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尊敬王陵基也是有原因的：生于1886年的王陵基在1903年考入武备学堂的时候，杜聿明还没有出生呢，杜聿明考入黄埔一期的时候，王陵基已经当了十年中将了。

真实的王陵基并不像电视剧《特赦1959》中演的那样是个慈眉善目还有点搞笑的小老头，我们从“王灵官”这个绰号中就能看出他有多狠辣，按照沈醉统计，周养浩手上的人命，还不及王陵基的十分之一。

王陵基有多凶恶残暴，沈醉在回忆录中有描述，但有些文字，是不能摘录的：“王陵基是四川老牌军阀，他的资格相当老，连四川著名的军阀刘湘也是他在四川武备学堂当教官时的学生。虽然这位学生以后青云直上，当了他的上级，但对他仍很恭维，总是满口王老师，从不叫他的职务名称。”

王陵基挤牙膏和杜聿明替他刮胡子的事，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咱们今天要说的是可能有人不知道的：这个老王跟老蒋同龄，所以在战犯管理所有人问他年纪，他总是很嚣张地说“我有幸和你们的校长同庚。”

这个一向自诩跟老蒋同庚的上将，最后也不认老蒋了。

在北方干过农活的读者可能搓过向日葵（笔者搓过），功德林的战犯们也有这项劳动。不服老的王陵基总是挑个大的去搓，谁都知道这比拿小的搓吃力得多，杜聿明为了照顾他，就选了两个小点的送过去要把大的换下来，王陵基却生气了：“为什么让我搓小的，太瞧不起人了！”

杜聿明也拿这个古稀老汉没办法，只好笑着解释：“不是瞧不起您，因为您的年龄和我们校长一样大，所以不能和我们这些学生一样……”

杜聿明的话才说了一半，王陵基就喊了起来：“谁还愿意和你们的校长论同年，我现在是和朱老总认同年了！”

王陵基都跟朱老总认同年了，大家也只能一笑了之，功德林里有四个“惹不起”，但是这四人却从来不去招惹这个老上将：跟老人吵架和动手都是胜之不武败则成笑，还是敬而远之为好！

前面咱们说过，黄维在战犯管理所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他军衔不最高，资格也不算老，土木系（从陈诚十八军出来的被称为土木系）在蒋军中也属少数派，所以挨了耳光也没人帮忙。

老蒋的国防部开会，也不可能召集一百多个将军参加，这一百多个将军中，中将一抓一大把，少将垫底，上校更是屈指可数，所以从前的军衔已经不重要，真正惯用的是为人处世方式和人际关系。

在战犯管理所，有一个人是比较特殊的，我们在电视剧《特赦1959》中看到，别人的棉鞋都没有鞋带，但是王耀武的有，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王耀武在战犯管理所很吃得开。

文强和王耀武再次相见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山东：“在山东潍坊，我们住在一个大村庄的地主家里。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

王耀武在哪里都能迅速适应环境，他把文强接进“高级组”后召集大家开会：“分工合作吧，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自己报名。我报名洗碗筷，全部的碗筷归我洗，厨房里的清洁卫生归我来办。”

无形之中，王耀武就成了这十几个中将战犯的组长，大家也没有质疑和怨言，连文强也很愉快地主动承担任务： “我会做湖南菜，我报名做湖南菜！”

王耀武在山东迎接文强，后来又在北京迎接沈醉：“1957年初秋，我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他一看到我坐在大通铺上穿衣服，赶忙走过来和我握手，并问我睡得怎样。他看我已把衣服穿好，便问我洗脸的东西带来了没有。我指指大通铺旁边我放鞋子的地方的脸盆等。他就替我拿起来，并且到对面一个架子上把他的脸盆等也拿上，要我和他一道出去洗脸。”

经过观察，沈醉发现王耀武在功德林居然有一个两人间的办公室：“各组学习组长与生活组长有事开会或碰头，便在这个房间内，别的战犯在他们不开会时，也可以去这里与他们聊天或反映情况。”

功德林战犯们互称“同学”，而王耀武则是战犯管理所指定的学习委员，有不少人对他这个委员眼红，但由于王耀武做事公平谨慎热情真诚，从不乱反映问题或欺上压下，谁找不到推翻他的毛病，这个学习委员一直当到1959年第一批特赦，也没有人能取而代之。

王耀武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再加上被俘前地位很高，所以在功德林成了名副其实的大佬，沈醉见了王耀武也是又尊敬又亲近。

王陵基资格老军衔高，王耀武抗战有功且善于交际，这两人在功德林过得都很不错，而咱们今天要说的这第三位大佬，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其真名叫文强，曾当过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1946年文强在军统被老蒋正式授衔为中将的时候，毛人凤还只是个少将，戴笠也刚刚被追认为中将。

文强是战犯管理所最不服管的一个，所以直到1975年才最后一批特赦，刚一出来，就全票当选文史专员办公室学习小组组长（专员们的实际领导者），这一当就是十五年——每五年一换届，文强总是全票当选。

1984年正式成立黄埔同学会，文强除了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的理事外，还是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那也是北京的六百多黄埔同学在筹备会上投票选出来的。当时文强得票最多，大家想让他当会长，是他主动推辞了：“你们不必这样安排，我是个爱国人士，选会长需要找一个党员同志，我不是党员，凡事只能建议。要我当副会长呢，我当。”

文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超然存在，特赦后又众望所归，熟悉那段历史的自然知道其中原因，而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却不能不有所收敛，如果有读者问文强为何能受到各方尊敬，在评论区肯定会有人给出明确答案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