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南北再次统一，结束了数百年的动荡，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复苏，多民族融合，文化兴盛。自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东征西讨，破吐蕃、败突厥、安回纥，形成了自汉代以后中外贸易往来的繁盛时期。玄宗李世民在位时，各族之间交流频繁，文治武功并举，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心。此时统治者推行怀柔的民族政策，通过和亲、互市、羁糜等方式加强与各民族的交流。“丝绸之路”打开了东、西方的通道，胡商、胡马、胡服、胡乐以及美术、音乐、宗教等外族文化纷纷接憧而来。这些文化的东渐，在一定程度改变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状态，鞍马画的兴盛即源于此。

隋 展子虔 《游春图》

隋唐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经过漫长的冲突、融合、和互补，儒、道、佛三家的社会地位逐渐确立。在隋唐统治者，以儒治国，兴办儒学教育的环境下，儒学迅速回归到政治中心，并致力于考文制礼复兴儒学的工作之中。佛教经隋代文、炀两帝的支持，至唐初已非常活跃，僧人们专注于传译经文，引经据典，先后创立了佛门净土、天台、华严、法相、三论、律、禅、对于绘画艺术而言兼容了三家的思想。

三家的思想对这一时期的绘画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璪所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绘画观念，阐述了画家在绘画创作时的状态。这种“外师造化”正是道家哲学所遵循的“道”的自然宇宙观的契合，“中得心源”则是佛家“心性”论的体现。张璪提出绘画创作“解衣磅礴”的精神状态，摒除“尘埃”的心境，达到陶冶万物于灵府之中的创作状态，是当时画家的共鸣。唐代画家吴道子受玄宗之命作画，玄宗问及画样时，吴道子答道：“臣无粉本，并记在心”。足见当时中国画遵循这种游目驰怀，容物于心的画艺之道。

王维的《山水论》与《山水诀》，不仅主张将禅宗（佛）的“自性论”、 “意境说”融入水墨山水画中，而且提倡运用禅“澄心观照”的审美态度，使画面具有含蕴深邃的意韵、平淡自然的风格和虚静空灵的意境。这便是禅宗艺术所特有的独特的优美风格.

唐 王维《江山雪霁图卷》

3．宋元时期

元 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局部

步入宋元，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地方势力纷纷割据称雄，中国再次进入军阀混战局面，各种矛盾交错消长，政权分立，民族矛盾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统治阶级内部因围绕如何解决内外矛盾长期争论不休。在寻求思想出路的过程中，逐渐孕育了“程朱理学”，宋人习惯于将一切问题放到理性的天枰上去衡量。在当时，佛教深入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文人及士大夫们希望从禅思、禅趣中获得感悟。艺术也普遍重寓意说理，传情达意，重视内心感受，风格趋向或精密不拘、或淡泊高远。如王蒙，倪瓒艺术形式。而米芾的艺术创作，则受禅悦之风的影响更深，他的诗句“臭秽功名皆一戏”传世，深深地具有浓厚的禅宗意味。同样，佛学禅宗的“本无”思想也贯穿着米芾的艺术创作及理论思想。

元 倪瓒 《幽涧寒松图轴》

4.明清时期：

明清属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无论是从社会形态还是从社会意识，明清那时候的佛学思想都有着一种浓浓的末世味道。同时也是我国美学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明清时期的中国绘画走向多元化，较元代丰富和活跃，相对于人物画，明清两朝山水、花鸟画在禅宗佛教美学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画家流派，例如以董其昌、四王为代表的“南宗画”，清初的四僧，清末的虚谷、吴昌硕等人。而这里董其昌作品“有一股浓浓的出世之气”，尤其是画面题诗中所谓的“素心人”，则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思维出世，行为素朴，天然一段佛心，自然一曲佛情，真“禅画”矣，读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其语言清新脱俗处，恍若天外仙人，字字珠玑，句句妙笔。在南北禅宗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他以佛家禅宗喻画，提出绘画中的“南北宗论”，不仅影响了绘画主流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左右了一般士人的审美意识。由于他对禅宗的独到见解以及对古代绘画的多见博识,他将儒、道、禅基本思想和审美情趣一同贯于绘画之中，反对刚硬、猛烈、粗俗和躁动；主张静、柔、简淡、不争、和平、处下等特点。在董其昌出世美学风格的影响下，清初画派，四王继承了董其昌主张静、柔、简淡的绘画语言与绘画风格，而四僧则继承了董其昌禅宗美学思想中追求自我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绘画语言与绘画风格。

明 沈周 《庐山高图》局部

参考文献

著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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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邓益民教授中国画工作室

邓益民，陕西西安临潼人，国画家，西北大学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从事中国画创作和教学工作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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