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克松主义的全球布局中，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无疑是尼克松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环节。但在中美隔绝20年的“坚冰”上开凿出一条通道，传递中美双方改善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意愿与信息，绝不是从基辛格访华才开始的，从抗战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美一直在进行改善双方关系的友好尝试。正是有了这些铺垫，中美“破冰”之旅才得以在20世纪60年代末正式扬帆起航。

一、中美关系的反复：自抗战至20世纪50年代

也许我们会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领袖，中、美两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必然会产生冲突。但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不仅没有与美国势同水火，反而进行了一些友好的接触。

在抗战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态度非常暧昧，正如胡乔木所说：“苏联对中国始终没有什么真刀真枪的援助。”相反，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上，美国明显比苏联更加积极。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出于战时亚太地区与战后远东地区的战略考量，美国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1943年1月，《中美平等新约》在华盛顿签字，12月，美国通过《麦诺森法案》，废除了自1882年以来设立的所有排华法案。在《租借法案》签订之后，美国政府、民间对中国的直接或间接援助迅速增加。这些举措都使得当时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对美国存在好感。

美国总统罗斯福

出于加强对援助物资的控制与加深对中国军方的了解这两个目的，美国派遣军事顾问团与军事考察团来华调查。但他们对国民党军队非常失望，因为他们总是幻想着依靠国际调解来解决战争冲突，借贮存“租借”物资来准备内战。美国希望国民党团结一切力量，发挥所有潜力对抗日本的侵略，并不希望国民党拿这些物资来解决共产党的威胁。同时，由于国民党媒体长期以来对中共的诋毁，美国也迫切需要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共，为自己的对华政策制定搜集有关情报。

延安考察团与八路军指战员进行交流

1944年7月，美国驻中印缅军总部史迪威将军派遣美军延安考察团抵达延安进行考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视与热烈欢迎，延安地区的勃勃生机让考察团大感震惊，这给美国改善与中共的关系提供了契机。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认为可以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并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建议。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日益明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矛盾凸显，以赫尔利为首的一批美国官员极力阻止美国政府向中共提供援助，赫尔利甚至公开宣称美国应该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而不是军阀政党，罗斯福总统也就没有同意考察团的建议。

史迪威将军

中共中央也在逐步调整对美国的外交策略，以发展同美国的关系作为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甚至设想在战后与美国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性。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提出“中立美国”的政策，使美国在国共内战中保持适当的中立。当年年底，马歇尔作为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关系，中共表示，只要美国愿意遵守自己的诺言，中共愿意和美国合作。

在国共内战初期，美国对华政策发生极大转变，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顿时感觉受到了欺骗，彻底认清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的丑恶嘴脸，于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作为一种可能性纳入作战计划之内。但在内战后期，随着国民党政权兵败如山倒，美国又开始尝试改善与中共的关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四处寻找关系散布改善关系的信号，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承认过去中国与美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已经使中美建交成为不可能。

司徒雷登

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宏观战略考量，我们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全面倾向苏联。后来美军入侵朝鲜，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更是使中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彻底服从于苏联的战略，也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做出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尝试。

1953年春，周恩来让中国驻瑞典大使耿飙拜访丹麦外交大臣汉斯·汉森，请他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传达中国愿意以国际会议的方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印度支那问题，这些举措最终促成了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会后，中、美两国代表团成员举行了四次会谈，但美国始终没有把新中国放在眼里，对周恩来的建议置若罔闻。

周恩来

一年后，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明确表达与美国改善关系的美好愿望，他表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永远与他国处于对立状态，中国和美国也是这样。中国并不希望美国政府立刻改变态度，但中美两国的关系在未来终会改善。周恩来希望中美两国能坐到谈判桌前好好谈一谈远东局势尤其是台湾的问题。虽然美国对周恩来的话爱搭不理，但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国还是被迫宣布将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中美两国的大使级会议。为了表达谈判的诚意，中国释放了11名非法进入中国领空刺探中国情报的间谍人员，而美方也把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些科学家放归中国，这是中、美两国进行的一次有限度的释放善意的友好尝试。

二、美国主动释放和解信号：马拉松会谈

1957年底，中美大使级会谈陷入中断的僵局，毛泽东决定借中东战争炮击金门，把美国逼回谈判桌。此举令美国非常紧张，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马上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表示中美之间可以恢复谈判。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1960年1月，民主党人肯尼迪成功当选总统，当时的美国民众非常希望肯尼迪能让美国非理性的僵硬外交政策更加缓和，尤其是改善美国的对华政策。李宗仁曾经给肯尼迪写信，除了祝贺肯尼迪当选这些客套话外，李宗仁希望肯尼迪能考虑改善对华政策的可能性，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肯尼迪回信，表示对此将予以慎重考虑。肯尼迪究竟是否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这个问题因肯尼迪遇刺而永远成为一个谜。但无可否认的是，美国国会在对华问题上出现了一丝松动，一些议员在维护美国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愿意通过华沙渠道与中共进行接触，同时，美国也应该通过一些非官方渠道寻求与中国的联系，改变中共对美国的敌视态度。

李宗仁

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对美政策日趋强硬，中国已经把台湾问题视为自己的首要基本原则，如果美国不在这一问题上做出让步，那么中美两国就不能进行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斯诺在访华期间曾经向周恩来询问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性，周恩来表示，改善中美关系必须从原则问题而不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开始。美国应结束对台湾的军事占领，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中美改善关系的重要前提。

斯诺

1963年约翰逊政府上台后，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发表演说，表示美国应冷静分析中国问题，考虑改善对华关系的可能性，以此作为通向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途径。约翰逊政府只是希望竭力维持现状，美国对华政策由孤立转向遏制，同时，为避免刺激中国，美国逐步减少对台援助，限制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的实施，但没有做出根本性的努力。台湾问题一日不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就不可能实现，中美两国的敌对状态就不可能结束；但中美两国的敌对状态不结束，台湾问题就不可能妥善解决。在这个怪圈循环中，中美两国的大使级会议无疑是一场永远也看不到尽头的“马拉松会议”，中美两国的官员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谈。

约翰逊就任总统之后，继续扩大在越南地区的战事，让美军战斗部队直接介入越南战争，试图从朝鲜半岛、台湾、印度支那地区形成对中国的大型包围圈，中美两国更是差点走到了战争边缘。但美国也在这种战略扩张的大棒政策中越陷越深，国家实力日益衰落。苏联趁此机会在中东、南亚和美洲地区大肆扩张，美国感受到来自苏联的威胁，开始主动向中国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

文史君说

从抗战时期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关系并非全由意识形态因素支配。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因素的考量，愿意考虑改善中美关系；而中国在台湾问题这一根本性原则不变的前提之下，也愿意与美国加强交流。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最终在防御苏联这一议题上找到共同点，中美两国在这20多年里持续寻求改善关系的尝试最终为基辛格访华、尼克松访华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美]赫伯特·菲斯，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朱明权，《约翰逊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1964-196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王淇，《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作者：浩然文史·神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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