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出于政治需要，决定引入拜占廷的东方正教作为“国家宗教”。作为表率，他首先受洗入教，并命令所有基辅罗斯人入教，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罗斯受洗”事件。从此，俄罗斯从一个拥有多神信仰的民族迅速转变为了全民接受基督教的民族。

罗斯受洗

东正教的传入，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宗教环境。现如今，东正教在俄罗斯早已不单单是一种宗教，它还有着俄罗斯联邦中央集权的忠实维护者、国家主权的捍卫者、社会稳定的精神因素等多重身份。

一言概之，提前对于俄罗斯东正教有所认识，不仅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俄罗斯，对今后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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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罗斯东正教的“混合”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罗斯受洗”不是出于人民的自觉自愿，带有一定的强迫性。因此，古罗斯居民一开始对于东正教的“接受”，大多只是流于表面，原本信仰的多神教在经过改头换面后被保存了下来，继续影响着国家的方方面面。

实际上，即便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同样没有放弃对多神教的崇拜。他们尽管已经“受洗”，但依然崇拜和祭祀多神教中的风神、太阳神、雷神、火神、畜神以及山妖、夜叉和吸血鬼。一言概之，在当时的古罗斯人的现实生活中，对于两种宗教的崇拜，被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俄罗斯多神教神祇“大名单”

在“罗斯受洗”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在那些远离教俗当局监视的古罗斯居民家中，一直设有多神教鬼神的灵堂；即便在东正教圣像流行以后的几百年间，多神教中的“家神”也依然占有自己的位置。

在古罗斯的婚礼仪式中，东正教式的婚礼，仍然按照古老的风俗进行；在殡葬方面，多神教的火葬尽管被东正教的土葬所代替，但是，向死者供给其来世所需要的东西（如起居、衣物、食物、兵器等）多神教习俗，仍然被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至于东正教中的“圣物（教具、圣像、十字架等）崇拜”，在多神教中“偶像崇拜”几乎如出一辙。只不过，东正教的圣物比多神教的偶像更富有内容，内涵更为丰富。

古罗斯人之所以能逐渐接受东正教，与其本身和多神教存在诸多共通之处，存在着很大的关系。这与16世纪后半叶，蒙古人全面“皈依”藏传佛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拓展阅读：读书笔记：为什么黄教能在蒙古地区大行其道？）

大诺夫哥罗德 | 索菲亚大教堂（11世纪），俄罗斯现存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一言概之，俄罗斯东正教在一定程度上，是“拜占庭东正教+本土多神教”的混合体。

譬如在两种宗教的教义中，均有善恶“二元对立”的理念，并认为“恶神”具有巨大的力量——很多多神教中的“恶神”，与东正教中的“魔鬼”别无二致；一些多神教的神祇，“摇身一变”得到了东正教的“编制”，如“雷神”伯伦变为“传教士”伊里亚，“畜神”维列斯变为“圣徒”弗拉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罗斯人民逐渐适应并习惯了东正教。新的圣像、十字架进入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作为民族传统被确立了下来，并为大多数后人所信仰。

弗拉基米尔 | 圣母升天大教堂（12世纪）

2）俄罗斯东正教的“圣物崇拜”

宗教中的“圣物”，即该宗教的象征物品。俄罗斯东正教中的“圣物”，主要有圣徒、干尸和圣像。

1）圣徒崇拜

圣徒是东正教对已故东正教教徒册封的尊号，指被正式承认对国家和教会做出过卓越贡献、品德圣洁和信仰虔诚的东正教徒。俄罗斯东正教的“圣徒崇拜”，源自拜占廷东正教会，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流行开来。

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圣徒通常被描绘为忠于职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化身。譬如俄东正教会将圣徒鲍利斯和格列勃，视为古罗斯王公们在反对国内动乱和异族侵略斗争中的得力助手。因此，许多俄罗斯的重要文献里有对他们的记载，不少东正教教堂里都悬挂着他们的画像。

莫斯科红场 | 圣瓦西里教堂（16世纪）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辅罗斯时代，圣徒崇拜有着很强的政治内涵。根据当时东正教教规的规定，册封圣徒的权力、追认圣徒和核准为之祈祷与纪念的最高解释权和权力，归属于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和拜占廷皇帝，罗斯教会无权册封圣徒。

当时，罗斯东正教会和大公们要与邻国平起平坐，要向全世界证明也有自己的圣徒。不过，出于政治原因和私心，拜占廷帝国当局及其所属教会，对罗斯教会确认圣徒一事怀有妒意，千方百计予以阻挠，譬如一直拒绝将基辅奥列格女王公及受洗者弗拉基米尔封为圣徒。

随着时间的推移，俄罗斯东正教逐渐摆脱了拜占廷君士坦丁堡教会牧首的控制，成为了独立自主的教会。也从这时候开始，俄罗斯教会有了册封圣徒的权力，“圣徒”数量开始逐渐增多。

诺夫哥罗德 | 圣像画（14世纪上半叶） ，现藏于俄罗斯博物馆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高级别的“国家圣徒”，在整个国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譬如莫斯科公国教会的大主教“圣徒”彼得，对莫斯科公国王公伊凡·卡利塔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与帮助。因此，伊凡·卡利塔对“圣徒”彼得可谓感激涕零。

1339年，莫斯科大公国教俗当局追认彼得大主教为“全莫斯科的圣徒”，不仅要求有封邑的王公们尊他为“莫斯科的捍卫者”，还要求他们在彼得圣徒的灵柩前向莫斯科大公宣誓效忠。

除了“国家圣徒”外，罗斯王公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还拥有自己的“专属”圣徒。王公们不仅要求统辖的民众对圣徒必须加以崇拜，在遇到敌对的王公时，还要求圣徒拿起武器保卫自己，捍卫本公国人民的利益和城市不受侵犯。

不过，随着沙皇俄国的建立和中央集权制的形成，这些地区性圣徒（约450多名）的命运有了不同的变化：一些圣徒升级为“全俄罗斯圣徒”，一些圣徒没有改变，还有一些圣徒被完全遗忘了。

莫斯科 | 克里姆林宫教堂顶

2）干尸崇拜

按照东正教会的说法，干尸是“遵守教规者”或圣徒的尸体、遗骨，因有神迹而不腐烂，不仅具有神力和创造奇迹的能力，还有庇护和保佑的作用。在当时的沙皇俄国，干尸经常以内部或半公开的形式，以所谓的干尸匣或约框，在教堂里长期保存和展览。

17—18世纪，俄罗斯教会及其主教公会认为，除了有真实的、公认的圣徒干尸外，有些人为了私利而伪造圣徒干尸，因而遭到教会的谴责；19—20世纪初，俄罗斯教会里出现了怀疑派，某些教会人士和神学家虽然也是“遵守教规者”，但对圣徒干尸不朽性产生了怀疑。

1918年—1920年，苏俄政府根据广大人民的要求，在神职人员代表的参与下，在苏俄14个省份里，当众打开了63个圣徒干尸匣。讽刺的是，多数干尸匣装有一堆半腐烂的尸体，而在另一些干尸匣里，甚至放着一些人造的尸骨和一些不相干的东西。至此，“干尸不朽”的传说被视为“惊天大骗局”。

在今天看来，干尸崇拜的“最大价值”，无疑是给东正教会带来了巨额财富。因为每年前往教堂朝拜圣徒干尸的香客，都会给教会“供奉”一笔又一笔的钱财。

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3）圣像崇拜

东正教会人士认为，圣像跟圣徒、干尸一样，可以显灵，能起保卫者、庇护者的作用。可以保护人们的生命和财产不受侵害，可以战胜一切敌对者。甚至有部分教会人士认为，圣像“作为活物”，可以发挥看、听、哭、跑、跳、游、飞等功能。

与圣徒崇拜一样，圣象崇拜也源自拜占廷帝国。罗斯教会以君士坦丁堡教会为榜样，制作了一些“显灵的圣像”并广泛宣扬，在罗斯居民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譬如两军对垒时，夺取敌人的圣像，一度被视作终极作战目标。因为人们坚信，夺取敌方的圣像，即可解除对方的军事抵抗在今天看来，圣像与军旗有着相似的含义。

另外，俄罗斯的东正教会经常把圣像描绘成统治阶级（沙皇和封建主）的代表。譬如在17世纪，一幅穿着金袍的圣像被视为沙皇米哈依尔·罗曼诺夫（即米哈伊尔一世）；18世纪，一幅具有神威的圣像，被视为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山和费多罗夫城的圣母像之所以特别备受敬仰和颂扬，是因为这幅圣像被视为是罗曼诺夫王朝的庇护者。

与干尸崇拜一样，圣像崇拜不仅充斥着一定的迷信色彩，也是教会积累财富的重要途径之一。到了今天，一些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家认为，圣像是无生命的东西，所谓“显灵的圣像”完全是臆造出来的，并主动放弃了对圣像的崇拜。可即便如此，圣像崇拜依然是教会在思想和心理方面影响教徒的重要手段。

圣瓦西里升天教堂

3）俄罗斯东正教的排他性和不宽容

自从罗斯受洗后，东正教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拥有着种种特权。作为俄罗斯的“主体宗教”，对其他宗教采取着什么样的态度呢？

1）迫害旧礼仪派

1645年夏，沙皇米哈伊尔病逝，年仅十六岁的阿列克谢继位，成为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二位沙皇。为了巩固政权，他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教会，为自己服务和“撑腰”。为此，他实行了大刀阔斧式的宗教改革。

他任命尼康牧首为东正教会改革的领导人，改革的主要方向就是把莫斯科教廷东正教的各种典章制度，按照拜占庭方式加以改革，统一各地教会宗教活动。

阿列克谢一世

坦诚地说，改革举措引起了大贵族和教会的恐慌。因为人们一致认为， 作为 “第三罗马”的莫斯科，是“高于拜占庭”的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将莫斯科教廷的宗教礼仪按照拜占庭方式进行改革，是无法理解和容忍的

尼康进一步提出，沙皇应该成为整个东正教世界的统治者，莫斯科及全俄东正教大牧首是整个东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俄国的首都应该定于君士坦丁堡。尼康的这个想法，一度得到了沙皇的支持。

1654年俄罗斯—波兰战争爆发后，阿列克谢一世率兵亲征，成为实际政府首脑（即摄政王）的尼康，进一步加大了宗教改革力度，俄罗斯东正教会进入了动荡期。拒绝尼康改革的旧礼仪派，最终从莫斯科东正教会中分裂了出去。

恼羞成怒的尼康，对旧礼仪派开始大规模的迫害，审判并处死了旧礼仪派的领袖。可即便如此，旧礼仪派的信徒们还依然没有屈服，为躲避迫害，他们从莫斯科逃亡到至森林茂密的伏尔加河流域，向乌拉尔，向西伯利亚，向北部地区，向顿河、外高加索一带逃亡。

此后，尼康进一步提出了“神权应高于世俗权力”的观点，这无疑触及了阿列克谢一世的底线，双方关系逐步趋于冷淡。自1660年开始，莫斯科教会开始了对尼康的审判。最终，他的大牧首职位被剥夺，并被流放到了一座偏远的修道院。1681年，尼康病逝于返回复活修道院的途中。

阿列克谢一世选新娘

2）排挤伊斯兰教

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加冕称帝后，对内加强专制统治，对外实行扩张政策。他夺取喀山后，对伏尔加河流域的伊斯兰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摧残，不仅摧毁清真寺和学校，还把穆斯林居民赶出了城，伊斯兰教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此后的200余年，沙俄政府及其官方教会一直致力于将国内的穆斯林“东正教化”，但收效甚微。20世纪初，风雨飘摇的沙俄政府终于制定了法律意义上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可即便如此，穆斯林在日常宗教生活中仍遇到很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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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雷帝的征服

3）限制天主教

对于“近亲”天主教会，沙俄官方和东正教会既有宽容的一面，也有排挤的一面，但排挤更多于宽容。

伊凡四世时期（1547—1584），官方允许西方人士信奉自己的天主教，但禁止他们向俄罗斯人传教，更不允许他们在俄罗斯土地上建造天主教教堂。

彼得大帝时期（1682—1725），官方倒是准许他们在俄国创办宗教学校，但他们的传教行为激起了俄国上下的严重不满，因而在1688年被驱逐出国，18世纪初，尽管天主教学校“死灰复燃”，但很快就以“非法为由”被勒令停办。

梵蒂冈城内的圣伯多禄大殿，全球天主教的中心

19世纪初期，天主教的传教活动迎来了“全面复兴”。天主教传教士不仅在东正教教徒中发展教徒，还公开宣称天主教比东正教更具越性。他们的“挑衅”行为，引起了俄东正教会的强烈不满和斥责。1820年，他们再一次被全面驱逐。

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执政时期，居住在俄罗斯西部的波兰天主教徒因民族纠纷而举行起义。起义失败后，沙俄官方强行将这些波兰天主教徒迁到西伯利亚。天主教修道院被关闭，修士遭到流放，财产被没收，教堂归东正教所有。

1905年，沙俄政府公布“信仰自由法”，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日趋积极了起来。不过，由于历史原因，沙俄当局对待天主教依然持有“不宽容态度”——尽管法律上东正教教徒可以改信天主教，但实际上这样的改信是不允许的。

十月革命后，天主教和其他外来宗教一样，遭受了沉重打击。20世纪20年代初，天主教会学校在苏联几乎全部被关闭。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天主教组织在苏联已近乎绝迹，教徒基本上全面转入地下活动。

俄罗斯喀山大教堂

4）镇压基督新教

最初从德国传入的基督新教，在俄罗斯并不属于传统宗教，而是外来的“异教”。基督新教有许多派别，先后传入俄罗斯的有路德派、浸礼派、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

16世纪，俄东正教莫斯科扎哥尔斯克圣三一修道院院长引进了路德派福音思想。路德派否认圣物，反对宗教仪式，追求对基督的精神信仰，与东正教的交易可谓大相径庭，进而受到了东正教会的指责。当时，基督新教思想的传播者一经被发现，就会被当作异端处以火刑。

17世纪，官方对新教的镇压有增无减。沙皇命令异教徒从首都迁出城外，不许他们雇用东正教徒做工，还将一个自称“先知”的德国人作为异端处死。

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政时期（1762—1796），一方面对新教实行宽容政策，譬如允许居住在俄罗斯的德国人信奉新教；另一方面，官方规定新教的传教活动，只可针对穆斯林进行，不能向东正教徒和青少年传教。官方规定，新教组织举行宗教活动时，须缴纳一定的税款；牧师的薪水，每年须缴纳64—96戈比所得税，而东正教会及其神甫则免去一切税款。

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势力范围”

19世纪80年代初，新教路德福音派学说传入俄罗斯。由于当时国内各民族追求自由的氛围很浓，因此对福音派的追随者们并未加以限制。

令东正教会始料未及的是，该派的一些头面人物试图进入国家宗教管理机构“圣主教公会”里任职的行为，引起了圣主教公会的警惕。于是，圣主教公会开始全面围剿福音派。

1882年，他们在圣彼得堡警方的协助下逮捕了该派的部分领袖，路德福音派损失惨重。截止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境内的路德派教堂全部被关闭，神职人员被关押。到了50年代中叶，路德派已经在苏联领土上消失匿迹。

俄罗斯东宫

同路德派一样，新教浸礼派在沙俄和斯大林时代一直处于受压的地位。1881—1891 年，拉脱维亚浸礼派的3名负责人被沙俄当局驱逐，许多知名新教活动家被禁止活动。20世纪30年代，苏当局查封了位于莫斯科的浸礼派总部，并关闭了位于列宁格勒的福音堂，该派多数领导人被捕、被流放，从而导致许多组织自行解散。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领导人，也曾因宣扬“异端”而遭苏联当局的监控。1934年，该组织所有领导人均遭逮捕，其主席列波萨科死于监狱里，继承人格里高利耶夫牧师也遭监禁，该组织的200名神职人员，绝大多数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到了1938年，最后一个礼拜堂在列宁格勒被关闭。1954年，该会主席马查被驱逐出莫斯科；1960年，该会的图书档案全部被没收。

上海国际礼拜堂（新教）内景，最大“特色”即室内没有表现人或动物形象的雕塑与绘画

5）仇视犹太教

大约13—15世纪，犹太教伴随着移居到俄罗斯的犹太人而传了进来。不过，俄国的统治阶层们一直都有着很强的反犹意识。

彼得大帝（1682—1725）认为，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为“流氓和骗子”；

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时期，当局先是对犹太教教徒实行宽容政策，后对他们实行了各种限制，如禁止他们租借土地、开设旅馆等；

尼古拉一世时期（1825—1855），当局把犹太教教徒视为“吸血鬼和寄生虫，无法同化的份子”，并规定犹太儿童必须在国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亚历山大三世时期（1881—1894），俄东正教会命令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否则予以消灭。

犹太教习俗

统治阶层对犹太教的仇视和不宽容以及弥漫欧洲全境的反犹思想，犹太教在各个层面都处在受歧视的地位。在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7）统治期间，反犹法规继续存在，尤其是发生于1903年的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事件，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抗议。

十月革命后，一部分犹太人选择支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另一部分犹太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苏俄发布官方公告，关闭了所有的犹太教会堂，并限制犹太人的宗教活动。

即便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国内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排犹情绪。1967 年，中东战争爆发，苏以两国断交，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受到限制，一些犹太教会堂被关闭；勃列日涅夫继任后，排犹政策依然如故。直到苏联解体后，包括犹太教在内的各宗教教派才得以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位于耶路撒冷的“哭墙”

4）结语

苏联解体后，在叶利钦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全俄东正教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率先为其致贺词，叶利钦也在随后的讲话中，表明了自己对东正教的热爱，并肯定了东正教在国家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不过，尽管俄罗斯宗教法中规定“政教双方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但这绝非指“政教双方互不关心”。为了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得到最佳发挥，国家制定法律，对宗教组织进行规范化管理。同时，宗教组织也不限制其成员的公民权利。教徒同其他公民 一样，有权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这样，政教分离的内涵，便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与东正教会普世牧首巴尔多禄茂

普京执政后就一再强调：“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即我们的爱国主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在庆祝耶稣诞生2000年之际，他在致俄罗斯东正教会发出的贺信中指出：“东正教在新世纪将有助于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助于国家精神道德的复苏。”

根据2011年的数据显示，俄罗斯的东正教徒占国民总数的50％，其中绝大多数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教徒。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宗教组织，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传统功能在当代俄罗斯得以全面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