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灰暗沉寂的北平城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秘密的抗日爱国团体——北平抗日杀奸团（以下简称“抗团”）。他们出没于大街小巷，以暗杀汉奸的成功举动，把日伪当局搅得鸡犬不宁，在沦陷已经两年的北平，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抗日斗争波澜。

本文中的故事，便是当年参加过抗团的三位老人亲自讲述的。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前夕，笔者（即本文作者木文先生）访问了孟庆时、叶于良、郑昆仑三位先生。笔者惊奇地发现，这段往事虽然已封存了半个多世纪，但老人无法把它从记忆中抹去。当它从心底汩汩流出时，依然鲜活、清晰……

抗团概况

叶于良先生首先向笔者介绍了他所知道的抗团的部分历史：

1937年天津沦陷后，一批爱国学生秘密发起组成了抗日杀奸团。后来又在北平、上海发展了组织。抗团以宣传抗日，抵抗日本侵略者，剪除汉奸卖国贼为宗旨，先后吸引了几百人参加。参加者绝大多数是中学生，有少数是大学低年级学生，都是一些爱国的热血青年。

以后，天津的国民党军统地工人员开始插手，为抗团提供枪支弹药和活动场所等。可是，对这一背景，绝大多数抗团的成员并不知道。我们也没从军统那里拿过一文钱的报酬。我们是凭着热爱祖国的一腔热血，无私奉献，抗日救国的。

抗团前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1939年夏天天津发大水之前，主要在天津活动。抗团四处搞爆破、暗杀汉奸（如伪天津商会会长、伪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等)，放火烧了日本人开的一家大纱厂，十分活跃。1939年由于内部叛卖，天津抗团遭到破坏。为躲避追捕，一些骨干分子从天津转移到北平、上海，在这两个大城市里继续组织抗日活动。

北平抗日杀奸团就是这个时候，由天津学生孙若愚（天津中日中学)、李振英（天津中日中学，后入北大）、周庆涑（天津耀华中学，后入北大)、郑统万（天津中日中学）、冯运修(天津工商中学)等人发展起来的。1939年至1940年是北平抗团最活跃的时期；可是，仅仅一年多，便遭到破坏。1940年8月初，日寇在全城大搜捕，除个别人外，北平抗团被一网打尽，三四十人落入敌人魔掌，受尽日本法西斯的酷刑与监禁。这是第二阶段。

从1940年到日本投降，北平还有抗团在活动，即第三阶段，但这时候抗团成员的主体，已不再是中学生了。

我和孟庆时、郑昆仑，都是1939年参加北平抗团的，又同于1940年被捕。所以我们着重说的，是这个时期的一些事。

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孟庆时：

回忆我们参加抗团，不能不说当时的大背景——1931年“九一八”之后那国破家亡、耻辱深重的年月。

我是河北乐亭县人。我家从我爷爷起，就在关外开买卖。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短短几个月，便将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敌。日军侵占东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东北同胞饱尝当亡国奴的滋味。我爹买卖做不下去，丢了铺子从关外逃回老家。爹把他在东北目睹的一切讲给我们听。所以，对日寇的痛恨，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在我年少的心灵上刻下最初的印记。爹也讲到马占山和丁超、李杜等抗日的事迹，我们都敬佩极了，把他们视为心目中的英雄。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常常折根秫秸当“马”骑，说是学马占山将军“打鬼子”。

“何梅协定”之后，1935年“冀东自治”，包括乐亭在内的华北22县也沦于敌手。那时候，冀东大大小小的镇子上都有日本和高丽“浪人”勾结流氓地痞开的土膏店、白面儿房子，还不时传来日寇往广大农村地区水井里投放毒药的消息，更有“海河浮尸”这样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人们逐渐意识到，日寇是在以毒害、威胁和恫吓，逼迫中国人民“就范”。

七七事变后，日寇更嚣张了。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极深。1937年9月我从老家回北平，在滦县火车站受到火车上日军野蛮的搜查。1938年暑假，我和哥哥路过天津，在过日租界前的一座浮桥时，桥两头都有日本兵把守，凡是中国人过桥，都让你低着头弯着腰走，稍不小心，日本兵就嗥叫着用枪把子狠狠戳你。我们就这么走过来了，我心里真是又害怕又羞辱，紧紧拽着哥哥的手，一刻也不敢松开……

叶于良：

1937年底我回北平路过天津，也碰到了这种事。在天津火车站上火车时，有个日本鬼子嫌我挡了他的路，就用穿着大皮靴的脚狠狠踹我。我气坏了，想冲上去揍他，被旁边的人拉住，劝我说：“他是日本人，惹不得！”这一脚，我水远忘不掉！

郑昆仑：

那时候的中国人生活在日寇的铁蹄之下，随时随地有可能受到各种各样的侮辱。有一回我的好朋友在北平街上骑车，不小心轱辘别进电车轨道沟跌了跤，无意中把旁边的一个人碰倒了，那个人爬起来，不由分说就给了她两个大嘴巴。原来那是个日本人。我的朋友回家后偷偷哭了很久。这，就是亡国奴的滋味啊！

无言的抗争

孟庆时：

侵略者之所以这样对待中国人，就是要从肉体到精神，彻底地把中国人摧垮、制服，让我们害怕他、屈从他，心甘情愿地做他的亡国奴。但是，他的算盘打错了！

1936年我随父母到北平后，入育英中学（现北京25中）读书。育英是教会学校，本来就有不少进步同学；“九一八”后又收留了许多东北流亡师生。抗日爱国的思想如火如荼地在学校里传播。

北平沦陷后，教我们地理的任进之先生是东北流亡老师。他课教得好，可就是没有过笑模样。敌伪政府规定，课本上一切“有碍日中邦交”的字样，如“反满抗日”、“九一八事变”等，都要抹掉，任先生一边让我们抹，一边说：“你们要把这些记在心里！”他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述日军的暴行，并且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们：“能安心念书的日子不多了，要用《最后一课》的精神好好读书啊！”

历史课老师孙亨亭是一位经历过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老先生。他带领我们涂掉课本中有关”二十一条”的段落时，没有过多的话。但他在说：“要抹掉！抹掉”的时候，于无奈中憋着愤懑，边说边摇着头。那情感，令我们落泪，那语调，至今好像还在耳畔萦绕。

还有一位教我们大代数的老师名叫阎述诗，课讲得漂充，人又多才多艺，但从来不苟言笑。有的同学猜，年轻的阎先生准是失恋了吧？后来才知道，阎先生是东北人，亡国的痛苦如山一样压在他心头，叫他如何笑得出来！阎先生，就是流传极广的爱国歌曲《五月的鲜花》的词作者。

记得1938年“九一八”的晚上，一些东北流亡的同学，跑到我们宿舍聚会，一起纪念国耻日七周年。大家流着热泪，轻声唱起了《松花江上》。当大伙散去后，我们三四个同学又跑到楼后，望着夜空中一轮皓月，心情是那样沉重，不禁发出感慨，今天大家在这里聚首，说不定哪天就得分散了！

日伪当局对育英中学是很注意的。有一次，日本宪兵闯到育英中学检查图书馆，随后又来查学生宿舍。有个家伙看见我们四楼宿舍墙上贴着一幅中国地图，就穷凶极恶地扑上去一把扯了下来，大吼大叫：“这个的不行！”他把地图撕碎，又用脚拼命踩。正在一旁的我们，肺都要气炸了。

日本宪兵刚走，我就攥紧拳头，朝着门上的玻璃狠狠击去。“哗啦”一声，玻璃碎了，我的手也被划得鲜血直流。同室的同学们都围了过来，给我包扎伤口，并且轻轻抚慰我：“不要这样！”这几位同学平时对我很好，这件事以后，他们常常借给我一些好书，像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以及鲁迅杂文等。这些书更坚定了我抗日的决心。

1939年当郑统万同学动员我参加抗团时，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这倒也不奇怪，在祖国的生死存亡关头，是周围这些爱国的老师、同学的影响，使我这个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终于走上了抗日的道路。那年我17岁，是高中一年级学生。

郑昆仑：

郑统万是我的叔伯哥哥，我们的祖父郑孝胥在东北沦陷后轻信日本人的谎言，跟随末代皇帝溥仪到了东北，在伪满任“国务总理”。我参加抗团才有16岁，是贝满女中高一的学生。说句实话，当时我政治上很幼稚，有点懵懵懂懂的。但有一点我却深知，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是来侵略我们、欺负我们的，祖父在伪满洲国当“国务总理”是一件可耻的事。我和统万哥都非常痛恨自己的家庭。

统万在天津就加入抗团了，后来他来北平时，我也跟家里一起从上海搬到北平来，我们两家住在一起（是郑孝胥买下的一所房子，他本来打算从东北回来住的)。统万介绍我参加了抗团。在抗团中，像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同学还有，冯运修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姨父是伪治安军督办齐燮元。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