》有关陈代的纪传中，甚至《建康实录》卷十九至二十记陈代要事，都有为《陈书》所失记的。南朝末年，特别是梁、陈之际，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土豪，他们是“郡邑岩穴之家，村屯坞壁之豪，掠以致强，悠陵侮而为大”。所谓“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不遵朝宪”[55]。福建土豪陈宝应，“一郡兵权，皆自己出”[56]。这类情况在《陈书》中记载甚多。又如六朝时长期存在的世兵制，在不少列传中仍可看到一些残存，当然，更可从《陈书》中看到大量有关募兵的资料。这类情况正是反映社会历史在不断发生变化和向前进步。

　　（七）《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寿撰。作者生平事迹，两唐书都附于《令狐德菜传》。《北史》卷一00 《声事传》，叙述了修南北史的经过。延寿父大师认为南犯朝诸国史书既多重复，而又相互低毁，他决心改写成一部通史，所撰未毕而死。延寿“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其齐、梁、陈、（周、隋）五代旧事所未见，因于编辑之暇，昼夜抄录之”。唐太宗时，他参与纂修《晋书》和《隋书》十志，“因此遍得披寻”，亲自抄写八书，本纪依《史记》体裁，以次联贯。并从八史之外，“更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人。其烦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载。始宋，凡八代，为《北史》、《南史》二书，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写讫，以呈监国史、国子祭酒令狐德菜，始末蒙读了，乖失者亦为改正，许令闻奏。次以《北史》谙知，亦为详正”。《南史》上始于宋，下至陈亡，为八十卷，于显庆四年（659 年）送呈[57]。南北史和一般断代史不同，它接近于通史。篇目次序，大体按皇朝先后，在宗室传之后，继之以诸臣传，在文苑、儒林等类传中，把南方四朝的人物综合为一篇。另外，就家系方面说，南北史确是通史，诸臣传一般都将其子孙附载千一传，以致从表面看来，诸臣传目大多是宋人，至陈为最少。赵翼批评这种以家系为主使史事眉目不清，父子兄弟连类而下，“竟似代人作家谱”[58]。其实，早在东晋时，何法盛《晋中兴书》以列传为录，如范阳祖录、陈郡谢录、琅部王录等等，即以氏族名篇。在门阀地主统治时期，以家谱为轴心撰写历史，正是体现了时代的重要特点，不能认为不对。《南史》主要根据宋、齐、梁、陈四书，并参以他史，进行删补移易的工作。移易主要是以家系为线索，不按朝代，形成祖孙合传。删，是除去诏、表、奏、疏和文章，或以数语将它作概括说明。其中，所删以《宋书》为最多，增补则以《梁书》为最多，其他诸史删、补都较少。《廿二史札记》卷十有关《南史》诸条，通过一一对照，所举内容，甚为齐备，可以参读。总的说来，《南史》的增删有是有非，如梁武帝《郡后传》记其死后变蛇等鬼话，增之无益。但《肖宏传》增加梁武帝阅宏武库事，以见梁武帝纵容贵戚，《侯景传》增加百姓流亡，“千里绝烟，人迹罕见”， “王师之酷，甚于侯景”等情况，可见当时封建统治者对待人民之残酷。《南史》不仅增加了史事，还增加了列传，如滓臣传增陆验、徐磷、施文庆、沈客卿，循吏增郭祖深传，所述内容，都对史事大有裨益。宋人称赞南北史“颇有条理，删落让辞，过本书远甚”[59]。清人批评《南史》中“宋、齐、梁、陈四朝九锡之文，符命之说，告天之词，皆沿袭虚言，… 是垄削未尽也。”“文学一传，乃因《宋书》不立此目，遂始于齐之丘灵鞠，岂宋无文学乎？”[60] 这些称赞和批评各就一方面而言，说得都比较中肯。

　　（八）《魏书》一一四卷北齐魏收撰。魏收，《北齐书》卷三七、《北史》卷五六有传。东魏兴和时（539 一542 年），魏收已要求修魏史，北齐天保二年（551 年），救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勒成一史，又命刁柔… … 等助其编次，… … 于是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61] 。五年三月，奏上纪、传，十一月奏上十志，总共一百三十卷。

　　魏史在魏收以前曾多次进行修撰。北魏道武帝时，邓渊撰国记十卷。太武帝时，崔浩等撰国书三十卷，“叙述国事，无隐所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废史官”。邓、崔的著作都是编年体。文成帝时，恢复史官，以高允、刘模重修，“大较依续崔浩故事，淮春秋之体而时有刊正”[62]。这仍是编年体，不过在史事上有所更改。孝文帝时，李彪、崔光等撰史，深感编年体遗落史事，“彪与秘书令高被始奏从（司马）迁、（班）固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63]。宣武帝时，邢峦撰《孝文起居注》，止于太和十四年（490年）。其后，崔鸿、王遵业补续，以迄于孝明帝，即完成世宗和肃宗起居注。温子升撰《孝庄帝纪》，元晖业撰《辩宗室录》，这些著作为魏收撰史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天保五年（554 年），魏收《魏书》问世，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前后列诉的有百余人，由于朝廷大官杨借、高德正等人祖护，”诸讼史者皆获重罚，或有毙于狱中“。范阳卢斐、顿丘李庶、太原王松年，都以谤史，受鞭配甲坊，群愤并未由此平息。齐文宜帝只好下令暂勿颁行。孝昭帝令魏收重新研讨，加以修改，此后，才任人抄写。当时，仍有不少人指责魏史不实，武成帝救令魏收更易刊正，替卢同立传，并对某些人的传记作了修改。可见，魏收书成之后，在二十年内，前后有过三次修改，直至齐后主时，仍在下令史馆改撰魏书。是书所以招致众多的反对者，在于魏收借修史以发泄个人恩怨，公开扬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可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64]。因此，人们称之为“秽史”。赵翼列举不少例证，说明魏收趋附避讳，是非不公[65]，可供参考。总的说来，魏史馅媚北齐，曲事权贵，低毁东晋、南朝，这确是事实。另一方面，唐人李延寿评论魏书“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深致远。但意存实录，好抵阴私，至于亲故之家，一无所说，不平之议，见于斯矣”。所说也有一定道理，他修《北史》中的魏史部分，仍以魏收书为据。

由于魏收《魏书》存在不少问题，后世曾多次想把它彻底改修。隋文帝使魏澹与颜之推等更撰后魏书，以西魏为正统，自道武帝以至恭帝为本纪十二。把东魏列为伪，并将魏收书中隐晦道武帝、太武帝、献文帝身死的真相，据事直书，合纪、传、论例，总共九十二卷[66]。这次改编并不成功，唐人评论说：“如彦渊之改魏收也，以非易非，弥见其失焉”[67]。隋炀帝也以澹书不好，要潘薇、欧阳询等人协助杨素重新改编，书未成而杨素死，写作便中止[68]。唐初，敦煌张太素撰《后魏书》一百卷。两唐志还记有裴安时《元魏书》三十卷，卢彦卿《后魏纪》三十三卷，元行冲《后魏国典》三十卷。所有这些，除张太素书有天文志二卷，后人取以补魏收书的《天象志》，魏澹书的《太宗纪》用以补魏收书的缺佚而外，其余都已失传。流传于世的仍只有魏收的《魏书》。清朝乾隆时，谢启昆撰《西魏书》二十四卷，以西魏为正统，虽有表有考，但在历史资料上并无所补益。

 魏收《魏书》的缺点固多，但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即使是宣扬灾变祥瑞的《灵征志》和《天象志》，其中也存在若千有用资料，如《灵征志》所录各地地震资料，《天象志》记有农民起义的资料。至于《魏书》中的《食货志》，乃六朝人所撰史书中仅有的一篇，由此使北魏时的重大财政经济措施都得以可考。它还依照拓跋社会的实际特点，创设了《官氏志》，除了记载官职和制度之外，又记叙了鲜卑氏族的名称及其所改的姓，为研究拓跋部落的发展、扩大及其汉化，提供了完整而重要的资料。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道盛行，《晋书》把有关宗教情况列入《艺术传》，《宋书》把它附于《夷蛮传》，都很不妥当。《魏书》专设《泽老志》，记载了佛、道二教之流传和道教之改革情况，并由此得以考见僧俗地主之间、佛教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斗争以及僧侣地主与人民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这都是弥足珍贵的。在纪、传中载入了很多重要诏令与奏议，虽因此增加了书的篇幅，但对保存资料是很有好处的。至于赵翼指责《魏书》每为一人立传，则其子孙不论有官无官，有功无功，皆附缀于后，一传有至数十人者一似代人作家谱[69]。这种现象，书中确实存在。但在门阀制度盛行时代，每个人的政治地位与特权都和谱碟有关，大臣依靠血统取得地位。按照家系写史，便是如实反映当时社会情况。对此进行谴责，并不是很正确的。

　　魏收《魏书》到宋初已有不少残缺，刘恕等在序录中说：“其书亡逸不完者，无虑三十卷。今各疏于逐篇之末”。中华书局的点校本逐一作了详细校勘记，统计全卷缺者二十六卷，不全缺的三卷。对于《礼志》和《刑罚志》的缺页，也据《册府元龟》和《通典》补足，使之得以完璧。《魏书》缺佚文字，后人多据《北　　史》和《高氏小史》补之。《高氏小史》是唐代元和时人高峻所撰。南宋王应麟说；“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为一百二十卷。今虽存而传者鲜”[70] 。这部颇为有用之史书己在元、明时亡佚。

　　（九）《北齐书》五十卷 唐李百药奉敕撰。李百药，《旧唐书》卷七二、《新唐书》卷一O 二有传。其父德林，为齐、周、隋三朝元老，是著名的文士和官僚。百药本人也历仕隋、唐二代。唐太宗时，奉令修撰齐书，贞观十年（636 年）正月完稿送呈[71]。初称《齐书》，为别于肖子显所撰的南朝齐书，唐宋以来便称是书为《北齐书》。

　　李德林在齐已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至隋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秘府。李百药在其父撰述的基础上，于唐太宗贞观时，“杂采它书，演为五十卷”。所谓“杂采它书”，当包括《隋志》所录崔子发撰《齐纪》三十卷、王助《齐志》，以及《后齐仪注》、《北齐律》等书在内。王助曾仕于北齐，多识故事，在隋时，“乃凭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日《齐志》”，原为二十卷，至唐中宗时仍存十六卷。刘知几很推崇其书，说“今之言齐史者，唯王、李二家云”[72]。《北齐书》的编写体例，大致模仿《后汉书》，卷末各加论、赞。《史通》批评其书志在文饰， “于诸帝篇，或杂载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细毕书，洪纤备录，全为传体，有异纪文”[73]。可见原书是记事详尽的，但原书残缺甚多，今本已非原本。本纪八卷，今仅有齐《文宣纪》一卷为原书，记事远比《北史》为多。当《北史》流传以后，《北齐书》逐渐湮灭，宋人晃公武已说它残缺不完。清人赵翼、钱大昕等人对其残缺情况匀有考查，钱氏考订尤为精详[74]。全书五十卷中仅存十七篇，在所有正史中，以它亡佚最甚。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已在每卷校记中作了说明，此不具录。

　　是书虽大多残缺，但后人补缀各卷并非全抄《北史》，而是参用了《高氏小史》等书，因此，所补各卷内容往往比《北史》为多。魏、齐雄据当时经济发展的广大关东地匡，却在短期内被原先是贫困落后的北周所灭。在《北齐书》里，可以看到它的统治阶级上层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尖锐矛盾和斗争，也可以看到被统治阶级不断掀起的反抗斗争，对统治阶级上层的各种残暴腐朽行为也有不少揭露，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是比《北史》详细的。

　　（十）《周书》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奉敕撰。德棻，《旧唐书》卷七三、《新唐书》卷一O 二有传。“武德四年（621 年）十一月，德棻从容言于高祖曰：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阔。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75] 。武德五年十二月，乃下令修魏、齐、周、梁、陈、隋六史，“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周史由令狐德棻及唐俭负责[76] 。但经历数年，六史均未修成。唐太宗“贞观三年（629 年），太宗复效修撰，乃令德菜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 … 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 … 十年，以修周史，赐绢四百匹”[77]。《周书》五十卷，“其史论多出干（岑）文本”[78]。

　　早在西魏大统时，秘书垂柳兼领著作，为编纂魏、周史作了些工作。隋文帝时，秘书监牛弘撰周纪十八篇[79]。唐修《周书》便主要依据牛书。《史通》对牛书指责极多[80]。害初，与周史有关连的不少史籍都完整存在，“而令狐德菜了不兼采以广其书”，遂使《周书沪文而不实，雅而无检，真迹甚寡，客气尤烦“。牛弘《周纪》弥尚儒雅”，令狐撰写“唯凭本书，重加润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81]。宋人也说：“苏绰秉周政，军国辞令，多准尚书。牛弘为史，尤务清言，德菜因之以成是书，故多非实录”[82]。《四库提要》卷四五，竭力为德菜辨诬，缺乏必要的说服力。赵翼推崇《周书》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还说《周书》本纪写的得体[83]，完全是就文字立论。从史料学角度来说，《周书》资料贫乏，是无法辩解的。

　　当然，不是说《周书》一无是处，在纪、传中记有魏、周的府兵制资料，在不少列传中记载”乡兵“资料，在苏绰、薛善等人列传中所记屯田供军的成绩，在宇文盛、李迁哲等传中，出现了我国史书上最早的”庄田“记载，在千息、杨绍、侯植等传和武帝纪中，可看到当时奴蟀、部曲和杂户的社会地位。认真爬梳，《周书》中仍可收集一些重要史料。

　　北宋以来，《周书》也多残缺，钱大昕曾作认真考查[84]。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除了吸收前人考证成果分别注出而外，又校勘出卷十八全缺，卷三六可能全缺或半缺，卷二一大半缺，卷六和卷三九，也都有脱文。了解这些缺佚增补情况，对于史事引用，大有裨益。

　　（十一）《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本书自序说：“从贞观以来，屡叨史局，不睽愚固，私为修撰。起魏登国元年（386 年）， 尽隋义宁二年（618 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534 年）尽齐隆化二年（577 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本来，杨坚己统一南北，隋事不应列入北史，延寿作如此处理是为了贬隋，而强调唐朝统一的伟大意义。《北史》是将魏、齐、周、隋诸史改编而成，《陵余丛考》卷八、卷九有关《北史》诸条，对此有所说明，均可参阅。总的说来，《北史》删《魏书》最多，增补《北齐书》最多，对《隋书》则变动较少。

　　李延寿改编南北史时是更勘杂史了的。它所增加的内容，除了渗入不少神鬼故事、谣言、俄语之外，也增补不少有用资料。《北史》删节《魏书》最甚，同时也在不少列传中增加了有价值的资料。至于新增西魏三帝纪、皇后以及梁览、雷绍、毛遐、乙弗朗、魏长贤、魏季景、房漠、唐永、孟信、郭遵、李顺兴等传，大约取自魏澹《魏书》。《北史》所增北齐史事，很多是有意义的轶事，且多口语。如记录高乾、高昂之劫女杀脾，可以暴露大姓的丑恶。崔俊传、王听传所记不少俗语，别有风趣，可能是取材王邵《齐志》。《北史》在李弼等传的”论日“条，详细记述了北周的军事制度。对于《隋书》，它也不是完全照抄，纪传文字常有出入，苏威传记隋统一后江南的反隋暴动很详尽，便是《隋书》所没有的。

　　后人对《北史》称赞者多，司马光等称赞于前，晃公武说它”删繁补阔，过本书远甚。至今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这也成为诸史唐以后残缺不完的原因之一。《四库提要》卷四六赞扬《北史》叙事详密得当，说明作者用力很深。对于南北史的家传写法，最受到后人的批评。《四库提要》说它”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南史》以王、谢为支，《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故家世族一例连书，览其姓名则同为父子，稽其朝代则各有君臣，参错混淆，殆难辨别。… … 观延寿叙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家传，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于国史哉“。王鸣盛也有类似的看法[85]。然而，钱大昕对此却有很不相同的意见，他说：“延寿既合四代为一书，若更有区别，则破碎非体，又必补叙家世，词益繁费。且当时本重门第，类而次之，善恶自不相拚。愚以甚得史记合传之体，未可轻议其失”[86]。此乃钱氏对通史和当代社会组织有深刻了解的真知灼见，是正确的。

　　南北史所依据的几部断代史是由不同作者在不同时期内完成的，断限和取材等等，必然参差不齐。延寿一手撰写南北史，理应统一取舍，相互照应，但在南北史中却有不少人是一人两传。如刘艇自南奔北，他是刘宋宗室，《宋书》当然有传，降魏以后，事迹甚多，《魏书》当亦为之立传。统一改编为南北史后，便宜删繁从简，不应一人两传，如果是有意重复立传，也应在《南史》或《北史》中分别点出，以便读者参阅。

　　《北史》事增文省，长期保存比较完整。但也有少量残缺或错简、脱文。《廿二史考异》卷三八、三九，四十中都一一具体指出。点校本也写有校记，读者自宜留意。

　　（十二）《五代史志》三十卷即《隋书》十志的最初称呼，唐长孙无忌等奉敕撰。唐“太宗以梁、陈及齐、周、隋氏并未有书，乃命学士分修。… … 唯有十志断为三十卷，寻拟续奏，未有其文。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萦重预其事。太宗崩后，刊勒始成，其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87]。此外，还有“著作郎敬播同修五代吏志”[88]长孙无忌实际没有参加编纂工作，高宗时，奉令监修，因以表进，遂题名为首。“显庆元年（656 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志）三十卷，太尉无忌进之”[89]。《十志》原本单行，今编人《隋书》，是因隋居五代之末。因此，《隋书》纪传与志分别所题撰人名字不同。赵翼撰写《咳余丛考》卷九时，主张十志应移于南北史之后，不应附于《隋书》中。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在撰写《廿二史札记》卷十五隋书条时，乃将《隋书》与志分别论述，志本是单独发行的，后来附入《隋书》，不可直称之为隋志。十志三十卷的文字比《隋书》纪、传五十五卷的文字为多。编撰者之一李淳风“预撰晋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90]。由于《晋书》诸志也由他撰，故现在《隋书》的《天文》、《律历》二志均上溯魏、晋而非断自齐梁，与晋志颇有重复。在《律历志》中，记录了汉、魏以来度量衡的变迁和宋、齐时人祖冲之有关圆周率的研究成果。《天文》，《律历》而外，其他诸志一般是叙述五代史事，其中《礼仪》、《音乐》、《百宫》三志分别记述五代情况，《食货》、《刑法》二志所记隋以前情况很简略。《地理志》对隋以前情况，仅在附注中作了个别交代。《经籍志》是根据隋代观文殿藏书目录改编而成，对西汉以来的图书分类法有了新的发展，它著录了大量古籍的保存和散佚情况，并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叙述了各种学术源流。它虽编写得很不理想，存在不少问题，备受后人指责，但由于它的存在，使汉、隋之间长时期内的古籍状况，得以考见，对于书籍真伪辨别亦至关紧要，故在史料学上亦有其重要地位。

　　（十三）《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有关本书写作情况，将于下章介绍。这里，只就它对六朝史事的重要关系略作说明。《通典》收集资料广博，足以弥补史文之缺。例如刘知几大力赞美的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现已亡佚，《通典》录有二条，很能说明北齐时的重要情况。九品中正制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政治制度，正史记载很少，《通典》职官州佐中正条历引干宝《晋纪》、晋令和晋起居注等书，使其制度得以稍为明白。户口条记沈约论检籍事，《梁书》失载，《南史》所记很简略，《通典》却记载完整，足以说明刘宋以来户籍之弊和士庶混杂的情况。南齐永明中的和买，《齐书· 武帝纪》略有记载，《通典· 轻重》详细列举各州市买之物和支钱数，可见南朝时和买之风盛行。元愕上表奏事，《北史》不载，而《魏书》此卷已佚，赖《通典》记载得以保存。士族门阀时代俗重礼仪，《通典》有六十五卷记历代礼仪，可以考见那时的社会风俗相议论。

　　《通典》记事还可用以校正史文。如《魏书》记太和均田令，说“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又云“没则还田”二者显然矛盾。《通典》记同一事，并无“没则还田”四字，因知它是衍文。《魏书》又记租调云：“大率十匹为工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体。此外杂调”，文义也不明白。《通典》记之为“大率十匹中五匹为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体”。此乃说明每十匹调的用处，并非每户所纳的数目。诸如此类，甚有益于史事。

　　（十四）《资治通鉴》二九四卷、《考异》三十卷宋司马光撰。有关本书的写作详情，也将在下章叙述。编纂时的几个得力助手中，“三国历九朝而隋则刘道原”[91]，可见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初稿是刘恕负责的。此人“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能征之事如指诸掌”[92] 。司马光每“遇史事纷杂难治者辄以楼恕，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高似孙《纬略》记司马光与宋敏求书曰：“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93]。司马光是在熙宁四年（1071 年）以西京留台居洛，此后八年，则为元丰元年( 1078 年）。可见此八年内，他主要是在编写魏晋南北朝和隋史。《通鉴》是编年体政治史，编者很注意军事史，有关赤壁、淝水等战役，缀录旧史，写得非常出色。历代有关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史实，书中也疏理得比较详尽。虽然所述魏晋南北朝史事大多出于正史，但考校之功很深，并在正史之外，引述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各种史料。如晋史部分在正史外，还引用了肖方等《三十国春秋》、杜延业《晋春秋》、崔鸿《十六国春秋》、常璩《华阳国志》、范亨《燕书》、杜佑《通典》以及《十六国春秋钞》、《前凉录钞》、《刘棍集》等，南北朝史部分，除正史和《十六国春秋》外，还引用《高氏小史》、《宋略》、元行冲《后魏国典》、沈约《齐纪》、杨松娇《谈蔽》、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王悦《三国典略》、肖韶《梁太清纪》、裴矩《隋开皇平陈记》。对于这些书，凡是足以考证异同的，一字一句都加以比对。不仅用其．史实，还引录其论断。可是，它并非一一都注明出处，如《通鉴》卷一O 五、卷一O 六记后燕建国和翟辽诸事，乃是《晋书· 裁记》所没有的，很可能是出于已佚的范亨《燕书》。这类情况还有一些，不一一赘述。

　　（十五）《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四六卷清严可均辑。编者在《总叙》中说，自嘉庆十三年（1808 年）秋开始，历时二十七年，“起上古迄隋”，共收有名字的作者三四九七人。检查是书，魏晋南北朝部分达二四一七人，作品．五六五卷。可见全书大部分是和本段史事相关联的。

　　在严氏之前，明人梅鼎柞曾辑上古至隋之文为《文纪》二百余卷，断代为书。另外，辑历代名僧之文为《释文纪》四五卷；其书粗疏，漏误甚多。明末张溥编《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一八卷，在梅氏书外，并吸收冯维呐编《古诗纪》一五六卷的文字，加以排比附益而成。是集仍有不少遗漏和误编。严氏采用《文纪》的断代编辑方法，条例严密，举凡类书、杂记、碑版金石、释藏等等，片言只语，均加收录，搜集完富，远出梅、张等人之上；并为每一作者撰写小传，许多在正史上无传的人，也都广求故记，叙其生平经历，对读者很有帮助，可惜材料来源没有注明。

　　是书为文集之总集。并收正史文字，但今己有点校本正史在，价值不大。亦兼辑快，如《全三国文》中辑有蒋济《万机论》、刘库《政论》、任极《道论》、桓范《世要论冷、杜恕《体论》；《全晋文》中辑有傅玄《傅子》、挚虞《文章流别论》、束哲《饼赋》、陆机《思归赋》、潘岳《九品议》和《上客舍议》等等。甚至如葛洪《抱朴子》现存内外篇以外的佚文，严氏也广为搜罗辑录。这些内容，加以所收金石、“旁及释道鬼神”，对史事颇为有用。1958 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是书时，书前已扼要指出了它存在的一些缺点。1979 年，中华书局出版钱钟名《管锥编》第三、四册，列举二七七条，以将近五十万字的篇幅，对该书内容或有所阐述发扬，或指出编者漏收和编误，或指明编者忘记引文出处，均有助于读者参阅。

第三节其它史料

　　本节所介绍的文献资料，就其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而言，和上节所述并无根本差别。不过，这些资料一般偏重于某个方面，故在此加以叙述。

　　（一）《华阳国志》十二卷常璩撰。四川人，曾仕于十六国中之成汉。其书叙事，始自远古，以至成汉灭亡之时（347 年）。《史通· 杂说》视之为地理书，《隋志》、《宋志》列入霸史，两唐志称为伪史。实际上，它同时记述地理、历史、人物，这种体裁是以往所没有的。它是后世地方志的创始，不过，较多地注重历史罢了。

　　“华阳，梁州地也”[94]。晋代梁、益、宁三州即今四川、云南和陕西南部一带，乃《禹贡》梁州所在。书中《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即叙述这一地区的历史地理情况，《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后主志》所记汉与三国史事，大体不出正史范围。《大同志》叙述蜀汉灭亡后至巴氏李氏兴起以前的史实，《李氏志》综述了成汉的兴亡史，这两卷是全书中最为可贵的部分。另外两卷则分别记前代和当代的人物，诚如北宋人吕大防所说：“自先汉至晋初逾四百岁，士女可书者四百人，亦可谓众矣”[95]。在有关地理各志的每郡下面，都列举各地大姓，《南中志》并记有大姓所领的部曲，还记述了少数族人〔睿、史、氏、蛮）的分布情况及其风俗习惯、历史传说等等，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是书自宋以来，迄无善本，通常使用商务印书馆排印的顾广析校本，但仍存在不少错误。

　　（二）《世说新语》三卷  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刘孝标名峻，以字行。刘知几说：“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语》，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庇，伪迹昭然”[96]。是书共分三十八门，记汉、晋间不少人物的言行和故事，而以三国、两晋时名士们的记载为多。大量清谈玄言如实地反映了当代的学风和社会风尚。刘注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办法，进行补缺和纠谬的工作。高似孙《纬略》说：“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代一朝史及晋诸公别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纪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97]。正因为如此很多已亡佚的晋代古籍赖刘注得以保存至今。刘知几称赞“孝标善于攻谬，博而且精”，论其才可与司马迁、班固、华娇媲美[98]。是书《南史》记为十卷，今所传唐写残卷亦为十卷，宋代便有分为三卷、十卷两种版本。文学古籍社影印宋本除了校勘记外，还有南宋新安人汪彦章所撰叙录，“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氏异同，末记所引书目”[99]。可惜今本叙录已缺其中的肖、满二族及僧十人，书名一卷已全部缺佚了。

　　（三）《昭明文选》六十卷梁肖统编．唐李善注。肖统是梁武帝子，《梁书》卷八、《南史》卷五三有传。《文选》原为三十卷，唐高宗时，李善作注后，分为六十卷[100]。是书所选，上起春秋战国之际，下迄于梁代，共收一百三十余人作品，分为三十八类。选录标准乃是“事归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因而其中有用史料不多。但如干宝《晋纪》早已失传，在此书所选的《晋纪总论》中，可窥见东晋人对西晋兴亡的看法。陆机《辨亡论》，体现了南方士族认为孙吴灭亡在于疏远士族的观点。左思《三都赋》可看到魏、蜀、吴三国都城的兴盛、工商业的繁荣以及蜀锦业之发展。沈约弹王源文，反映了南朝时士庶婚姻之混淆；任防弹刘整文，可窥见梁代还存在以奴脾从事生产的现象。

　　李善所注，引用诸经传训话和诸子之类一百余种，诸史、别传、谱牒等达四百种，引诏、表、笺、启、杂文等八百余篇。所引诸书现大多已散佚，故有很高价值。例如潘岳《关中诗》（卷二十）原文不长，注引经、史之书甚多，史书中，除《史记》、《汉书》、《后汉书》而外，还有《东观汉纪》、谢承《后汉书》、减荣绪、王隐和朱凤等人的《晋书》以及傅畅《晋诸公赞》、干宝《晋纪》、《楚汉春秋》、《周处别传》、《孙资别传》、孙盛《晋阳秋》、何法盛《晋中兴书》等等，从中可以看到不少有用的资料。

　　北朝后期以来，秀才应试要考文章。唐初人说：“文选烂，秀才半”。因而攻读《文选》的人很多，出现了专门研究家，江都曹宪便是著名代表，不少人例如李善便从他学习。李善所注《文选》，只引经史以广异闻而不作句解。唐玄宗时，工部侍郎吕延柞“以李善注惟引事不说意义”，召集五人共为作注[101]，开元六年( 718 年），表进于朝，获得了唐玄宗的赞许，世称为五臣注。宋人苏轼等“谓五臣乃侄儒之荒陋者，反不及善”[102]。然而，五臣注浅显易懂，符合了不作深入研究者的需要，于是得以流传。南宋以来，五臣注与李善注合而为一，世称六臣注。现存《文选》以四部丛刊本的六臣注本较为完整。

　　（四）《水经注》四十卷北魏郦道元撰。郦道元，《魏书》卷八九、《北史》卷二七有传。《水经》文字简短，作者是谁，其说不一。《唐六典》说，《水经注》所列大小河流共一二五二条。是书特点乃以水道为纲，因水记山，因地记事，有关水道变迁、陵谷移易，乃至地名、名胜古迹和故址，也都一一详为记载。沿着水流各地的州郡建置、名人住宅乃至发生于这些地区的重要战争等，都一一加以叙述。对于北魏都城代京和洛阳的记载尤为详细。有人统计，注中引书达三七五种，其中地理著作即有九十六种，所录碑石达三O 二块[103]。所引大多数史籍、地理、碑刻、诗文，现已散佚。书中还收集了不少古老传说以及木人实地考察成果。因此，它是重要地理著作，又是有价值的史书。由于它生动描绘了祖国的锦绣河山，不少注文，还是良好的文学作品。

　　郦道元生长华北，仕于北魏，书中所记以黄河流域为详尽，对黄淮平原诸水，也还脉络清晰。江淮以南，水道交错纵横，由于当时南北政治的隔阂，作者无法亲临考察，加以当时南方经济比较落后，书缺有间，《水经注》所记南方诸水错误不少，长江自武昌以下，便不再谈到，甚至把浙江、姚江合而为一，显然谬误。

　　《水经注》传写对伪，自宋以来，即少善本，而且经注混淆不清。明清时研究《水经注》的人很多，戴震、赵一清最为有名。编修《四库全书》时，戴震负责核对《水经》，自称以《永乐大典》校勘，改正七千二百余字，是为官本（即武英殿本）。《四库提要》卷六九说：“《唐六典》注称桑钦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今本所列仅一百一十六水，考《崇文总目》载《水经注》三十五卷，盖宋代已佚其五卷，今本乃后人离析篇峡以合原数，此二十一水盖即在所佚之中”。赵一清吸收了全祖望研究水经的成果，研究本注，并杂采他书，一一考其所佚二十一水之名，“其考据订补，亦极精核”。所撰《水经注释》四十卷，并附往笺刊误十卷，世以其书为善。清末，杨守敬集以往地理学研究之大成，撰《水经注疏》，弟子熊会贞续加补修，极为详尽，是当今水经注研究最为完备之书。它已由科学出版社刊印，极便参览。

　　（五）《洛阳伽蓝记》五卷东魏杨衒之撰。是书序称洛阳在西晋永嘉时有佛寺四十二所，北魏迁洛以后，“笃信弥繁，法教逾盛”，京城内外，共有一千余寺，后经尔朱荣之乱，迁都于邺。武定五年（547 年），杨氏再来洛阳[104]，看到的情况是“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篙艾，巷罗荆棘… … 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但唐人释道宜却说：“街之见寺塔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105]。从本书所述，可说是具有上述二个目的。书中叙事以寺为主，而兼及所在里巷和方位乃至名胜古迹。它描述了寺院的规模，谈到了施主和许多遗闻轶事。可以说，自孝文帝迁洛以至尔朱荣之乱，有关洛阳的故事和台省坊市的分布，乃至外商来洛阳居住和各国的风土人情、道里远近等情况，都可从中考见。自《隋书· 经籍志》以来，历代都把它列入地理类。其实，本书内容广泛，有不少内容可以补充正史上关于北魏迁洛以后的史实，例如王公们的淫奢和尔朱荣之变乱详情，很可以概见北魏政事的败坏。书中卷五收录宋云《行纪》，所述西域的行程，乃是研讨中西交通史和佛教史的头等重要原始资料[106]。

　　据《史通· 补注篇》介绍，本书原分正文与子注[107]，但后世已经相混，无从辨别。古籍出版社所印张宗祥合校本，乃当前最好刊本。

　　（六）《齐民要术》十卷北魏贾思勰撰。是书作者曾为高阳太守。书成于北魏末或东魏初，乃我国现存最早而又完整的农书，主要记载六世纪末及其以前黄、淮地区的农业生产状况。作者自序称“起自耕农，终于酶酿，资生之业，靡不毕书”。这就是“记民俗岁时治生种薛之事，凡九十二篇”[108]。除农业生产外，诸如烹调、制革、制墨、染纸、保护书籍乃至修理房屋等也都涉及，内容十分广泛。作者又说：“今采裙经传，爱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全书援引古籍近二百种，引文几占全书之半。作者将引文与自己著作凝成有机的统一。其中记“谚日”、“歌曰”即有几十处，本书无疑是在吸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并总结了当代劳动人民从事生产实践的宝贵经验的结果。所引《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广志》等书乃是汉、晋以来很有价值的农学著作，现在都已失传，后人主要从本书中加以辑录。

　　《齐民要术》援引古书，并不死守古训。书中记粟种九十七个、稻种三十七个，可见北朝时的粮食选种已有很大发展。此外，它在轮作、施肥和精耕细作方面，在介绍三、四十种蔬菜栽培上，在总结畜牧业生产和乳酪加工等等方面，都有前所未见的文字记载。它对研究魏晋北朝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生产情况都是很值得参考的。

　　本书在历代传抄中出现了不少错漏，迄无善本可循。商务印书馆印本颇为通行，其中错讹确是很多。

　　（七）《颜氏家训》二卷隋颜之推撰。颜之推，《北齐书》卷四五、《北史》卷八三有传。颜氏历仕肖梁、北齐、北周，死于隋开皇时。余嘉扬考订是书作于开皇九年（589 年）平陈以后，是正确的。《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一七都说撰于北齐时，那是弄错了。

　　本书名曰家训，乃是陈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用以告诫子孙。作者崇尚佛教，书中内容涉及面广，谈齐、梁之事甚多，为避时忌而讳言周、隋政事。它对南北士族风尚的异同，治学为文之方法，乃至语言杂艺，都进行比较，求其得失。谈到梁代子弟之脆弱，邺下读书人教子之方法，以及江南侨姓之未有力田等等，都是密切有关南北朝史事的。

　　是书在《隋志》中未著录，唐、宋时均作七卷，明本始分作三卷，卷数不同，但同样都是二十篇。清人卢文昭补注很好。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 ，校刊较精，乃当前最好刊本。

　　（八）《建康实录》二十卷  唐许嵩撰。作者生平事迹不明，书中几次提到唐至德元年（756 年），可知乃唐肃宗时人。是书记事始于汉献帝兴平元年（194 年），终于陈之灭亡（589 年）。它以“六朝都建康者编年，附传大略用实录体”[109]。

　　书序自称“今质正传，旁采遗文，… … 著东夏之事，勒成二十卷，名曰《建康实录》，具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详简，文有机要，不必备举。若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当时建置，或互兴毁，各明处所，用存古迹，其有异事别闻，辞不相属，则皆注记，以益见知，使周览而不繁，约而无失”[110]。可见它是以历史为主，旁及山川、宫室，具有地志的特色。《四库总目提要》卷五十批评是书前后体例不一，晋以前诸臣行事都在某人身死条下，加以附载。刘宋以后，却用编年体，大臣各自立传。书中对名号称谓又都漫无标准，随意标目。凡此种种，确是本书的缺点。

　　是书大体皆依正史，但包括孙吴在内，所记史事仍与正史有不少出入。可惜，中华书局点校六朝史书时未能充分予以利用。就孙吴部分而言，《实录》有不少记事的年月与《三国志· 吴志》不合，也有若干史事并不见于《吴志》，晋史部分，除今本《普书》外，从其小注所记，还有曹宪《扬州记》，《图经》、《地志》、《中兴书》、《三十国春秋》以及《普书高士郭文举传》。按今本《晋书》只有《隐士传》而无《高士传》，而且所引《郭文举传》内容也与唐修《晋书》有异，可知作者引了不少旧晋史。宋、齐、梁、陈部分除现存正史以外，也还引有别史r ，宋代部分，大量引用裴子野《宋略》。《实录》记陈霸先“初仕乡为里正，后逃于义兴，吴兴太守肖映过从之建业，映遂用为夹告吏，寻转为油库长，既而映镇广州，奏高祖为中直兵参军”[111]。此事不见于《陈书》，《南史》亦记之极略。又如记马枢死年八十九，《南史》不记年龄，《陈书》作卒年六十。这都说明《建康实录》确有可供参考的价值。《建康实录》有意存录古迹，对山川、宫室、城池、寺庙多引地记杂说，引书大多已佚。因此，它对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很重要，对研讨江南的六朝史，也有一定参考作用。通常使用的是光绪时金陵甘氏校刊本。

　　（九）《乐府诗集》一百卷  宋郭茂倩编。编者是南宋初人，正史无传。“乐府之名，起于汉、魏，… … 至汉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112]。本书总括历代乐府，上自远古，下至五代。“凡古今号称乐府者皆在焉，其为门十有二”。所引郊庙、饶吹、杂歌谣等乃出自正史的《乐志》和《五行志》，并无新意，而且郊庙燕射歌辞，可说都是糟粕。是书最可贵的是吴声、西曲和鼓角横吹，那是南北朝时期的民歌选。吴声产生于建业为中心的吴地，“西曲歌出于荆、郧、樊、邓之间”（卷四七）。除唐人拟作者外，六朝人所作约有四七O 首，大多为情歌，有的描绘商旅男女关系，很可以反映当时南方商业经济的发展情势。那些出白少数族人的虏歌鼓角横吹曲，体现了边疆各族人们的生活习俗与性格，是非常宝贵的。编者为了给作品解题，引用不少今已亡佚的书籍如《古今乐录》等，援据详审。《四库提要》卷一八七称赞它“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它可帮助读者了解乐府各题的由来及其历史背景。本书总汇了南北民歌，对了解南北社会的风俗也很有裨益。中华书局1979 年出版的四册平装本，点校很好，乃现行最佳刊本。

　　（十）《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五十四卷  清丁福保编。编者仿效严可均编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方式，编辑汉、隋间的诗歌，以与清朝官府所编《全唐诗》相衔接。在他之前，明嘉靖时人冯惟钠曾编《古诗纪》一五六卷，辑上古至隋之诗，真伪错杂，外漏甚多。清人冯舒撰《诗纪匡谬》列举一百一十二条以纠其误。丁氏即以上述二人成果，改编以成是书。全书共分十一集，除汉诗五卷、隋诗四卷而外，其余均为魏晋南北朝时的诗作。明人治学，大多粗疏，清自乾嘉以来，考核较精，但丁氏在清末编辑此书，一如冯氏《古诗纪》不注诗之出处，远不如严氏所辑文章的谨严。此集所收，仍存在不少谬误，但所辑汉隋间诗较全。五言诗、七言诗之渊源，齐、梁体之纤巧艳丽，律句的兴起，有此一编，均可得以考见。某些人的若千诗作，于史事也有裨益。中华书局1959 年印本已有句读，比民初旧刊本为佳。

　　（十一）《高僧传》十四卷[113]  梁释慧皎撰。慧皎，会稽上虞人，《续高僧传》卷六有传。书序称自汉至梁，佛家著述近二十种，“众家记录，叙载各异”。他乃“搜检杂录数十余家及晋、宋、齐、梁春秋书史，秦赵燕凉，荒朝伪历，地理杂篇，孤文片记，并博咨古老，广访先达，取其同异，始于汉明帝永平十年（67 年），终于梁夭监十八年（519 年），凡四百五十三载，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见者二百余人，开其德业，大为十例”，即将僧人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等十类。“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记，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故省名音代以高字”。这说明作者选录僧人立传的标准是些高隐之士。

　　汉至三国时，南北各地逐渐传布佛法，本书卷一魏洛阳昙迎罗传和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传及支谦传所记，便可为证。佛法传入初期，斋祀之风盛行。自晋以后，佛徒便逐渐转向翻译和抄写、读诵佛经为重心了。因此，《高僧传》以“译经”者置于书首是很自然的。晋代开始，出家者众，有人“率其一宗百余口，诣（竺法）护请受其戒具”。永嘉乱起，“百姓流移，（法）护与门徒避地东下”， “度江以来，则王导、周叛、庚亮、王檬、谢尚、都超、王坦、王恭、王谧、郭文、谢敷、戴速、许询、… … 王元琳昆季、范汪、孙绰、张玄、殷凯，或宰辅之冠盖，或人伦之羽仪，并票志阪依，膺心崇信”。在华北，后赵石虎下令，“佛是戎神，正所应奉、… … 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 “民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后秦姚兴在关中，“建会设斋，烟盖重叠，慕道舍俗者十家其半”。但是：僧界亦如世俗，绝不众生平等，一般僧人，“驱役田舍，执勤就劳”，或“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xlJ 稻”， “常使牧羊”。上层僧侣则与王公贵族乃至皇帝往来，有的“月给钱三万，冬夏四赐，并车舆吏力”域“给二县租税”， “傣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114]。所以释道安声称．“不依国主，'… 传名不一一列举．则法事难立”。释道恒指出：“今观沙门… … 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 … 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蓄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115]。人们是“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宋文帝公开说：“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肤坐致太平，夫复何事上”[116]这些事例说明，即使不研究佛教史的读者认真读读《高僧传》一类典籍，亦很有助千研讨社会历史。

　　（十二）《历代三宝记》十五卷隋费长房撰。“成都费长房，本预细衣，周朝从废因俗，… … 开皇之译，即预搜扬，救召入京，从例修缉，以列代经录散落难收，佛法肇兴，年载芜没，乃撰《三宝录》一十五卷，始于周庄之初，上编甲子，下舒年号，并诸代所翻经部卷目，轴别陈叙，函多条例，一录成陈奏，下救行之，所在流传，最为该富”[117]。是书撰于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 年），故又称《开皇三宝录》，分卷记录自东汉以至于隋的译经，另有两卷专记隋代的藏经数目。他经历十余年“询访旧老”，以慧皎等人之书为本，“其外傍采隐居历年国志典坟，僧储《集记》，诸史传等仅数十家”，总共一九七人，译经律戒论传六二三五卷[118]。本书主要是佛经目录，但也记有一些别的内容，如卷六，记魏甘露五年（260 年），朱士行自雍州出发，“遂游西域，讫于闻国得前梵本九十章，减六十万言”，派弟子送归洛阳等事，此乃我国历史上西行求佛法的第一人。卷七记法显西行求法事，可与《高僧传》卷三《释法显传》，以及法显自记游夭竺的《法显传》〔或称《佛国记》）对照。卷九录期城郡太守杨街之撰《洛阳伽蓝记序》与现在流传《伽蓝记》书序的文字颇有异同。卷十一记周武帝灭佛事，同卷还录存梁僧砧撰《出三藏集记序》，又记梁武帝崇佛情况等事，均有裨于史事。

　　由于篇幅限制，尚有若干部重要佛教史籍不能一一多作介绍。简言之，唐释道宣撰《续高僧传》又称《唐高僧传》或《高僧传第二集》，记事上始于梁，下止于唐高宗时，其中记有不少南北朝史事。梁僧袖撰《弘明集》十四卷，叙东汉至梁代阐明佛法之文。唐释道宜撰《广弘明集》三十卷，“以中原自周、魏以来，重老轻佛，因采辑自古文章，下逮齐隋发明其道者，以广僧赫之书”[119]。所记南北朝至唐初宣扬佛法之文兼及儒、道之事，其中有关南北朝史事的比重很大。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一百卷，记载了大量佛经故实，《四库提要》卷一四五说，它“推明罪福之由，用生敬佛之念”，那些故事多与世事相关，有裨治史参考。唐释智升撰《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分总录（列举译人姓名、译经名称、卷数、书之存佚情况和译者略传等）和别录（计分七类，以分别藏经）二部分，“最为精要”[120]，其中六朝部分所占比重很大，于史事颇有参校考订之益。上述诸书，陈垣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均有扼要介绍，可以参阅。

　　魏晋南北朝的不少正史缺乏表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纷纷为之补撰。今将所知简介如下。

　　（一）补三国表志  史书中编写表志，可弥补纪传的不足，使纷繁复杂的许多史事简要地勾勒出来，颇便子使用时检查。有了表志，才可使各种重要典章制度和地理沿革得以稽考。《三国志》没有表志，宋、元人所撰《续汉书》表志在介绍《三国志》部分已有所记述，后人补撰者不少，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的有二十二种，可以查看该书。洪饴孙的《三国职官表》既可考见职官，又附有居官的人，颇便于检查。周民泰所撰《三国志世系表》列举诸族，有助于对门阀时期历史的研究。洪亮吉精于沿革地理，所撰《三国疆域志》，搜集资料，上自汉代，下及晋、宋地志，“旁及水经注、通典、元和志、寰宇记”，可惜《三国志》纪传中有关地理资料反而漏收。陶元珍所补食货志收集资料很不完备，在屯田、官府手工业等方面都是如此。

　　（二）补晋书表志  后人所补晋表志已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的便有四十四种，可参看该书。在晋书之补表中，以万斯同所作诸表为最早，秦锡圭所补五表，只在万表基础一略有增补而已。二者都是编年体，随年列镇，使用不甚便当。随后，吴廷燮所撰之《方镇年表》，表以镇为主，随镇系年，翻检使用比较方便。沈维贤的《五胡表》包括十六国以外边疆各族在内，搜集资料较充实。诸家《十六国表》中以万斯同所补为多，除前凉是汉人所建，且未称帝不须补表而外，其余所缺诸表，练恕所补者一，缪荃孙补撰六种。补艺文志者多达五种，内容大多重复，隋志已载晋之书目甚多，易于搜补，易于毕功，故从事者多。钱仪吉所补《晋兵志》，有关世袭兵、营户、屯田兵等竟无一字涉及，说明它所集资料很不完备。四种《地理志》中，毕沉、方恺都是校注晋志，方恺所作较详，并有吴姗寅为之补注。今本《晋书· 地理志》主要是根据晋太康三年地记改写，并作了一些重要变动，如户口依元康户籍。晋惠帝以后特别是东晋时事，志中只是偶尔提到，于是，晋地理志中自身矛盾之处很多。洪亮吉所撰《东晋疆域志》和《十六国疆域志》都很有用。如在《十六国疆域志》中指明了赫连氏废郡县以州统城，这乃是洪氏的一重要发现。

　　（三）补宋、齐、梁、陈表志  《二十五史补编》共收十九种，以补宋的最多。郝懿行所作《补宋书刑法志》和《补宋书食货志》，仅从纪传中录出有关资料，未加修改，保存原样。洪懿孙所作《补梁疆域志》，对梁代淮南地方的时得时失，州县变更频繁，颇能辨其异同，用力甚勤。

　　（四）补魏、齐、周书表志  见于《二十五史补编》者共二十种，所补以北魏为多。温日鉴校录《地形志》，将历代有关地理诸书和清代不少学者的地理考订，以校正地形志的误文和缺漏，用力甚勤，惜未能以魏、齐、周书纪传有关地名进行疏证。万兆泰的《魏氏补证》实为补《官氏志》之阔，采辑甚广。陈毅的《魏书官氏志疏证》对《官氏志》逐条进行疏证，征引广博，考证精详，质量比万氏所撰为强。

　　（五）补南北史表志  见于《二十五史补编》者六种。宋人司马光很重视南北史，但憾其缺志，曾写信给其主要助手刘恕，要他“将沈约、肖子显、魏收之志依隋书篇目，删次补葺，别为一书”[121]。但因刘恕早死而未成。汪士铎所作《南北史补志》，计有天文、地理、五行、礼仪、舆服、乐律、刑拄：、职官、食货、氏族、道释、艺文等志，乃是依据各书之纪、传、志和《通典》而作，取材有限，而又未注明出处，翻检原文不便。诸志中以刑法、食货、职官志较为有用。至于周嘉酞所作《补南北史年表》、《补南北史帝王世系表》及《补南北史世系表》中，以《补南北史世系表》较好，但仅以南北史列传及《唐书· 宰相世系表》而成，碑铭也未参考，颇为缺漏。

　　最后，还可简单谈谈《三国会要》二十三卷。清杨晨撰。是书大致仿效宋人徐天麟撰《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的方式，稍加变易门类以编成，共分十六门。以引自正史之文作正文，裴注等书之文则低格列入。资料收集较多，但分类不科学，查找颇不易。如兵与刑两门都涉及兵役，兵和食货两门都涉及屯田，必须相互检查。

　　此外，近人程树德撰《九朝律考》（商务版），吴则虞撰《晋会要》（复写稿本）、王仲荤撰《北周六典》与《北周地理志》，冯君实撰《晋书孙恩卢循传笺证》，张泽咸、朱大渭编《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王仲荤氏以下四书，均由中华书局出版），都从各个不同角度汇集了一些有关资料，可供参考。

　　文物考古资料对于历史研究大有裨益，可以印证史事，或者填补文献空白。关于建国以来魏晋南北朝考古方面的状况，可参看考古研究所编的《新中国考古收获》和《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魏晋南北朝的石刻碑铭，也是重要的历史资料，赵万里编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可以使用，还须注意各地的新发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也有一部分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在陆续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唐长孺主编），第一册为十六国部分，二、三册为高昌国部分，都收集了丰富的宝贵资料。敦煌也有少量属于这一时期的文书，可参看《敦煌资料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

[1]释道宜《广弘明集》卷三。

[2] 《宋书》卷九三《雷绍宗传》。

[3] 《宋书》卷六O 《王韶之传》。

[4] 《陈书》卷三四《许亨传》。

[5]《史通》卷三《书志》。

[6]参看《南史》卷七二《贾希镜传》，又卷五九《王僧孺传》《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

[7]赵冀《陕徐丛考》卷十七《谱学》。

[8]《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其中《魏略》，今有辑本，见《玉函山房辑佚书补》。

[9]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

[10]常璩《华阳国志》卷一一《后贤志》。

[11]《太平御览》卷二三三秘书监条引。

[12] 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

[13]《四库总目提要》卷四五。

[14]赵翼《甘二史札记》卷七。

[15]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一扩又册府元龟》卷五王六《采撰》。

[16]《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

[17]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称御撰；《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称许敬宗撰；《宋史》卷二O 三《艺文志》称房玄龄撰。

[18] 《旧唐传》卷六六《房玄龄传》。

[19] 《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

[20] 《史通》卷五《采撰》，卷十六《杂说上》，卷十七《杂说中》。《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21]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22] 《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魏书》卷六七《崔鸿传》记载更详。

[23] 《史通》卷七《探睛》

[24]  书名很多，不一一抄录，详见《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隋书· 经籍志》。

[25] 《史通》卷三《表历》。

[26] 《太平御览》和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都多次提到《十六国春秋钞》，《崇文总目》记《十六国春秋略》二卷。

[27] 《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参看王鸣盛《十七史衡榷》卷四三。

[28] 《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

[29] 《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

[30] 《廿二史札记》卷九《宋书书晋宋革易之际》；参看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三。

[31] 《南齐书》卷二三《传论》。

[32] 《史通》卷三《书志》。

[33] 《宋书》卷十一《志序》。

[34] 《日知录》卷二六《作史不立表志》。

[35] 《史通》卷四《断限》。

[36] 《郡斋读书志》卷五《宋书》

[37] 《宋书》卷十一《志序》。

[38] 《宋书》卷十九《乐志》所述俗乐和乐器，《史记》和《汉书》亦不记，卷二一《乐志》记汉魏相和歌辞，均可补前史之缺。

[3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宋书》。

[40] 《南史》卷三三《袭子野传》，按：沈璞乃沈约之父，宋元嘉末在统治阶级内部争权时被杀，沈约作自序中讳言其事。

[41]分别见《史通》卷十二《一今正史》，又卷十七《杂说》。

[42]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齐书旧本》。

[43] 《南齐书》卷五二《植超传》。

[44] 《梁书》卷十四、《南史》卷五九《江掩传》都说”撰齐史十志，并行于世“。

[45] 《郡斋读书志》卷五。

[46] 《廿二史札记》卷十《南史增齐书处》。

[47] 《史通》卷四《题目》。

[48] 《隋书》卷三三，《经籍志》。参看朱希祖：《肖梁旧史考》，《国学季刊》二期，1923 年1 月、2 月。

[49] 《史通》卷四《题目》。

[50] 《旧唐书》卷七三《姚思廉传》。按，谢吴，《隋志》作谢昊，或作谢炅，未知孰是。

[51]《旧唐书》卷七一《魏征传》：“隋史序论皆征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

[52] 《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

[53]上引刘知几说九年时间，修成梁、陈二史，不知是如何计算的，劲有误。

[54]参看《咳余丛考》卷七。

[55] 《陈书》卷二O 《华皎传》。

[56] 《陈书》卷三五《陈宝应传》。

[57] 《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

[58] 《廿二史札记》卷十《南北史子孙附传之例》。

[59] 《新唐书》卷一O 二《李延寿传》

[60] 《四库总目提要》卷四六《南史》

[61] 《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

[62] 《北史》卷三一《高允传》。

[63] 《北史》卷四十《李彪传》。

[64] 《北史》卷五六《魏收传》。

[65] 《廿二史札记》卷十三《魏书多曲笔》。

[66] 《隋书》卷五八《魏澹传》。

[67] 《史通》卷十八《杂说下》，彦渊乃魏澹字。

[68]《隋书》卷七六，《潘薇传》，参看《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

[69]赵冀《余丛考》卷七《魏书芜冗处》。

[70]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考史》。另外，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六说，高氏小史，“以司马迁史至陈、隋书，附以唐实录，纂其要分十例为六十卷，后其子迥析而倍之。”《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亦略记其事。

[71] 《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

[72] 《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另外，《史通》卷六公叙事》，又卷十七《杂说中》等篇，都很赞美《齐志》，其书今已失传。

[73] 《史通》卷二《本纪》，又卷十七《杂说中》。

[74]参看赵翼《  余丛考》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十二。

[75] 《册府元龟》卷五五六《采撰》。

[76] 《唐大诏令集》卷八一卷七，《命肖瑀等修六代史诏》。

[77] 《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

[78] 《旧唐书》卷七十《岑文本传》。

[79] 《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

[80]参看《史通》卷十七《杂说》，又卷六《言语》、《浮词》等篇。

[81] 《史通》卷十七《杂说中》。

[82]晃公武欢郡斋读书志》卷五。

[83] 《咳余丛考》卷七。

[84]  《廿二史考异》卷三二。

[85] 《十七史商榷》卷六八《并合各代，每一家聚为一。

[86] 《潜研堂答问》第九，

[87] 《旧唐书》卷七三《李延寿传》。

[88] 《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

[89] 《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

[90]《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

[91] 《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引。

[92] 《宋史》卷四四四《刘恕传》。

[93] 《文献通考》卷一九三《经籍考》引。

[94] 《郡斋读书志》卷七《华阳国志》。

[95] 《华阳国志》序。

[96]  《史通》卷十七《杂说》。

[97] 《文献通考》卷二一五《经籍考》引。

[98] 《史通》卷五《补注》。

[9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宋史》卷四四五《汪藻传》不记此事。

[100] 《旧唐书》卷一三九《李善传》。

[101]五人是吕延济、刘良、张洗、吕问、李周翰。

[10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参看显．公武《郡杰读书志》卷二

[103]曹尔琴《郦道元和水经注》，《西北大学学报》1078 年第8 期。

[104]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九引《洛阳伽蓝记序》作武定元年（543 ) ，未知孰是。

[105] 《广弘明集》卷六《辨惑》。

[106]参看丁谦《宋云求经记地理考证》；冯承钧《西城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所载法人沙碗《宋云行纪笺注》；张星浪《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

[107]参看陈寅洛《读洛阳伽蓝记书后》，载《金明馆丛稿二编》。

[108]  《郡斋读书志》卷十二《农家》。

[109] 《直斋书录解题》卷五。

[110] 《全唐文》卷三九五许篙《建康实录序》，参着《郡斋读书志》卷六。

[111] 《建康实录》卷一十九。

[112] 《乐府诗集》卷九十《新乐府辞序》

[113] 《高僧传》或称为《梁高僧传》，成称为《高僧传第一集》。

[114]以上引文，参见《高僧传》卷一，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

[115]僧柏《弘明集》卷六《释软论》。

[116] 《高僧传》卷七《释惠严传沙；《弘明集》卷十四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

[117]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二《费长房传》。

[118] 此据《开皇三宝录总目序》，若按卷十五所列历代数字合计，则为一九八人，译经二二六八部，五九七一卷。

[119]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广弘明集》。

[120]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五《释智升传》。

[121]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二《与刘道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