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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即将踏入或者已经踏入婚姻的人，包括共产党人，都渴望婚姻生活的幸福。那么，幸福婚姻的秘诀是什么？或者更具体来说：如何选择一个终生的伴侣？又该如何为爱情保鲜？当婚姻与家庭、事业出现矛盾时，又该怎样处理？今天的系列报道《百年寻迹·寻迹恩来》刊发第二篇。

百年寻迹·寻迹恩来之二：周恩来为什么选择了她？

2021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3周年的日子，今年也是建党10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说，每当提起周恩来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本篇报道，我们试图从人们都有体验的情感的角度，来还原这位著名共产党人的人生片段。在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上，他是如何抉择的呢？他和他的“小超”为后人称道的幸福婚姻，又是如何缔造的呢？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日前，记者走访了还原周恩来邓颖超生平的周邓纪念馆……

01

曾经有这样一个“机会”摆在他面前

位于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厅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了26年的地方。在天津周邓纪念馆，也有一处西花厅，此处“西花厅”仿照上世纪60年代中南海西花厅的布局和风格1:1建造而成，以实景实物的展示手段，重现周恩来邓颖超当年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周邓纪念馆西花厅

走进周邓纪念馆西花厅陈列区，拍摄于1925年8月8号的周恩来邓颖超结婚照，总会让参观的人们驻足。照片上，邓颖超依偎在周恩来怀中，笑意盈盈。虽然俩人没有穿结婚礼服，但幸福和甜蜜丝毫不减。周恩来的侄女、今年84岁的周秉德说：“我在给年轻人讲课的时候，专门有个题目就是《夫妻恩爱，志同道合》。因为很多人觉得好像从外貌上看，他们俩不是很般配……”

的确，从颜值上看，年轻时的周恩来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放在今天，也能够毫不费力地碾压众多流量小鲜肉。而一旁的邓颖超则相貌平平……那么，周恩来为什么选择邓颖超作为伴侣呢？一些脑子活泛的年轻朋友或许会想：邓颖超家里肯定特别有钱吧！毕竟，在当今社会，不乏把婚姻当作事业的跳板、来获取向上发展机会的男性。

“邓颖超的姥爷家曾经是有钱的，但是到了邓颖超姥爷那一辈，因为不善于经营，田产逐渐地都变卖了，慢慢家道就中落了。邓颖超的妈妈嫁给邓颖超的爸爸的时候，邓颖超爸爸是广西南宁的振台，相当于当时的军分区司令，后来邓颖超的爸爸因为和上司产生了矛盾，就不想做官了，结果被人举报，发配到新疆充军三年，当时邓颖超的妈妈变卖了所有家当，用作给邓颖超爸爸路上的盘缠。可惜后来她爸爸在充军三年即将期满的时候，暴病而亡。家里只剩下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后来母女俩经人介绍，从广西南宁辗转来到了天津。邓颖超妈妈因为懂医，在长芦育婴堂（一个儿童福利机构）当医生，但也挣不了多少钱。邓颖超后来为什么考师范呢？因为上师范可以免学费。所以实际上邓颖超家里是没有钱的。”长期从事邓颖超研究的周邓纪念馆信息部主任姜玥鸿告诉记者。

▲邓颖超少年时期

事实上，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摆在周恩来的面前。在南开中学就读期间，周恩来就颇受“南开校父”严修先生的器重。严修先生是盐商世家，家境殷实，进士出身，曾官任晚清学部左侍郎，相当于教育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当时学部刚刚成立，严先生是学界元老，社会影响力很大，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等新旧学人都很敬重他。同时在政界，袁世凯、徐世昌等北洋一系的人对严先生也都极为尊重。

当时，严修就认为周恩来是“少年才俊”，是“宰相之才”。并有意将自己最钟爱的小女儿许配给他。记者几经周折寻访到了严修先生的曾孙严文凯，向他求证了此事。严文凯说：“1917年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毕业那年，严修请我的祖父，他的大儿子严智崇，去留意一下这件事儿。我的祖父也给严范孙写了信，说：周恩来的为人我早已留心了，我以为可以为六妹议婚。”

▲严修

当时周恩来只是一个穷学生，家庭困难，靠校内兼职来赚取一点零花钱。面对这样一个对许多人来说求之不得的机会，周恩来却谢绝了。关于周恩来拒绝这门亲事的原因，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的同学张鸿浩，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周恩来说，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就一定会受严家支配，因此辞却了。

“伯伯没有那种攀高枝儿、趋炎附势的想法，他的志向是很远大的，你看他13岁的时候，就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周恩来婉拒了这门亲事，但是严修先生反而更加敬重这位不图财富努力选择自己道路的年轻人，1920年10月，严修举荐周恩来和李福景赴法留学，并捐款7000银元设立“范孙奖学金”予以资助。

立志振兴中华、献身救国事业的周恩来，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抱定独身主义。周邓纪念馆信息资料部副研究员盖金香说：“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东渡日本求学，他在日本期间，一度产生‘不婚主义’想法，不久，他重读《新青年》杂志，对其中所持的‘排空、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赞成，从而成为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国，随即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后来又和马骏、刘清扬、张若名、郭隆真、邓颖超等20名进步青年共同成立了觉悟社，在这期间，他仍然坚持独身主义。邓颖超曾回忆道：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

02

他为何选择她，而不是她？

▲摄于觉悟社纪念馆内

1920年，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经过不断推求比较，他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随着新的信仰的确立，周恩来认识到：一个革命者如果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情侣会更好。那时，他与和他一起创办觉悟社、一起被反动政府逮捕关押数月、出狱后又一起赴法的张若名比较亲近。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后来“弃政从文”，抱定了“以文救国”的理念，成为中国第一位留学归国的女博士。回国后，她先后执教北平中法大学和云南大学，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万字，在法语教学领域培养大量人才，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五四”时期的张若名

关于周恩来与张若名如何走到了一起，又为何分开？在《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这本书中，周秉德有一段回忆。那是1956年夏天一个周六的晚上，伯伯周恩来在给自己进行婚恋教育的时候，主动现身说法：

“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开始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当年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采取互教互学的办法。张若名的法文较好，经常担任主讲人，还曾将自己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少共'的机关报《赤光》上。后来，这些文章还被团中央编入了介绍马列主义的通俗读物中。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参加社会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和盘问，受到组织的误解和批评。她感到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她决定脱离政治活动，留在法国专心读书，学成后再回国效力。是的，为国效力，使中华腾飞，这确实是我们的理想。'五四'运动前，我也曾经信奉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甚至我还希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军国救国'。然而斗争事实证明，这些路都走不通，中国要独立富强，只有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一定不变的，既然我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理所当然必须是志同道合的，要经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而与你七妈频繁通信。”

▲周恩来旅欧期间,左起依次为赵光宸、周恩来、刘清扬、张申府,在德国万赛湖

“周恩来张若名他们被警察厅关押的时候，邓颖超曾经率领着一批学生背着行李到警察厅示威声援，自愿要求替换狱中学生，你想1920年，她才十六岁，就敢于到警察厅去说：我们要替他们几个人去坐牢！是不是已经很坚定了？是不是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惊涛骇浪了？在国内他有这种了解，在通信当中又有所了解，他不是盲目的。”周秉德说。

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周恩来在明信片上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那样，一同上断头台。关于这段爱情确立的经过，在《百年恩来》纪录片当中，84岁高龄的邓颖超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独白。

在我们通信的时候，他有一次给我一封信，突然地提出来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的关系，他非常之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但是我的母亲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在我小时候她就给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参谋，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她就说，现在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让恩来同志追赶得我不能够不马上答复他了，因此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我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

1925年8月8号，周恩来邓颖超在广州市文德东路文德里的一处陋室里结为夫妻。邓颖超晚年曾和秘书赵炜回忆过当年新房里的摆设：“整个房间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双人木床，一个玻璃门衣橱，一个藤制书架，一张书桌，几把藤椅，还有一个衣架和一个脸盆架。”

周恩来当时正好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得知此事后，大家纷纷嚷着要他们请客，她和周恩来就请了两桌，张治中、何应钦、邓演达、陈赓、李富春与蔡畅等都来贺喜。张治中要邓颖超介绍恋爱经过，“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到尾讲了一遍，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当时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而邓颖超毫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后，与张若名曾有过两次会面。“第一次是在1928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周恩来从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里昂，在郊外的一个小咖啡馆与张若名秘密会面。周恩来告诉张若名，他已与邓颖超结婚，并转达了邓颖超的问候。周恩来向张若名讲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形势。周恩来坚定地对张若名说：‘这次分手，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也许我个人牺牲了，看不到革命胜利，但即便如此，也在所不惜！’张若名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革命壮举表示敬佩，并祝愿共产党早日成功。她向周恩来再次保证：‘自己虽离开了党的组织，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在咖啡馆门前的夜幕下，这对‘五四’时期的亲密战友，握手告别。第二次会面是在1955年4月，欲参加万隆会议的周总理和陈毅副外长，在昆明接见了张若名夫妇，席间他们共同回忆了‘五四’爱国运动和留法革命经历。邓颖超后来还说：‘我还怪他没与他们合个影，都是老朋友了嘛！让我看看他们现在什么样儿了！’”张若名研究者张奎文如是说。

03

他们俩的爱情：老甜了！

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了五十余年，在这半个世纪的的革命生涯当中，俩人一起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他俩的爱情也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经历了几十年没有任何消减。

▲1946年周恩来、邓颖超在南京梅园新村

周邓俩人的爱情有多甜呢？在周邓纪念馆的西花厅陈列馆，我们看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俩人写给彼此的信件。虽然俩人之间的书信来往谈论的大部分是革命，但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彼此的关爱和勉励。

▲1942年7月9日邓颖超致周恩来信

▲1942年7月10日周恩来致邓颖超信

以下是周恩来邓颖超在1942年至1955年间往来的部分书信。

▲1942年7月3日 周恩来致邓颖超

周恩来以“超”称呼妻子，而以“翔”自称，是因为他字“翔宇”。

▲1942年7月7日 邓颖超致周恩来

▲1944年11月12日 邓颖超致周恩来

▲1944年11月18日 邓颖超致周恩来

▲1944年12月1日 邓颖超致周恩来

▲1950年2月3日 邓颖超致周恩来

▲1951年3月23日 邓颖超致周恩来

▲1951年3月31日 周恩来致邓颖超

▲1954年11月16日 邓颖超致周恩来

▲1955年4月10日 邓颖超致周恩来

“你看他们俩通信用的称呼，周恩来用‘鸾’，邓颖超就用‘凤’，大鸾不是总理小名嘛！但邓颖超的小名不是凤，就是为了和他对着。还有‘超’‘来’‘你的超’‘颖妹’，邓颖超有时候还写‘你的知己兼好妻’。他们俩的书信很浪漫的，1951年邓大姐在杭州养病，她给总理写信，总理忙没及时回，总理说：懒罪该打。邓大姐回：知罪免打。你想50年代的时候，他们都50多岁的人了，还能那么样地写信，确实挺让人感动。”周邓纪念馆信息部主任姜玥鸿说。

04

十几年“不红脸”的秘密

如果说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信念让他们走到了一起，那么，又是什么让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这般恩爱的呢？

哲学家黑格尔的话或许可以用来作为回答。他说：“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把它圈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调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恨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

很多人问起邓颖超，他们夫妻之间感情如此深厚的秘诀，邓颖超总是说，我们夫妻之间之所以能够永远保持初恋般地感觉，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始终遵守着“八互”原则，所谓“八互”，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日常生活中共同总结出来的，分别是“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他们曾多次把这“八互”原则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一些年轻人。

在周邓纪念馆，陈列着一块写有“八互”的红绸。1950年2月，周总理办公室的干事郑勤结婚，恰逢周恩来出访苏联，当时邓颖超亲拟贺词，又拿出一块大红缎子，请一位毛笔字写得好的同事，将贺词书写在大红缎子上，并且带头签名，邓颖超强调，“八互”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更好地处理好夫妻之间的感情，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题字的同志根据邓颖超的意见，把“八互”写成一个圈，把“为人民服务”几个字放大，邓颖超对此设计表示满意，并带头签名。

“我可以这么讲，15年的时间，我没看见两个人红过脸！”，曾在周恩来身边担任卫士长达15年的高振普将军告诉记者，“大姐说过：他是总理，我是邓颖超，我们各有各的工作。她说：我应该知道的知道，不应该知道的不知道，也从来不直接到总理办公室里边去翻阅总理的文件，不打扰总理的正常思维、正常思想，这是个夫妻的相处很融洽的一个基础。”

而当事业和家庭发生矛盾的时候，夫妻俩人也总能相互体谅。1974年筹组四届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却被周恩来压了下来。得知此事的邓颖超并不觉得意外。

“解放后以邓大姐的资历，完全可以任命一个部长什么的，但是总理又管着国务院，他说在我任职的国务院里，邓颖超绝对不能在这任职。因为邓颖超任职了，是我说的话，还是官方说的分不清。邓大姐最后只当了一个全国妇女联合会的副主席。真是做出牺牲。”周邓纪念馆信息部主任、邓颖超的研究者姜玥鸿说。

05

“体贴、浪漫”一个都不能少！

除了在工作中默默支持着周恩来，在日常生活中，邓颖超更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着自己的丈夫。“文革”期间，为使党和国家的工作正常运转，尽量减少“文革”所造成的损失，周恩来苦撑危局，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工作时间超过十八个小时。作为妻子，邓颖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可是，作为周恩来最亲密的战友、同志，一名共产党员，她深知周恩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她不能干预影响周恩来的工作。

由于周恩来白天要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办公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夜里，邓颖超和他作息时间不同，就只能经常用便条留言来敦促丈夫尽量休息。

在周邓纪念馆，记者看到有一张便条这样写道：

你的胃经过医生诊断后，并不是胃本身不好，而是因为长时间饥饿和吃一些冷热不均的食物导致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饮食和休息。

▲1971年3月24日邓颖超致周恩来信，周邓纪念馆提供

虽然日理万机的周总理无法像邓颖超关心自己那样，关心妻子，但是周恩来也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关心着邓颖超。比如在西花厅东侧，有一条“周恩来的爱情小路”，就是周恩来对邓颖超爱的见证。

“邓大姐因为身体一直特别不好，她是正常的作息时间。总理工作太忙，他经常半夜回来，怕影响邓大姐，他直接从后头小路进到他的卧室，这样就不影响邓大姐休息了，这就叫他的‘爱情小路’。所以总理虽然很忙，但是他对妻子还是很体贴的。”周邓纪念馆信息部主任姜玥鸿说。

此外，无论工作再忙，无论身处何方，俩人也不忘为对方制造“惊喜”。1954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那是新中国的代表第一次登上国际会议的舞台。会议前后开了40多天。就在那时，国内中南海西花厅院子里的海棠花开了。在家的邓颖超见花思人，就剪下硕大的一朵海棠花，放进书里压好，然后连同上年采的一片枫叶一起装进信封，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上：枫叶一片，寄上想念。然后托前往日内瓦的工作人员捎给周恩来。

▲邓颖超送给周恩来的枫叶

▲周恩来送给邓颖超的茶花

“总理当时收到了枫叶，心里也是很激动很高兴。总理工作比较忙，就让工作人员代他摘了两朵日内瓦的茶花，托信使又带给了邓颖超。他们去世之后，这些文物就分给了工作人员，我们接管之后，工作人员又把文物捐赠给我们馆，作为永久的珍藏，也是他们两个之间爱情的很好的见证。”姜玥鸿说。

1975年11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意识到告别的日子快要来了。这段时间，是党和国家政治上的非常艰难的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彼此的深情。一天，他让赵炜陪邓颖超到医院。跟邓颖超进了病房，周恩来从被子里伸出手：“赵炜，咱俩握握手吧！”赵炜赶紧说自己手凉，不用握了；但周恩来却很坚持地说，“要握”。赵炜伸过手去，周恩来轻轻地说了一句：“你要照顾好大姐。”又一天，周总理突然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给你讲。”邓颖超看看他也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两人只是心有灵犀地深情对视着，最后还是邓颖超说：“只好都带走嘛！”周恩来沉默无言。

多年后，邓颖超一人，站在西花厅盛开的海棠花前，感慨道——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二十六年，我比你住得还长……

再后来，邓颖超也走了，可那年盛开的海棠花，如同他们的爱情一般，在西花厅的角落里一直绽放至今。

记者 | 顾颖

原标题：《百年寻迹 | 周恩来为什么选择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