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曲式与作品分析教研室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作曲与作曲理论学会理事。

序

有人说“旋律是不能研究的”。

可是小到微观世界的原子、中子、质子……大到客观世界的宇宙，复杂到变化莫测的宇宙万物，无不总结了自己的科学，反过来又指导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而素称音乐灵魂的旋律，却为什么不能被认识呢？不能一步一步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呢？

中国是一个富于旋律传统的国家，几千年来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与西方多声音乐并行的光辉灿烂的旋律艺术。可以说，不了解旋律就不了解中国音乐的本质。然而，由于我国专业音乐教育中的作曲技术理论体系是20世纪初以西方艺术音乐（Art Music）作曲技术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西方作曲技术理论四大件（和声、复调、配器、曲式与作品分析）并不包含旋律学，由此导致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多年来始终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我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方法和思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恩师姚锦新先生。姚先生于1932-1947年先后留学德国、美国，虽然她曾经师从亨德米特（Paul Hindemith）、汉斯·艾斯勒（Hannes Eisler）、查尔斯·库兴（Charles Cushing）等20世纪著名作曲家学习作曲，但对她影响最大的却是之后跟随的美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罗杰尔·赛欣斯 （Roger Sessions）教授，以及库尔特·萨克斯（Curt Sachs）、斯密茨·冯·瓦西贝哈（Joseph Smits van Waesberghe）、本采·萨波齐（Bence Szabolsi）等西方民族音乐学家的《节奏与速度》《旋律教科书》《旋律史》等名著。姚先生曾经多次为我口译和讲解过这些著作，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

姚先生的作品分析教学特别注重探求音乐内容与形式之间的有机联系，即音乐形式是如何表达内容的。这种做法对从作曲技术理论角度论证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根据，是音乐理论上一个新的突破，也是姚先生作品分析最重要的精华。她除了用这样的方法分析西方音乐，同时也对大量的中国民歌、秦腔、陕北民歌装饰音、十二木卡姆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屈指算来，在姚先生的指导下，1962年我与他人在中央音乐学院首次开设的《民族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程，如今已近60年。这60年，既是我从“曲式学”逐步拓展至“旋律学” 的过程，同时也是我本人对中国传统音乐不断认识、不断深入的研究经历。现在呈现给读者的四卷本《中国传统旋律与曲式》即是在我200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民族旋律学》和赵冬梅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社科计划重点项目《中国传统旋律的构成要素研究》基础上共同完成的学术成果。

《中国传统旋律的构成要素》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美学的综合表达规律和音乐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从中国传统音乐分析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旋律中的“单个音”剖析入手，由局部到整体逐步深入地对旋律的组织进行尽可能全面的理论归纳，以揭示中国传统旋律构成要素的规律特征。

《中国传统曲式学》之所以在书名上沿用了源于西方的“曲式学”名称（Music Form），皆因这样便于和我国音乐院校开设的《曲式与作品分析》对应，同时便于读者对中国传统曲式的结构称谓与西方曲式术语进行比较，突出中、西曲式结构的异同，并通过比较研究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结构原则、组织与发展手法、思维逻辑和审美观念的认识与研究。

《〈八板〉及其变体研究谱例集》以中国传统音乐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八板》为例， 对近800首(段)《八板》及其变体的分析、归纳、总结中国传统音乐特有的旋律、节奏、 调式、多声等发展手法。通过研究，我们既可以对大量存在于中国传统器乐和声乐作品中的《八板》结构进行寻根溯源，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八板》变体分析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旋律的发展规律与艺术特征，以及中国传统音乐在千百年的传承过程中所发生创造性变化和发展。

20年前，我在《汉语诗律与汉族旋律》一文里曾经说过：“每个民族的音乐之所以具有不同于其它民族的独特风格和形态，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的、社会的、地理的、种族的、语言的、民俗的……其中，语言与音乐的关系尤为密切。这是因为语言和音乐是共生的，相互间的影响与渗透最为直接。因此，比较不同民族的语言和同一民族的不同方言及其与音乐形态间的相互关系，是每个民族音乐学家都十分关注的领域。对中国来说，研究 音乐与语言的关系还有其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第一，属汉藏语系的汉语，具有声调变化，本身就非常富有音乐美，因而不仅在节奏、结构上，而且在音高上，对旋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第二，中国是个诗乐传统非常悠久的国度，自《诗经》确立“诗乐一体”的形式以后，无论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乃至存见的民歌、说唱、戏曲，都延续了这一传统，达三千年之久，虽然有些体裁后来分离出去形成独立的文体或独立的器乐曲。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诗、歌相互交融，共同发展，音乐的原则渗透到诗的每一行，甚至每一个字；诗的节奏、声调、句式和结构，也无处不启发和制约着旋律的发展变化。第三，我国自古至今，声乐不仅是传统音乐的主体，甚至也是20世纪以来创作音乐的主体。因此,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过去，也有利于了解现实和启示未来。”出于这样的认识，《汉族语言与汉族旋律研究》以论文集的形式从汉语声调、汉语诗律、吟诵、韵白及现代音乐创作中重新发现语言的魅力，并从多种角度揭示语言对音乐的影响和二者之间 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为了较为直观地展现韵白的音乐性，《汉族语言与汉族旋律研究》特别与我的学生宋小汉合作研发了图形谱。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此时此刻我想说，基于旋律学和中国传统音乐分析理论建构的四卷本《中国传统旋律与曲式》，虽然是我对恩师姚先生开创的事业的继承，但如果没有我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赵冬梅老师的参与和完善也不可能顺利地出版问世。或许，这就是学术研究的薪火相传。

谨以此书献给姚锦新先生！

李西安

2020年2月1日于东方太阳城

前言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资源，中国传统音乐具有东方音乐独特的韵味和艺术魅力。虽然中西方音乐在艺术的表现规律上具有许多共性，但在美学基础、思维、构成音乐的音体系等诸多方面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研究中国传统音乐形态的艺术规律不仅要根植于中国音乐的文化土壤，同时还需要借鉴西方作曲技术理论的研究方法。

中国传统音乐多为民间形态的单音体制，旋律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构成旋律的基本要素剖析音乐构成的规律与特性是研究、认识中国传统音乐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本书从构成中国传统旋律的诸多要素中选取“构成音乐的最小细胞单个音” “组织旋律音高的音阶调式”“节奏节拍速度”和“旋律的整体表现手段”四个最重要的方面，从作曲技术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和系统梳理。每项内容都是从西方技术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音乐构成要素认知的影响入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美学的综合表达规律和音乐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从理论体系的源头探寻中国传统旋律构成要素的规律特征。

本书在分析谱例的选择上，打破了一般研究乐种和体裁的界限，力图探求不同乐种、 不同体裁在音乐构成上的共同规律。对各构成要素在作品中应用方法的归纳、总结、提炼，特别注重该要素与音乐的组织、风格、表现之间的关系，使其与音乐作品分析紧密关联。这样既有助于认识中国传统音乐的本质，同时也可供作曲家直接应用于音乐创作。

在研究过程中，由于中国传统音乐具有“死谱活奏”的特点，有时乐谱记录的也只是主要的骨干音，许多乐谱对不上音响或无音响。即使是现有的乐谱，有些记谱也不一定准确，若无音响参照，很难准确把握音乐的原始面貌。中国传统音乐相同曲目的版本诸多， 即使正式出版的乐谱和音响有时也存在很大差异。如琵琶曲《十面埋伏》相关乐谱的版本比较就足以作为独立的研究课题，幸好有林寅之《琵琶古曲〈十面埋伏〉版本集锦与研究》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特辑）做参考。但大部分的乐曲无此现有成果作参照，在研究方法中，分析谱例原则上以正式出版、比较权威的乐谱为准。

本书的研究旨在证明中国传统音乐是可以认识、研究和有规律可循的，而且它的规律是有别于欧洲专业音乐和其他民族的音乐的。因此，无论是从事创作、表演或是理论研究的人，都应通过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和研究，真正地认识传统、把握传统，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和创造新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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