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派往事不堪回首？

后冷战时期现实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阳痿”，非一日之寒。老布什政府（1989-1993）可以说是美国现实派的末班车。面对突然降临的后苏联时代，布什试图维系与中俄等国的关系。但民主党新秀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大选中乘机攻击老布什姑息“暴君”，一举击败以冷战功臣自居的布什。

此后24年，“克林顿主义”（人权外交），新保守主义（小布什），“自由干涉主义”（奥巴马加希拉里）轮流坐庄各八年，都以推行美式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为己任，均用非友即敌的观念透视世界，无法容忍任何“灰色地带”。传统现实主义的均势（equilibrium）战略，在美国已被视为绥靖主义的代名词。

对于美国政治和外交中这一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泛道德主义现象，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有点睛之语：“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其命运不是有没有意识形态，美国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化身”（It has been our fate as a nation not to have ideologies but to be one）。

在没有外力制衡的世界上，美国基本抛弃了欧洲古典现实主义中审时度势、慎用武力的内核，以上帝选民的姿态，从山巅之城踏上了在世界范围内改天换地的不归之路。

秉信现实主义的基辛格对此忧心仲仲，在9·11前三个月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哀叹美国在后冷战时期除了军事和经济政策以外，已无真正意义和实质性的外交而言，取而代之的是高度意识形态化,、有强烈的传教风格、且往往是最后通牒式的发号施令。

然而基辛格的警世之作没有回天之力。9·11以来，美国对外穷兵黩武，致使大中东地区乱象丛生，杀戮无度，难民如潮；恐怖分子越打越多，并一度拥有固定的国土和政权；冷战后相对安定的欧洲也战火再起；战略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的俄罗斯则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叙利亚等一系列问题上与西方不惜背水一战。对于世界唯一尚无战乱的亚太地区，美国也以军力制衡崛起的中国，挟持亚洲国家联手制华。

上述种种，不仅搅乱了国际秩序，耗费了西方的宝贵资源，也使一大批被忽悠和忽视的群体揭竿而起，冲击西方建制派苦心经营的世界秩序。使西方建制派人士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的突然“终结”痛不欲生。

尽管如此，建制派不仅欠缺反思，还把西方内外的种种乱象归咎于中俄。[8] 只有少数现实派学者指出西方的“自由-干涉主义”对现存国际秩序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但在排山倒海的反俄喧嚣中，这些逆耳忠言大都自生自灭了。

其实，即便那些致力于联俄制中的现实主义者，对于中俄之间的战略互动也存有诸多盲点：要么认为中俄之间的每一个互动都是针对西方，要么认为中俄之间的巨大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差异难以弥合，中俄的合作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能想象也无法理解在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境问题并排除了意识形态因素的中俄两国，已经超越了西方修昔底德的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恶性循环。

双边关系正常化30年来，欧亚大陆的两个大国都在探索、适应和协调一种正常却又特殊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的问题很少被政治化，互信和协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如此种种，不是西方某个说客或短期行为就可令中俄反目成仇的。

与此同时，双方对结盟都十分慎重，都希望在加强双边关系的同时保持最大程度的自主性和自由度，都乐见对方与美国保持正常关系。美方要重拾冷战期间零和式的大三角机制各个击破中俄，无异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

▍基辛格：沉默是金

回到基辛格要特朗普“联俄抗中”的问题。基氏对传闻不做回应，应属正常。古典现实主义中一个重要内核，就是不择手段的(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sm)。秘而不宣，左右逢源，纵横捭阖，也是基氏的一贯作风，捅破了窗户纸，说客的回旋余地就不大了。

基辛格在大三角问题上的沉默，使笔者想起多年前基氏的另一次“沉默”。1999年《纽约时报》前首席驻京记者帕特里克·泰勒（Patrick Tyler）出版了一部《六位总统与中国》的书，涉及到中美关系突破前夕美国高层的一些决策的内幕，在美国媒体和学界引发一番波澜。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走出各自战略困局。然而这一历史性突破，在泰勒笔下有相当的偶然性。尼克松1969年1月入主白宫， 3月中苏在珍宝岛兵戎相见，勃烈日涅夫6月初提出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同时向中苏边境大举增兵，包括6个拥有战术核武器的机械化步兵师。8月，苏方暗示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实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当时，尼克松外交的首选目标是从越战“体面”脱身。骤然升级的中苏对抗，为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战略契机。该年6月底，基辛格在一份备忘录中建议，如果美国在苏联遏制中国（containment）时保持中立，这对美国非常有利。

据泰勒解读，基辛格的目的是以美国的“中立”换取苏联减少对越军援，迫使越南接受美国的谈判条件，使美国从越体面撤军。此外，美苏还可以在军控、中东和柏林问题上进一步合作。

泰勒写道，尼克松的防长莱尔德（Melvin Laird）在接受泰勒采访时，印证了尼基二人“联苏制华”的构想；尼克松对此给予厚望（great hopes），如果这一交易的代价是默许苏联打击中国核设施，那也是划得来的（a trade worth considering）。

此后，基辛格在1969年7月14日指示军方秘密研究美国对华核打击的可行性。而在此之前，美军的核打击计划均同时针对中苏，没有单独对华的预案。

泰勒笔下，尼基二人在1969年8月以前若干对华示好姿态，包括开放对华旅游、在关岛宣布停止海外“剿共”等，都是要诱使苏方接招，至少是对中苏两面下注。

二人最终放弃联苏制华的设想，是因为苏高层对美方的试探意见分歧，迟迟不予回应。无奈，尼克松和基辛格转向中国，期待中美关系的缓和会有助于美国从越南撤军（第62-63页）。

按照泰勒的逻辑，那场由尼基二氏顶层设计的中美苏三国演义，几乎上演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脚本。国家间的战与和，盛与衰，有时就是一念之差。

《六位总统与中国》出版后，褒贬不一。对于尼克松和基辛格的这一“设想”，有学者认为缺少文字依据，不足为信。该书的部分章节在1999年9/10月号的《外交季刊》上发表后，前总统卡特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十分震怒，认为是凭空捏造、充满偏见、严重歪曲（fictionalized, grossly biased and distorted）。

相比之下，基辛格对于泰勒的“爆料”却相当平静，他在一份给泰勒的书面回覆中称：“我们从未考虑就摧毁中国核能力的问题与苏联人合作” (“we never considered cooperating with the Soviets to wipe out the Chinese nuclear capability”)，但却对泰勒所称单独打击中国核设施的秘密研究项目不予解答（第63页）。

五十年易过，物是人非，泰勒笔下那些当年身临其境者多已作古。然而不管当初动机如何，中美两国最高决策者的破冰之举震动了世界，也大大改变了国际格局。在偶然与必然中跌跌撞撞走过来的中美俄关系，如今又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中国稳步崛起，美国盛极而衰，还有在历史与未来之间苦苦寻觅的俄罗斯。

梅特涅和俾斯麦“均势”战略的笃信者基辛格，迟暮之年仍为延续美利坚治下的世纪伏枥不已，无论结果如何，作为地缘政治大师的他，值得世人和后人瞩目。

本文原载"观察者网"、“凤凰网国际智库”，原标题为“基辛格与美国‘现实派’之殇”，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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