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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促进消费发展的思路需要拓宽

　　（连平系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罗奂劼系植信投资研究院宏观高级研究员）

　　[ 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会创造出大量的新消费需求，对于稳就业、保民生和促消费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未来消费潜力释放的空间巨大，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应进一步加快。 ]

　　[ 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2011~2020年间平均为53.3%，与世界银行发布的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80%以及发展中国家占70%以上的数据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在出口国际市场份额已经较高、未来增长空间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作为战略基点的内需就应承担起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随着近年来经济结构转型步伐的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对内需的提振作用越来越小，扩大内需需要更多向依靠消费进行转变。除个别年份外，从2011~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于GDP的贡献率保持在55%~69%的区间内，且贡献率都大于资本形成，这表明中国内需增长已逐渐向以消费为主要拉动力的路径上转变。

　　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2011~2020年间平均为53.3%，与世界银行发布的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80%以及发展中国家占70%以上的数据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如何进一步促进消费来扩大内需成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发展格局下的重要任务，而促进消费发展要从更加宽广的思路和角度进行思考和谋划。

　　促进消费发展的条件日益改善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综合实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消费主体结构、收入水平和结构以及市场规模等方面看，促进消费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正在不断改善。

　　一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增长，未来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自2013年统计局首次公布城乡统一的居民收入以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1%~45%之间，与发达经济体60%以上的占比标准仍有较大差距。因此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会有更大的提升空间，从而将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

　　二是绝对贫困历史性消除。2020年，历经8年之久，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终于全部摘帽。对于贫困地区的居民来说，只有实现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全覆盖，基本住房安全有保障，才会把多余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其他的消费。倘若这1亿贫困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都能保持5.0%左右的增速（即每年增加约700元），预计每年能贡献出约650亿元的消费增量。

　　三是高净值群体快速崛起。据统计，2020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总量达132万人，较上一年增长近6.6%。高净值人群平均家庭年开销175万元，平均家庭年消费占总资产的比例为4.4%，亿元资产超高净值人群平均家庭年消费占总资产的比例为3.2%，均同比提升0.6个百分点。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说，随着资产的进一步增长，消费支出占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四是居民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为2791元，增长6.6%，占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为8.7%，继续保持稳步增长，且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实证数据来看，财产性收入与消费有较高的相关性，当居民拥有较为持久的财产性收入时，才会形成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才能使居民的持续性消费量大幅增长，财产性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扩大最终消费。

　　五是全球体量最大的消费市场正在形成。“十四五”结束时，预计人均GDP接近1.4万美元，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新增人数将超过2亿人，中等收入人群进一步扩大。如果2亿人每人每年多支出2万元，每年就新增5万亿元左右的消费，约为目前消费总量的12%。到2035年，伴随GDP规模再次翻番，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也将翻一番，届时我国就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消费市场。

　　消费增长动力不足的原因与问题

　　居民扩大消费的意愿和政策激励不足是影响消费增长偏慢的需求基础。扩大消费既需要民众有钱消费、有意愿消费，又需要地方政府有主观愿望扩大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目前这两个“意愿”都显不足。一是居民对扩大消费有后顾之忧。二是地方政府投入资源扩大消费的意愿不足。三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扩大消费的激励不足。扩大消费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有限，因而扩大消费政策长期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的充分重视。即使一些地方政府出台刺激消费的相关政策措施，手段也都相对传统，灵活性和针对性欠缺。

　　社会保障体系欠完善是压抑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一是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有待健全。二是社会保障的公平性有待提高。三是对多样化的就业形式保障还不够。如果来自社会的保障不能消除相关的担忧，居民就不得不增加储蓄来给予自己尽可能多的保障，从而用于消费支出就会减少并且还会减弱消费意愿。

　　在消费意愿不足的同时，消费结构性问题也较突出，消费升级进程缓慢。消费结构可以反映居民在消费过程中不同类型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其相互之间配合、替代和制约的关系。消费结构与居民收入结构关系密切。由于居民之间存在收入结构的差异，因此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不同，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例也不同。近年来，我国实物消费已经出现瓶颈，但服务消费则发展较慢，在消费中的占比也较低。针对中高收入群体的升级类消费依然存在种种制约。这些结构性问题限制了消费的进一步扩大。

　　消费很容易受到内外环境和突发事件的影响，居民对未来预期不明是导致消费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为防风险，持币观望、削减开支等现象已经出现，进而导致消费对经济拉动效应降低。从内部环境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部分居民对未来的预期，相应影响消费倾向。

　　一个时期以来，房地产市场快速加杠杆对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由于住房按揭贷款往往期限较长，普遍在20~30年，居民部门形成的长期债务透支了未来的收入，这对消费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居民部门较高的杠杆水平和债务负担将持续对消费意愿和能力产生压力。

　　资本市场发展不尽如人意也是抑制消费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资本市场不能为投资者创造盈利，反而是不断亏损，就会导致投资者财产性收入相应缩水，其结果必将会抑制消费需求。低收入人群和农村人口占比偏大拖了消费后腿。迄今为止，我国低收入群体和农村人口依然接近总人口的一半，但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城镇人口的一半，消费水平仍然较低，成为消费端的一大短板。

　　拓宽促消费发展的思路

　　从国际经验来看，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持续推动GDP增长、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未来一个时期，应坚定并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扩大消费需求增长的基数和增量。过去四十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7.9%提升至2020年的63.9%（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5.4%），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格局，成就了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和消费等的快速发展。而中国要走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不仅仅是城镇面积的扩张以及人口和户口的增加，还要有产业和就业的支撑，是数量和质量统一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会创造出大量的新消费需求，对于稳就业、保民生和促消费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未来消费潜力释放的空间巨大，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应进一步加快。

　　未来应促进服务业规模和质量发展，增加服务型消费，改善消费结构。从全球来看，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占发达国家的GDP比重超过70%，其中美国接近80%。2020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至54.5%，但离70%仍有不小的追赶空间。2020年全国城乡服务性消费占居民人均消费比重为42.6%，离发达经济体60%以及美国超过七成的占比仍有较大差距。随着服务业占比提高，消费市场规模必然扩大。服务型消费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中蕴藏着巨大潜力。当前，供给短缺是制约服务型消费需求释放的重要原因。预计“十四五”期间，和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相结合的数字经济服务产业有望带动超过60万亿元的经济产出，推动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占比将由2020年的42.6%提升到2025年的50%左右。服务型消费发展应紧密结合数字经济发展。

　　时至今日，农村依然蕴含着消费发展的巨大潜力。应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力度，提升农民消费能力和促进城市消费增长。通过允许农村土地——宅基地的市场化流转可以突破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瓶颈。保守测算宅基地流转每年能够释放出的土地交易价值为4万多亿元。这既可拉动需求，推动消费和投资；又可进一步促进新型城镇化，防止出现逆城镇化。

　　培育与消费相结合的有效投资，有的放矢地促进消费，补足消费短板。投资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近年来贡献逐渐弱化，但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可以通过拓展国内市场需求挖潜力，培育以改善民生为导向的有效投资；在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同时，通过创新产品，引导消费需求，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我国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还存在明显的短板和不足，未来一个时期可在这些领域加大投资。这将有助于解除人们在消费方面的后顾之忧，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从而形成消费与投资互动发展的良好局面。

　　未来可改革相关税制，提升高净值群体的消费意愿。伴随着财富增长，我国中高净值人群持续快速扩大。考虑到中高净值群体拥有很强的消费能力，可以参照国外经验，实行对适用较高层级边际税率的纳税人进行个人所得税消费定向抵扣政策。税务部门可以根据个人所得税税率表制定一套消费定向抵扣标准，对适用较高层级边际税率（例如30%及以上）的纳税人进行定额税收返还，返还额度根据边际税率确定。纳税人按照现行税制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在一个自然年度结束后，可以凭借该年度内与消费相关的发票办理相应的税收返还。此举有助于刺激规模越来越大的中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

　　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的共济性，解决居民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应加快实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平衡各地畸轻畸重的养老保险负担和待遇水平、划转国有资本补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工作。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落实落地，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彻底解决“双轨制”和“待遇差”的矛盾。尽快出台针对“非合同制”新业态从业人员的社保政策。建立儿童津贴，完善大病救助并规范管理体系并鼓励社会和慈善参与，落实家庭责任，重点关注留守儿童、随迁儿童和城市低收入儿童。政府应加大和商业保险机构的合作，推出高性价比的补充保险制度。

　　更加务实地实施鼓励生育政策，促成新的消费增长点。5月底，进一步推出了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三孩的政策。放开生育成功与否的关键是要做好相应的后勤保障并提供合理的优惠政策。可以参考国外生育补贴政策，出台更为实质性和接地气的补贴政策，例如免费产检、免费分娩、奶粉补贴、上学补贴以及产假工资补贴等。还可以考虑对多孩家庭的父母实施减税、给予上学优惠、增加购房资格等。上述举措将实实在在减轻多孩家庭的负担，从而鼓励更多潜在多孩家庭生育多孩，在保持人口平稳增长的同时给消费添砖加瓦。

责任编辑：王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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