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名人故居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文化积淀，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 。名人故居具有思想教育性，名人是所处时代的精神象征，而名人故居则是这种象征的载体，名人的高风亮节、意志品质对于今人，尤其是对青少年学生具有深远的思想教育意义，是一座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 。名人故居是历史文化与建筑相交融的产物，作为引人入胜的人文景观，名人故居具有极高的保护和开发价值 。

茅盾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担任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同时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作为新中国以来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的茅盾先生，承载着共和国文学的荣光，为繁荣文学倾尽心力 。1984年5月24日，“茅盾故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由茅盾生前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国作家协会作为主管单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茅盾故居管理处进行日常管理 。本研究以北京茅盾故居为研究对象，以列斐伏尔空间理论的“时间-空间-社会”三元辩证视角对北京茅盾故居的发展历程进行理论分析，以期对名人故居、纪念类博物馆、博物馆学研究提供借鉴。

二、空间功能的生成与演变

基于“时间-空间-社会”三元辩证视角 ，故居在空间功能发生了四个阶段的变迁：第一阶段是1974-1981，从1974年茅盾先生搬入至去世，故居既作为物质空间存在即物质空间是感性的，直接测量和描绘，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存在，是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文艺界领导的象征性，发挥居住与工作的实用功能；第二阶段是1981-1985，1981年茅盾先生逝世，居所成为了真正意义上故居，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故居完成空间修复，实现了“居所”向“故居”的过渡性，发挥了纪念功能；第三阶段是从1985-2009，作为文物保护起来，成为旅游资源，实现了作为机构的文物保护单位的开放性转变，承载了教育功能；第四阶段则是从2009至今开始，故居空间功能的重构阶段，故居作为博物馆的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突显。

故居空间功能的演变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适应与回应，是对其原有空间功能的一种拓展，每一历史时期故居空间功能的变迁都伴随着社会的参与，是空间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发挥了“人-空间-人”的双向作用，从时空性、共时性、历时性等维度揭示了时间、空间、社会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塑造过程。

（一）空间生产：象征性、实用功能

第一阶段是1974-1981年，从1974年茅盾先生搬入至去世，故居既作为物质空间存在即物质空间是感性的，直接测量和描绘，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存在，是作为中央政府高级领导干部、文艺界领导的象征性，发挥居住与工作的实用功能。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后圆恩寺13号有一座两进标准四合院，原房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明轩（1955-1968），后为中央政府办事机构，与人头攒动的南锣鼓巷毗邻，与周边的王府旧址、庭院深阔的其他四合院比起来并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随着一位茅盾先生一家人的迁入而开始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生产”，而被赋予了深刻的涵义。

从“萍踪浪迹”到“落地生根”，文化大家的踪迹总是伴随着文化象征意义的构建，萍踪地、居住地、墓地等都是纪念馆建立的影响因素 ，正是茅盾先生在这里的活动赋予了这一地点以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作为实用性的居住地、房屋，完成了空间生产过程，具备了连接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作用，前向维度追念过去的人/事件、价值/真理，以维持和保留过去的某些特征，又在后向维度缔造了创新与期望，从而维系着历史的延续性与完整性。

（二）空间修复：过渡性、纪念功能

第二阶段是1981-1985年，1981年随着茅盾先生的逝世，居所成为了真正意义上“故居”，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故居完成空间修复，实现了居所向故居的过渡性，发挥了纪念功能。

茅盾逝世后，1982年2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书面报告，请求把茅盾生前的最后寓所保留下来，作为茅盾故居，收藏他的遗物，供后人瞻仰、学习。1982年2月24日，中央领导批复报告，同意保留故居。1982年6月11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通知中国作协向北京市房管一公司办理移交手续。1982年8月23日，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作家协会党组“关于编辑出版く茅盾全集〉、筹建茅盾研究会”的报告》。1983年，中国茅盾研究会成立，研究会曾在茅盾故居的南房办公，叶子铭、周扬、冯牧、孔罗荪等文学界大家都曾在南房里济济一堂，共同追忆茅盾 ，1984年5月24日，北京市政府京政发（1984）72号文件，公布茅盾故居为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1月5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宣告成立，杨犁任文学馆第一任馆长，同年3月26日举行隆重的开馆典礼，巴金先生亲自主持，胡乔木、王蒙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位知名作家出席了开馆典礼，与此同时茅盾故居成立了管理处，由其生前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国作家协会作为主管单位，作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内设机构进行日常管理，1985年3月27日，茅盾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

（三）空间拓展：开放性、教育功能

第三阶段是从1985-2009，作为文物保护起来，成为旅游资源，实现了作为机构下的文物保护单位开放性转变，承载了教育功能；故居已经被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进人了旅游市场，是人们充分参与的空间实践活动。

茅盾故居经过整修后作为陈列馆对外开放，门内影壁上镶有金字黑大理石横匾，上书“茅盾故居”，是邓颖超题的手笔。绕过影壁就进入了茅盾故居的前院，院中立有一尊茅盾先生的半身塑像，前院搭着葡萄架，挂着茅盾为孙女亲手做的一架秋千，前院的倒座房、厢房和北房都开辟成了展厅，里面设有与茅盾的生平和文学创作又关的展览，包括手稿、作品、信件、手迹和茅盾主编过的文学刊物等，共400多件 。后院正房六间，里面包括了茅盾生前的卧室、起居室、工作室以及会客室，里面的陈设全为旧物，保留了原貌。故居开始对外开放，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爱好者与慕名而来的游客，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作为景点也收取门票。作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故居主要通过陈列来反映历史，保留着茅盾故居的历史原貌，再现着当时的生活的情景，直接诉诸人的视觉，给人们以感性的认识，帮助人们对特定历史人物、历史时期、特定环境社会生活的了解。

（四）空间重构：公共性、文化功能

2007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党的十七大把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标志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 。2009年，茅盾故居的隶属单位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展了面向公共文化服务的部门重组改革与职能转向 ，中国现代文学馆加入中国博物馆协会，牵头成立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博物馆专业委员会 ，进一步明确了其作为博物馆的职能定位，故居也随之走向“类博物馆化”发展路径。

故居开始从单纯的陈列，向主动提供文化服务转变，由原有的物品陈列，接待游客参观为主，转变为主动“走出去”，向社会向民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建立参与区域博物馆联盟，共同探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基于承载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的相通性，成立了8家名人故居类教育基地，包括宋庆龄故居、李大钊故居、鲁迅博物馆、郭沫若纪念馆、茅盾故居、老舍纪念馆、徐悲鸿纪念馆、梅兰芳纪念馆，举办系列活动，打造经典品牌 ，如在北京市18个区县举办了“穿越时空—五四文化名人”事迹展览进社区系列文化活动，举办展览如“笔剑无分同敌忾，胆肝相对共筹量——郭沫若与茅盾展”；进行宣教，在北京市6家学校进行主题巡展活动；举办博物馆日系列活动，与爱国主义基地共建学校联合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以配合展览进行宣传，采用这种动静相结合，平面立体相结合的宣传模式，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求。

三、空间功能的演变动因

纪念是人类社会由来已久的现象，贯穿着文明演进过程 ，是故居建立的核心要素。名人故居具有城市文化标志、地域文化情调和教化后人的重要人文价值以及传承城市文脉及精神教育意义。同时，纪念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念币、纪念册、结婚周年庆典、生日宴会、毕业典礼等有形或无形的纪念性事物渗透在每个人的生活细节中。近现代名人故居、纪念馆是依托近现代名人资源建立的收藏、研究和展示近现代名人文化并进行社会教育的公共场所，与其他博物馆一样，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物，在适应社会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形成的多职能文化复合体 。近现代名人故居、纪念馆“保存、维系着对中国历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相关记忆，中国文化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

（一）故居与文人：记忆中介

故居是文人居所，见证了文人的生活与创作，承载了睹物思人的记忆唤醒功能。故居作为空间实体，是一种“记忆”的社会化表现，使个体通过所了解事件、作品、人物及其承载的精神内涵，并将个体与个体联系在一起 。

通过“类博物馆”的教育手段 ，将价值观（爱国主义、历史主义、民族主义等）渗透进个体的思维 ，进而影响集体情感与行为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巩固社会秩序，增强集体凝聚力 。故居作为“记忆中介”连接了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睹物思人在“追惜”维度追念过去的人与事件、价值与真理，以维持和保留过去的某些特征，又在“抚今”维度缔造了创新与期望 ，维系着文化的延续性与完整性。

（二）故居与文学：启迪机制

仪式行为既包括宗教、神话、族群等特殊领域的行为，也包括聚餐、庆贺、旅游等各种人类社会行为 。纪念仪式和其他仪式都具有形式主义、操演性和身体性，但纪念仪式更有明确的事件参与其中，从而能更好地塑造社会记忆，进行文化渗透 。空间是纪念仪式举行的基础，可以为仪式提供场所精神的支撑，营造纪念仪式的神圣氛围与历史现场感，让人们更易与历史产生关联感，仪式实践中形成深刻的记忆 。

故居是文学现场，空间功能的产生与演化得益于文学的广泛影响。文学的使人们感知时间跨度而产生知觉体验，这种知觉体验和时间不可逆性形成呼应，从而可以形成某种神圣、感慨、严肃的体验。为了对抗生命的短暂和时间的不可逆，通过纪念来制造永恒，铭记某些不可忘却的主题 。故居空间的建立正是为了保留文学“遗迹”，传播文学的意义，让文学来温暖人心，启迪“民智”。

（三）故居与文教：认同路径

故居是文教场馆，承担“文人之笔”的宣传、教育功能。“文人之笔，劝善惩恶”，好的文艺作品弘扬正能量，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 。

来到故居进行参观、游览或者参加各类纪念活动，构成了极具“仪式感”的社会行为，区别于传统的宗教、神话、族群等特殊领域的行为，具有形式性、操演性和身体性 ，是一种对于文人精神的认同 ，在场所的参与中完成了潜移默化的“教化”，因为明确的文化现象与文化事件的参与，能更好地塑造记忆，进行文化宣传，使人们获得记忆内容（经验），通过强化生活稳定性来满足文化需求，通过强化认同、关联与凝聚力来满足相属与爱的需求 。故居空间塑造记忆，以不同的形式叙述着民族的历史或者革命的历史，为全民共享、保存、展示记忆的装置，为民族和国家提供认同的资源。

（四）故居与文化：传承驱动

故居是文化空间，空间体验下的意义生产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故居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现象、是文化制度的组成、承担文化服务职能。在世界范围内故居文化广泛流传，在世界各国都是一种文化标志和宝贵遗产 ，如英国建立“蓝牌委员会”专门保护名人故居，如老舍先生在伦敦的故居合理地保护起来 、如德国对恩格斯故居的保护 、俄国对列宁故居的保护等 。

故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一种“符号”具有实体形式，可以延伸、表征和传达情感、伦理等纪念意义 ，可以被称为抽象的“纪念碑性” ，在传播过程中承载着过去的社会意识，并对当下和后世产生持久深刻、潜移默化的文化作用力 。历经时间的洗礼，文化的演化，故居作为文化符号代表了文化现象，逐渐被列为文化制度被保护与被认可，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载体之一，是从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驱动。

四、分析与探讨

（一）空间功能变迁是一部“人”围绕空间的互动历史

故居空间的功能变迁是一部人们围绕空间的互动、调适与博弈的历史。首先，空间是社会行动的载体，社会的变迁体现于空间的变迁和重构中。故居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是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集合体，并不是单一形式呈现 。故居作为社会产物的空间，在时间流中的社会行动留下的印记，无论是空间生产、修复，拓展、重构，都体现了空间与人的社会互动的过程。这点在齐美尔那里也得到了验证，“在这个空间和邻近的那个人的位置之间是未填充的空间，实际上一无所有，在这二者相互作用的那一刻，他们之间的空间似乎是被填满了，而且变得有生机了” 。

（二）空间功能变迁围绕“人”的发展而演进

进出博物馆的观众各有不同，怀抱着不同的目的走进一个个具体的空间，共同演绎出博物馆空间生产的图景。博物馆通过空间、资源和服务的灵活组合，搭建协作学习的平台与机制，使图书馆成为用户的乐园，启发人们的学习主动性，组织人们互动交流，引导和支持人们进行多种方式和途径的学习，鼓励他们自由表达思想和分享学习成果，支持他们获得来自空间内部的学习帮助。数字化环境下博物馆空间规划的价值取向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进入到，博物馆的人为中心，以服务人的学习为核心主旨，以促进知识产出和构筑协作关系为目标，盘活资源设备，强化共同参与，激发用户的能动性，打造能动的博物馆空间。

（三）空间功能变迁是文化政策围绕空间的博弈调适历程

故居的保护、传承与开发从来就不是“自然而然”，它凝结了与故居相关的各类人群的艰苦努力。“愿失去英伦三岛，不愿失去莎士比亚”是英国的一句名谚语，而在我国“鲁郭茅巴老曹”在现代文学史中地位十分重要，对于他们的故居保护得到了文艺界的大力支持。从单个建筑的保留、展厅的建设、陈列展示、管理机构的设置、管理人员的配备乃至于形成与之相关的文化制度，是一部文化政策围绕空间的博弈与调适历程。

（四）空间功能变迁中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故居空间功能变迁中的社会行动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是现实的驱动，价值理性则是终极追求。工具理性表现为将故居纳入不同的管理与服务体系之中，在现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具有多重身份、综合性多维度性质，既是文化事业范畴也是文化产业范畴，嵌入区域经济发展与规划之中。

价值理性是故居发展的终极追求，故居一个把文化巨匠居所、文学精神、人民大众结合在一起的空间组织，是国家进行文化治理的空间组织单元，其建立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人们参观的空间实践充满了价值理性，在文物保护、旅游资源开发、公共万文化服务的阶段，价值理性占据主流，群众既有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又能在空间重构中保护和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