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看士人的自我意识。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品藻》35）

桓温年轻时与殷浩齐名，两人互有竞争之心。好比一个班上的两个成绩好的学生，备受师长们看好，两人多半私下较劲，力求能胜过对方。两人年少时齐名，而到最后则是桓温蒸蒸日上，风头远盖过殷浩。当桓温问殷浩如何确定两人的高下时，殷浩回避了直接比较，而是说：“我和我交往了许久，我宁作我。”

或许殷浩这个回应，是在桓温咄咄逼人的压迫下，特意来标榜自我。但也未尝不是道出了潜伏于许多名士思想中的一个根本观念：最有价值的，乃是做自己。

魏晋时期是个体生命价值崛起的时期，殷浩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份不卑不亢的认知和自信，在无数个“他”和一个“真我”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这是自信，更是一份人生智慧。

作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鲁迅语），《世说新语》无疑是人们精神上的一盏明灯。“千秋一寸心”，身处21世纪的你我，与书中文字虽隔着千秋时空，同样得以珍贵的启示和灵性的馈赠。

这也是一部专门记载士大夫们以漂亮为鹄的的生活之书，所以有人称它为“风流宝鉴”。傅雷亦曰：“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

刘义庆当初在编著《世说新语》时，可能没有想到此书的性质在他身后会有很多的争议。因为学术本身的发展，开启了更多的视角，使此书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文学家看到了精彩绝伦、意味隽永的故事，史学家看到了丰富的史料。视角的多样，正说明该书的面目不一，这恰好是其魅力所在。那么问题来了，《世说新语》讲了什么？

作为小说的《世说新语》

我们今天的文学史一般把《世说新语》定义为“志人小说”，以有别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另一类型小说—以《搜神记》等为代表的“志怪小说”。

在传统文学中，小说内涵比较宽泛，与我们今天作为以虚构为主的叙事性文体的小说概念尚有一定的差异。在汉代以前，大抵而言，小说指的是篇幅短小、内容琐屑，不同于大道、无关乎政教，多来自传闻，且有娱乐性和观赏性的不经之谈。这也就是小说之所以为“小”的缘故。到了魏晋，从以上所说的小说中逐渐发展出两类：一种主要记载怪异、奇特之事，一种主要关注人物的言行。《世说新语》就是后一类型的代表性著作，它并不完全符合今天人们对小说的定义，但它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站在文学的立场、运用文学的手法来记叙人和事。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当今小说的视角来看待这本书。

《世说新语》以凝练、简洁的文字塑造了一大批个性分明、形象生动、极有神韵的人物。如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陈蕃，器量深不可测的黄宪，床头捉刀人曹操，在王粲葬礼上令人学驴叫的曹丕，放诞不羁、蔑视礼法的阮籍，临刑东市、视死如归的嵇康，秋风起时因思念故乡美食挂冠而去的张翰，悔恨再也听不到华亭鹤唳的陆机，闻鸡起舞的刘琨和祖逖，眼观六路、应酬自如的王导，坦腹而卧的王羲之，被小小的鸡蛋捉弄到抓狂地步的王述，乘兴而来、兴尽而去的王徽之，宠辱不惊、胜败得失能置之度外的谢安等。就是这些活灵活现的历史人物，共同演绎了令后人嗟叹不已的魏晋风流。

《世说新语》志人，不同于史传的翔实、完整，往往只取人物的只言片语、细行琐事，但不止于简单摹写，而能进入人性、世相的深处。例如《任诞》第47条王羲之之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故事，形象地表现了王徽之的率性、放达，他的生命完全抹去了世俗的色彩而呈现出空灵、美妙的姿态，他完全沉浸在自己当下涌现的兴致中，只有诗意和远方；也反映了王徽之所开拓出来的、作为生命本性的自由，不仅仅是一种可能，亦为活生生的现实。但我们同样能看到：王徽之能行于所欲行、止于所欲止，能如行云流水一般毫无滞碍舒展他自己，是有前提的。“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如果没有门阀士族的身份所给予他的优越的生活条件，在自由从可能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世俗琐事便会淡化或者消解自由的诗性。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世说新语》志人尽管是片段式的，但反映人物性格特点的有意味的片段又散见于性质不同的事类中，这就从不同侧面建构起相对完整、复杂的人物形象。还是以王徽之为例，他的雪夜访戴浪漫之至，好像是没有烟火气的神仙中人，但他身上也有世故、势利、刻薄的一面，他的舅舅郗愔对他这一面就极为恼怒。

总之，作为小说的《世说新语》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特点，具有很强的趣味性，所以深受后世文人才士的喜爱。晚明小说家、“二拍”的作者凌濛初《世说新语鼓吹序》就说：“盖稗官家独《世说》称绝。”

作为史书的《世说新语》

中国古代图书在隋唐以后形成了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方式，《世说新语》在各类书目中基本上被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但也有被归入史部的情况，清代藏书家孙星衍就把该书归为“史学传记类”。唐人修《晋书》，大量采用了《世说新语》中的材料。柳士镇先生指出：“《晋书》采录《世说》入书共四百余事，超过《世说》全书的三分之一。”钱穆先生说他撰《国史大纲》，“有时不根据陈寿《三国志》，不根据《晋书》宋齐梁陈《书》，只就根据《世说新语》，举出几件故事来讲当时人的观点和风气”。

尽管《世说新语》的许多故事有浓厚的小说色彩，存在有意夸张和虚构的成分，有的故事来自道听途说，有的故事张冠李戴，不一定都是史实，但它的史学价值，尤其是史料价值，不容忽视。书中包罗宏富、栩栩如生的细节几乎涵盖了魏晋社会的各个层面，为读者提供了巨细靡遗的材料。

《世说新语》是生活史。举凡魏晋士人的饮食、出行、衣着、游戏、娱乐、嘲谑、聚会等，在书中都有所呈现。如《排调》第57条，刘孝标注“苻朗初过江”言，此人是位美食家，精于饮馔，对食物的鉴赏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精准地步，从中足见当时饮食的发展水平。《世说新语》中多见酒和五石散，它们在名士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人所共知的魏晋风度也与这两个东西有关。鲁迅1927年在广州做了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揭示了魏晋的文学、名士的风度是如何受到服药、饮酒风气的影响。

《世说新语》是社会史。魏晋时代门阀士族大行其道，阶层上下之间对立的现象非常突出。从《世说新语》中可以看到处于社会上层的士人对待下层的傲慢、轻蔑和歧视，以及下层向上流通之难。在对上层士族的描写中，也有他们在婚姻、社交等方面的细节。另外，从横向来看，魏晋社会还有地域差异的问题，像南北之间就存在着若隐若现的矛盾。

《世说新语》也是政治史。虽然对魏晋间的重大政治事件着墨不多，但是书中的某些篇章还是从侧面为读者带来了一些政治事件的现场感。如《宠礼》第一条，晋元帝司马睿在元旦朝会上拉着丞相王导的手要同登御床。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典型地反映出东晋皇权和士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相互关系。

《世说新语》还是艺术史。许多人说魏晋是艺术自觉的时代，因为中国艺术的各个门类，如音乐、书法、绘画、围棋等，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仅名家层出不穷，而且对相关艺术的理论认识也在探索和深化。书中与大画家顾恺之有关的故事共有14条，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其中涉及的一些关于绘画艺术的见解很有价值，例如他的传神之论，可谓点睛之笔。

《世说新语》更是思想史。魏晋玄学是继先秦诸子和两汉经学后，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另一个高峰。玄学家们关于有、无的辩论，使中国哲学超越了两汉的相对朴拙的宇宙论而进入了更显精微的本体论领域，这标志着中国人理论思维的发达。《世说新语》保留了当时名士们在哲学活动中的许多材料。如名士们对《庄子》“逍遥义”的研讨，从中就能看到《庄子》哲学思想的影响。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独具慧眼，从《文学》门“锺会撰四本论始毕”中，挖掘出由这个思想命题所产生的四种观点背后各方所持的不同政治态度。

所以周一良先生说：“（《世说新语》 ）涉及的时代从后汉直到刘宋，近三百年。它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学、思想、宗教等许多方面。《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一部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思想史必不可少的资料。”

作为《世说新语》的《世说新语》

从小说、史书的角度来看《世说新语》，还是过于单一，尚不足以把握该书的整体意蕴。学者余英时先生说：“《世说新语》为记载魏晋士大夫生活方式之专书。”这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定性该书，视角宽阔了许多。

我们就从这个定义出发，略做引申，初步解释《世说新语》该书。余先生的观点，可以解析为三个关键词：一是士大夫，二是生活，三是专书。该书的主角是士大夫，固然也涉及才子贤媛、高僧、隐士等其他类型的人，但他们都与士大夫有交集，或者说不过是士大夫的另一身份而已，所以士大夫是该书当仁不让的主角。但《世说新语》所关注的，不是士大夫们在军国大事上的表现，而是包括赏玩山水、清谈文艺、妙语隽言、服药饮酒、戏谑调侃、人物品鉴等无关国计民生的琐闻趣事。而且，士大夫们诸如此类的种种琐闻趣事，也不是作为闲笔附带提及，而是以专书的形式刻意呈现，明确表达了编撰者的某些意图、主旨。

何以要用专书来集中叙述士大夫的生活呢？这应与该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东汉以来，出现了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士大夫阶层成长、壮大起来。士在汉代一般指认同、接受了儒家价值体系的知识人，大夫指他们作为政府官员的政治身份。简言之，士大夫一词，意味着这类人兼容两种角色：儒家价值观的践行者及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权的成员。当然，也有的士人不愿加入政府，与其保持距离，甚至还有的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这种情况并不妨碍他们士的角色定位。士、士大夫群体逐渐壮大。他们数量庞大，彼此之间交游、联系、呼应，且在政治斗争中强化了自身的身份感和认同感。在往后的历史中，特别是在东晋时期，他们的力量更加强大，甚至发展到与皇权比肩而立的地步。他们是政治和文化精英，是事实上的贵族，是社会风气的引领者。

《德行》第六条描写东汉末颍川陈寔造访荀淑，令其长子陈纪赶车，次子陈谌拿着手杖跟随车后，孙子陈群放在车中；到达后，荀淑命其第三子荀靖迎客，第六子荀爽斟酒，其余六个儿子则上菜。荀彧当时还小，坐在荀爽膝前。另一面，太史上奏：“真人东行。”这里记载的仅仅是陈、荀两家的一次普通来往，但居然引起了负责天文的太史的关注，认为天象显示人间有非同寻常的人东行，为此特意上奏朝廷。太史的陈奏当然是无稽之谈，却正好说明了陈、荀两家的互动，在人们心目中乃值得大书特书的美事！

问题是，此事之“美”究竟在哪里，以至于被人们津津乐道，特意列入《德行》中？对此钱穆先生有分析：“此事下距刘义庆作世说，已越两百年，而世说又重加以纪载。今试问此一故事，究含何等意义，值得当时如此张大传述？就实论之，陈寔在当时，仅官太丘长，在政治上无所表现，荀淑亦非显达人物，而两人一时相会，两家子弟随侍，吃一顿家常饭，而如此惊动流传，大书特书，传诵不辍，此中必有一内在意义可寻。今问当时人所重视于此者究何在？后代人所怀念于此者又何在？当知此中正有魏晋南北朝人内心深处一向蕴蓄之一番精神向往与人生理想，所以异于范滂、郑玄，而为当时乱世人生求出路者。”

简言之，钱穆先生认为该事的意义在于，显示了当时人在努力寻求人生的出路。这个出路，不落于外，而落于内；不落于国，而落于家。所以，此事虽普通，但反映的意义不平凡。《世说新语》专门记载诸如此类的士人事迹，所传达的就是士人在此特殊的历史阶段所怀抱的人生理想、志趣。

这种理想、志趣，就反映在士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中，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显得意味隽永、情趣悠长，也因此对后世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令人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世说新语》便成了别具一格的著作，甚至自身便成了具有典范意义的“世说体”。这也引发了后人的模仿，自隋唐以来，几乎历代皆有类似的著作，如唐刘肃的《大唐新语》、宋王谠的《唐语林》、明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明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清王晫的《今世说》、民国易宗夔的《新世说》等。但时移世易，时代理想转变了，特定历史阶段下产生的魏晋风流便是空谷绝响，而不可能再复制出来。所以后人的许多仿作，整体上失去了魏晋士人特有的神韵。而这也正好说明，《世说新语》作为《世说新语》的难以复制的价值与魅力。

《世说新语》全书共分36门，每门以两个字为标题，也就是按照36个关键词来把从东汉末年到东晋200多年间的遗闻逸事分门别类。这似乎体现出编撰者的统摄、涵盖历史的意图。

为什么要分成36门呢？可能与古人残留在记忆里的对神秘数字的崇拜有关。古人把三和四视为天地之数——三为天数，四为地数，所以由天三地四乘积而来的数字具有神秘意义，乃天地的象征。36，便是这样的神秘数字。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刘义庆撰《世说新语》特意用36个门类来组织人和事，或许他是想立足于天地之道来观察士大夫们的风采。因此，即使他们的某些行为表现看起来好像出于人固有的弱点，但也不是没有欣赏的价值。

不过，任何先定的思路落入实际中，总会遇到挑战。在成书的过程中，为适应36这个先定的数字框架，著者进行了如今在我们看起来不是很合理的编排。

首先，有的门类内容庞大。如《赏誉》门一共有156则故事之多；而有的门类，如《自新》，仅仅两则。而且，内容分量呈递减之势，到最后几门，基本上都不多。对比之下，结构显得不均衡，显得前重后轻、头长脚短。很明显，著者是削足以适履，有拼凑之嫌，好比《西游记》里如来佛祖最后人为安排了一起灾难，以凑足八十一难之数。

再者，全书缺乏统一的、自洽的逻辑标准。全书前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来自“孔门四科”。《论语 · 先进》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这是把孔子的几个高弟按照各自的专长来分类。这个分类也是古人心目中的实践知识的分类。德行，即道德品行；言语，即语言词令；政事，即行政能力；文学，即学术文化。这四类，是四个专业方向。以四科为首，表明了编者尊重传统的用意。其后的门类，如《方正》《雅量》，一是讲述名流们自恃身份、对某种重大原则的坚守，一是表明魏晋时代所普遍推崇的从容淡定的理想人格。《识鉴》《赏誉》《品藻》三门大体上类似，反映的是东汉以来士人中的人物品评风气。《夙惠》叙述的是天资聪颖的少儿，《栖逸》侧重于该时代的隐逸之风，《贤媛》渲染女性的风采，《伤逝》则大多反映的是魏晋名流们面对死亡时的情感反应。《排调》记述当时种种诙谐、幽默的趣事，显示出时人“不正经”的一面。《任诞》与《简傲》两门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记的是名流们的蔑弃名教、率任放肆的行为。最后的如《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分别关注了人性中的某些弱点。从以上大略的分析可见，该书的分类显得较为凌乱，但也恰好说明该书正视了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中人的多样性。

而且，尽管把人物言行事迹分门别类，但门类的定性也不那么严格。如第一门《德行》，顾名思义本应是列叙儒家所推崇的仁义孝悌、清正廉洁之类的德行，但著者的叙述角度并未放在道德宣传上。第14条的主角是著名孝子王祥，他卧冰得鱼的故事在层累的传说中逐渐神乎其神，变得不合人情、怪诞异常。

但是在以上的这个故事中，王祥并不是一个愚孝的形象。他很有智慧，在被后母嫌弃的情况下，小心自处，甚至都能止住几乎公开化了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促成后母自行收手，很好地维护了他与后母的关系，既保全了家族的和睦，也成就了个人的孝道。所以，王祥的德行并非偏离了人性，而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辉。

第18条是表彰裴楷能救济穷亲戚。但用来救济的几百万钱来自裴楷向梁王、赵王的请求，是拿别人的钱行自家的善，所以有人讥讽裴楷“乞物行惠”，裴楷不介意，引用老子的观点，把“损有余而补不足”视为理所当然的“天之道”，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裴楷所为，不可谓不德，但理据是道家的理论，少了儒家的诚笃，而多了道家的旷放。

总的说来，我们不必持单一视角来看待《世说新语》这本书，也不必拘泥于该书的门类设定。其内容的丰富、驳杂，足以给我们提供多样的启示，让我们能立 体地感知、认识魏晋这个多姿多彩的时代。

上文选自《课读经典1：11讲精读》

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

编辑：徐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