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位绘画大师，看西班牙艺术的黄金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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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位绘画大师，看西班牙艺术的黄金时代
在西班牙艺术史上，处于16世纪至17世纪的黄金时代可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这个时期，许多杰出的艺术家涌现出来，其中包括埃尔·格列柯、迭戈·委拉斯开兹、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的作品不仅令人惊叹，更是在西班牙绘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今天，小编将通过这3位艺术家为你揭开这段辉煌的艺术史，并探索他们的作品是如何诠释西班牙艺术的黄金时代。
《手放在胸口的骑士》 埃尔·格列柯 约1580年，布面油画 收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01 “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位画家”：埃尔·格列柯 1541年，格列柯出生于希腊的克里特岛（当时处于威尼斯共和国的统治时期），从小接受传统拜占庭艺术教育和熏陶。1576年，格列柯在罗马闯荡6年后，来到他的福地西班牙，开始了人生的黄金时期。 1578年7月起，格列柯定居托莱多，并逐渐蜚声全城，在当地贵族阶层结交甚广。在1577—1579年间，格列柯应邀为老圣多明各教堂的主祭坛和侧祭坛以及大教堂圣器收藏室绘制《脱去基督的外衣》。这幅作品得到了认可，成为格列柯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
《脱去基督的外衣》 约1577—1579年，布面油画 285厘米×173厘米 收藏于托莱多圣玛丽亚大教堂 在《脱去基督的外衣》中，格列柯所营造的虚幻空间和多个鲜明的色块，似乎是在运用更为古老的矫饰主义手法。该手法与画面中人物坚毅的形象和刚劲的笔触形成强烈对比，使人物更具立体感和真实性。自此，清晰锋利的轮廓、瘦削的脸庞和鲜艳的色彩逐渐成为格列柯独特风格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不断发展，帮助其成为黄金时代的第一位画家，名垂青史。 在16世纪80年代，他的主要创作来自圣多美教堂的神父安德烈斯·德·努奈斯·马德里，期间他的风格日渐成熟。创作于1586—1588年的《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幅画是为了纪念曾于14世纪在教区中生活的一位虔诚而慷慨的贵族奥尔加斯伯爵而作的。
《奥尔加斯伯爵的葬礼》 1586—1588年，布面油画， 80厘米×360厘米 收藏于托莱多圣多美教堂 在这幅画里，格列柯发挥其独有的创新技艺，将画面的空间一分为二，上半部分描绘的是伯爵被召回天国的情景，下半部分描绘的是下葬的场面。在该画作的上半部分，伯爵已脱去了盔甲，赤裸着身子接受基督和玛利亚的庄严召见。 在该画作的下半部分，最右边的主祭正在人群中虔诚地读着经文，左侧一个教徒低头静思，仿佛在与遗体告别。前来的人群被排得非常紧密，一个个都身着黑色丧服、白色领子，表情十分丰富。值得注意的是，画面左下角有一位手持火把的少年，这就是埃尔·格列柯的儿子，黑色小礼服口袋露出的白方巾一角，格列柯签着他希腊文的名字和他儿子的出生年月。 1614年，格列柯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的求学经历、他所创造的艺术价值，以及其本人的追求，都说明了他是一位纯粹的文艺复兴艺术家。他成为了“文艺复兴最后一位画家”，也成为了“黄金时代的第一位画家”。 点击图片，一键下单
02 “国王的画家”：迭戈·委拉斯开兹 如果说有一位画家，不仅是西班牙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而且还继承了这个时期大部分的绘画特色，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有所超越，那么非迭戈·委拉斯开兹莫属。他出生于16世纪的塞维利亚，父亲是一位教会公证人，属于城市中产阶级，母亲则来自一个历史悠久的塞维利亚商人家族。他在职业生涯中所使用的姓氏“委拉斯开兹”来自于他的母亲，这样做或许有助于获得更具专业性的名气。 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让年轻的委拉斯开兹决定从事画家这个职业，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在1610年冬天加入了安达卢西亚首府最热门、前景最好的画室——弗朗西斯科·帕切科的画室。而作为未来著名的皇室御用画家，委拉斯开兹全部的艺术轨迹仿佛都围绕着宫廷展开。
《忏悔的圣彼得》 约1623年，布面油画 132厘米×98.5厘米 收藏于马德里比拉尔·米尔文化基金会 委拉斯开兹第一次前往宫廷是在1622年的春天，那时的他不仅有机会接触到皇家收藏，还能近距离观赏到众多艺术家在马德里的创作，或从各地汇聚于此的珍藏。他回到塞维利亚之后创作的部分画作便是例证。我们从委拉斯开兹的《忏悔的圣彼得》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玛伊诺和特里斯坦作品的风格与表现手法。 1623年8月30日，委拉斯开兹获得机会觐见年轻的费利佩四世，并且为其绘制肖像。这幅画获得了国王的欣赏，委拉斯开兹为西班牙君主服务的辉煌生涯也由此展开。委拉斯开兹开始进入宫廷服务，主要职责是为国王绘制肖像，向全世界展示君王的形象及其无可置疑的权力。起初，他并未受到欢迎，因为成功往往伴随着嫉妒。通过一系列竞争与努力，委拉斯开兹创作历史画的能力才得到官方承认，并且被正式任命为宫廷画家。
《醉鬼》或称《酒神巴克斯的凯旋》 约1628年，布面油画 165厘米×225厘米 收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他在宫廷任职的几年中创作出自己最初的两幅杰作：《醉鬼》和《基督教灵魂凝视受笞刑后的耶稣》。这两幅画虽然风格相异，却都成为了委拉斯开兹绘画水平步入成熟期的标志。 随后，作为绘画艺术家、皇室全职艺术经纪人，委拉斯开兹多次往返于意大利与西班牙两国之间。一方面，学习古代和现代艺术的经典范例，提高绘画技巧，为皇室创作更多的绘画作品；另一方面，在意大利的艺术品交易市场里，为皇室搜罗和探寻更多有价值的藏品。在奔波劳碌的这些年岁里，御用肖像画家委拉斯开兹坚持为皇室多位成员及新成员记录生活。
《巴尔塔萨·卡洛斯亲王与一个侏儒的肖像》局部 约1631年，布面油画 128厘米×102厘米 收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玛丽亚-安娜王后的肖像》 1652年，布面油画 234.2厘米×132厘米 收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费利佩-普罗斯佩尔王子的肖像》 1659年，布面油画 128.5厘米×99.5厘米 收藏于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名画陈列馆 例如，在《巴尔塔萨·卡洛斯亲王与一个侏儒的肖像》，为年幼的王子绘制画像；在国王的第二次婚姻后，为新任王后描绘了怀孕的肖像画《玛丽亚-安娜王后的肖像》；为费利佩四世幼女玛格丽特·特蕾莎，描绘了《宫娥》；为玛丽亚-安娜新生的王子，描绘了《费利佩-普罗斯佩尔王子的肖像》。
《宫娥》 1656年，布面油画 318厘米×276厘米 收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其中完成于1656年的大型油画《宫娥》，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画作之一。仅仅通过一面镜子反照空间，就让整幅画作具有高度感染力。宫娥、侏儒、随从、公主、镜中的国王夫妇和画家委拉斯开兹本人，以及看画的我们，都仿佛都是画中的主角。也因此，这幅画作有了更多、更深的耐人寻味和值得推敲的谜团。 点击图片，一键下单
03 “隐士”画家：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 17世纪下半叶的西班牙，随着托莱多日渐没落，马德里正在兴起。而此时，强大的海上贸易为塞维利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塞维利亚也因此一跃成为充满活力且近乎沸腾的文化与艺术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杰出代表和主要领军人物的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等人，为塞维利亚画派在西班牙艺术史上，留下了十分鲜明而又厚重的注脚。 作为宗教画家的弗朗西斯科·德·苏巴朗，始终以隐士般的方式生活和创作。他善于严格写实，毕生为各地修道院和教堂作画，作品多表现为圣经和宗教题材，描写寂静的修道士世界。而作为静物画家的苏巴朗，则以人物肖像的风格描摹物体，突出强烈的人性味道，富有“静物肖像画”的特征。
《圣彼得-诺拉斯科的异象》 1629年，布面油画 179厘米×223厘米 收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自从在塞维利亚开启职业生涯后，苏巴朗便已获得各大修道院的青睐。苏巴朗构图精准，使不追求创新的保守派客户十分放心。例如，受圣母慈悲会委托，苏巴朗绘就了《圣彼得-诺拉斯科的异象》，用以描绘有关彼德·诺拉斯科的故事。在这幅画里，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苏巴朗对创作大型画作的强大把控力——他的作品叙述性很强，画面清晰，具有强烈的美感。
《保卫加的斯》 约1634年，布面油画 302厘米×323厘米 收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国家博物馆 1634年，苏巴朗应委拉斯开兹之邀前往王室，创作有关赫拉克勒斯的10幅油画，以及悬挂在丽池宫王国厅的战争主题画作《保卫加的斯》。在皇室任职的经历，为苏巴朗及其画室带来了更高的声誉及影响力。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巴朗始终在人物造型上强调立体感和明暗对比，在色调上强调庄重而和谐。
《怀抱圣婴耶稣的圣母》 1658年，布面油画 101厘米×78厘米 收藏于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 而后的20余年，这位画家的身上仿佛出现了“转机”。1658年，苏巴朗启程前往马德里，受到牟利罗室内家庭生活画的影响，使其晚期作品呈现出一种崭新而独特的温柔，晕涂画法一改他最初轮廓清晰的安达卢西亚风格。这些风格私密的画作见证着他对优雅风格与柔和色调的追求，却未能对这种过时的表达方式做出任何创新。 在黄金时代近140年的时间里，除了上述3位著名的画家外，还生动勾勒出各艺术流派在托莱多、塞维利亚、马德里等艺术中心百花齐放的繁盛图景。这些优秀画家的才华、迷人的个性、那些不为人知的过往，以及他们与其所师承的欧洲各国各流派间的交流与影响，这段西方美术史上的“空白”也会随着翻开《西班牙黄金时代》而被填充与补缺。
团购信息
《西班牙黄金时代》
[法] 纪尧姆·金茨 著
王文佳 译
出版社：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团购价：199元
（原价2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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