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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版

01阿婆的呼唤

仅仅是Whodunnit 你可能想少了

阿加莎的外孙这样说过：“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读阿加莎的作品的一大乐趣是读她对时代的描绘，那个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时代、以及二战所带来的巨大影响。”（For today’s readers, one pleasure of Christie’s books is her portrait of the times: the perio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and, above all, the changes that took place after the second war.）

阿加莎曾在自传中提及：

在她亲自撰写的剧本中除了《黑咖啡》外，都不出现主角大侦探波洛，是因为怕观众把关注焦点放在侦探如何破案，而忽略了其本人借由剧作本身所意图传达的艺术和思想。

不错，无论阿婆本人，还是她的后人，都在提醒今天的读者不要把她的小说仅仅当成Whodunit（“凶杀悬疑小说”）来读。

她是黄金时代的推理三巨头之一，以突破20亿本的总销量稳坐“史上最畅销小说家”之席，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她一决高下。

她是开创了“暴风雪山庄”（snowbound）——又称“孤岛”、“乡间别墅派”（English Village Mysteries）、凶手叙诡、无差别杀人案隐藏真实动机、全员凶手一个受害者等几乎所有推理模式的女超人，对侦探推理小说的发展起到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更有人总结了她的惯用伎俩：经典套路“障眼法”（A classic trick is the red herring·）+类似套路“双重陷阱”（ A related subterfuge is the “double bluff·”）

只是，除了模式、套路、情节布局为人津津乐道外，就没有人看到并关心她在作品中构建的人文世界或世界观吗？

02 “三十年代大危机”

大时代背景下 跨越几十年的作品意义何在

《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首版时间1934年1月。

百度一下，不难知道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破坏性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史称“三十年代大危机”。

在那个年代里，股票巿场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大萧条。经济危机很快从美国蔓延到其他工业国家。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加强了贸易保护的措施和手段，进一步加剧恶化世界经济形势。德国、意大利、日本为了摆脱大萧条开始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与法西斯主义道路。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

比较有趣的是，原著中出现的美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英国人恰恰在此后二战中是对立的双方，然而在作品里，阿加莎的“国际联盟”却在火车这样的密闭空间内达成，为着共同的悲情上演了一场惩罚恶人的复仇大戏，一场情与理、善与恶的决斗。

03纽约绑架案—真实事件回顾

世纪犯罪 ：绑票案成为凶杀案

飞行员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其实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剧作家本·赫特就有意将《东方快车谋杀案》改编为舞台剧，并为此征求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意见。阿加莎表示她有兴趣将该剧搬上舞台，但是希望能由自己来完成改编。

她表示，舞台剧的开场应该是回顾纽约的绑架案件——这恰恰是后来的1974年英国电影版所采用的做法。可惜，阿加莎本人最终并未将她的想法付诸实施。

可见，纽约绑架案是促使她创作《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最强烈和突出的动机，并在她内心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绑架案发生在1932年。查尔斯·奥古斯都·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又译林白，是历史上首位成功完成单人不着陆飞行横跨太平洋的人，其年仅20个月大的长子遭到绑架、最终被撕票，引发社会高度关注，这个案件成为美国史上最知名的绑架案之一，被视为“世纪犯罪”。

侦破过程中，林白甚至动用自己的关系网辗转找到狱中的黑帮人物帮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美国黑帮头目阿尔·卡彭（Al Capone）。卡彭提出只要把他从监狱释放，他能提供更有效的帮助，但遭到当局的拒绝。

案子最后以悲剧结尾，5万美元的赎金打了水漂，法医认定婴儿被绑架不久即遭到杀害，死因为大范围的颅骨骨折，可能是婴儿跌落伤及头部，立即死亡。于是，绑票案成为凶杀案。

1934年9月18日，一个加油站服务员收到一张10美元的款项，由于顾客的行为引起了他的怀疑，他便在纸币上写下这名顾客的车牌号码。这张纸币后来被发现来自林白小鹰案的赎金，警方循线逮捕一名美国犯有前科的木匠布鲁诺·R·豪普特曼（Bruno Richard Hauptmann），在他的车库里发现一万多美金的赃款。

警方侦查过程中发现，豪普特曼没有固定的工作，然而大萧条时期，普通人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却过着与收入不符的优越生活。

时间到了1936年4月，豪普特曼被送上了电椅。

案发1932年，凶手归案1934年9月18日，执行死刑1936年4月。

04 猜测与分析

阿婆的脑洞——形式正义与实体正义不能兼得时怎么破

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1月《东方快车谋杀案》就出版问世了。此时，纽约绑架案的凶手还躲在某个阴暗处尚未归案；而凶手是否最终会被送上电椅的下场更是未知数。

书中的剧情是由于司法腐败，犯了绑架案兼凶杀案的罪犯卡塞蒂居然被无罪释放，从而逃脱法律的制裁。阿婆为此开创了“全员凶手一个受害者”的模式，在形同孤岛的火车上上演了令人血脉偾张和叹为观止的自我救赎与复仇呐喊的大戏。

《东方快车谋杀案》最后的结局是波洛给出两种结论：一、凶手为外来人员且已经逃离火车；二、凶手是车厢中的十二位乘客。最后铁路公司布克董事决定将“凶手逃逸，乘客无罪“这个结论提交给南斯拉夫警方。这又是多么温情的结局啊！

阿婆笔下的那十二名罪犯（加上未参与杀人的伯爵夫人就是十三人）分别具备高贵的、仁慈的、忠诚的、懂得感恩的特质，他们自始至终从未有过半点想要嫁祸于人的心思，相反，却精心设计了隔离无辜者的万全之策。

比如阿布斯诺上校为报答阿姆斯特朗的救命之恩；哈德曼是被诬陷至死的女仆的恋人；而曾经的家庭教师、护士、厨娘、教母、司机、随从、甚至地方检察官的儿子等都义无反顾地要亲自审判并亲手执行利用贿赂逃脱法网的凶手的死刑。

阿婆在思考什么？在呼唤什么？一望便知。她不但开了一个脑洞，她探讨的是公权力腐败、公平正义缺席、受害人得不到法律之光的眷顾时，该如何进行自我救赎、与命运不公抗争、捍卫尊严和荣誉的可能性。

大胆推断，《东方快车谋杀案》在结案前出版，不仅让案件再度回到公众视野（毕竟，大萧条时代，两年过去了，公众该遗忘的遗忘，该看开的看开），还将重新唤起人们对案件的重视，将对案件侦破过程中的司法腐败起到应有的警戒作用。

别忘了，凶手之所以归案，要归功于上面那位加油站服务员，其警惕性堪比今天的北京朝阳区群众。

包括1974年电影版、2001年电视电影版、2010年英剧版、2015年日剧版，导演无论多么地纠结，到最后终归服从了小说结局的安排。试试看，如果12位乘客被判为有罪，导演会不会被唾沫淹死吧。

这是情感与法律之间的角力，《东方快车谋杀案》是作者的回答。它的热销在侧面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普通大众是认同这种行为的，那么在那个时代，情感与法律拷问下，人们偏向了情感，或者说是人们希望能有更加人性化的法律。

如若三十年代社会昌明，世界和平稳定，兴许没有这部小说问世。

05 时代的画卷

斗转星移——却原来物已非，人却是依旧

阿婆用白描式的手法对人物、周遭环境以及人与人、人与环境进行了有趣生动地刻画，看起来简明扼要，实则入木三分。在跨过将近一个世纪后，成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一扇窗户。

让我们以书为本，走进《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世界，边看边评。

如此简洁明快的描写，三言两语交代了一个大事件。

虽然没有明说，虽然只是从中尉的视角旁听来的，读者自动搜索上世纪三十年代风云际会，便可做出自己的猜测。

自杀身亡的名声显赫者应该是主谋，辞职卸任者是随从。而“某些军事上的防护措施也放松”、“挽救了法兰西军队的荣誉”、“一场杀戮得以避免”大概率涉及背叛国家利益罪、通敌罪，并且还多少参杂着通奸，或是同性恋等情节。

不管什么罪名，波洛肯定跟二人没少“交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主谋以自杀谢罪，各方的脸面都保住了。

喔，那时的世界，原来也可以这么操作，相当公开的！毫不掩饰的！

阿婆开篇便给波洛安排了这么一个苦活儿，为什么不是一件失窃案抑或情杀案？窃以为欲与结尾结局呼应，与阿婆彼时的心路历程呼应。

无外乎情与理！可能又有人要问了，为什么不上军事法庭？而要以自杀身亡为代价解决事端！

阿加莎的“国际联盟”却在火车这样的密闭空间内达成，为着共同的悲情上演了一场惩罚恶人的复仇大戏，一场情与理、善与恶的决斗。

这种人物侧写密码放到当今也能通关。

法国埃维安Evian water 也叫依云，法国维希Vichy water对今天的中国人是日消品。瑞典女人大概不熟悉贸易保护等概念，不过也把事情说到根上了。

哈哈，阿婆经常黑自己的英国同胞，类似的描写比比皆是。

阿加莎波澜不惊地为读者描绘了一副精彩的时代画卷，那些幽默逗趣、栩栩如生、干净至极的文字在其他作品里，比如马普尔小姐系列，也每每出现，把人带偏，以至于徜徉在英国乡村的人文和自然气息里，经常忘了是在读一本推理小说。

而《东方快车谋杀案》又格外鲜明地展现了阿婆的国际化视野。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数次乘坐东方快车出行，既遭遇过火车被暴风雨阻停6天的坏运气，又经历了在火车上结识比自己小14岁的考古专家丈夫的浪漫之情。据说《东方快车谋杀案》就是在伊拉克考古基地陪同丈夫工作时写就的。

80年时光荏苒，环顾周遭，改变而不可逆的是科技更发达，各种学科理论更细化更专业。然而书中那些人情世故却依然如此，面对情与理的抉择还会相同。

06 Whodunnit 浅析

Whodunit=凶杀悬疑小说，中间不断开；

类似的还有WTF=悬疑烧脑影视

即使知道结局，对推理侦破过程做出合理解释都很难，更遑论构建完整的谋杀案件，阿婆这脑容量大️得惊人。

那些看似不相干、不经意却巧妙展开的情节设置与人物对话，总是令人惊叹不已。

刚开始如同布克董事和康斯坦丁医生一样，被眼前一大堆证物证词弄️头晕眼花，如堕五彩云中。

后来定下心来，反复阅读，思路渐渐打开，分析如下……

火车于12:30受阻停车，介于文科威～布罗德之间，停车后任何人都不可能下车逃跑，这是小说设定的事实。

那么，只能在上一个车站文科威下车。碰巧，火车驶离文科威的时间从原定的23:58推迟了20分钟，即0:18发车。

如果是外人作案，这个人完成谋杀后在0:18开车前下车，干净走人完全不成问题。大可不必留下一地鸡毛，怀表、手绢、烟斗通条、绯红色便袍，还有更重要的未烧尽的信纸。

除非，这个人没能下车，只得嫁祸于人，转移视线。

或者就是乘客所为。

凭此，基本可以把怀疑范围锁定在旅客身上。一地鸡毛大概率是假线索，可以剥离。

由此，Plan A的轮廓浮现出来

次日清晨，当火车抵达意大利边境，人们发现雷切特死翘翘了，于是意大利警方上车调查，得到的证据与波洛了解到的大致相同。1、麦奎恩交出恐吓信；2、哈德曼讲故事；3、赫伯德太太讲述有人出入她的包厢，并发现列车员制服上的纽扣掉落其间。

不同的证据是：1、那人穿过包厢的时间不是1:17，而是不到1:00，因为火车将在12:58驶抵布罗特车站，那人下车。2、那套无主列车员制服将会在厕所里被人捡到，而不是出现在德国女仆的行李包中。肯定还会有另外的人作证在过道碰到一个陌生列车员，云云。

合理的证据链，车上的人绝不会受牵连。

好吧，就算我选择无条件相信——不是相信科学真实，而是相信文学真实，那波洛的运气也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确实，波洛后面的理论假设都建立在这个发现之上。如果十二个乘客与阿姆斯特朗一家熟识，死者身上十二道刀痕就好解释了。还有阿姆斯特朗这种中上阶层家庭，日常生活方式的标配有哪些（家庭教师、护士、女仆、厨娘、教母、司机、随从），而这些乘客的特质符合哪些，等等等等。

然而问题来了，与小说同时代的读者会参考现实世界林白小鹰绑架案去分析线索，可是后来的读者较之于波洛而言是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劣势地位。他们对阿姆斯特朗案件根本不了解，对特殊阶层的生活方式知之不多，读者除了被动接受阿婆时不时抛出的案件资料，注定不可能像波洛那样去思考，并得出答案。

那么阿婆在此变相隐藏情节了吗？是的。

可能连阿婆自己都未曾想到，她的作品会跨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并经久不衰。

换了麦家或任何当代作家来写，定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不过，穿越回旧时代，可以解释如下：

把信纸吞下肚不适合麦奎恩这种人的身份，甚至男仆都不会这么做；意大利（司机）、哈德曼或许做得出。

由此又联想到罗杰摩尔的某部007中的一个桥段：

出任务前007穿上了防弹服，因为他深信对手不是那种会朝人脑门开枪，爆尸于血泊之中，从而令对手死相难看的混蛋。

然而，无论如何，这个细节即使不是BUG，那也是不太谨慎。

例如，布克董事曾感叹不同阶层和国籍的人聚在一起过三天三夜。后来成为链接12人在阿姆斯特朗家庭扮演各种角色，从而功能化每个人的伏笔。

波洛询问证词时，看似喜欢东拉西扯，实则在给对方挖坑。然后在合适的时候，突如其来地指出事实，证明对方撒谎。例如：

波洛：“这次火车又耽搁了，比上次更严重，甚至无法给朋友发一份电报或者一次长（Long）——长什么（Long-what）——”

德本汉接话：“长途？你是指电话吧。”

“啊，是啊，就是你们英国人所说的Portemanteau-Call”

德本汉笑了出来。“那叫Trunk-Call”

表面看，这是一段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对话，而类似的对话藏在书中的任何角落。

波洛太鬼了，先是装着不会说美式英语长途电话Long-distance Call，然后用法语“衣箱+Call”的格式Portemanteau-Call，模仿英式英语长途电话说法Trunk-Call，然后被德本汉好心地“私教”了一番英式英语。

指东打西一把，终极目的却是验证德本汉小姐对美语的熟悉程度。

07 人人有嫌疑，个个不可能

阿加莎属于典型的本格推理派代表人物

她在《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创造性地建立了“全员凶手一个受害者”的模式，为读者提供“人人有嫌疑，个个不可能”的范本，阿加莎凭借她精彩的迷惑读者的能力为侦探小说创造了无限可能。

作案人数上又与西方司法制度中12人陪审团暗合，这样的格局与她本人的生活经历、社会阅历密不可分。

她笔下经典迷案结构是：凶杀被发现后，多位嫌疑人各自都私藏秘密，随着侦探渐渐摸近真相，故事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直到一场大反转的解密让人大吃一惊。

被害者不会引起太多读者的同情，但每个嫌疑人的故事却层层相叠、交织在一起，反转之后仍有反转，让你无法猜测谁是凶手。

有人总结了阿婆的两大技巧：

Red Herring 指的是掩人耳目的信息，其中herring本意是鲱鱼。

Red herrings were Agatha Christie’s greatest device for misleading and confusing the reader. The key to solving the murder is to determine what is a real clue, and what is a red herring.

用障眼法来误导和迷惑读者，是阿加莎最厉害的的情节设置。

首先，读者想要破案的关键是辨认出哪些是真正的线索，哪些是迷惑你的信息。

例如，纽扣、列车员制服、怀表、手绢、烟斗通条、绯红色便袍就是迷惑人的信息。

其次，阿加莎往往会给众多嫌疑人加戏，让读者误以为他/她是真凶，或者排除其嫌疑。

Quite often the vital clues are giv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but they are so underplayed that it is easy to miss them amongst all the other clues and red herrings which are presented.

在故事的开头，重要线索就已经在我们眼皮底下展现了，但是阿加莎总是低调处理这些细节，以至于在大量线索和迷惑信息中很容易就被读者忽略掉。

布克董事曾颇有感慨地提到列车就像一个国际大家庭，呵呵，如此重要的线索早在P21就放在眼皮底下了。可惜，只当成了“浮世绘”，没想到是线索。

Double bluff是指虚虚实实的双重陷阱。阿加莎会用说谎的语气告诉你真实的信息。当一个嫌疑人过于显而易见时，读者往往会认为这不是真凶。

Here, Christie gives us, near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an obvious culprit.

这种情况下，阿加莎在故事一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动机非常明显的嫌疑罪犯。

But we know her by now, so we say to ourselves that this one is too obvious—and too obvious too early in the book—and so we cross him off our list.

但我们已经知道她的套路了，所以我们对自己说，这个人太明显啦，出现得也太早啦，肯定不是他。

But then the suspicion shifts again, and again—until it comes full circle. The murderer, it turns out, were indeed him.

然后嫌疑人变了一波又一波，最后竟回到原点。原来凶手真是他！

阿加莎到底如何决定谁是真凶？据说阿加莎本人在故事开篇后也不确定。

本篇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不是众嫌疑人中挑出一个，而是全部都是凶手。只是，这些凶手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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