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世纪，历史曾三次向东欧国家提供了选择本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机遇。第一次因历史制约因素而未获成功；第二次东欧国家选择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苏东剧变后，东欧国家开始第三次探索本国现代化的道路。

　　[关键词]　东欧　现代化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1)05-0049-05

　　在20世纪，历史曾三次向东欧国家提供了选择本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机遇。第一次机遇出现在一战结束后不久的20年代。东欧国家先后摆脱了被占领和被瓜分的悲惨命运，重新获得了民族的独立，现代化进程大大加快。第二次机遇形成于二战后的40年代中后期。二战结束以后，东欧各国人民彻底唾弃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反动政府，又一次获得了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机会。1989年东欧发生政治剧变之后，在20世纪末的最后10年，历史再次向这些国家提供了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机遇。20世纪东欧国家选择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这三次机遇，第一次未获成功，第三次尚未充分显示出其前景究竟如何，而第二次选择，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毕竟已构成了东欧八个国家长达45年，内容又极其丰富的实践，其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深刻的启示。

一、东欧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制约因素

　　英国著名的苏联东欧问题专家本·福凯斯不久前在他发表的专著《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一书中写道：“‘东欧’这一术语将来很可能不再被人使用，代替它的可能是‘中欧’和‘巴尔干欧洲’这两个术语。……东西欧将来可能会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共同的欧洲。”然而，紧接着他又指出：“对历史学家来说，‘东欧’这一术语是不可缺少的。”[1]本·福凯斯在这里所说的“东欧”概念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是指位于欧洲中部和巴尔干地区的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以及南 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我们讨论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时，必须沿用这个在冷战时期形成的特殊政治地理概念——东欧。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欧国家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和一致的形象。“东欧各民族有好几个世纪都被看作是东方四个大帝国——德意志、哈布斯堡、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国际上或世界上几乎看不出有鲜明的民族特性。这个地区甚至对欧洲来说也是遥远的、陌生的，只有匈牙利和波兰除外。”[2]东欧，由于其西面与德、意两国，东面与俄国接壤，因而被夹在欧洲的夹缝中，它所处的这种极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它始终成为周边列强争夺的势力范围。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一地区国家的政治地图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就是一个明证。

　　东欧所处的这种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强大邻国对其的长期侵占和野蛮掠夺，在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正因为此，在研究东欧的历史时，尤其是在观察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时，地缘政治学就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研究手段和观察角度。在地缘政治意义上，东欧地区的地位在战略上十分重要。东欧在历史上曾经是从西方进入俄罗斯的侵略通道，同样，它也充当过从俄国进入中欧和西欧的侵略通道。但是，由于东欧国家国土较小，缺乏经验，软弱无力，互相敌对，所以，向来受邻近大国操纵和剥削的东欧本身仍然无力填补这个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的权力真空，这决定了它注定要成为某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3]东欧国家长期处在欧洲的夹缝中这种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为其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带来明显的制约因素。

　　制约因素之一，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起步具有明显的非自主性。东欧国家现代化起步的非自主性表现在现代化起步的动力首先来自外部。当欧洲西部的许多国家在16—17世纪启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同时，大部分东欧国家不是领土被列强瓜分了 就是正处在被占领国的屈辱地位。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根本谈不上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仅仅是随着占领国或宗主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将现代化的外溢效应传递到东欧，推动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开始起步。并且，其进展速度也完全取决于这些国家在欧洲列强夹缝中所处位置的变化以及同这些大国关系变化的态势。

　　制约因素之二，东欧国家选择现代化模式的自由度十分有限。由于东欧国家大多是在西欧国家占领的状况下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所以，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方面几乎不存在任何余地，惟一的选择 就是在西欧地区已经开始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西欧国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模式就是一种值得它们仿效的理想模式。例如，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开始在奥斯曼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萌芽。又如，1831年6月和1846年2月波兰人民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并迫使奥地利政府在1848年宣布在占领区废除农奴制。1848年后，普、奥占领的波兰最终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其现代化进程。

　　制约因素之三，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相对于欧洲西部和北部较为发达的国家，或是欧洲最东部的国家俄罗斯而言，东欧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明显地落后了。东欧国家的现 代化通常都是在其占领国或是宗主国的现代化已有明显进展之后才开始起步，并且其发展进程也由于占领国或宗主国的统治而被延缓。由于异国的占领和统治以及内部的封建割据，使得东欧不少国家刚开始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停留在小手工作坊的阶段，在较长时期里都没有能够发展起来，这必定会延缓这些国家已经启动的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上述制约因素，在东欧国家20世纪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止一次地显示出来。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长达45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东欧国家现代化中的地缘政治学因素更为 明显地凸现出来。

二、最初的探索：通过“人民民主制度”走向社会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东欧各国普遍实行了人民民主制度，这是战后初期国际形势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现象，也是东欧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环节。对东欧国家来说，这是在被迫采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苏联模式之前对符合东欧国情的现代化模式的一种最初的探索。

　　二战后在东欧出现的人民民主制度并不是从外部引入的，其首创者是当时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早在30年代中后期，季米特洛 夫就曾依据欧洲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统一战线运动，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这一概念。季米特洛夫认为，欧洲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将不会导致直接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是将建立统一战线政权，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把民主革命继续引向深入，从而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必要条件。[4]当时，其他东欧国家领导人也相信，可以在本国开辟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通过人民民主制度来逐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

　　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1946年11月30日在华沙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积极分子会议上说：“我们选择了波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把它称之为人民民主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和在这些条件下，工人阶级专政，或者说一党专政，既无必要，也无目的性……波兰的民主，是通过多党制议会来行使政权……我们的民主具有许多社会主义民主因素，也具有许多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因素，就如同我们的经济制度具有许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特点一样。我们把我们的民主称之为人民民主，把我们的社会制度称之为人民民主制度。”[5]铁托在《共产主义者》周刊1946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论新型民主的基础》中明确区别了人民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不同，他说：“人民民主是人民中绝大多数人的专政。”[6]保加利亚工人党领导人科斯托夫1945年3月在党的八中全会上说，“我们还没有足够成熟到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祖国阵线政府是“部分资产阶级同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不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专政”。[7]匈牙利共产党也把人民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加以区别，认为前者“可以把国家引向社会主义而不必经过无产阶级专政”。[8]捷共总书记、科西斯政府副总理和民族阵线主席哥特瓦尔德于1945年4月说：“我们不能单独掌权，他们(指资产阶级)也不能单独掌权。他们没有我们不能掌权，我们没有他们也不能掌权。他们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我们，比之于我们依赖他们。”捷共把人民民主政权看作是一种过渡状态，将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同时强调“人民民主制度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9]

　　虽然当时无论是季米特洛夫还是东欧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没有对“人民民主”概念做出一个完整准确的定义，但是，强调它具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同之处成为当时人们理解人民民主制度的一个共同出发点。根据季米特洛夫等人的有关论述和战后初期东欧各国的社会发展进程来看，人民民主制度至少应该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征：(1)政治上实行多党议会民主制；(2)在经济领域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3)人民民主制度将延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正因为人民民主制度符合二战后初期东欧各国的客观实际和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要求，所以，它在东欧国家战后的重建和经济恢复过程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东欧各国将其看作与苏联模式不同的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种模式选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然而，正当东欧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民满怀信心地推进人民民主制度的时候，国际上爆发了冷战，苏联与美、英等西方国家之间 由合作转向对抗，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随之发生变化，导致东欧国家选择符合国情的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又一次遇到挫折。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确定：被移植的苏联模式

　　战后初期，由于雅尔塔体制的确立，斯大林考虑到经历了战争以后苏联的实力受到削弱，以及为了顾及与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关系，曾经同意并容忍了东欧国家选择的人民民主制度以及这些国家对通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的探索。1945年1月，斯大林曾提请保加利亚工人党的一个代表团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作重新估价。他说：“那种认为苏维埃形式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惟一形式的观点是错误的，还有其他形式，如民主共和国式的，在某些情况下，君主立宪制也能通向社会主义。”[10]同年8月，斯大林又对保加利亚工人党内左倾思想严重的人提出了批评。当时斯大林强调指出：“请你们不要忘记，演变为苏维埃制度可以通过议会体制走一条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虽然缓慢，但也可以达到目的。”[11]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在回忆他同斯大林于1946年7月20日和22日的谈话时也说：“斯大林同志说过，在希特勒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统治阶级在许多国家已经声名狼藉，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提高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了许多可能性和道路。他指出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波兰的例子，也提到我国的例子，即指出不必经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12]

　　但是，随着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杜鲁门主义的出笼，以及在这之后马歇尔计划的抛出，标志着美国冷战政策的正式启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是否出席讨论马歇尔计划的正式会议问题上没有与苏联保持一致，这也向斯大林发出警示，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还远非是牢不可破的。鉴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也出于苏联战略利益的考虑，斯大林决定改变对东欧国家的政策，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加强对东欧的控制。斯大林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成立欧洲九国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和确保东欧各国在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方面与苏联保持一致。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后的1948年，是东欧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发生了三件重大事件。一是多数东欧国家战后建立起来的多党共同执政的联合政府相继转为由共产党和工人党一党执政的政府，所有的反对党派均被从政府中清除出去；二是各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建立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三是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公开冲突，南共被开除出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上述事件在东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引起了一系列悲剧性的后果。

　　斯大林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方面对东欧加紧控制的重要措施是由限制东欧国家革命化的进程转为加速其革命化的进程，同时对东欧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做出新的解释。斯大林巧妙地把人民民主说成是国家政权的一种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因而它必须“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职能”。[13]至此，人民民主的概念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质的变化，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开始失去其原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人民民主制度作为东欧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模式选择，在尚未充分发挥出应有潜力的情况下过早地夭折了。

　　人民民主制度在东欧国家中断的直接后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苏联模式被强行地移植到这些国家。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方针都转到苏联模式的轨道上来，实行高度集中的体制，按照“重、轻、农”的顺序发展国民经济，实行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的方针，在农业改造方面则采取了强制性的集体化方针。

四、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东欧遭遇危机

　　从苏联被移植过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带有强烈国家意志的强制性经济体制。尽管当时大多数东欧国家在接受这种模式时并不那么心甘情愿，但应该承认的是，对于原来经济比较落后并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一些东欧国家来说，这种强加的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对医治战争创伤和恢复经济曾起过明显的积极作用，对于现代化初期以资源消耗为特点的粗放式发展阶段也还是基本适用的。正因为此，对于战后迫切希望以最快速度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的东欧国家来说，苏联模式的集权经济体制是一条能够让马快跑起来的“缰绳”。正是这条缰绳牵引着东欧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在50—60年代，大多数东欧国家都完成了从农业国或农业工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到70年代已先后达到经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与此同时，亚非拉许多国家正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尚未能自主和有效地支配本国的资源，其现代化的进程明显地慢于东欧国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东欧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自70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已耗尽其所有的潜力，虽然尚能维持和运转，但这一模式内在的缺陷与弊端却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导致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受到明显的阻碍。其后果是东欧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在统计数字上是“不断增长”，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不断短缺”，普遍出现经济增长缓慢和停滞现象，甚至出现危机的征兆。

　　其原因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苏联模式，该模式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排除市场机制作用的经济体制以及与整个国际市场和发达国家经济联系的割裂，构成了东欧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阻碍因素，尤其是导致了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进入70年代后一再出现危机。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对此早有认识，并已清醒认识到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停滞、甚至出现危机的症结所在。在东欧，不断有改革的建议、纲领和方案出台，也不断有改革运动兴起，然而，所有这些都没有从根本上打破苏联模式的基本框架。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实质内容十分有限的经济改革，或是由于某些国家领导层的意见分歧，或是由于来自莫斯科的各种各样隐晦的警告和公开的干预，不断遭到抵制、批判和阻挠，最终不是中途夭折，就是以失败告终。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频繁发生的社会经济危机终于导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东欧走到了尽头。

五、政治剧变后东欧国家对现代化模式的新探索

　　80年代末在东欧国家发生的政治剧变震撼了世界，在苏联模式下运转了45年的东欧社会主义在一夜之间成为历史。面对这一奇特的政治历史现象，国际舆论曾争论不休。东欧国家的学者又作何种解释呢?他们的回答是：政治剧变是对“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种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失败，也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东欧的失败。

　　“现实社会主义”在东欧失败的集中表现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正因为此，东欧的政治剧变，与其说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在东欧40多年实践中的不成功的尝试，不如说是 被强制性地从外部移植过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在东欧的失败。东欧剧变之后，完全抛弃了苏联模式的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纷纷转向西方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在重新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东欧国家开始了20世纪面临的第三次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东欧国家的学术界和执政者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角度，对现代化的模式以及有关问题进行了执着的探索。剧变后的东欧国家，在面临现代化发展方向与道路选择的重要历史关头，再一次将目光投向其西部的邻国。“回归欧洲” 的道路虽然并不平坦，但是东欧各国仍然将自己与欧盟国家的一体化看作是推进本国现代化的新动力。

　　有不少东欧学者在分析当代国际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需要认真考虑的几个问题。问题之一，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个民族国家的工业是否应该自成体系?这个问题涉及后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依附性与自主性、从属增长和自主增长的问题。问题之二，当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活跃力量时，民族经济与国外企业这两者在本国经济中各自的地位究竟如何?这涉及后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外国资本在经济 中所占的比例和作用问题，以及是否可以在跨越国家框架的情况下推进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问题之三，在世界经济区域化趋势下，如何妥善处理加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区和保护本国和本民族经济利益的关系?这涉及目前依然存在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问题。此外，一些学者还在分析历史经验和当代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归纳出东欧国家可以采用的三种现代化模式：“民族主义的”、“传统结构主义的”和“社会—经济主义的”现代化模式。[14]在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轨的实践中，曾经有过不止一种经济模式可能成为它们的选择对象。由于东欧国家的经 济转轨是在各国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左右翼政党之间进行激烈的理论争论和政治斗争的背景下进行的，不同的政治力量和以不同政治力量为依托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不同的经济目标模式。东欧国家新政府的领导人首先把目光投向那些在西欧国家已经存在的现成的市场经济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新)自由市场经济模式；(2)社会民主主义模式(或称斯堪的纳维亚模式)：(3)社会市场模式(或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在剧变后东欧国家形成的这几支社会政治力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许多人把目光投向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东欧国家的一些新领导人虔诚地相信，民主社会主义作为“第三条道路”或许能够拯救东欧，并且把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瑞典当作东欧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但是，北欧福利国家的梦想已经破灭，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又并非完全适合处于转轨进程中的东欧国家。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对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否定同时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在90年代的东欧重新崛起，表明在政治剧变后抛弃了社会主义寻求西方式发展道路又遇挫折的东欧国家，在对现代化模式的选择过程中比过去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但是，第三条道路是否行得通?从东欧国家的转轨实践中尚未找到明确的答案。但是，无论如何，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东欧国家政治生活中与右翼势力并存的左翼力量的一种政治主张，其发展和演变将深刻地影响着东欧各国今后的发展。

　　注释：

　　[1][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2][美]特里萨·拉克夫斯卡-哈姆斯通、安德鲁·捷尔吉主编《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3][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9页。

　　[4]张士义《论斯大林与东欧人民民主制度的关系》，载《东欧中亚研究》1988年第4期。

　　[5][6][7][8][9][14]转引自张文武、赵乃斌、孙祖荫主编《东欧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第10页。

　　[10][11]米托·伊苏索夫《斯大林与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第33—34页。转引自张士义《论斯大林与东欧人民民主制度的关系》，载《东欧中亚研究》1988年第4期。

　　[12]张文武、赵乃斌、孙祖荫主编《东欧概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13][保]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法律政治系。

〔责任编辑：戴隆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