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士 沃尔芬森是澳大利亚奥运击剑队队长，是卡耐基音乐厅的主席，和马友友同台表演大提琴，同时他又是华尔街成名的银行家，身家以亿计。而最终他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连续出任两届世界银行行长。已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为己任。

如今已经85岁的他依然活跃在发展领域。在曼哈顿第六大道 沃尔芬森投资公司办公室他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总是认为你在人生中的机会实际上是无限的，” 他认真的说。

在任职世界银行行长时，他强调世界银行的座右铭是“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如果要有一个和平的世界，如果要有一个更公平的世界，就必须关注世界上的贫穷国家。

911恐怖袭击之后数天后，沃尔芬森发表演讲说，没有墙能隔开贫穷和富裕，我们由贸易， 投资，金融联系在一起。 而疾病，罪恶，移民，毒品， 环境恶化，金融危机和恐怖主义也将我们连在一起。

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当布雷诺森林体系成立之初，代表们的宣言就明确“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能健康运行，其邻国无论远近都会有所关注。 ”沃尔芬森对21世纪恐怖分子的回应是“没有墙可以阻止世界的沟通，”而这正是弗兰克兰 罗斯福创建世界银行的初衷。

沃尔芬森自己的人生也是在不断突破各种各样的墙。 出身于澳大利亚悉尼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 父亲虽然极具才华，但开一家勉力维持的咨询公司，颇有怀才不遇之感。母亲热爱音乐。家里的经济情况经常不稳定。望子成龙的的父亲把自己未完成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小学时他连跳两级，作为明星学生加入悉尼男子高中，但是父母过高的期望让少年聪颖的沃尔芬森不堪重负。四年后高中毕业时成绩极差，勉强考入大学。大学一年级所有的考试都不及格。

“我15岁上大学，老实说，没有女孩子理我， 他们总是喜欢那些17，18那样的老人’ ”满头白发的沃尔芬森忍俊不禁。

沃尔芬森基本上不和同学接触， 每天去学生会看报纸下象棋， 甚至也不去上课。 大学第一年简直是一趟糊涂。孤独的少年进入了愤怒的反叛期。 转机来自于他在校外认识的朋友。

因为不去上课， 他有大把时间就到林场找了份工作。林场的工人对这个并不强壮的逃学孩子非常关照。要求他必须汇报学习成绩，成绩不好就要挨揍。到了人生暮年，沃尔芬森依然对他们心存感激。“ 我不能向任何人讨论他们， 没有人知道他们。 他们是我的朋友。 我和他们喝啤酒，聊很多事情。他们自己的生活都有困难。却对我足够关心， 告诉我做为一个学生我应该怎样改变。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大学一年级的沃尔芬森接触了击剑，并开始热爱这项运动。五年之后，沃尔芬森代表澳大利亚参加1956年奥林匹克击剑比赛，此后两年成为澳大利亚击剑队队长。

“击剑重要的是你学会了自我克制. 这不是一种你冲进去，用剑混乱打人的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用脑力的运动，所以我喜欢。”

击剑帮助他找到了自信，他后来又参加了皇家空军。“很多事情发生让我对自己感觉好多了。”

奥林匹克运动员的经历也为他的人生打开了进阶之门。沃尔芬森被哈佛商学院录取。毕业后在悉尼，伦敦，华尔街金融圈发展神速。70年代末美国三大汽车厂之一的克莱斯勒陷入债务危机，求助于在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的沃尔芬森来重组债务。 沃尔芬森成功解决了看似不可完成的任务，让克莱斯勒免于破产。 沃尔芬森也因此扬名于华尔街和华盛顿。

1981年沃尔芬森和当年的同事Bloomberg 一起被所罗门兄弟解雇，也因此得到了1000万美金开创自己的公司。到90年代，沃尔芬森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功，自己开的投资银行James. D. Wolfensohn Inc 将金融界巨匠威望卓著的前美联储主席Paul Volker都收罗旗下。

“ 我觉得我生活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 ， 一个人会有很多机会。你不需要是个富人之子才会有机会。 我来纽约正是时代发生大变化的时候。”

沃尔芬森从伦敦初到纽约就参与了一个古建筑的维修。 大卫·洛克菲勒是这里的董事长。他帮助沃尔芬森成立了一个包括7，8个 纽约顶尖人物的董事会。而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

“ 我很惊讶，我在纽约不认识什么人，也不是他们俱乐部的一部分也可以做这样一个工作。但是他们感兴趣的是特定的才能，是什么人在这里是不重要的，我们这样做了， 从那以后就有越来越多的机会”

沃尔芬森也是卡耐基音乐厅的主席，他四十岁出头师从著名大提琴家杰奎琳 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e）。50岁生日时在卡耐基音乐厅和马友友一起登台演出。 Jacqueline Du Pre 是沃尔芬森的知交好友。 盛名之下仅仅26岁就 不幸身患多发性硬化症，不能演奏。 Jacqueline Du Pre 便主动提出教沃尔芬森，条件是沃尔芬森要50岁生日时在卡耐基音乐厅表演。沃尔芬森做到了。并且60岁，70岁生日的时候都在这里和世界上最著名的音乐家一起拉大提琴举办音乐会。

他认识无数人，在无数的董事会任职，而当华盛顿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邀请他担任主席时，他还是没有拒绝。1995 年月，为了表彰他对艺术的贡献，英国女皇伊莉莎白二世授予他名誉爵士爵位。

他常常花40小时在公司， 30 小时在卡耐基音乐厅。有时候呆在办公室直到凌晨2点。 “是什么让你这么努力？” 我问他。

“我可以诚实地说这是兴趣。我很惊讶这些机会在那里，我以前从来没有管理过卡内基大厅，我决定应该重新建造。其他我从事的事情无论是大学，教育机构还是教堂什么的，这一切都是我的兴趣所在。”

正是这样的激情促使他成为世界银行行长， 1996年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他说，你得对发展问题有激情，我对此激情渐增。这就是我所思所想。 我早上起来想着这个， 晚上睡觉还是想这个问题。

沃尔芬森觉得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服世行不能期望一夜之间就解决问题。 贫困问题不是通过一个项目，然后6个月再看看结果解决的。 这些项目应按年计算，必须持续经营这些项目， 因为这是长期的问题。

在过去二十年里，有数百万人因为全球化而脱离贫困，但是现在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情绪已经发展到世界范围。

沃尔芬森对此处之坦然，“总是会有人认为给别人机会，他们在国内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总是会有一些群体想要为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所做的努力泼凉水。在我一生的工作中，新的制造业中心总是要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所以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 但是我的经验是， 到现在为止这种不平衡正在进行自我修正。 如果你试图干涉，一般来说麻烦会更多。”

他看到了世界正在转变的趋势，他的有生之年曾经有一度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在美国和欧洲，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现在大部分研发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世界变得更加多样化，联系得更加紧密。

“自从世纪之交以来，我们看到新的国家已经有了很多新东西，中国正在开办一家新的投资银行，这不是一件小事。”

亚投行会无庸置疑会在发展领域和世界银行展开竞争。一些给亚投行工作的人六个月前还在为世界银行工作。 亚投行承诺每年投资200亿美元，和世界银行的300亿美元的投资差距已经不算遥远。

沃尔芬森对此的反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他笑着说，每年200亿， 300亿美元加起来在发展领域也还是太少了。 亚投行必须在那些国家呆足够长时间才能带来变化。

“我毫不怀疑五年内它会是个有力的竞争者。它可能会迫使世界银行进行改革。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你接受世界有不同的权力中心，这个我接受。 ”

对于我们身处时代的巨大变化，经历过时事激荡的沃尔芬森不无担忧

“我担心的是在这个巨大变化的时期，不能和平的向前走。我认为世界有可能会是动荡的，和平发展的环境中现在变得有很多相互的冲突。现在朝鲜问题很棘手，希望这个能够顺利解决。 但是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在发生战争。 中东，非洲的问题都层出不穷。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在下个10年凸显出来。 世界对生命的价值和发展的价值会有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