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后来才知道，365天，年会就一天

　　柴静 生于1976年，19岁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22岁到北广学习电视编辑，在湖南卫视主持《新青年》，2001年加入《东方时空》。2003年调到《新闻调查》，先后担任新闻频道《24小时》主播、新闻频道《面对面》主持人。2011年起担任《看见》主持人。

　　从湖南来到北京，柴静刚到央视主持《时空连线》时，度过了一段痛苦的适应期。柴静说自己从蹲马步开始学起基本功，流汗流血、风吹日晒。她曾经采用最笨拙的办法，整理记录同行的提问，一个采访准备一百多个问题，自己上机编节目，熬夜到凌晨三四点。回想起那段日子，柴静说，日后再没有一个地方像《东方时空》那样“残酷”。

　　被新闻评论部年会打动

　　2000年，柴静接到陈虻的一个电话，陈虻说，想跟柴静合作一个节目，两人约在梅地亚见面。陈虻问柴静，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柴静答，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陈虻眯着眼睛看了柴静一会说，你来吧。

　　柴静当时正在湖南卫视做《新青年》，人物访谈节目，做得有声有色，也算小有知名度，最主要的是工作很自在，每个月去录一次节目，录完拿现金，柴静没想过要改变这种工作方式，她拒绝了陈虻，“我不去。”

　　陈虻没多说，他告诉柴静，可以来参加一次他们新闻评论部的年会。那一年，新闻评论部的年会上放了《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柴静日后在《看见》一书中回忆，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对。“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愤地说：‘《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张一百块，红艳艳地飘啊飘，飘到了柴静手里。

　　就是这一次年会，让柴静下定决心，来到《东方时空》。

　　第一期节目“惨败”

　　柴静在《东方时空》负责《时空连线》，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第一期节目是关于剖腹产话题，柴静联系了医生、孕妇、专家，探讨了剖腹产怎么不好，交了片子。这次“作业”被她日后用“惨败”来形容。陈虻开会时公开批评她，采访没有深入下去，“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柴静越听心越凉，最后只能把片子的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力回天。

　　柴静在《东方时空》最初的日子如履薄冰，每天采访前挨个打四十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一百多个问题。录像的时候，就盯着自己本子上的问题往下看，听不到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下一个问题。在节目的结尾，柴静一般都会加上一句，“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早日到来。”

　　同事们都替柴静捏把汗，有一天录完节目，摄像送柴静回家，对她说，姑娘你加把油，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摸索技巧和自我励志

　　柴静下过一番苦工夫，研究同事的采访技巧，把能找到的记者前辈的问题都记在小本子上。那段时间，柴静临睡前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小说，并用书中女主角史达琳鼓励自己。

　　柴静当年以为好节目要尖锐，在节目中咄咄逼人地发问，被观众评论为“冷酷”。陈虻纠正她，“不是，不是说你把采访对象不愿意说的一句话套出来叫牛，把他和你都置于风险之中，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

　　2003年2月，新疆地震，柴静到了灾区，用“皮肤感受到新闻”。离开演播室，这一次，她看到了细节：坍塌的房子、为死者诵经的人们、废墟中小学校升起的国旗。这一期节目，柴静得到了表扬。

　　■ 对话 　“再没有一个地方像《东方时空》那么残酷”

　　谈加盟 

　　《分家在十月》颠覆固有想象

　　新京报：其实最早陈虻来找你加盟《东方时空》的时候，你拒绝了，后来因为参加了评论部的年会，最终下决心去了。主要打动你的是年会上那些有意思的人吗？

　　柴静：是，首先是有趣。有智力的幽默感，尤其看了《分家在十月》，我想，哦，这个地方的人还能这样说话呐？好像把我想象中一个事业单位的结构和秩序给颠覆了。当然，后来发现，365天，年会就一天，呵呵。但这一天挺重要的，没它，什么都没了。

　　新京报：陈虻看中你的时候，你还在湖南台，还没有做新闻。你觉得当时他究竟是发现了你的什么？

　　柴静：后来另一位主任告诉我，当时陈虻第一次看到我，不是看我在湖南卫视当时主持的《新青年》节目，是卫视当时一个采访主持人的节目。就几分钟吧，他也没太留意内容，没看完就转身问同事，这主持人叫什么，怎么联系。

　　他在讲课的时候，说过一次，他选主持人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有没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哪怕幼稚也不要紧。只要不人云亦云，经过职业的训练，慢慢就能发展成独立思考。

　　谈工作 

　　拿“正式工”起范儿是丢人的事

　　新京报：看大家描述中的《东方时空》，一边是严厉、爱骂人的领导，一边又是相对自由宽松的新闻环境，同事之间相处也好像是“没大没小”，在这样一个“空间”里，你吸取到的最多的养分是哪方面？

　　柴静：现在想起来，后来真没有一个地方，像当时《东方时空》那么“残酷”——以陈虻为首，时时看着你，敲打你。你每个弱点都纤毫毕露。你见他的面，笑不行，拉着脸也不行，迎着不行，躲他也不行，他老有教训。

　　当时评论部在业务上还保持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要求做文章不如从做人开始，人文一体。这么一个环境，是对一个人全面的锤炼，可能会经历一个没自信的过程，但再往后建立起来的一点东西，就比较扎实了。十年后，再想这些，觉得，陈虻真傻呀，现在，谁还会这么天天盯着年轻人，不让你犯错误、浪费你的生命呢？

　　新京报：当时《东方时空》用人的机制也很开放，你来的时候也算是临时工吗？什么时候转正的？有感觉受到台里正式工的歧视吗？

　　柴静：我是临时工，当时连进台证都没有，每次去演播室录节目，还得正式员工开条接进去。到《新闻调查》之后过了好几年吧，我们才转成聘用制，可能是2006年了。评论部这点好，我从来没觉得有什么歧视，这个地方当年本来就是水泊梁山，一帮江湖汉子建起来的，谁要是拿“正式工”起范儿，是一件丢人的事。

　　我那时对《东方时空》没有预期，对自己的职业前景也没有预期，只是觉得这里的人有意思，跟有意思的人呆在一起比较有趣。这点我没失望。

　　谈成长 泡在水里，慢慢就会游了

　　新京报：你曾用“惨败”来形容在《时空连线》做的第一期节目，后来是怎么找到做新闻的感觉的？

　　柴静：这个也没法速成，也没路可退，就是埋头干活。那是我这十几年里最勤奋的一年，自己当策划、编辑、主持，每天报三个选题，联系嘉宾，列问题，后期剪辑，上字幕，送播出带。一年多，天天这么从头到尾。泡在水里，慢慢就会游了。就是这个阶段，让我建立了对“硬”新闻的感觉。

　　新京报：那个时候你的自信心受到过打击吗？最沮丧的时候想过放弃吗？

　　柴静：肯定有一阵子没自信，坐在主持台上，眼神和声音都是空的。但根本原因不是别人批评你，是你不懂，对新闻事实了解不够，对现实没经验，对事物没有判断能力。放弃的想法是没有的，因为知道有方法，就是下笨工夫。一个选题，做之前肯定把能找到的资料都看一遍，同行的采访打印下来反复琢磨，一个采访准备一百个问题，这些办法很笨，而且也有副作用，但没这个阶段是不可能的。

　　新京报：看《沉默的羔羊》，对你真的有帮助吗？另外就是，《东方时空》的工作环境真有那么可怕吗？

　　柴静：呵呵，算不上可怕吧。我觉得身边的同事都过得挺自在的，我是完全没干过新闻，又“咣当”一下被放在一个谁都能看见的地方——你想想所有同事正好中午南院打完饭，坐在食堂一抬头，哟，来了个新主持人，哟，这人还是陈虻挑的呐，那肯定是压力比较大。我那时候觉得史达琳是真实存在的，某种共鸣吧。到三十出头的时候，我还想过呢，她在FBI那个机构里，呆到三十多岁，会是个什么境遇，碰到什么难题。我觉得我大概能想象她是怎么对付的。这是个有趣的事儿。

　　谈离开 这颗心好像悄默声的，自己落了地

　　新京报：你去《时空连线》的时候，《东方时空》已经算是中国最有名的新闻杂志节目了。你去之后与之前对它的看法有不同吗？

　　柴静：我看《东方时空》比较集中的时候是1996、1997年，到了我去的那个阶段，已经看得不多了。当时的《东方时空》几经改版，与原来的形态有了很大变化。所以我那时对它没有预期，对自己的职业前景也没有预期，只是觉得这里的人有意思，跟有意思的人呆在一起比较有趣。这点我没失望。

　　新京报：梁建增主任给你写过“在连线中起步”，你觉得《东方时空》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是“起步”吗？

　　柴静：是，“起步”这两个字很准确，从零开始的学步吧，摇摇晃晃，摸爬滚打，手脚都沾了土，到了“调查”才算真到了长天大地。

　　新京报：离开《东方时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

　　柴静：我知道要离开，就是我去《新闻调查》开始报道“非典”的那天。去之前大概有过20分钟，想了想，只觉得过去一年过得挺卖力的，前所未有的卖力，但心还是不在腔子里，因为凡事还是有一个成败得失、自我顾盼的感觉。一到“调查”就开始忙活了，再也没工夫照管自己，但这颗心好像悄默声的，自己落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