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人口转变理论的关注重点都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进程关注较少。这背后是基于“西方中心”的理论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制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异的忽视。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是造成二战后世界不同国家、地区人口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

第二次人口转变主要是一种文化传递，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转变在家庭、婚姻和生育领域的体现。目前，中国一些城市已经部分出现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征。此外，技术和制度对人口转变也有较大影响。技术进步和制度（包括医疗卫生、公共政策等）的完善，最终可能会使未来的人口发展在政策、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协调互动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动态均衡。

第三次人口转变所关注的国际移民问题尽管在我国没有出现，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有大量的内部人口流动。面对流动人口和城乡差异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生育率低的大城市移动，来均衡国内劳动力资源分布；另一方面，当今中国城乡人口迁移与欧洲第三次人口转变中不同民族的迁徙与融合有着相似之处，只有使得城乡人口相互融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矛盾和问题。

（二）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的启示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日益趋向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日本和欧洲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着力于鼓励生育、吸收移民、改革养老金体系、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并制定老年友好型就业政策。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2020年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2.43亿，2050年前后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8%。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带来新的问题。例如，家庭养老功能正逐渐减弱，新的养老服务体系尚未完善，老年人对养老的商品和服务需求逐渐增多等。另一个需要解决的是养老金支付问题。2015年后我国养老金缺口高达4.1万亿。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仅靠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应在正式的养老保障制度外主动发挥社区、社会机构组织、企业等主体的作用，和家庭一起承担养老功能。另外，需借鉴国外做法，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险制度。

（三）结论

综上，对人口转变理论和几次人口转变过程的分析，为解决人口问题带来新的视角。从世界范围讲，未来人口趋势的研究应重点放在两个层面：（1）低生育率国家（包括较低和超低）的人口转变过程，超低生育率国家如何避免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如何积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等；（2）西欧、北美国家的移民问题，包括移民来源、数量、增长率，移民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等。

第二次乃至第三次人口转变提出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和移民问题，对于同样处于老龄化、少子化且快速城镇化的中国有着鲜明的借鉴意义。对中国而言，一方面要了解造成低生育率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原因，解决低生育率问题；二是发挥国家、社会、市场和家庭的协同作用，采取妥善措施应对人口老龄化；三是抓住新型城镇化的有利时机，做好城乡统筹，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和城镇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