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萨镇冰

萨镇冰和严复是同乡，也是福建福州人。1882年他被调到北洋水师学堂任管轮学堂洋文正教习。 四年后又调到“威远”舰任管带。1894年甲午海战前夕，萨镇冰任北洋水师精练左营游击，管带“康济”练习舰。

图：少年时代的萨镇冰

在甲午战争中，清军以失败而告终，所有海军官兵遭革遣返乡，萨镇冰也回到了福州。过了半年，两江总督张之洞礼聘他当吴淞总炮台官，不久，升他为自强军帮统。

1898年，清政府重建海军，授予萨镇冰担任北洋水师帮统兼“海圻”号管带。 1902年，萨镇冰开始统领所有的北洋海军舰艇，后来又被委为筹备海军大臣和海军提督。1911年武昌起义后，萨镇冰奉命率海军前往镇压，萨镇冰不想做背叛清廷的人，又不愿当那为后人唾骂的历史罪人，以身体有病做借口离开了舰队，搭乘英商太古公司轮船到了上海。

图：萨镇冰曾管带的“海圻号”

辛亥革命后，萨镇冰又担任过上海吴淞商船学校校长、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兼代总理、福建省省长等职务。1949年他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到台湾的劝说，留在祖国大陆，1952年4月10号萨镇冰去世。

说完了萨镇冰，我们继续来说北洋水师学堂和严复。从1882年5月起，原属天津机器局的电气水雷学堂被改组为管轮学堂，并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天津水雷电报学堂是李鸿章在1876年所建，附设于天津机器局。它是天津成立最早的西式学堂。

图：天津水雷电报学堂师生合影（图片来源：张绍祖）

水雷电报学堂开馆时，水师学堂开馆已经一年多了，但学生没有招满额。可能是赡银少薄，所以学生月给赡银由一两改为四两。当时一般只有比较困难的人家，才送子弟上这种学堂。这虽非“正途”出身，但能解决经济问题，毕业后还可以分配工作。同时，招生章程中增加了五年学习期内不准结婚的规定。而且这一次，明确了驾驶与管轮两个专业的不同培养方向。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有学习完课堂理论知识的学生都要到船舰上去实习。明确规定驾驶学生每七天的学习中，两天学汉语，而且每天都要训演外国水师操法。规定了每个季度要进行一次考试，并根据成绩给以奖赏。章程中还增设了假期的规定，明确规定在不同的情况下放假的天数。这份章程撮要是在北洋水师学堂开办一年多后公布的，显然是针对原章程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修订，使学堂的各种制度更加完善。

日本的野心

当时，天津有一个诗人唐尊恒，他作了一首七言绝句来鼓励学子报考水师学堂。诗中说：“水雷电报成功后，洋务于今最擅长。若有能文佳子弟，及时送入水师堂。“

北洋水师学堂的总办吴仲翔根据严复的建议，在学堂前操场东侧竖立了一支高8丈的桅杆，还配备了桅盘、索梯、铁缆，以便在课堂学习之余兼教学生们如何升桅杆，进行实际操作的练习。

图：严复建议设立的桅杆

天津的“北洋水师办公处（营务处）”，位于原法租界水师营路，也就是今天的和平区赤峰道与大法国河坝、今天的和平区张自忠路交口处。这里庭院深邃，地方也很宽敞，还建有两座洋楼，建筑风格美轮美奂，起名叫“迎宾馆”，主要是用来供洋人官员们路过天津时休息用的，屋子里所用的器具华丽整洁，都是从国外买回来的精品。

严复刚到天津任职时没有携带家眷，主要原因是当时他的工资才一百元，离开福州时还提前预支了三个月的薪水，到天津后又借了两个月工资，财务上捉襟见肘。直到1883年，严复工作了几年后，才慢慢有了点钱，这才把母亲、妻子和大儿子严璩接到天津，这时他的大儿子已是九岁的大孩子了。同时来津的还有严复的外甥女何纫兰。

何纫兰的父亲何心川是严复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的同学，1877年3月与严复等人一块去英国留学，1878年因病提前回国。何纫兰的母亲是严复的大妹，生何纫兰后，1881年在上海因小产病逝，当时何纫兰才一岁多，只能由外婆来照料她。这一年，何纫兰也一同跟外婆到天津，在天津舅舅家长大。

李鸿章创办水师学堂，除了为北洋海军培养人才外，也有以这张王牌来加重自已在朝廷的份量的意思。李鸿章当初把严复调到天津，也是希望他以后能成为自己属下一员主将。然而严复的性格很孤傲，他对于晚清官场的习气总是显得格格不入，因此严复并没有向李鸿章表示过如何的感激。除了公事，竟连他的府上也不大走动。

严复回国来天津后，他不仅总是评论别人的言行，又喜欢议论时事，评弹社会政治。他感慨回国后，1880年来天津，一路上看到的是“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发出“兴言至此，黯然神伤”的感叹，表现出高度的忧国忧民情结。

此时，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开始暴露了出来。但此时的李鸿章长期主持清政府近代洋务及外交工作，而他对日本的判断极大影响了清廷对日本的外交走向和战争准备。

实际上李鸿章应该是清廷中较早开始关注日本的。早在1863年他就已经察觉到，日本虽为一个小国，但在采用西式舰船武器后，居然能与打败过中国的英、法等国抗衡。李鸿章希望借助这个事实来说明变法图强的重要性，激励清政府加紧变革。

但他对日关系上还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从长远看日本将是中国的威胁，二是从近期看日本与英、法等西方国家是相互对立的国家，而西方列强又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敌人的敌人应该可以拉为朋友的理念在李鸿章内心深处泛起一丝涟漪，中国应实行“联日”的政策。

1870年日本派柳原前光来中国建立现代外交关系，这时的李鸿章积极主张“联合”日本，提出日本离我们太近，如果笼络过来可以为我所用，如果拒绝他必然会视我为仇敌。他的战略意图是一方面希望用条约的形式和日本“联合”，以防止日本对中国的非分之想，同时也防止日本倒向西方阵营侵略中国。

然而日本来华签约并非真的为友好，它真实的目的一是谋得与清帝同等地位，进而以上国身份与朝鲜交涉。二是期待援引“利益均沾”原则，希望不通过战争就能获得西方列强在华的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利益。李鸿章据理力争，积极斡旋，终于双方签订了第一个较为平等的中日《修好条约》。虽然形式上，以法律名义达到了避免侵略中国，联合互助，但随着清王朝的国力日衰，这种想法更多的是一厢情愿。就在李鸿章沉浸在缔约成功的气氛中时，日本政府却因为缔约没有达到先前期望的利益而要求与清政府改约，并开始进行入侵台湾、琉球的军事准备。

严复的忧心

1879年，日本吞并中国的藩属地琉球，改为冲绳县。李鸿章此时还因为主张“联日”致总理衙门称，琉球“无关国家轻重，原可以大度包之”。他托来天津访问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东游日本时，代为说情调解，但无济于事。格兰特的武官复函李鸿章说，日本认为“中国亦不过以笔墨口舌支吾而已”。中日交涉就不了了之，日本侵占琉球终成事实。那么严复对于这件事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图：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美国第18任总统）

这时的李鸿章过于相信日本政府，过于迷信国际公法和条约的约束力，在对日的战略判断上出现较大的失误。因此导致了1874年日本又以渔民被杀为由出兵台湾。当日本即将出兵台湾的情报送到李鸿章手中之时，李鸿章却按常理衡量日本，觉得各国出兵一定会事先下战书的，何况日本刚与中国正式缔结了友好和约，怎么会因为一个台湾少数部族杀害几个琉球人不先行沟通就大动干戈呢？

当日军登陆台湾之实被确认后，李鸿章对日本的野心才开始警觉。他建议清廷加强东南海防，调集上万清军赴台，加强台湾的军事实力，但直到这个时候，他还迟迟不愿放弃对日本的幻想。他指示沈葆桢只管扎营操练，千万不要主动挑衅。在日军进攻受挫，骑虎难下的时候，北京的总理衙门却在李鸿章的影响下与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条》。

《北京专条》是一项十分屈辱的条约，条约承认高山族人所杀琉球船民为“日本国属民”，承认日本出兵侵台是“保民义举”，等于默认了琉球为日本的领地，还以抚恤被害难民、留用日本所修道路房屋等名义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当时日本的近代化刚刚起步，国内混乱，羽翼未丰，假如中国放开与之一战，琉球问题、朝鲜问题乃至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当不是今天的情景，然而历史没有假设。

那么严复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又是如何的呢？对此，严复看到日本海军不断强大，侵占琉球及日本留欧海军学生归国后的“用事图强”，再看到国内风气的破败，朝野上下只知道吃喝玩乐，便不禁悲切忧叹，满怀愤慨。严复在中西两种制度巨大差别的刺激下，忧心如焚，在天津教学之余，与朋友的聚会中，严复经常对人说：“如果这样下去，用不了三十年，中国的领土与藩属将被吞灭殆尽，那时就会像老牛一样，让外国侵略者牵着鼻子走”。

这些话说的本是实情，可听到的人不理解他的话，这些话传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认为严复思想偏激，不是可以拉拢成为自己势力的人，就不大再理会严复了。不能得到顶头上司欣赏的严复，未来的事业发展能够顺利吗？咱们明天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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