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

（二）社会发展差异较大

“一带一路”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中东欧地区，根据世界银行按照收入水平对国家的分类，“一带一路”国家中仅有18个国家属于高收入国家，22个国家属于中高收入国家，23个国家属于中低收入国家，2个国家属于低收入国家。根据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的社会发展指数分值，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分为四个社会发展阶段（低社会发展水平阶段0-25；中低社会发展水平阶段26-50；中高社会发展水平阶段51-75；高社会发展水平阶段76-100），绘制成表2。另外，根据2014年社会发展指数及各指标统计数据绘制图1。

由表2及图1可知，“一带一路”国家区域发展不均衡。南亚地区的社会发展指数平均值最低（50.51），本区域各国大多为低、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即使得分最高的斯里兰卡，在65国中排名仅在39名，其预期寿命为75岁，比寿命最长的以色列82岁的寿命差7年。中东欧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社会指数平均值普遍属于高水平阶段，部分国家指数值甚至是南亚国家指数值的4倍。中东欧国家大多属于中高、高收入国家，预期寿命（75.72年）、受教育年限（11.14年）、社会指数平均值（74.08）都是六大地区中最高的，女性劳动力占比（45.53%）也仅仅低于蒙俄地区（47.3%），但是该地区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高失业率（12.66%）严重拉低了该地区的社会指数得分。西亚北非地区的社会发展指数平均值（55.32）仅高于南亚地区，是六大区域较差地区。该地区的女性劳动力占比仅为25.65%，远低于世界及“一带一路”国家的平均值，严重拉低了该地区社会指数值。中亚与东南亚的社会发展状况较为接近，社会发展指数平均值分别为67.12和66.65，其中东南亚地区的就业情况最好，失业率仅为3.19%，远低于西亚北非（8.84）、中亚（8.11%）的失业率。中亚地区的预期寿命平均值为69岁，是六大地区中最低的，但由于受教育年限和女性劳动力占比均较高，中亚地区的平均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

表2 2014年“一带一路”国家社会发展指数分类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发展水平阶段良好与较差标准参考“人类发展指数”分类。

图1 2014年“一带一路”各区域社会发展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

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区域层面，每个区域内部各国的社会发展差异性也较为明显，如表3所示。西亚北非地区的国家社会指数涵盖低、中低、中高、高四个水平阶段，其中也门社会指数得分只有21.9，伊拉克、巴勒斯坦、叙利亚的指数都低于40，而同区域板块的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以色列的社会发展状况都处于高水平阶段，其中以色列指数竟高达90.78，位于65个国家之首。除了蒙俄地区和中亚地区，东南亚、南亚和中东欧地区国家的社会发展也涵盖了至少三个水平阶段，区域内部社会发展水平两极分化的情况同样存在。

表3 “一带一路”国家社会指数区域水平阶段汇总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2014年数据，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三）社会发展具有一定波动性

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根据上述四项分量指标，测算了2010-2014年“一带一路”国家的社会发展指数（见附录1）。从附录的趋势图可见，“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49个国家呈略微下降趋势，有13个国家呈略微上升的趋势，只有3个国家（白俄罗斯81、卡塔尔62、老挝61）相对平稳。整体看之，“一带一路”国家社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波动性。

二、健康

健康是社会得以发展进步的重要前提，卫生事业发展的状况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健康状况水平，对“一带一路”国家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分析“一带一路”国家社会发展状况。

（一）健康水平概览

衡量一个国家健康状况的指标有死亡率、患病率、残障率等诸多指标，但每一个指标都不全面。目前，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里最常用的健康分析指标是预期寿命。“预期寿命”指标受社会稳定、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流行病盛行，健康环境恶化，该国家和地区的预期寿命值也会随之下调。综合考虑其指标的功能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新兴市场研究院研究组选取出生时预期寿命的指标来衡量分析“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健康状况。

1．“一带一路”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超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将2010年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的预期寿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平均寿命对比，可得图2。由图可见，“一带一路”国家的预期寿命为72.22岁，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69.92岁），更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0.49岁）。

收入水平的提高与预期寿命的增加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近年来，“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而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也有了较大提升。由图3可见，人均GDP与预期寿命的拟合度高达0.5766，说明两者的相关性显著。

尽管如此，由图4可见，统计规律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有些国家人均GDP虽然很高，但平均寿命却不长。表4列举了平均寿命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预期寿命平均值的国家。由表4可见，在23个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和22个国家属于中高收入的国家中，仅有也门、缅甸、土库曼斯坦等8个国家的平均寿命低于同类收入水平国家的预期寿命平均值。然而，18个高收入国家中就有立陶宛、拉脱维亚、沙特阿拉伯等15个国家的预期寿命值低于世界高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寿命值。从地理区位看，这些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预期寿命平均值的国家主要位于西亚北非、中东欧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

表4 预期寿命低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平均值的国家汇总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4年数据

2．“一带一路”国家预期寿命值增长率普遍较低

自1960年以来，由于健康知识以及医疗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的预期寿命都有所提高，但增长程度并不相同。我们测算了“一带一路”国家1960年以来预期寿命值的增长率，如图5所示，世界预期寿命平均值从52.47岁提高到71.45岁，增长率为36%；“一带一路”国家的预期寿命平均值从1960年的55.83岁增长到2014年73.24岁，增长率为31%，高于高收入国家（17.67%）以及经合组织（18.96%）等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于世界预期寿命平均值的增长率。上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较高，健康、医疗条件较好，公民的预期寿命基数较高，增长率较低。然而中低、低收入国家由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预期寿命基数较低，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这些国家的预期寿命增长显著。

“一带一路”国家的预期寿命值的增长率存在地区性的差异。南亚地区的健康状况改善最为明显。在1960年至2014年间，“一带一路”国家预期寿命平均增长率为31.17%。中东欧地区平均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66.75岁增长到2014年的75.87岁，增长率仅为13%，低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值，是六大区域中增长速度最慢的，但是该地区的预期寿命平均值却始终高于65国平均值，其中增长最少的是乌克兰（2.89年，4.2%）、塞尔维亚（3.95年，5.5%）、立陶宛（4.12年，5.9%）。中亚和蒙俄地区预期寿命平均值都增长了12年（增长率分别为22%和21%），增速较低。南亚地区从1960年的40.55年增长到2014年的74.79年，共增长了34.24年，增长率高达84%，是六大区域中增长最快的地区，其中增长最多的是马尔代夫（39.5年，105%）、不丹（37.11年，114%）和尼泊尔（34.43年,98%）。东南亚、西亚的平均寿命从1960年到2014年分别增长了23年（增长率44%）、20年（增长率39%）。

并不是所有国家的预期寿命均保持增长态势。如图6，中国1960年的预期寿命只有43.35岁，而彼时俄罗斯的预期寿命已达66岁；此后20年中国的健康状况快速改善，平均寿命在1990年左右即超过俄罗斯。然而，俄罗斯的预期寿命在20世纪90年代却出现了急剧下降。1990至1994年期间，俄罗斯的男性寿命从64岁下降到58岁，女性预期寿命则从74岁下降到71岁。此后俄罗斯公民的健康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预期寿命值也比中国低5年左右。

（二）传染病和匮乏的医疗卫生条件威胁健康

尽管平均寿命得到延长，总体健康趋势向好，但“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健康改善依然受到传染病以及匮乏的医疗卫生条件的制约。

1．传染病困扰贫穷国家

随着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下降，“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常见疾病类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尽管20世纪主要致死疾病已经从传染病转变为非传染病，但并非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这一转变，许多贫穷的国家仍然遭受着传染病的困扰，其中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最为突出和致命的三种传染病。近几十年来，每年约有600万人死于这三种传染性疾病。

图7 “一带一路”国家结核病率与艾滋病感染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4年数据

图7展示了“一带一路”国家结核病患病人数（每十万人）以及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总数占15-49岁人口的百分比），其中位于上方和下方的横线分别是两种传染性疾病的世界平均感染率。由图可见，结核病患病率最高的是东帝汶，发病率为498人/十万人，其次是蒙古（428人/十万人）、印度尼西亚（395人/十万人）、柬埔寨（380人/十万人）、缅甸（365人/十万人）、菲律宾（322人/十万人）、巴基斯坦（270人/十万人），这些国家的结核感染率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此外，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保受艾滋病的困扰，特别是一些东南亚、南亚国家。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老挝是世界上主要的毒品产地，以“金三角”闻名于世。该地区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较低，从事性工作以及贩毒、吸毒等行为的人员比例高于其他地区。特别是泰国，吸毒者、性工作者、男同性恋者较多，是艾滋病的高发地区。数据显示，泰国的艾滋病感染率位于“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之首，而与之毗邻的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越南、缅甸等周边国家的艾滋病感染率也居高不下。

2．清洁水资源较少且分布不均

本文清洁水资源情况选取改善水源率来描述。改善水源率是指从改善的水源合理获得足够用水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改善的水源包括接入家庭的输水管线、公共水管、蓄水池、受到保护的井、泉以及雨水收集。未经改善的水源包括售水机、水罐车、未加保护的井和泉。合理地获得水源意味着每人每天从距离居所1公里范围内的水源可至少获取20升水。

图8表示的是2014年世界各主要区域改善水源的水平。由图可见，世界改善水源率平均为90.55%；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改善水源率最低，仅为66.5%；阿拉伯联盟国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地区，如北美、经合组织、欧洲联盟等地区的改善水源率则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接近100%。“一带一路”65国家改善水源率平均为92.04%，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一带一路”国家多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人均淡水资源量名列世界最缺水的国家前列，本来可用水资源就少，得到改善可以安全使用的水资源更少，清洁水资源总量较低且分布不均衡。阿富汗是65国中改善水源率最低的国家，仅为48%，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用不上安全卫生的水。

除此之外，各地区改善水资源率的高低与预期寿命的高低显示出很强的正相关性。水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水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从而影响寿命的长短。本部分以“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为样本，将2014年的预期寿命和改善水源率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正相关性显著。2014年，“一带一路”65国预期寿命平均值为73岁，远低于发达国家80岁的预期寿命平均值，清洁水资源分布不均，改善水源率较低是诱因之一。

3．医疗投入低，公共卫生条件差

如图10，“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除了马尔代夫（13.73%）、塞尔维亚（10.36）、摩尔多瓦（10.32%），其他62个国家的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的百分比）占比均低于世界平均占比（9.9%），东帝汶、老挝、土库曼斯坦、缅甸等低收入水平国家对医疗卫生投入的GDP占比竟不足3%。同时，社会较为动荡的西亚地区、生活水平较低的南亚等国家每一千人的医院床位保障普遍低于3个床位，伊朗、阿富汗、埃及、孟加拉、缅甸、柬埔寨、印度、也门、印度尼西亚等10国家每千人连一个床位都保障不了。“一带一路”沿线大多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健康制度不完善，政府对卫生医疗的投资较低，医院、医护人员以及医院床位数量等卫生配置都较低，医疗基础设施的缺乏严重威胁了国民健康。

图10 “一带一路”国家医疗卫生支出占比与千人床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4年数据，但缺少巴勒斯坦的千人床位数据。

三、教育

教育是培养适合经济发展人才的一种社会活动，它既是传递社会生产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必要手段，更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和条件。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教育事业都得到了发展，但是“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发展程度不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教育情况概览

1．教育指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教育指数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立的一个反映某国或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数，指数主要通过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值而获得。本文选取了2014年UNDP人类发展指数中经过性别差异调整后教育指数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图11表示的是世界各主要区域教育指数与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水平。“一带一路”国家教育指数平均值为0.565，低于世界平均教育指数（0.654）；阿拉伯国家、南亚地区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主要地区，教育指数分别为0.643、0.563，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此外，作为教育指数计算因素之一的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高低与教育指数的高低趋势基本相同。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受教育水平差距较大。如图12所示，中东欧、中亚、蒙俄地区受教育年限均高于65国的平均值，其中中东欧国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为11.4年，与发达的经合组织国家（11.5年）相差无几；西亚、东南亚、南亚的教育年限均低于65国平均值，分别为8.3年、7.1年和5.6年；较为贫困落后的南亚地区最低，平均受教育年限几乎是中东欧地区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受教育水平提升的速度超过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但由于基数较低，当前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5年，仅稍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7.1年），还未达到“一带一路”沿线65国的平均值。

2．“一带一路”国家文盲较多

成年识字率是指年龄在15岁以上（包含15岁）的人口中，能够理解、阅读和书写有关日常生活的短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通常讲，“识字”也包括认识数字，即有能力进行简单的算术。成年识字率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发展水平。图13展示了世界各地主要区域识字率的水平。“一带一路”国家识字率的平均值为89.9%，高于世界识字率平均水平（81.2%）。南亚地区、阿拉伯国家、中东和北非地区是“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地区，这三个地区的识字率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62.5%，78%，80.3%；欧中与中亚地区文化基础较好，识字率最高，达到98%。另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的统计，世界共有7.75亿成年文盲，其中75%的文盲集中在十个国家，包含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埃及、印度尼西亚等六个“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盲总人数高居世界第二。

“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指数与成人识字率呈现显著正相关性。由图14可见，教育指数和识字率均低于世界平均值的国家包括阿富汗、不丹、东帝汶、孟加拉、巴基斯塔、也门、尼泊尔、印度、伊拉克、老挝、柬埔寨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大多为中低收入或低收入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与南亚地区。

3．“一带一路”国家的大学入学率相对较低

“一带一路”国家的大学入学率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由图15可知，“一带一路”国家中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只有41.2%，虽然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1%），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相距甚远（欧盟，64.6%；经合组织，70.7%；北美，90%）。

在“一带一路”国家内部，受教育程度呈现区域性差异。蒙俄两国以及中东欧16国的高等教育普及度较高，大学入学率达到71.46%，超过“一带一路”国家平均值，与经合组织的大学入学率接近；西亚、北非、东南亚、南亚、中亚地区的高等教育普及度较低，中学入学率最低的是南亚，只有72.2%，东南亚也仅有75%，这些地区的大学入学率更是只有20%—30%。东南亚和中亚地区16国的小学入学率虽略高于“一带一路”国家小学入学率的平均值，但是中学、大学教育入学率普遍低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值。

近年来中国在“科教兴国”的战略引导下，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中小学教育已经普及，小学、中学、大学的入学率都高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平均值，但是大学入学率只有52.27%，略低于俄罗斯、中东欧等国的平均值，与经合组织、北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普及率还有一定差距。

图15 世界不同区域与“一带一路”各区域受教育程度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4年数据

（二）“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投资低，制约经济发展

教育公共开支由教育方面的公共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支出构成，包括政府在教育机构（公立和私立）、教育管理以及私人实体（学生/家庭和其它私人实体）补贴方面的支出，是一国花费在教育事业上的经费总和。图16展示了世界主要地区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由图可见，“一带一路”国家教育指数平均值为4.07%，低于世界平均值（5%）。阿拉伯地区（4.3%）、东亚与太平洋地区（4.9%）、欧洲与中亚地区（3.4）和南亚地区（3.5%）的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北美、经合组织等发达地区的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5.25%、5.1%）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入学率较高，识字率基本达到98%以上。这几大区域中，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教育公共支出总额GDP占比值最高，为5.46%，该地区的受教育年限（8.2年）也高于世界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

教育投资是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较低，即便是科威特、阿联酋等高收入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仅分别为3.7%和1.1%，远低于5%的世界平均占比，这反映出“一带一路”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较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水平影响着国民受教育程度的高低，进而影响着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产业结构。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教育投入普遍不足，这些国家存在大量文盲，大学入学率不到30%，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这些国家只能选择手工业、制造业为主的低端产业作为支柱产业，劳动者也因此只能获得较低的劳动报酬。在后危机时代，“一带一路”国家要想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则必须通过加强教育投入来提升本国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进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

图16 世界各主要区域教育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2014年数据。

四、性别

（一）性别情况概况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定义，性别发展指数等于女性的人类发展指数与男性的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比值，而女性和男性的人类发展指数则分别通过男女出生时预期寿命、期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人均国民收入四个指标数据计算而得，性别发展指数较好地反映全社会的男女平等状况。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男女人类发展指数的绝对偏差值将国家分为高平等国家、中高平等国家、中等平等国家、中低平等国家、低平等国家这五类国家，表5展示了“一带一路”国家的性别发展分类情况，此外，“一带一路”国家性别指数排序可详见附录4。

表5 “一带一路”国家性别指数分类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2014年数据；因数据缺失，无越南、缅甸、土库曼斯坦、波黑四国的分类；每个分类中国家顺序按照性别发展指数高低排列。

“一带一路”国家中性别平等情况较差的国家（包含中低平等、低平等国家）主要分布于南亚、西亚北非地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治动荡频繁，恐怖组织盘踞，加之宗教信仰的束缚，女性发展相对受限。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伊拉克、印度等国的女性地位较低，这些国家女性的人类发展指数与男性人类发展指数的偏差值都超过了20%，甚至高达40%（阿富汗）。经济水平较高的中东欧地区的男女发展相对平等，在白俄罗斯、俄罗斯、亚美尼亚、波兰、摩尔多瓦、乌克兰等国家，女性的人类发展指数甚至高于男性的人类发展指数。

（二）性别发展分析

男女平等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2014年“一带一路”国家性别发展指数的平均值为0.935，男女存在显著的发展差异。基于人类发展指数中的性别发展指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测算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性别不平等指数。据统计，如图17，“一带一路”国家的性别不平等指数平均为0.322，低于0.449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一带一路”国家的性别发展不平等状况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蒙俄、中东欧地区的性别不平等问题的严重程度较弱，不平等指数平均值低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值；而阿拉伯地区以及南亚地区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则比较严重，性别不平等指数分别高达0.537和0.536，其中，不平等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是阿富汗（0.693）、印度（0.563）、巴基斯坦（0.536）、孟加拉（0.503）。中国的性别不平等程度较低，不平等指数只有0.191，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近。

图17 世界不同区域与“一带一路”各区域的性别不平等指数

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2014年数据。

男女性别的不平等体现在生存、传统意识、就业、教育、财产收入、家庭地位、政治权利等多个方面，本文主要从就业和政治权利两个方面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性别不平等状况进行分析。

1．就业不平等——女性劳动力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女性参与劳动能帮助女性在不依赖于男性的情况下享有财产并获得基本生活保障，这往往是实现男女平等、提高女性地位的先决条件。本文计算了不同收入水平以及不同地区的女性劳动力占比的平均值，由图18可见，2014年“一带一路”国家女性劳动力占比平均值为37.6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9.60%）。

图18 世界不同收入国家与“一带一路”各区域的女性劳动力占比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4年数据。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情况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蒙俄地区的女性劳动力占比平均值最高，为47.3%；中东欧（45.53）、中亚（42.92%）、东南亚（42.93%）的女性劳动力占比均超过“一带一路”国家平均值；西亚、南亚地区的占比平均值低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值，其中最差的是西亚地区，女性劳动力占比平均值只有25.65%。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尼泊尔、立陶宛的女性劳动力占比超过50%，分别为50.85%、50.08%；阿拉伯、阿曼、阿联酋等国的占比极低，仅为13%左右，是世界所有国家中占比最低的三个国家；从1990年到2014年，南亚地区手工业、低端制造业快速发展，劳动力需求增长，女性就业机会增多，女性劳动力占比上升了15.56%。

2．政治权利不平等——议会妇女席位低

议会中女性席位是女性行使政治权利的一种表现。由图19可见，2014年，“一带一路”国家议会中女性席位占比的平均值为17.24%，低于世界平均值（21.76%）。阿拉伯地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欧洲与中亚等地区的议会女性席位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北美（22.29%）、经合组织地区（26.9%）等发达地区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22.5%）的议会女性席位平均值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各个地区中，中亚的女性席位占比最高，达到了22.76%，与发达国家平均值相当，其中哈萨克斯坦的女性席位占比高达26.2%；女性席位占比最低的是西亚北非地区（11.72%）。

近年来，各国妇女参与国家事务的机会明显增多，妇女在议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也有所提高。然而，在“一带一路”国家中，只有中国、东南亚、中亚各国在制度中对女性参与政治的途径和比例予以规定设置，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女性行使政治权利，这才使得泰国前总理英拉等多位女性领导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成为可能；在南亚、蒙俄、西亚、北非、中东欧等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女性涉足政治领域仍然是难上加难，这些地区的议会中女性席位仍不足20%

图19 世界不同区域与“一带一路”各区域国家议会妇女席位占比

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2014年数据。

五、就业

就业是指在法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愿望的人们为获取报酬或经营收入而进行的活动。对就业情况的分析可以从就业条件、就业部门、收入条件、时间条件等多个方面展开，而本文主要分析“一带一路”国家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不同行业的就业状况。

（一）就业以服务性行业为主

2014年，“一带一路”国家农业就业率的平均值为24.77%，工业就业率平均值为23.52%，服务业就业率平均值为51.25%，农业和工业就业率平均值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0.57%、24.20%），但是服务业就业率的平均值高于世界平均水平（45.02%）。“一带一路”国家的劳动力就业以服务性行业为主。

图20 “一带一路”国家农业、工业、服务业就业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2014年数据。

由图20可见，由于经济增长模式和主导产业的差异，“一带一路”国家在不同的行业有着显著不同的就业率。老挝、尼泊尔等国的农业就业率远远高于工业、服务业的就业率；新加波、文莱、黎巴嫩、以色列、黑山等国的服务业就业率明显高于农业和工业就业率；而卡塔尔的工业就业率则显著高于农业和服务业就业率。将“一带一路”国家三个不同行业就业率进行比较，并将其分别按照主要行业进行分类，可得表6。

表6 “一带一路”国家主要就业行业分类

以农业就业为主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这些国家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以农业为支柱产业，工业化程度较低。“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46个）的劳动力主要分布在服务性行业。这46个国家中，中国、蒙古、菲律宾等14个国家的农业就业率高于工业就业率，而工业就业率高于农业就业率的国家则包括新加坡、巴林、以色列、捷克等，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西亚北非和中东欧地区，国家的主要特征是资源较为丰富或收入水平较高。

（二）失业率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

失业不仅会导致劳动者收入减少，还会使得其与家庭、社会疏离，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带一路”国家高失业率是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平均失业率仍高达8.73%，这不仅高于世界失业率平均值（5.93%），也高于高收入国家失业率的平均值（7.37%）。如图21所示，“一带一路”国家的失业率存在区域性差异。东南亚地区的失业率最低，2014年仅为3.19%。该地区1991年至2005年失业率徘徊在4%左右，但是2005年后就保持下降趋势，维持在3%左右。大量承接从日本、韩国、中国转移而来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制造业，并积极开放市场参与国际贸易，这些都为东南亚国家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中东欧地区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中的失业率最高的地区，2014年失业率平均值为12.66%。“一带一路”国家中失业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为马其顿、波黑、巴勒斯坦、塞尔维亚等国，这些国家的失业率都超过20%。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工业和装备制造业是这些国家的支柱产业，而在工业4.0的升级中，这些传统的制造行业面临着高精新行业的挑战，传统工人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步伐而被迫失业；另一方面，该地区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相对复杂，政治动荡频繁，企业发展受限，因此就业环境不稳定。

图21世界不同区域与“一带一路”各区域的失业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三）提振就业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国家的失业率高达8.73%，远高于4%的自然失业率，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挑战。综合分析，就业挑战主要有两个：

1．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目前由于受到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世界上多数国家经济发展进入疲软状态，需要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增加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创建和发展私营部门业务正是新增长中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然而65个国家近五年新企业登记数量一共才1295258个，与每年新增6000万待就业人数相比显得杯水车薪。如何调动私人积极性，注册新企业，开拓新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成为就业工作的一个挑战。

2．如何提高劳动者专业技能

继工业革命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新技术革命正在改变着世界的发展。它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结构，也影响了“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布局，而如何引导劳动力，使之与产业调整相匹配至关重要。根据上文分析，“一带一路”国家受教育程度较低，这成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制约因素。因此，如何能提高劳动者专业技能，帮助劳动者更快更好地根据产业发展方向进行调整，从而降低就业市场的摩擦，便成为这些国家必须要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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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社会发展指数排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测算

附图1 “一带一路”国家社会发展的健康指数排序情况（2014）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

附图2 “一带一路”国家社会发展的教育指数排序情况（2014年）

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因数据缺失，缺少中国、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土库曼斯坦、阿联酋5个国家的指数排名

附图3“一带一路”国家社会发展的性别指数排序情况（2014年）

数据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Human Development Data。因数据缺失，缺少越南、缅甸、土库曼斯坦、波黑4个国家的指数排名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供稿）

来源：央广网

文琳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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