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地，谁主沉浮（十）

作者：爱军

长达半年的“将帅电报大战”结束后，辽沈决战终于在1948年9月12日打响。远在东北战场最西端的11纵和冀察热辽独立师突然包围并攻歼了昌黎、北戴河守敌。4纵、9纵随即包围了锦州北45公里的义县。7、8纵也进入战场将锦州到唐山段敌各据点全部分割包围。其他各路大军也纷纷南下。

大战的过程，人们都比较熟悉了，本篇只聊几个相关的重要事项。

（一）锦州有两个机场，封锁哪一个？

包围义县，隔断其与锦州的联络后，我各路大军迅速兵临锦州城下，但在尚未合围时得到情报，敌人正从沈阳空运49军增援锦州。于是，9月25日，刘亚楼电令就近的8纵用炮火封锁锦州机场。然而，到第二天8纵却来电询问：“锦州有两个机场，东郊机场已几年未用，西郊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封锁哪个机场？”

刘亚楼看过电报气得暴跳如雷：“这两个饭桶！没用的机场用你们封锁干什么？”

林总也大发脾气：“敌人正在空运，耽误了两天时间，应该通报批评。”

8纵于28日炮轰西郊机场完成任务，主席也来电祝贺：毁机5架，甚慰，望传令嘉奖。但同时也对8纵贻误战机提出批评，要求“大军作战，军令应严。”

这个任务貌似不大，但影响很大。

先说8纵。发电报署名的两个主官是：司令员段苏权，政委邱会作。话说这电报询问的事项，也确实有点多此一问，难怪激怒了东总的101（林总）和103（刘亚楼），甚至连远在西柏坡的主席也提出了批评。尽管主席先提出嘉奖，如何嘉奖无从考证，而如何“批评”却有据可查。尽管有3万大军的8纵随后的在攻陷锦州和辽西会战中表现出色，歼敌万余人，战后却不得不面对大战之初的失误。

1948年11月，根据总部的指示，八纵改编为第45军，黄永胜取代段苏权出任军军长，段苏权则改任东北军区作战处处长，降级使用了。第二年4月，他被恢复原级别，担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此时的东北已经全境解放，百万大军已经入关了。1955年，段苏权被评为少将军衔。

政委邱会作尽管没受太大的牵连，继续担任政委，与部队入关一直打到湖南，解放后还担任了总后部长的要职。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其结局并不好，判了16年。

再说东总。东总即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林罗刘”执掌的指挥机关，到东北三年多，其驻地主要在哈尔滨以南50多公里的双城。辽沈大战从9月12日开打，但直到9月底，这个总部还在双城，以锦州为中心计算，其距离应该和西柏坡差不多。主席曾几次提示他们靠近指挥，林总都没动，一直用嘀嘀嘀的电报指挥千军万马。

出现锦州机场的失误后，罗荣桓也终于找到了机会，他说：“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指挥机关不应远离战场。如果司令部得知锦州有两个机场，并明令封锁西郊机场，就不会发生这个问题。”林总这才下决心启程南下，将指挥机关迁往前线。这也算8纵失误的意外收获吧。

（二）大战前，林总最后关头为何还会动摇？

东总指挥机关10月1日乘火车南下。这个待遇，其他战场的主官只有羡慕的份儿，因为此时的东北除了个别大据点，都掌握在我军手里。然而第二天在躲避一架飞机后，火车在吉林双辽附近不走了。罗荣桓不知何故，问刘亚楼，刘说：“前线来电报告，葫芦岛敌人新增了4个师。101考虑部队只带了单程汽油，怕锦州攻不下来，大量汽车坦克和重炮撤不走，易受沈阳、锦西、葫芦岛三方援敌夹击。101已电报总部。”

罗荣桓要过电报一看，气得满脸涨红，因为电报在分析完新情况后，提出仍然回去打长春。于是，他急冲冲闯进林总的车厢，尽量压住情绪，说：“攻锦州计划已经展开，我认为打锦州还是有把握的。此时回师打长春实为下策。”

林总皱着眉头，半天没说话，抬头问刘亚楼，刘答：同意102的意见。林总不再坚持，让秘书追回电报，但电报已经发出了。于是，罗荣桓亲自草拟电文，重新表态，交林总签发。

后面的情况无论史料还是影视，都有真实的反映。主席急得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连发两封万万火急的电报，言辞激烈，对东总的动摇不仅有安慰、分析和劝说，更有责备和命令。最终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但稍一深思，就会觉得有许多疑问。

首先，林总这个动摇的电报是怎么发出去的？

按照我军的体制，重大决定应是主官集体决定，电报一般是同时署名签发，无论刘邓，还是陈粟，都如此。然而东北却略有不同，这与林总的性格和主席的用人不无关系。

前文说过，为了抢占东北，先后派出20个“中委”，其中4位是“核心局”的委员，林总只是“中委”。初到东北时，总部任命林总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彭真第一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但彭与林两位主官常有矛盾，让主席很为难。

【左二为林总，左三为彭真】

主席当然特别看重林总的军事才华，但也非常了解他的性格。20年来，能和他很好地配合的，除了罗荣桓，恐怕难以找出第二个人。抗战后期他从苏联养伤回来，主席并未安排他上战场，有种种原因，其中就有干部班子的搭配难题。

但这次不同。于是，主席再一次体现出他超人的敏锐力和用人智慧，和少奇商量后，果断决定，改组东北局，提升林总为东北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降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同时提升陈云、高岗、罗荣桓为副书记兼副政委，以这5人共同组成东北局核心班子，以林为首。

于是，仅是“中委”的林总当上了东北局的一把，副职中有3名“核心局”的委员。其实，林总仍然只管军事，其他并不关心，只是军事指挥不再受制于别人罢了。后来，主席又干脆把彭真调到西北，任命罗荣桓为副政委，加上刘亚楼，形成了“林罗刘”的核心班子。

正是由于林总的地位特殊，所以与其他战场不同，下级的情报来了，罗荣桓没及时看到，给总部发报要改变作战计划这样的重大决策，电报未经罗的签阅，也能发走。

其次，林总为何如此怕敌人的援军？

前文说过，林总打仗的常胜是建立在谨慎基础上的。他希望打巧仗，不到万不得已，绝不硬来。所以，顽强攻坚，硬顶援敌不符合他的指挥风格，在东北三年他没有打这种仗。德惠攻一半，援敌上来，撤了；三战四平，打到陈明仁剩最后一口气，还是撤了，而当时敌人援军的炮弹刚刚打到阻援部队的阵地，步兵还没上来。而最敢碰硬，攻城必克的，倒是他的一个下属韩先楚。

当然，不与敌人死打硬拼的好处，是可以有效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相反，其弊处也是因敌未遭毁灭性打击，没有缴获，更易使敌死灰复燃，不符合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军事策略。实践看，双方在东北打了三年，我军确实越打越强，越打越多；而敌人虽越打越弱，却未越打越少。陈诚到东北很快就拼出50多万的部队，也包括这方面的原因。

再说打援的危险。

方向上说，无论德惠、四平还是锦州，都是一面或两面阻击，而关内的孟良崮、豫东、羊山集等歼灭战，我军均处于被反包围的状态，几乎四面都是敌人。距离上说，华野分割74师，最近的敌人只有十几公里，阻击打到最后一刻，最近的援军距74师只有5公里，炮弹已能打到孟良崮的山顶。而林总最后动摇的理由是：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公里，无隙可乘，可能阻不住敌人……。而他手上有70万的正规军，担忧的问题竟然是部队只带了单程汽油，怕汽车、坦克和重炮撤不走……这是其他战场无需考虑的问题，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

因此，个人以为，除了未曾打过这种恶仗的经历以外，这位东北一把手确实缺了粟裕、刘伯承的胆略，更缺少陈毅“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豪气。好在，主席以他的雄才大略和用人智慧，再次实现了将帅同心，终于拉开了第一场大决战的帷幕。

15年后，主席亲自参加了罗荣桓元帅的追悼会，十分悲痛。之后，他连续几天夜不能寐，终于在一天深夜写下了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其上阙为：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正当林总在火车上犹豫的当天，蒋氏飞赴沈阳，路过锦州时，守将范汉杰在地面给他打出了“死守待援”的信号。到沈阳后，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坚决反对卫立煌不救和廖耀湘绕道出援的意见，正式下达援锦命令，下午又直飞北平，去组织东进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