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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成就很难衡量，甚至根本无法作对比，只能依照朝代进行划分，依照文体进行划分，至于依照地域划分，就有些牵强了。那么，如何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就？

是李白成就高，还是贾平凹成就高？是施耐庵成就高，还是莫言成就高？很难做出定论。毕竟，朝代不同，作品不同，产生的影响也不同。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写文章只能出现时间阶段性或者地域性的轰动性作品，却并不能比对。拿欧阳修和苏轼的文章做对比，就很难分出高低。只能说读者喜欢谁，就说谁的艺术水平高。其实，读者会产生一定的误读，而不是完全能够理解作者的思想。有喜欢诗歌的，就有喜欢散文的，有喜欢小说的，就有喜欢戏剧的，不能放到一块对比，以免产生笑话。即便是读了同一篇诗词，读者不同，产生阅读感悟也会不同，甚至会出现大相径庭的判断。那么，怎么能够说一个作家写的就是好呢？

有人认为，从影响来看，似乎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成就。其实不然，作家的影响一定是受到了当朝意识形态的审查，在当时可能大红大紫，而到了后代就可能湮没无闻。还有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在当朝被禁止，而到了后代却流行开来，即便有一些禁毁时段，也会逐渐放开，让人们接受。《水浒传》和《红楼梦》都被禁毁过，但后来成了经典。作家的影响力和政治的审核分不开，甚至完全由政治操控。作家写的作品必须要适应当朝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不能产生太多的讽刺锋芒。朝廷希望作家写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但作家要表达个性，甚至要表达民生的艰难，就很容易招致朝廷的反感，这就是很多古代官员作家经常被贬的原因。他们大多抱着济世的理想，想要修齐治平，却最终在坚如铜墙铁壁的政治系统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就没办法了。但是他们似乎有着天然的使命感，就要写一些带有讽刺锋芒的作品，以至于遭受贬谪。本来要“致君尧舜”，最终却落得凄凄惨惨的结局。似乎古代体制内的文人大多要遭遇如此境遇，而没有遭受这般境遇的，却最终不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即便是有影响力，也不被人重视。就像曹丕和曹植一样，人们大多认为曹植的文学成就比曹丕高，其实，并非如此。写《文心雕龙》的刘勰认为“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人们大多从同情弱者的心理出发，抬高了曹植的文学地位，而贬低了曹丕的文学地位，其实，曹丕写的诗词并不次于曹植，甚至比曹植写得还要好。

从人们的阅读反应来看，似乎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的成就，但也不尽然，不能以此为依据。人们的心理比较特殊，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喜欢喜剧，并不喜欢悲剧，喜欢大团圆式的结局。而悲剧留给人心理上的影响比喜剧的影响更为长久，也更具备让人深思的可能。可是，人们就是这么浅薄，喜欢喜剧不喜欢悲剧。于是，很多悲剧被改编成喜剧，很多残缺的美被改编成大团圆式的美，也就失掉了文学原初的意义。元稹写的《莺莺传》本来是悲剧，到了元代，王实甫改编以后，写成《西厢记》，就变成了大团圆式的喜剧，居然流传更为久远，人们反而不知道元稹的《莺莺传》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本来是悲剧，却被白居易改编成《长恨歌》，带有悲剧朦胧的美，也带有神话色彩，算是让迷信思想给人们带来一些安慰吧。元代白朴根据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写成了杂剧《梧桐雨》，属于历史剧题材，仍然带有浓浓的悲剧意味，不过有对于唐明皇昏庸无道、荒淫无度的批判，也有对于杨贵妃为了迎合喜新厌旧的帝王而争欢邀宠的批判，对于杨贵妃难耐宫廷寂寞与他人私通的行为也持批判态度。爱情的悲剧是主线，批判是一种隐含的内容。演绎爱情的同时，稍加点染，做了一些批判，在舞台上演出之后，就会产生很大的作用。起码，迎合了人们对于皇帝是明君和昏君的期盼与批判，迎合了人们对于帝王生活和爱情的一种向往与窥测，也迎合了人们对于喜剧与悲剧的一种看法和思考。喜剧中有悲剧，悲剧中蕴含喜剧，却最终都要让读者、观众接受，而不是作家自恋或自大。很多文学史编写的时候，都要参考民间流行的文学作品，还要看历朝历代官方选定的文学作品，其实就是一个俗文学和雅文学的筛选问题。俗文学并不一定是好的，而雅文学也并不一定是坏的。受到广泛接受的文学大多是俗文学，而不是雅文学。毕竟，古代很多朝代老百姓都不读书，也不识字，哪里能懂雅文学？只会懂一些民间故事，戏曲，却并不会读书，也不会懂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于是，从影响力来判断文学作品的好坏，判断作家的成就，就失去了根基。

根据作家作品的多少来判断更不靠谱。唐朝诗人王湾流传下来仅十首诗，却名列文学史，其中《次北固山下》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流传久远，而乾隆皇帝写诗上万首，却不算个诗人，一首诗也没有选入语文课本。此外，还有很多诗人的诗歌已经亡佚，根本无从查找，只知道诗人的名字，看到同时代诗人对他的评价，却并不会对他的作品作出综合判断了。

由此来看，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就非常困难，但还是有些方向的。其实，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就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思想和命题，而在于他如何给困扰时代的思想和经验一个艺术的表达方式。毕竟，很多时代的作家写的事情都是如出一辙，很容易出现内容重复的现象，只是问题不同，表达方式不同而已。给时代的困扰一个恰当的艺术表达方式，不失为一种好的文学，也不失为一个好作家的所作所为。但是，也有例外，就是作家写了不适合时代的作品，“藏之深山，传之后世。”居然大获成功，除了权力的干扰，写了时代的困扰，就是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自我，实现了创作的自由，也超越了时代的限制，当然够伟大了，成就斐然了。

衡量作家的成就千万不可以绝对化，而是相对来看，才会获得一定的突破，而不至于被一些所谓的文学奖束缚了手脚，迷惑了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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