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问收获 但问耕耘

——谈学术志趣的定位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何止  

　　清华大学第24次教育工作讨论会把激发学生的学术志趣作为改革的着眼点和切入点，关于学术志趣的讨论正在清华园中深入展开。特刊发教育研究院何止教授的文章，与读者分享他对“学术志趣”的观点和思考，也欢迎读者朋友参加讨论。

——编者

　　在研究型大学积极倡导与张扬学术志趣，我完全赞成，而且不会有太多的质疑和歧义；但对于学术志趣究竟如何定位，则可能会有争议和疑问。有人认为，缺乏高远的学术志趣，将来难以成为学术大师；有人主张，学术志趣也是造就国家栋梁的重要基础；当然还可能有人会觉得，现代社会的兴业之才也必须有学术志趣的铺垫，等等。上述看法当然都有一定道理，而且也认识到了学术志趣的重要性。但这些看法也不免有将学术志趣作为工具的功利主义之嫌。由此，我更愿意倡导一种“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解读，因为学术志趣作为学者的一种境界与追求，它本身就是目的，而绝非仅仅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将学术志趣当作手段，我想也不会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因为这与我们倡导学术志趣的目标适得其反！

　　学术志趣是一种将学术追求与学术研究作为人生方向的长远兴趣，是一种与人的生命相统一而真正的内在兴趣，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个体兴趣。这种学术志趣作为一种个人志向的兴趣，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则是它本身就是学术的目的，而绝非学术的手段。曾经记得过去读曾国藩的著作，印象颇深的是他那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豪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据说这是曾国藩身为翰林大人在京修身时期为勉励自己而手写的一幅对联，也是曾国藩的座右铭。我认为“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句名言是对学术志趣的定位最好的说明。这个表述实际也是中国文化与历史中“志存高远”之士的自我诫勉。正是这种破釜沉舟的坚决态度、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使曾氏得以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家子弟一跃成为名垂青史的封疆大吏，成就了其非凡人生和千秋功业。而这样的说法，也颇得文人志士唱和。比如，梁漱溟先生对曾国藩的这一人生观和座右铭便十分欣赏，并曾经专门书写之；闻一多先生在其诗集《红烛》中，也引用“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为序诗的最后一句，既激励自己，也鼓舞世人。从历史上看，这种“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准则，实际正是历代仁人志士追求的人生境界。

　　纵观中国历史与现实，这种“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学术志趣，也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学术品位，是他们做学问的一个基本圭范。我在读梁启超先生的家书时，曾经看到他与梁思成的一段书信。当时，梁思成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了三年，他觉得自己每天都在画图绘制，担心自己会成为一个画匠，而不符自己当年追求的理想，于是向父亲抱怨和求教。梁启超在1927年2月16日的回信中，十分用心地说道：“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由此告知梁思成应该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去好好学习。在同一封信中，梁启超还引用了曾国藩的上述两句话鼓励梁思成：“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着急它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性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你们都能。”由此告诫年轻人，不必刻意去想将来的成就，只要现在努力耕耘，必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样的告诫，何尝不是对学术志趣最好的注释？今日的青年学子又何尝不能从中得到若干启迪呢？

　　可以说，学术志趣的基本要义与精髓正是这种“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境界。具备了这样的学术志趣，才能真正做到在学术追求的过程中，不为艰难险阻而踌躇，矢志不渝，勇往直前；只有形成了这样的学术志趣，才能够不为利益得失而逡巡，患得患失，经得住“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考验；而只有牢固树立了这样的学术志趣，才能够最后攀登学术的巅峰，进而获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幸福体验。

　　在现代社会中，对这样一种“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学术志趣，肯定会有人嘲笑其不问目的的迂腐；也肯定有人在心底里觉得这样的境界只能是“天方夜谭”；还必定会有人鄙视这样的定位“太虚”，不实事求是，甚至有人会认为这样的立志只是一种“虚伪”，认为世界上哪有如此之事之人，等等。的确，要真正具备和形成这种“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境界与品位，真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种境界与品位确实不符合现代社会所谓“理性人”的假设。以现代科学的评价标准来衡量，恐怕也缺乏效率或效益的内涵。至于投入产出的计算，更是相去甚远。然而，这也正是今天清华大学倡导与张扬学术志趣的可贵之处。毋庸置疑，现实生活中的功利主义与这种只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学术志趣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知道，真正的学术绝不是经营，学术研究更不是经营的功夫，知识创新也不单纯是市场“通货”的交换对象。而学术志趣所具有的单纯目的而非手段的价值与意义，恰恰是学术研究与知识创新的内在逻辑。1927年8月29日，梁启超在家书中还说：“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的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换句话说，学术作为一种探索道理与新知的活动，须以从容而执着的态度，孜孜不倦，深入体会，方可达致。

　　学术志趣的这种“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内在逻辑是客观的，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并且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发挥作用的。君不见，那些工于心计的人，最后往往是南辕北辙；那些急功近利的人，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那些急于求成的人，其最后结果往往是一事无成。这是学术的狡黠，也是学术的奥秘之所在。因为有时往往是你越在意，可能你所期待的结果越不会达到。而如果你抛弃这些患得患失的顾虑，欣赏与享受学术过程的各种体验，最后往往是结果不期而至。可以说，这也正是老子在《道德经》最后一章所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涵义。当然，这样的说法并非暗示学术志趣的这种定位与潜在目的仍然是追求功利。它只是强调，这些现象无非都是客观规律的体现。而在学术界，只有遵循这种学术志趣的规律与逻辑，才能够真正获得学术的“正果”。

　　而且，我之所以如此赞赏清华大学倡导学术志趣的举措及其“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学术境界，还因为它具有非常现实的价值与意义。甚至对当前中国学术活动存在的问题具有非常鲜明的针对性。实事求是地说，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的交换律似乎支配了现实生活中一切行为，所有的活动都被所谓的“收益”牵着走，以至于出现一种“魂不守舍”或心为物所役的现象。在利害得失的牵引下，某些学术研究过程变得急功近利，学术不规范现象屡禁不止。尽管我并不愿意在这里简单地将眼下学术界中形形色色的不规范现象与过分追求学术利益或名望的功利主义联系起来，但两者之间的确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甚至可以在这样两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所谓正相关的“公式”，即：越是追求和在意学术的功利目标，就越容易（虽然不是必然）产生和出现学术不规范的现象。

　　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学术志趣，与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学以致用”的思想也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这种只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学术志趣，并非是一种虚无主义和所谓“不食人间烟火”。它与“学以致用”所针对的问题或对象以及协调的关系是不同的。荀子在《荀子·儒效》中所说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强调的是人们在掌握了丰富的知识与道理之后，不能束之高阁，而必须付诸实践。它反映的是知识与应用之间的关系。而王阳明等人提出的所谓“知行合一”等观念，要解决的也都是知与行的关系问题。而学术志趣的定位所针对的则是学术探索与知识创新过程中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它力求解决的是学术界在知识活动中存在的某种功利主义现象与倾向。所以，将这种只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学术志趣与“学以致用”的思想对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

　　我愿意向诸位主张这种定位的学术志趣，推崇这种“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学术逻辑，更加愿意与各位一起分享这种学术志趣的快乐。

      来源：《新清华》2013-12-20

2013年12月25日 08:3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