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特征；从历史演进看，西方强国为维护本国利益会阶段性地从自由主义偏向保护主义，但长期来看自由主义仍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基调。当前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偏离具有矛盾性，表现为在全球发起贸易争端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新的经贸合作，其实质是在政治周期、新兴国家崛起、发展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寻求利益再平衡。在此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而且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未来世界经济将呈现多元化、多层化和复合化的格局，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不仅要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还应对国际经济秩序作出顶层设计，贡献中国方案：在多边经贸体系框架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实践基础，积极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运行，并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改革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合作共赢升级。

一、引言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不久后便发起对华贸易争端：2018年3月23日，特朗普授权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无端指责中国通过“强制技术转让”“窃取知识产权”等损害美国企业利益，并提出对价值约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施加25%惩罚性关税。对此，中方也宣布相应反制措施，两国贸易摩擦由此展开并一度升级。经两国经贸高级别磋商十数轮后，2020年1月15日中美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两国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

多数文献认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动因是两国贸易失衡。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为8 913亿美元，其中源于中国的逆差占比将近一半。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者认为中国采取“不公平”措施造成巨额对美顺差，并夺走大量美国就业岗位（蓝庆新 等，2018；屠新泉，2019）。然而事实上，中美两国的贸易现状是由各自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所决定的，是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国际分工的结果，而且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正在快速增长。此外，美国基于原产地的统计口径、对华科技产品出口管制等都加剧了中美贸易逆差，且美国处于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上游，占据了大部分贸易利润（许宪春 等，2018）。实际上，美国国内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结构、不断增长的财政支出以及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清偿力等因素才是导致其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的主要（魏杰 等，2018；林毅夫，2019）。因此，美国发起对华贸易争端的根本原因是两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是发展模式之争，即“修昔底德陷阱”（雷达，2018；孙瑾等，2019）。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有一些矛盾的现象值得思考：一是美国并非全盘遏制中国。中美经贸谈判虽历经波折但取得一定成果；由奥巴马推动、中国暂未加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已初现眉目，但特朗普政府却推倒重来。二是不仅针对中国，美国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盟友也威胁加征关税以达成新的协定，对于其自身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部分机构也不惜使其停摆。三是美国宏观经济形势好转，金融危机后在奥巴马第二任期时失业率已降至5%左右，可是特朗普政府仍大费周章发起贸易争端。由此可见，美国当前的对外经贸政策本身也表现出一定的冲突性，虽然极具单边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特征，但是姑且不论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仅充当全球领导者的目标就决定了其不可能放弃全球化（李向阳，2017）。由于美国经济的绝对优势，在其扰动下世界经济运行和国际经济秩序也进入到这“单边与多边并行、保护与自由共存”的不确定状态，中美贸易摩擦便是该背景下的产物，而不纯粹是贸易利益的争夺。

因此，需要从更宏观的层面、全球化的视角来解读中美贸易摩擦及其背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困境：现行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何种秩序？特朗普政府为何偏离该秩序而频繁发起贸易争端？此外，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特朗普政府初期赞许中国的防疫工作，但随着美国确诊病例增加而“甩锅”中国，这是否会恶化两国经贸关系？未来国际经济秩序会怎样发展？中国将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本文试图基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历史演变、现实困境以及特朗普政府偏离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原因，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对其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发展与困境

《辞海》对“秩序”的解释为：秩，常也；秩序，常度也，指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含有整齐规则之意。一般而言，国际秩序指国家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为这些国家提供一种可预测、稳定的国际环境，使得他们能够通过基于规则的方式，如国际协议、国际组织和国际惯例等来和平解决争端、实现政治变革等集体目标（高程，2013）。国际经济秩序则是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指在一段时期内，国际社会中经济行为主体按照某种既定原则、规范和决策程序来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由此形成的国际经济模式与格局，其基本目标是维护世界经济体系的存续和稳定运行（曹广伟 等，2013）。各国基于自身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实力，在相互竞争、博弈与合作的过程中逐步达到均衡状态，并随之确立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经济行为规范，使国际经济秩序得以建立和发展。由于发展的非均衡性，国际经济秩序的导向、规则与形式往往由某个（些）实力占优国家的发展理念所决定（陈安，2009）。

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伴随着西方强国的崛起而逐步建立的，大致经历了英国主导和美国主导两个阶段。英国是该秩序的主要创建者。西班牙、荷兰等英国之前的霸权国家，在扩张中奉行重商主义，为了扩大本国市场而通过战争和掠夺强制推行自由贸易（James，2001）。18世纪后，英国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优势建起“日不落帝国”，在全球推动自由贸易、海上自由航行和金本位等国际经济制度，构成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雏形。19世纪中叶，英国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如1860年英法两国签订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世界经济逐步进入文明阶段（张志敏，2005）。美国则推动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与成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经济金融、重工业和军事等方面取得绝对优势，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并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在内容上，将货物贸易自由化扩展到金融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生产链和监管的全球化；在形式上，将双边经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广到多边合作和经济全球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构建了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关贸总协定（GATT，后来的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的世界银行）共同维护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制度的稳定运行（雷达 等，2017）。

由于“特里芬难题”和美元危机频发等原因，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1年瓦解，随后过渡到浮动汇率制的“牙买加体系”。但是这一变动并未实质性改变国际经济秩序，可持续的汇率制度反而巩固了以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制度，三大机构得以延续、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在“华盛顿共识”指引下一些拉美国家等新兴经济体也采纳了减少干预和自由化的政策建议，美国主导的这一秩序得到广泛支持与加入（Harvey，2007；Hudson，2016）。与此同时，一些制度外的协调机制，如七国集团（G7）、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国际机构相继成立，对国际经济治理的功能缺失形成了有效补充。

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历史与发展来看，该秩序主要呈现出自由主义的特征（徐崇利，2012；潘晓明，2018）。《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自由主义”的广义解释为：保护个体不受无理的外界限制。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自由主义特征可以从两方面来解读：一是该秩序以自由为起点，是一种市场导向的经济秩序，即涵盖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部分内容。自由主义经济学发轫于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20世纪后期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思想发展为新自由主义，其核心观点是经济活动由人的本性决定，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并通过自愿交换可以满足各方利益，即政府干预作用有限并强调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布雷顿森林体系”三大机构的组建集中体现了该思想，GATT旨在推动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以促进贸易自由化，IMF和世界银行则保障了外汇和资本自由流通。20世纪末以新自由主义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广为传播，市场导向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强化，如1995年替代GATT的WTO不仅扩展了贸易自由化的范围和强度。二是该秩序以保护个体利益为宗旨，是一种基于规则和多边主义的经济秩序，即承袭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相应理念。Ikenberry（2009）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首先强调个体主义、平等规则，即无论国家大小都拥有相等的权利，各国需要在国际框架下按规则行事。规则虽然可能由实力占优的国家主导，但是为了维护个体平等和实现整体福利最大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倾向通过多边的方式（如国际组织和协定）来集体应对国际事务，从而达到均衡、制衡的状态。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沿袭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特征，三大机构和协调机制的创建均是基于共同规则和多边协商的初衷。这种秩序的建立不仅使发达国家之间的资源配置得以优化，还使发展中国家也能受益于多边规则（如“最惠国待遇”等），避免了战争与低效。

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也经历波折，如：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8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深化自由化改革，并通过加强保护来应对竞争；20世纪以来，“911事件”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等的保护主义再次抬头，并出现等新的贸易保护手段。然而尽管保护主义时有发生，以自由流动、基于规则和多边协作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原则并未动摇，如奥巴马政府推动的TPP、巴黎气候协定等，在引导与维护当今世界经济的有效运行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自特朗普于2017年1月上任后，该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表1所示，这位商人总统对多边主义、国际组织不太认同，以美国利益为由频频挑起争端、退出国际组织。欧洲也发生着类似的事件，特别是英国的“脱欧”。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以来，各国民粹主义群体性崛起，他们均以本国利益为先，主张收回在货币、移民、边境控制上的主权（史志钦 等，2017）。英美等西方国家似乎正在脱离他们创立和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

表1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退出的重要国际组织和协定

时间

退出的组织或协议

美国退出的理由

2017年

1月23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TPP会摧毁美国制造业，美国将更注重双边贸易机会，并重启北美、美韩、美日等贸易协定谈判。

2017年

6月2日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全球气候变暖是消弱美国工业的骗局，必须推翻该协定以支持美国的石油和煤炭工业。

2017年

10月12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美国长期拖欠会费，并认为教科文组织需要根本性改革，并对该组织“针对以色列的持续偏见”表示关切。

2017年

12月2日

《移民问题全球契约》制定进程

美国认为边境控制和移民属于主权问题，特朗普政府动用军费在美墨边境筑墙以杜绝非法移民。

2018年

5月8日

伊核协议

特朗普政府不顾欧盟极力劝说仍然退出，认为该协议使得伊朗单方面获益并有损美国及中东盟友的利益。

2018年

6月20日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美国认为，该理事会对伊朗等国人权状况恶劣没有适当反应，却对以色列充满偏见，有损美国和盟友利益。

2018年

10月3日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作为巴勒斯坦将美国告上国际法院的回应，特朗普政府拟退出将美国置于国际法院管辖下的国际条约。

2020年

7月7日

世界卫生组织

特朗普政府认为，世卫组织对新冠肺炎疫情反应迟缓，在病毒大流行期间“以中国为中心”损害了美国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共同遏制社会主义阵营不同，美国对传统盟友也发起了贸易争端，而欧洲在伊朗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也与美国意见相左。与此同时，美国与这些国家都在开展贸易谈判，欧盟和日本、中国之间也在积极推进经贸合作。这些现象和举措表明，美国政府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需要顾及代表阶层、集团和政党利益而高举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又要保障资本、生产要素和人员的自由流动与高效运转。于是美国开始自我调整，在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多边和单边之间摇摆不定，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因而也处于似废而不能废的困境中。中美贸易摩擦便是这样背景下的产物，出现了“边打边和”、既争端又谈判的状况。然而这些现象是否会持续？未来国际经济秩序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需要从美国偏离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深层原因中寻找答案。

美国当前大幅偏离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因，可以从其内部原因、外部原因和自由主义本身的缺陷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提出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等。然而，尽管受累于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是否正经历长期衰退而需要再次崛起？事实上，如图1所示，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不仅人均GDP稳步升高，失业率也降至历史低位。美国的宏观经济表现较为出色，“特朗普现象”的产生与其国内选举制度有关。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政治主张有强烈的党派立场和利益集团色彩，选举实则是竞选人背后力量的更迭。因此，每隔四年的总统大选和每隔两年的议员中期选举会造成美国政治、外交和经贸政策出现周期性变化，表现为两任政府间政策的不连续以及本届政府任期内政策的反复性。特朗普突然的单边保护主义正是处于美国两党执政的交替期。为实现竞选承诺和党派利益，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奥巴马政府主导的TPP、巴黎协议和伊核协议，并为蓝领工人的利益发起对华贸易争端等。但受制于中国对美农产品贸易的反制、中美价值链高度融合等因素，美国也需要和中国达成更全面的经贸协议。而后中美磋商过程中又逢美国中期选举，导致特朗普政府在关税问题上出尔反尔。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统计局

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贸易争端来改善制造业工人福利和增加岗位，可谓是南辕北辙。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远高于中国。据美国劳工局公布的数据，2018年美国制造业人均收入约为65 626美元，而中国仅为约10 000美元，美国显然缺乏比较优势。因此，美国鼓励制造业回流更多是政治作秀，优化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再教育才是明智之举。然而，特朗普个人确实是中美经贸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之一，他的商人作风和选举目标使其作为事实上削弱了美国的政治信誉和长远利益。虽然特朗普个人因素一定程度上夸大了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偏离，但从政治周期的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即使不会恶化，也将会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

Ikenberry（2011）认为，中国等新兴国家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历史、政治和经济水平，他们对国际秩序的理解与西方也存在差异。美国过去认为，将中俄等对手纳入全球贸易和国际组织中，可以使他们成为合作伙伴并有利于传播西方自由民主（Deudney et al，1999）。然而，新兴国家在崛起过程中会探寻符合自身的发展道路，造成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按汇率法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接近40%。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10年后将接近世界总量一半。国家实力的相对下降引起了美国的担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中国威胁论”于2012年开始在美国盛行，此后对中国持反面态度的比例高于正面。2017年12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中俄意图通过削弱经济自由和公平等方式来提高影响力，对美国利益和实力形成挑战。因此，特朗普政府发起对华贸易争端、退出国际组织，不仅是争夺经济利益，更在于牵制中国来维护美国国际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据此，长期看来国际经济秩序的自由主义原则很难改变，但中美之争也将是旷日持久的。

此外，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还面临着新环境的挑战（如技术进步、生态环境问题等）。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发布报告称，2019年国际专利申请量达26.58万件，年增长率为5.2%，其中近6万件来自中国；同时全球科研论文数量也较20世纪80年代增长了3.5倍。然而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对此似乎没有充分准备，尤其是在很多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上都处于空白。如：WTO在消除数字贸易壁垒上裹足不前，也未将数字贸易纳入监管框架；2019年12月WTO上诉机构停摆，虽然是由于美国阻挠其法官遴选，但也显示出各成员国在利益诉求上的分歧，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议题，暗示着WTO改革本身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中的个体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对个体主义的绝对推崇会导致对个体利益的无限保护，在缺失法律的情况下就会引起争端和战争。为克服这种缺陷，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逻辑在于“均衡”，即通过多边的国际组织等公共框架来平衡各方利益诉求。但这一制度的前提在于各国实力相当才能达到相互制衡的稳态，若这种平衡被打破，个体主义的缺陷就会随之放大：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将难以受到约束，甚至倒退回丛林法则。

美国所拥有的实力正在破坏这种平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中心并成为唯一超级强国。当前美国不仅在GDP总量位列世界第一，而且军费开支约占全球三分之一，还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器库。这种霸权地位使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无法被有效制衡，从而特朗普政府以美国利益为宗旨而不顾秩序内原有的利益均衡，可以任性“退群”、频繁发起贸易争端并极限施压、长臂管辖他国企业等。只要不能充分满足美国的利益，一切现有的机制和秩序都可以推翻，任何理想主义的道德高地都可以放弃（雷达 等，2017），个体主义的逐利性在缺乏约束下丑态尽现。

在国家利益面前，自由主义往往向霸权妥协而打破秩序平衡，自由主义多边经贸体系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和服务于西方国家扩大市场（Brenner et al，2010）。或者说，西方国家在不同阶段对自由、多边的诉求是不同的，会根据自身在全球化中的作用与地位适时地作出调整，正如国际贸易从重商主义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这样来看，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不能简单归为单边主义，更不是逆全球化，而是美国在顺应全球化背景下的自我保护和利益再平衡的过程。总的来说，霸权地位以及个体主义向利己主义、实用主义的偏转，是西方强国在单边与多边、自由与保护之间周期性摆动的根本原因。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均衡状态是理想化的、偶然的，不均衡才是必然的，在均衡和失衡之间的调整是常态，这也是造成中美贸易摩擦长期性、复杂性的根本原因。

经济自由主义的弊端也是美国偏离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原因。经济自由主义片面强调市场的有效性，而当出现市场失灵时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即凯恩斯主义）来应对失灵以促进经济增长。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中，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二者交替行进构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脉络：通常在战争爆发，或经济低迷、发生经济金融危机，或强国逐渐衰弱时，贸易保护和国家干预就会抬头；而当全球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则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张志敏，2002）。如图2、图3所示，美国收紧外贸政策与经济下滑区间（阴影部分）基本对应。受益于信息科技革命，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持续高涨，贸易出口大幅增加。但是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外贸政策转向以“公平”为条件的自由贸易。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特朗普上任时美国正处于经济下滑期，于是其开始在国内推行降低税率、自由化政策，对外则发起贸易争端，试图通过保护主义来振兴国内经济，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又加剧了这一进程。可见，经济自由主义中市场化的假设过于理想，特别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极为复杂，经贸政策无法达到完全自由或完全保护的“非黑即白”，需要在整体自由的前提下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状况作出阶段性调整。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波动的重要原因。

资料来源：CEIC数据库

尽管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阶段性地偏离，美国仍然是该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著名智库彼得森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1950—2016年美国源于全球化的收益约为2.1万亿美元，给每个家庭和人均GDP带来的收益分别为18 131美元和7 014美元。事实上特朗普也并未抛弃以自由流动和多边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2020年2月USTR公布了美国2020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19年年报，报告称美国将不断推动WTO改革，致力于更大范围降低税率，并在多边协定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诸边谈判，促进自由市场经济体发展。自由主义有着内在合理性和韧性，开放自由、基于规则的原则依然受到推崇，多边秩序是迄今最为合理的一种形态（秦亚青，2017）。因此，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自由主义将继续构成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经贸活动的主要基调，并且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还会成立更多多边和区域性组织、协定来填补WTO等现行框架中的规则缺失。

但是，由于新兴国家崛起、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影响，美国塑造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会逐渐减弱。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将是多极化、多层化和复合化的。阿米塔·阿查亚和傅强（2017）将其形容为一个“多厅影院”，即在一个影院中同时播放不同风格的电影，观众根据喜欢而选择观看影片。Nye（2010）认为，国际体系将会是一个“三维棋盘”，棋盘的上、中、下三层分别是单极的军事权力、多极化的经济层面、跨国的非国家行政体。还有学者认为，真实世界不是各厅独立运行的“电影院”，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相互关联的网络，以多边主义、国际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性形态将会持续，并会趋于一种协进型的多边制度（秦亚青，2017）。可以看出，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学者们对未来国际经济秩序构想的基本特征是一致的：不同国家、民族、利益集团，甚至跨国公司、社会组织都能主导某种秩序，进而形成多层次治理结构，后来者可以根据需求加入相应秩序中。当然，诸多秩序间并不是独立或冲突的，而是组建成相互关联的网络，于是国家间秩序升级扩展为一种秩序间秩序，这种复合秩序也将传承基于多边和共同规则的原则。届时，单一霸权不复存在，自由主义秩序得以真正建立，不同个体之间相互影响、促进，最终达到协同共进型的理想均衡状态。

2020年全球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世界经济发展更蒙上了一层阴影。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止2020年7月10日全球新冠病例确诊近1250万例，其中美国确诊近320万例，死亡人数超13万例，均居于世界首位。且伴随着各国各种防疫措施的持续实施，经济发展停滞乃至下滑，全球可能将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为严峻的经济衰退，美国股市也出现了金融危机后的最大跌幅并屡次触发熔断机制。

如此严峻的疫情事态和经济形势，使得中美经贸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前景变得更不明朗。一方面，由于美国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急剧上升，特朗普政府为推卸责任而污名化中国的抗疫努力，并可能会以借此在下一阶段的中美经贸谈判及其他领域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转移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同样是由于美国爆炸式增长的确诊与死亡病例数，特朗普推卸责任的力度越强，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就越高。从特朗普政府的抗疫表现来看，不论是“甩锅”中国，还是忽视美国疾控中心的科学建议，都反映出特朗普以竞选连任为首要目标，个人与党派政治利益高于公众卫生安全。因此，若美国疫情继续蔓延，特朗普政府可能不得不重拾中美和多边国际合作并减少经贸争端。正如“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为取得大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支持，一改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的强硬政策转而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抑或民主党重新执政美国，也能预期其会加强国际多边协作，如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表示，若他当选美国将重返世卫组织。

与此同时，中国的抗疫举措和提倡国际合作得到了广泛支持。2020年3月26日G20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会后联合声明指出：“我们坚定承诺建立统一战线应对这一共同威胁。”“二十国集团致力于同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一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战胜疫情。”我们重申实现自由、公平、非歧视、透明、可预期和稳定的贸易投资环境以及保持市场开放的目标。”。2020年5月18日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大会决议肯定了世卫组织在抗疫中的关键作用，强调多边合作以应对全球疫情大流行的重要性。实际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都渴望寻求一种稳定的发展环境，尤其是欧洲国家，其经济结构有一定脆弱性、对国际贸易依赖较大，内部的民粹主义更多是在自由主义多边框架下寻求利益平衡。因此，国际呼声将推动特朗普政府重回中美合作，为了竞选利益而执意地抹黑中国、渲染“中美脱钩”只会消耗美国国家信誉和软实力。此外，美国和中国、日本、北美等地区新的贸易协定于2020年初陆续生效。2020年5月8日中美贸易谈判双方代表表示应加强宏观经济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合作，为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创造有利条件。这些情况均为国际经济秩序带来稳定的因素。

当然，纵观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尽管存在诸多改善的条件和机会，但前景仍不容乐观。随着美国大选临近，特朗普既需要摆脱抗疫不力的责任进而对中国极限施压甚至“脱钩”，却又无法忽视中国巨大市场和中美价值链高度融合的事实。因此，可以预期，中美经贸活动大致会在现有协定下相对稳定地持续开展，但是在技术进步及战略性产业等领域会受到美国更大且持续性的压力。

五、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方案

面对美国对华贸易争端和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需要在不同层面予以应对并为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对国际经济秩序进行顶层设计并推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具体来讲，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方案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以维护多边经贸体系为前提条件。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是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受益者和贡献者。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后，通过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公平、开放且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符合中国的发展需求（安礼伟 等，2019）。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威胁甚至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观点具有误导性（Nye，2017），实际上从经济偿付力、强制力和软实力等方面来看，中国远未具有能够取代美国来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秩序领导者的实力（Nye，2010）。因此，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方案应以维护多边经贸体系为前提，持续深化全面开放，积极对接并兼容现行规则，这样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诉求，也能减少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力。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理念。美国能在20世纪能迅速崛起，除经济实力因素外，还在于其国奉行的自由主义与英国一脉相承，并更具进步性，从而获得了更多国家的支持。一个民族需要给世界发展贡献进步、正义的价值观，才能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特朗普政府“美国利益优先”的价值导向和“长臂管辖”行径在国际社会上饱受诟病。2015年9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依据“和而不同”的东方智慧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达了中国“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世界观和义利观，既传承了自由主义基于规则和多边主义的合理内核，也摒弃了霸权主义的逐利性，是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秩序从个体主义向集体主义的合理正义升级。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实践基础。“一带一路”倡议集中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指出“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家的友好合作。……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可以补充和完善全球公共品供给体系。全球公共品是指外部性较强的跨国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等，各国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品供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由于实力相对衰退，美国的全球公共品供给意愿明显下降，比如特朗普政府屡次建议国会大幅下调对外援助预算，并拖欠联合国会费，提高海外驻军费用分摊等。中国在持续高速发展中积累了较强的公共品供给能力和经验，特别是在高铁、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制造逐渐成为物美价优的标志。“一带一路”倡议结合了中国优势和沿线国家（地区）的经济现实，是中国和沿线国家（地区）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有效方案。

以国际贸易和金融改革为响应反馈。积极参与、推进国际经贸金融体系改革，是国际经济秩序中国方案的落实点。一方面，要推动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和体系的改革，改革的方向应更加注重集体利益，倡导合作共赢，避免霸权主义。2019年12月WTO上诉机构停摆，各成员国利益诉求难以调和。为避免国际贸易体制停滞和贸易争端加剧的风险，应积极和有关国家协商谈判，助力WTO改革；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议商谈及自由贸易区建设，在实践中展示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贸发展理念，进而巩固以WTO为核心、区域性协定为补充的多边经贸体系。另一方面，要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根据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的报告，人民币国际支付排名全球第五，与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匹配。为缓解国际货币失衡和美元霸权的影响，应借机“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签署货币结算与互换协议，增加人民币接受度，同时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提高人民币国际竞争力和国际支付份额，与美元、欧元等共同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

如图4所示，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方案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体系：在维持多边经贸体系前提下，通过中国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实践设计（“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形成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向反馈，促进国际经秩序逐步向“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升级。

当然，国际经济秩序中国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漫长而坎坷的，将面对诸多挑战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必须通过相关国家的密切协商、相互谅解才能持续推进，既不能回到霸权主义，也不是某个国家的单方让渡，而是在合作共进中的集体跃升。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反复且不可避免地存在，美国可能还会把争端延伸到更大范围，从而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无需过度纠结于美国的态度与行为，应把工作重心继续落实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做好应对：一是反制与合作双管齐下。面对美国发起的贸易争端，要科学研判与美贸易的发展趋势，按照对等原则精准反击，捍卫国家尊严和利益；同时也要保持与美国的经贸磋商，避免两国价值链脱钩，特别是在疫情特殊时期要以医疗合作带动其他各领域的协作。二是以争端促改革。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健全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减少行政干预，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同时，加大基础科研投入，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国内整体经济的效率与质量，实现创新驱动和高质量发展。三是以争端促开放。在平等竞争、互惠互利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和深度，降低市场准入条件，吸引外商投资与鼓励对外投资并重，积极对接国际规则，充分保障中外企业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当前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偏离，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频繁发起对华贸易争端，不仅仅是简单的利益争夺或遏制中国崛起，更是在政治周期、新兴国家崛起、发展环境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美国为了本国利益而在单边保护主义和自由经济主义之间左右逢源——既发起贸易争端，又积极寻求新的合作。然而由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其任性行为难以受到制衡，从而会周期性地打破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利益均衡。这预示着中美贸易摩擦将是一个长期反复的过程，而且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但长远来看，自由主义仍然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基调，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将呈现多元化、多层化和复合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中国不仅需要应对好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还需要对国际经济秩序作出顶层设计，贡献中国方案，成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建设者：在多边经贸体系框架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实践基础，积极推进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持续稳定发展并向彰显集体主义的合作共赢升级。

（本文转自：《西部论坛》2020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张志敏，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开鑫，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李静，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原标题：《张志敏 开鑫 李静：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困境与中国方案——兼论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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