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以色列是个多民族国家，既以犹太人为主体，又同时拥有百余万阿拉伯人和大量来自欧洲、中东、北非、俄罗斯等多个国家与区域的移民，拥有不同的文化传承与文学遗产，在文学创作上也表现出强烈的多语种属性与跨文化特征。尤其在全球化已成定式的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些特征体现得更为突出。本文尝试从主流文学、阿拉伯作家和俄罗斯移民作家的创作，来审视这些特征。

关键词 以色列文学 多语种 跨文化

以色列虽是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但拥有一百多万阿拉伯人、一百多万俄罗斯移民以及来自欧美、中东、北非等多个国家和区域的移民，拥有不同的文化传承与文学遗产，在文学创作上也表现为强烈的多语种属性与跨文化特征。尤其在全球化已成定势的21世纪，这些特征体现得更为突出，主要可以概括为：首先，作家队伍的多元构成。新世纪的以色列作家既包括犹太作家，也包括阿拉伯裔作家；既包括本土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其创作语言并不单一，而是呈现出希伯来语（主体语言）和其他族裔语言（阿拉伯语、俄语等）并存的态势；其文学内容既反映了对以色列或犹太身份的寻找与构建，又表现出各种文化与文明的冲突，包括移民文化与本土以色列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等。其次，以色列文学本体再度发生变革。如果说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初期希伯来文学中心几经辗转，从欧洲转移到巴勒斯坦，在那里生根，发展与繁荣，为现代犹太民族国家的构建推波助澜；那么到了21世纪的文化全球化时代，以色列人身份似乎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以色列人身份，或单一的希伯来人身份。相反，他们有机会将自己塑造为世界公民，借助背包文化、互联网以及各种高科技手段到世界各地旅行，在多种文化混合体中寻求生存，重新建构了以色列的现实。以色列文学不再单纯阐释或批判以犹太复国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犹太国家建构理念，而是在重新审视以色列国家的形成，并在延续犹太复国主义传统的基础上重新选择意象、母题、叙事类型，以及一度被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排除在外的反文化现象，在主体文化基础之外发展更为丰富的亚文化体系，从而形成对以色列身份的重新认知，且改写了文学与文化边界。

一、希伯来主流文学建构的坍塌与重建

以色列建国以来，其主流文学当然是用希伯来语创作、主要出自犹太作家之手的文学。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可以说是以色列文学遭受重创的十年。期间，十余位不同时代希伯来语犹太作家的领军人物离开人世。他们当中，既有享有世界声誉的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2018）、阿哈龙·阿佩费尔德（Aharon Appefeld，1932—2018）；第一代、第二代本土以色列作家和诗人的杰出代表阿哈龙·麦吉德（Aharon Megged，1920—2016）、海伊姆·古里（Haim Gouri，1923—2018）、纳坦·扎赫（Nathan Zach，1930—2020）、哈诺赫·巴托夫（Hanoch Bartov，1926—2016）、约书亚·卡纳兹（Yehoshua Kanaz，1937—2020）、约拉姆·卡尼尤克（Yoram Kaniuk，1930—2013）、伊扎克·奥帕斯（Yizhak Orpas，1921—2015）、阿玛利亚·卡哈纳-卡蒙（Amalia Kahana-Carmon，1926—2019）；也有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优秀中青年作家娜娃·塞梅尔（Nava Semel，1954—2017）、罗妮特·玛塔龙（Ronit Matalon，1959—2017），乃至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阿米尔·古特弗伦德（Amir Gutfreund，1963—2015）。这些作家分别就希伯来文学中的某一特定主题，如犹太复国主义叙事、新型犹太人叙事、大屠杀叙事、东方犹太人叙事、女性叙事以及希伯来诗歌的革新与探索做出过重要贡献，拥有不同程度的世界影响。他们的离去，标志着以色列建国以来当代希伯来文学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的解体。当然，他们当中有人因年事已高，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不再有新作问世，但多数人仍然笔耕不辍。

（阿摩司·奥兹和阿哈龙·阿佩费尔德，图片源自Yandex）

举例来说，自伊兹哈尔（S. Yizhar）和沙米尔（M. Shamir）在2004年去世后，麦吉德（Aharon Megged）成为第一代本土以色列作家的象征性标志，他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视角多集中在以色列社会的犹太人与同根系在这片土地的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通过审视个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纠葛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状况和国家变迁。同多数当代希伯来本土作家一样，麦吉德也十分关注“新犹太人”，即“本土人”的命运；不同的是，他经常运用犀利的笔锋和强烈的讽刺手法，表达犹太人的睿智、人道与理想主义。他一生共有四十多部作品问世。创作于新世纪的《欲望之墓》（2013）标题取自《圣经·民数记》“贪欲之人的坟墓”，以优雅、睿智、善解人意的笔法探索爱情、家庭、救赎等问题。主人公乔纳森对妻子怀有铭心刻骨的爱，但一直怀疑妻子曾背叛自己，他对妻子的渴望一再被对死亡的渴望所取代，引领读者去思考人生的意义。

阿佩费尔德和奥兹是第二代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或称“新浪潮作家”的杰出代表。作为国际知名的大屠杀幸存者作家，阿佩费尔德在21世纪依旧勤于笔耕，创作了《强大的水域》（2011）、《直至悲伤边缘》（2012）、《我的父母》（2013）、《来自另一世界的女孩》（2013）、《令人惊奇的明朗日子》（2014）、《漫长的夏夜》（2015）、《震惊》（2017）等多部长篇小说和儿童文学作品，多数作品仍然承载着作家身为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与以往不同的是，《来自另一世界的女孩》等作品已经将人物背景置于战时，这在惯于将创作背景置于战前与战后的阿佩费尔德来说堪称一个突破。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希伯来语文坛也表现出了作家间的代际交叠。这不仅意味着在亚·巴·耶霍书亚、大卫·格罗斯曼、梅厄·沙莱夫、埃德加·凯里特、奥莉·卡斯特尔-布鲁姆、茨鲁娅·沙莱夫、艾希科尔·内沃、利亚·爱尼、伊沙伊·萨里德等在以色列和国际富有影响，并或多或少译介到中国的作家之外，还活跃着时至目前鲜为中国读者关注的一些新面孔，比如西蒙·阿达夫（Simon Adaf）、萨米·贝尔杜戈（Sami Berdugo）、西拉·布鲁姆（Hila Blum）和米哈尔·本-纳夫塔利（Michael Ben-Naftali）、盖伊·阿德等（Guy Ad）等。这些新作家，无论在作品体裁、种族、性别或宗教信仰上存在多少差异，但拥有共同的核心关切。其共同特征是具有跨文化身份，作品不再属于一种单一的民族文学文化范式。在形式上，许多作家不再创作1990年代风行一时的中篇小说，而是致力于诗歌和长篇写实主义小说创作；而一些女作家不再创作浪漫历史小说（这一体裁在1990年代为许多女作家所追捧），而是致力于创作短篇小说，反映女性身份和女性权利，以及处于双重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女性身份。他们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以色列社会与政治的声音，尽管有的作家如阿德尚未得到应有的认知。

西蒙·阿达夫虽于1972年出生在以色列，但父母来自摩洛哥。他不仅是位富有天赋的小说家，而且是优秀的诗人和音乐家，是新一代东方犹太作家的杰出代表。近年来曾发表《莫克斯，诺克斯》（2011），《地下城市》（2012）（与《严霜》并称为“朱迪亚玫瑰”三部曲），《结婚礼物》（2014），《侦探的怨声》等五部长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2012年因长篇小说《莫克斯，诺克斯》获以色列最高文学奖——萨皮尔奖。其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被评论界称作当今以色列最具创造力、最出色、最富挑战性的作家之一。《莫克斯，诺克斯》这部作品中交织着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以色列南方小镇一个男孩暑假到基布兹工厂的工作体验，另一条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与一个老女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小说将世俗与宗教、边陲地区与中心地带、可靠严谨与虚假放荡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标志着其创作的一个高峰。

米哈尔·本-纳夫塔利1963年生于特拉维夫，身兼作家、翻译和编辑等职，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并获牛津大学当代法国哲学博士学位。他曾在以色列和海外出版了论文集、回忆录、小说和文论，且将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布雷顿、茨维塔耶娃等人的作品翻译成希伯来语。近年来发表回忆录《精神》（2012）、长篇小说《老师》（2015）和中篇小说集《火之装扮》（2019）。《老师》获2016年萨皮尔奖和2019年意大利Adei Wizo奖。小说主人公艾尔莎是一位受人尊重的英语老师，但她一直与人疏远，对学生来说她就是个谜。三十年后，小说叙述人（她的学生）决定揭开艾尔莎的身世之谜，为她创作了一部具有虚构色彩的传记，描述了她在匈牙利的童年、前往巴黎的旅程、婚姻、德国入侵匈牙利后的经历、被带到备受争议的“救援火车”上，先是到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然后去往瑞士，以及抵达以色列后如何保持沉默，不留痕迹的经历。小说落脚点其实还是以色列依然无法摆脱的大屠杀记忆与忘却之间的纠葛。作家向读者昭示，幸存者即使肉体能够在大屠杀中生存，但精神已经垮掉。小说虽不是一部经典的大屠杀小说，但勇于承担容易被遗忘的话题，表现出深受创伤的边缘人的境遇。

萨米·贝尔杜戈出生于1970年，曾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比较文学和历史，曾获伯恩斯坦奖（2003）、以色列总理奖（2005）和纽曼奖（2007）等。他所创作的旅行文学以其观察力和所指出的问题独特而引人入胜。在21世纪，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集《世纪最后一个孩子》、长篇小说《土地上正在进行的故事》（2014）和《因为盖伊》（2017）。《土地上正在进行的故事》入围2015年萨皮尔奖，获2016年库格尔奖。小说主人公马塞尔时年四十八岁，仍不知如何应对生活。他独自住在临时住所，与父亲和姐姐（姐姐独自抚养他六岁的儿子）疏远。他从以色列北部出发向南旅行，去往一向被希伯来文学忽略的支线场所。其充满独创性的语言组合令人惊奇，且创造出了以色列文学中独一无二的理论语言。他的长篇小说《因为盖伊》（2017）复沓了游子还乡模式，语言别具一格，复活了希伯来语中已经丢失的一些维度，被评论界称为“最伟大的希伯来文学作品”之一。

除以上活跃的年轻作家，传记小说、侦探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科幻小说、准历史小说等等文学样式在21世纪以色列文学中都颇为流行。种种现象表明，以色列文学已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时代。

提到传记，不能不提奥兹。奥兹是继阿格农之后最有代表性的希伯来语作家。其长篇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一向被视为新世纪希伯来文学经典。他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朋友之间》（2012），回归他生存多年、记载他爱与黑暗故事的基布兹；而长篇小说《背叛者》（2014）则入围2017年国际曼布克奖短名单，最后惜败大卫·格罗斯曼。奥兹2018年12月去世后，世界各地为他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而纪念热度刚刚减退，曾在特拉维夫开放大学任教的努里特·戈尔茨教授便在2020年冬季发表了奥兹传记《在时光的流逝中失去了什么》，揭示了幼年丧母给奥兹人生所留下的创伤黑洞，并指出多年来他一直试图通过爱来填充这一黑洞。奥兹遗孀尼莉也在撰写《我的阿摩司》，追忆他们的共同生活。最近，奥兹次女、儿童文学作家佳莉娅·奥兹在其出版的传记《佯装为爱》（2021）中爆料奥兹在她年幼时对她殴打谩骂，在以色列和欧美引起轩然大波，其轰动效应堪称“名副其实的文化地震”。本-古里安大学教授施瓦茨从文学批评角度称佳莉娅的传记是一部精心设计的传奇剧，把家庭事务转变为公共事件。

当代希伯来语诗歌创作也呈现出新思潮。一些诗人试图追寻有意义的诗歌新路，与时下主流诗歌拉开距离。他们不再像纳坦·扎赫一代诗人那样反映国族体验，而是试图向阿尔特曼（Nathan Alterman）和格尔德伯格（Leah Goldberg）一代的诗歌传统回归，开始讲究诗歌节奏与韵律。多丽·曼诺尔（Dori Manor，1971—）创办的诗歌刊物《嗨》（Ho）便带有强烈的实验色彩，引起热议。评论家赫施菲尔德（Ariel Hirschfield）称这种回归是个时代错误，这类诗歌矫揉造作，缺少领悟。而沙米尔（Ziva Shamir）教授却持有异议，他认为曼诺尔试图恢复诗歌的高贵地位，证明并非人人都可被称作“诗人”。

曼诺尔是一位国际化的希伯来语诗人和学者，1993年创办文学团体“Ev”，主张在古典与现代希伯来语之间寻找新的诗意交汇。曼诺尔已出版四部诗集，最新一部发表于2019年，继续其开拓性尝试，通过书写爱、家庭与分离而进行大胆深入的灵魂探索，堪称复杂的诗体自传。曼诺尔曾获以色列总理奖（2007）、车尔尼乔夫斯基翻译奖（2008）、文化部文学编辑奖（2011）和耶胡达·阿米亥奖（2015）等。

二、以色列的阿拉伯作家

以色列的阿拉伯裔作家指具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阿拉伯血统作家，他们多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人的后裔。这批作家的身份比较模糊，既被称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又被称作“巴勒斯坦以色列人”。本文沿用国内学界惯例，将其称作“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建国早期，这些作家多用阿拉伯语进行创作，少数用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双语创作。1960年代，以色列阿拉伯文学趋于成熟，当时的两个代表人物为埃米尔·哈比比（Emile Habibi）和马哈茂德·达维什（Mahmoud Darwish）。哈比比一直居住在以色列，并成为国会议员，1972年从议会辞职后专注于小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悲观主义者赛义德的秘密生活》被视为现代阿拉伯文学的经典之作。1990年哈比比获巴解组织颁发的圣城奖，1992年获以色列阿拉伯文学奖，其接受阿以两个民族共存的态度备受争议。达维什虽然在1971年移居到贝鲁特，但与哈比比同样被视为重要的巴勒斯坦-以色列作家，或者以色列阿拉伯作家。20世纪70年代，新一代阿拉伯语作家包括艾哈迈德·侯赛因（Ahmad Hussain）、马哈茂德·纳法（Muhammad Naffa）和萨尔曼·纳图尔（Salman Natur）等。

（埃米尔·哈比比和马哈茂德·达维什，图片源自Yandex）

在以色列选择用阿拉伯语进行创作，首先表明作家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具有强烈认同，其次是因为他们均在以色列学校接受教育，因而对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态度充满了矛盾。如果说早期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使用阿语创作是为了保持其独立的民族身份的话，那么在21世纪用阿语写作的青年一代作家则更多地是为了追寻民族记忆，比如出生于1975年的哈利海尔（Ala Hlehel）。他在新世纪登上文坛，著有长篇小说《马戏团》（2001）、《再见阿卡》（2014）和短篇小说集《我与卡拉·布鲁尼的秘密韵事》（2012），其出生地——以色列北部的阿拉伯村庄在1948年被毁，他的许多作品浸润着从祖辈和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浓郁乡愁。

但不容忽略的是，在以色列也有一部分阿拉伯作家使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只是相对较少。考虑到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多年不睦，以色列境内犹太社区与阿拉伯社区时常爆发冲突，使用希伯来语讲述阿拉伯人的故事确实意味深长。这一方面表明这些作家与巴勒斯坦人或者阿拉伯人社群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希望能够在所居住的国家中与占主流地位的民族进行交流，希望以色列的犹太读者能够阅读其作品，在以色列赢得话语权。

从以色列建国初年到1960年代末期，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之间充满了敌意，使用希伯来语创作的阿拉伯作家寥寥无几，只有艾塔拉赫·曼苏尔（Atallāh Mansūr）和拉希德·侯赛因（Rashid Hussein）比较突出。曼苏尔认为，以色列阿拉伯作家犹如在夹缝中生存。阿拉伯国家的人们因为这些作家不肯抛弃犹太国而将其视为叛徒，而以色列社会又把他们视为另类。

“六日战争”以来，以色列国家的地理版图坐标发生了巨大改变，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在军事实力上开始能够与阿拉伯世界抗衡。与此同时，年轻一代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有的甚至是在以色列大学接受的高等教育，具备了自如运用希伯来语进行交流与创作的能力。这批阿拉伯知识分子不但选择了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而且致力于把希伯来文学文本翻译成阿拉伯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使用希伯来语进行创作时，并没有摒弃本民族的传统语言和文化，这就形成了运用双语从事文学创作的现象。这一时期活跃的作家有内姆·艾拉伊迪（Naīm Ārayidī，1948—2015）和安通·沙马斯（Anton Shammas，1950—）。沙马斯的《阿拉伯式》在希伯来文学读者群和学术圈里曾引起广泛关注甚至争论。小说以作家出生地——上加利利的一个阿拉伯小村庄为背景，书写“犹太军队”对这个小村庄的占领与征服。这部小说的出现对促使希伯来文学接受非犹太作家的创作具有一种冲击力量，尤其是作家的语言功底给许多犹太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自本世纪移居美国后，沙马斯便很少再使用阿语或希伯来语写作。内姆·艾拉伊迪是德鲁兹人，生前主要从事诗歌创作，曾出版《这就是那个村庄》（1986）和《或许这就是爱》（1990）等著名诗集，以及希伯来语长篇小说《致命的受洗》（1992）。他曾多次访问中国，且在以色列上加利利自己的宅邸接待过多位中国诗人和作家。作为双语作家，他从未忘记自己是在两个世界游走，他试图得到两个世界的认可，但难免会被阿拉伯世界视为背叛了阿拉伯文化。

萨义德·卡书亚（Sayed Kashua，1975—）与阿伊曼·西克赛克（Ayman Sikseck）是第三代以色列阿拉伯作家的代表，既表现出对以色列社会的同化，又体现了被归化的阿拉伯人身份的复杂性。卡书亚生于以色列一个阿拉伯小镇，曾在耶路撒冷科学与艺术高中读书，后在希伯来大学攻读社会学与哲学，是真正以色列教育体制的产物。他长期为以色列《国土报》撰写专栏，并在美国高校任教，2014年移居美国。卡书亚的创作主张是向以色列人讲述巴勒斯坦人的故事，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未来。但是，看到以色列青年袭击阿拉伯人只因他们是阿拉伯人时，他感到了挫败。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说集《跳舞的阿拉伯人》（2002）以自己的身世为书写对象，包括乡村、寄宿学校生活和不幸的婚姻经历。第二部作品《留待黎明》（2004）揭示了以色列巴勒斯坦人逐渐恶化的生存境遇。第三部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异乡人》（2010）获2011年伯恩施坦奖，该奖宗旨是奖给最富有独创性的希伯来语小说。小说通过一位律师寻找妻子的秘密情人，反映出作家对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的探索。这种身份探索在其2017年的长篇小说《追踪改变》中得以延续。主人公赛义德是一位代笔作家，给为以色列建国做出贡献的犹太人撰写回忆录。他与妻子巴勒斯坦若即若离，象征了他与出生地的复杂关系。因回故乡探望病危的父亲，他开启了自己的身份寻找之旅。作为以色列阿拉伯作家，他用希伯来语写作，与家人用阿拉伯语交谈，却不知道如何讲述父亲的故事。作为代笔作家，他用希伯来语为以色列人撰写犹太复国主义叙事，却无法书写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历史与生存困境。在这个意义上，他再也无法借助回归故乡而回归自己民族的历史。

（萨义德·卡书亚与《耶路撒冷异乡人》，图片源自Yandex）

阿依曼·西克赛克（Ayman Sikseck，1984—）是文坛新锐，拥有希伯来大学的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学士学位。处女作《去往雅法》（2010）主要探讨了民族认同和以色列仍在发展变化的社会结构问题。第二部长篇小说《血缘纽带》（2016，2017年获总理奖）是一部家庭小说。在这个家庭中，隐瞒和虚假犹如被诅咒的遗产代代相传。主人公渴望与亲人接触，但一次次失败。该书将读者带入小说人物在雅法、海法、加沙和加利利村庄之间的地理旅程和意识旅程。他们试图寻找历史真相，但终是徒劳。评论家卡尔德龙（Nissim Calderon）认为，《血缘纽带》是一部富有深意的好书，讲述了一个近年来用希伯来语撰写的最为错综复杂的故事，越往下读，越会对作家处理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方式感到敬佩。

三、以色列的俄罗斯移民作家

以色列建国以来，曾经经历了两次俄罗斯移民高峰。第一次是1972至1979年，大约二十五万俄罗斯人从苏联移民以色列。第二次是从1990至1998年，大约七十五万人移民以色列。这些人移民以色列并非出于信仰与理念，而是苏联的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而导致。如今，俄罗斯移民约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2%。

俄裔移民在新国家里同样面临着文化与经济困难，但他们在寻找工作、学习语言方面比其他族裔移民具有优势，原因是现代希伯来语复兴初期，俄裔犹太人本-耶胡达和当时一些富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俄裔犹太知识分子参与到希伯来语新词的创造中，有些希伯来语词汇与俄语词汇有近似之处。在职业选择方面，俄裔犹太人相对灵活，因此他们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融入以色列社会。与此同时，他们也试图保留自己原有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在以色列创造出某种带有从属色彩的俄罗斯文化，甚至为以色列的文化构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俄语犹太文化，包括教育、媒体、文学和戏剧在以色列较为繁荣。这是因为90%以上的俄罗斯犹太人认为，让孩子了解俄语和俄语文化相当重要。早在以色列建国之前的20世纪40年代，便有尤里·玛戈林等移民巴勒斯坦的俄裔犹太人使用俄语创作，但直至1979年代尤里去世，了解其创作的人仍然寥寥无几。也就是说，数十年来，用俄语写作的移民作家并没有被以色列文坛所接受。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俄罗斯移民浪潮之后，用俄语创作的作家逐渐增多。1970至1990年代，有大量苏联犹太移民作家的俄语作品问世。这些作家出生在俄罗斯，大多是成年后移民以色列，愿意用母语俄语进行创作，其中有早在苏联便已功成名就的亚历山大·戈德斯坦等人。面对身份困境，戈德斯坦说：我们不是以色列作家，也不是真正的犹太作家。我们并不清楚自己是谁。也是因为语言障碍，一些优秀作家在以色列远未得到应有的认知。迪娜·鲁宾纳（1953—）1990年移民，是当今最杰出的以色列俄语诗人与作家之一，其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语言，主题涉及犹太人和以色列历史、移民体验、游牧经历、以色列与俄罗斯文化的交融等诸多问题。尽管其作品直接反映以色列社会与政治问题，但不为以色列的希伯来语读者熟知，反而在俄语世界受到人们的关注与尊重。

现代希伯来文学在形成阶段无疑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重要影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希伯来文学先驱多数是俄裔犹太人。新一代俄裔作家甚至将俄语文学创作的新方法引入以色列，为以色列文坛带来改变。而在以色列出生或长大的俄罗斯移民后代，纯熟地掌握了希伯来语。他们是否愿意用祖辈的语言写作，延续父母和祖辈故乡的文化遗产，成为一个问题。而许多年幼的俄裔移民情愿用希伯来语创作，显示出与以色列文化的融合姿态，这或许是为生存和发声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由于语言所限，以色列读者热衷阅读的是翻译成希伯来语的俄罗斯文学作品。

在这批俄裔作家中，阿龙娜·吉姆西（Alona Kimhi，1966—）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她生于乌克兰利沃夫，八岁移居以色列。她毕业于特拉维夫贝特兹维戏剧艺术学院，是以色列目前具有国际声誉的电影和戏剧演员。吉姆西1993年开始创作剧本、抒情诗和散文，首部长篇小说《哭泣的苏珊娜》（1999）就深受俄国文学影响，将笔触深入到主人公的灵魂深处，技巧娴熟，富有独创性，获1999年度伯恩施坦奖和2001年度法国犹太图书奖和以色列总理奖。

吉姆西发表在新世纪的两部长篇小说《雌老虎莉莉》（2004）和《维克多与玛莎》（2012）均表现的是俄国犹太人在以色列的生存体验和与以色列人的关系。《维克多与玛莎》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海法，主人公是一对从乌克兰移民的十六七岁姐弟。因父母死于车祸，他们被送到寄宿学校，而后姐姐玛莎又被送到基布兹。三年后，他们的外祖母凯特琳娜从苏联移民以色列，与兄妹相聚。此时正值以贝京为首的利库德政府执政时期。在这样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的移民国家，姐弟二人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始终感觉自己是异乡人。姐弟的成长与情感经历也反映出了融入以色列社会的不同路径：玛莎具有反叛意识、强烈的身份意识和独立人格，性格直率，很难融入以色列社会，于是她加入了一个放弃融入以色列的青年移民群体；维克多敏感而柔弱，渴望被认知，渴望取悦别人，比较容易为以色列人所接受。以色列评论界认为这是吉姆西最好的小说，认为作家以睿智、大胆、优美、反讽、有趣、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俄罗斯移民的生活，直击以色列现实的内核，令人联想起伟大的欧洲与俄国文学作品。

女诗人斯万·巴施金（Sivan Baskin，1976—）生于立陶宛，十四岁移民以色列，学习过雕塑艺术和经济学。2006年发表第一部诗集，追求形式革新，讲究音乐韵律，强调诗歌创作中的重要环节是大声朗读。评论界对该作臧否不已。作家丹尼尔·奥兹（Daniel Oz）则赞扬巴施金的诗歌具有音乐性、幽默感和趣味性，创造性地融合了“高雅”与“通俗”。其第二部诗集《约拿的旅程》（2011）使人对其刮目相看。她就像一位文学旅人，既把特拉维夫作为中心，又关联了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以及俄罗斯和法国的现代派诗人，甚至提及了童年的记忆。评论家埃里·赫希将巴施金称为“21世纪希伯来语诗歌复兴的中心人物”。第三部诗集《约拿单，我的姐姐》（2017，书名暗示了《圣经》中的约拿单）描绘了巴施金在立陶宛的童年，而“约拿单”则是巴施金童年朋友萨沙的代号。诗人巴科尔·瑟鲁伊对此书表示赞赏，称其将希伯来语和外国借词混合起来，产生出了非凡韵律。

在小说形式上不断探索的亚历克斯·爱泼斯坦（Alex Epstein，1971—）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八岁移民以色列。他称自己既是以色列作家、犹太作家，又是移民作家，出版有诗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有“以色列的新博尔赫斯”之称。近年来爱泼斯坦致力于探索并尝试数字小说、网络小说创作，发表了《我将为下一个幻觉使用翅膀》（2012）、《重新计算爱情》（2013）和《来自作家的第一手资料》（2014）等作品。他认为，数字时代对文学、讲故事的方式甚至书籍格式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综上可见，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以色列文学不再拘泥于单一的文化现象与模式，也不再被迫消除以色列社会大熔炉中的差异，而是体现出多元文化特征。无论本土以色列人还是俄罗斯人，无论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无论东方犹太人还是欧洲犹太人，都在创作中融入了多种文化元素。也许，随着老一辈俄罗斯移民作家和以色列阿拉伯语作家退出历史舞台，其后人为融入以色列社会且渴望为多数读者所接受而采用希伯来语创作，未来以色列文学的多语种特征将不再明显；但新一代族裔作家、移民作家与来自不同群体的犹太作家在创作中体现的文化多元特征不会有根本改变。这一趋势挑战着希伯来文学乃是欧美文学遗产这一认知，为当代以色列文学提供了面向世界的模式。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3期“年度文学研究”专栏，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