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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柏杨的一本书《丑陋的中国人》横空出世，柏杨也因此书而被称为“台湾的鲁迅”，是唯一一个能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遥遥相望的人。

在书中柏杨沉痛出击，以“匕首一样”的杂文笔法，单刀直刺中国人的劣根性。来看看柏杨这些文笔犀利，辛辣讽刺的话：

“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

“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地‘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

“中国人喜欢做官，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谁都难以反驳。只要有人给他官做，他就会服服帖帖地把民族意识个人性尊严，全部交出来。”

这些用词大胆，实话实说，酣畅淋漓的批判，像一把亮光闪闪的匕首，将中国人的种种劣行，一览无余地反射在我们的面前，并不自觉地让每个中国人对号入座，不自觉地映照出自己的丑陋嘴脸，让每个中国人无比惭愧羞郝地修正自我。

柏杨为什么批判中国人的丑陋一面？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他又到底经历了什么？21年后再读《丑陋的中国人》，事实比文字更具有说服力。

一、白色恐怖罩大地，大力水手事件锒铛入狱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败退台湾。但是为了生存，国民党在孤岛上实行严酷的“白色恐怖”，特务密布台湾各地，到处逮捕和关押仁人志士和平民百姓。

在那个威权至上而肃杀之气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会如一潭死水。国民党对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文化人，只要把“共产党”的帽子往他头上一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即铲除。

那时，大陆作家的作品，尤其是鲁迅的著作，被列为了禁书，一旦被发现有私藏，还会被冠上“匪谍”的罪名，甚至会遭被判死刑的命运。

鲁迅

而在酷似“文字狱”的背景之下，柏杨却丝毫不掩饰自己对鲁迅的喜欢。他说，

“我自少年时代，便尊敬鲁迅。我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最伟大的作家，即便不是唯一，也是之一。

我佩服他对恶势力的战斗精神，和对社会问题的坦率检讨精神，以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赤子精神，就是在台湾警备司令部军事法庭上，我也没有掩饰这份尊敬之情。”

柏杨不仅推崇鲁迅为自己的偶像，而且还在鲁迅作品的影响之下，不断撰写杂文批判台湾当局。柏杨说，“我控制不住自己，一遇到不公不义的事，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

当时，台湾警察局旁边都挂着一块牌，牌上写着“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柏杨撰写杂文批判这种畸形的社会现象——你一个警察要做百姓的师长，你有多大学问呢？作之君，你想当皇帝吗？作之亲，你还要当老百姓的爸爸？

文章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以至于台湾警察被称为“三作牌”。因此，警察对柏杨也是恨之入骨。

当然，这还不够，柏杨还毫不留情地批判台湾当局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占着茅坑不拉屎，只一味为自己提高待遇。柏杨讽刺当官的无能腐败，是只会“一手抓权”、“一手抓钱”的“二抓牌”；讽刺盲目崇洋的人是“西崽”、道貌岸然的人是“圣崽”……

柏杨

久而久之，柏杨给台湾官方留下了这样的一种印象：这个人有反政府的倾向。

然而，造成柏杨锒铛入狱的直接导火索，是“大力水手”事件。

1968年1月3日，柏杨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翻译自美国的“大力水手”漫画，漫画大体内容是父与子两人一起合资购买了一个小岛并建立国家，但在竞选总统时互不相让。

漫画中，有一个英文单词“fellow”，一般翻译成“朋友们”或者“伙伴们”。可是，柏杨的神来之笔一挥，直接翻译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这就惹祸了，在当时只有蒋介石使用了“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个说法。于是，柏杨被冠以“打击国家领袖”的罪名。

1968年3月7日，柏杨被捕，在台湾火烧岛监狱里度过了9年零26天。

二、行走在揭露之中，直指中国人的丑陋文化

狱中九年，柏杨也不停地写作，他最终捧着《中国人史纲》等三部厚厚的书稿走出监狱，走向自由，腰板依旧无比挺直。

出狱之后，柏杨行走在揭露之中，到各大学去演讲，直指中国人的丑陋文化。尔后，柏杨的演讲录音被转录成文字，辑录成《丑陋的中国人》一书。

当代作家冯骥才为该书撰写了一文序言，题目是《中国人丑陋吗？》。冯骥才表示，自己到美国各大学时，所碰到的华人基本都会提起柏杨。因为柏杨曾经在美国的爱荷华大学演讲，而他的演讲题目也非常地扎眼和刺耳：丑陋的中国人。

冯骥才

柏杨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就是这么的辛辣讽刺、振聋发聩。

1984年9月24日，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时，直接批判中国人“窝里斗”、“不团结”：“……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我卖二十。”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个理由写成一本书。……任何一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中国有一句古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柏杨把国人劣根性导致的文化称为“酱缸文化”。

柏杨以老家河南的酱缸来比喻，说：“我是生长在北方的，我们家乡就有很多这种东西，我不能确切知道它是用什么原料做的，但各位在中国饭馆吃烤鸭的那种作料就是酱。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

由此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厚加重。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

在这里，柏杨特意提到了中国人的“官场”及其文化。

“过去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是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官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

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唯一的追求标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

柏杨深刻地批判着，批判读书人为了进入宦海而埋头苦读，不断奋斗直至成功。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在得知自己中举之后，高兴得险些疯掉；蒲松龄这样的穷知识分子，一辈子都在参加科举考试。读书考举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所谓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中国人是否真的如此热爱读书。非也。中国人喜欢读书带来的名与利，喜欢提升学历，但是却不喜欢真正的读书。

读书人已经被“师承”被“狂奔的仁义道德”酱死，等到真正进入宦海之后，则自以为是，自傲无比。为官者不要求公正平等，只求赶紧挤进更高的特权阶层。

三、继承鲁迅笔画笔，鲁迅与柏杨的批判继承

著名的学者高旭东教授曾经非常遗憾地指出，鲁迅文学传统的正脉被中断，也没有得到延续。

如果这个观点放在大陆，是对的。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多次的疾风暴雨似的政治运动，作家们的良知和操守饱受现实的无情摧残。鲁迅文学传统的正脉的确已经气若游丝，也没有去接续和发展。

但是，如果把评论的视角放得更开，格局放得更大，就会发现，鲁迅文学传统的正脉，已经到了台湾海峡的那一边，被柏杨一脉继承。

柏杨曾经说过，

“我的小说真的受了鲁迅的影响。在高中时代，我就读过鲁迅的小说，如《阿Q正传》、《故乡》、《祝福》、《药》、《孔乙己》、《狂人日记》。

鲁迅的小说数量不多，但就是那几十篇小说，使我有个感觉：自从白话文运动以来，鲁迅的小说还是最好的。……现在的人看小说是为了消遣，不爱读沉重的东西，但看过鲁迅的小说之后，你会感受到一种精神压力。你要思考，不会很愉快。”

柏杨特别喜欢鲁迅小说的深刻揭露和批判，每一个字都无比尖锐，把国人的问题直接提出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柏杨就继承了鲁迅，以笔化匕首，并以“郭衣洞”等笔名发表了大量小说，映在台湾的中国人因战乱和贫穷而演出的悲剧，表现出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因此，柏杨也被称为“台湾的鲁迅”、“台湾的良心”。

在那时，除了三毛、琼瑶的作品之外，柏杨的小说在台湾是销售得最多的。

柏杨和鲁迅一样，出发点是对人和对社会的关怀，对中国人的可怜、可悯、厌恶，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有记者曾经采访过柏杨，问他为什么小说里的内容都倾向于描写社会的黑暗面？柏杨毫不犹豫地回答，“鲁迅也是如此。我觉得自己应该提出这些黑暗的现象。我不能忘记那个时代、那种生活，所以便写出来。写的时候，心情很沉痛。”

鲁迅将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比喻为“染缸”，中国人在社会上的事情，大多恶劣不堪。这好比一个“黑色的染缸”，不管你往里面加什么新东西进去，都会很快被染黑，而且越来越浑浊。

鲁迅将中国人自私麻木的“看客心理”抨击得一览无遗，尽管这在多年后有所改观，但是这些弱点缺点仍然惊人地存在着，而且与以前极其相似。

而柏杨则在继承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将其比喻为“酱缸”。

在柏杨进行国民性批判时，鲁迅的“阿Q”一直云绕在他的脑际，挥之不去。1981年8月，柏杨在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院做了一次演讲，并提到，中国人的自尊心好像鲁迅说的阿Q精神，不能真正地充实自己的内心，只能在情绪上偶尔满足自己。

柏杨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唯一能够与鲁迅遥遥相望的人物。两人都着力于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并从文化的角度去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在呐喊，“中国人到底怎么了？”

但二者的定位却迥然不同，柏杨的杂文中满眼尽是吃饭穿衣的庸碌人生，这些庸碌被柏杨拆解为沉淀在缸底的“酱缸文化”。相较于鲁迅的“精英知识分子”立场，柏杨更多是“非贵族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柏杨更像是一个世俗化的知识分子。

四、如今再读柏杨文，事实比文字更有说服力

虽然《丑陋的中国人》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书的，然而如今回头再读柏杨的文字，事实比文字更有说服力。

2008年奥运会获得桂冠的中国并没有让中国人很欣喜，因为我们忘不了2月肆虐的雪灾，3月西藏的骚乱，4月奥运火炬传递的受阻，5月的汶川大地震，9月的三鹿奶粉事件……2021年的奥运会同样如此，因为我们忘不了波及四海的新冠肺炎，忘不了河南的肆虐的洪水……

国人却更多关心的是奥运会的金牌数量，却较少关心——人民是否幸福。

我们或许应该这样思考——比较成熟的西方社会已经来越把奥运金牌局限于体育赛事，奥运金牌很难与一个国家真正的国富民强相关，但中国人却一直相信：能够举办一场奥运会，是我们国际地位的提升。

柏杨指出，“中国人不习惯认错，一旦受到指责，立刻觉得没面子”。中国人面对错误是逃避的态度，而不是解决事情的态度，这使得你无可奈何。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他不想讲道理，不想因此而失去面子。

中国人总是用自己所认为的理所当然去要求别人，容不得别人的批评。就像在许多著名景点的大门，遇到外国游客就漫天起价，在狠宰一顿之后，沾沾自喜，感叹自己的精明。

这些都很让人疑惑中国人所谓的“朴实”，如果你去批评他们，他们反而给你扣上几顶“吃里扒外”、“不爱国”的帽子。

哪怕身到国外，国人也会与外国人“相斗”。外国人明恩溥指出，工人缺乏对工作的热情与推崇，很多时候是“出工不出力”。

工人们只认可自己的工作经验，不接受教训，任你说穿嘴皮子，依然我行我素，你勃然大怒，但最让人无措的是他们态度又好得让你挑不出一点错，真是有那么一点无赖的意味。

伊达正宗家训有一句话：“超仁成懦，超义成顽，超勇成暴，超智成狡。”在仁义礼智的现实环境之下，中国人极其忍耐，也习惯了奴颜婢膝，中国人也可以坦然接受等级划分，并认为这是合理的。

哪怕到现在，我们也接受，你会时常听到这样的言论：“听领导的，他是领导！”我们竟然不自觉地臣服领导，我们竟然不自觉地低人一等。我们不敢得罪当权的领导，因为他们相互联姻、官官相护，而且，趋炎附势之徒比比皆是。

在你对领导点头哈腰，卑躬屈膝的时候，当你对下层人民任意指使的时候，岂不是非常可笑？中国人似乎很难平等，甚至非常势利。中国人从小就被老师“酱死”了：上课不能说话，回答问题需要举手，不能随便发言，更不能出去上厕所，喝水也要忌惮老师三分。

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们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然而，当年的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在21世纪的中国，在诸多的事实面前，我们仍然要肩负这个沉重的使命。

五、早年历世间坎坷，因为继母造就反抗精神

柏杨为何在文字中处处透露匕首，每每彰显批判？这与他的早年经历密切相关。

柏杨1920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

然而，柏杨原来并不叫柏杨，而叫郭立邦，号定生，后来还改名叫郭衣洞。柏杨的父亲也是河南开封人，但是父亲后来娶了继母，因为柏杨不是继母亲生，所以常常遭受继母的殴打、虐待和嫌弃。

柏杨的童年是在继母的训斥和皮鞭下度过的，他就像童话故事“灰姑娘”一样，受尽了继母的凌辱与折磨。

一方面，继母的压迫培养了柏杨的反抗精神，另一方面，柏杨也对爱强烈渴望，同情他人凄苦的人生，并对人际间不平非常痛恨，这些，都早早就植根在了他的心中。

因为早年经历，柏杨特别喜欢侠义小说，被侠义精神所影响。柏杨总结了影响自己思想五大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武侠小说上的侠义精神”。

由于继母从小的虐待，这培养了柏杨的反抗精神。他在小学时就看完了《小五义》、《七侠五义》、《荒江女侠》、《江湖奇侠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

这些小说，大多具有侠义精神，侠士们的激烈战斗、大侠风范深深地吸引着他。因此，他也喜欢打抱不平，喜欢多管闲事，见不得别人欺负人，更见不得他人的尊严受到践踏。

柏杨在十七岁时，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跳起来用拳头反抗继母对他的殴打和辱骂。

后来，柏杨被送回河南省辉县常村镇常北村，跟着叔叔生活。在太行山下的村子里，柏杨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

然而，即便如此，柏杨的成长过程还是非常坎坷。从小学到大学，柏杨所就读的每一个学校，要么被迫离开，要么被学校开除。柏杨的名字也历经多次更改，他一生也没有在一个学校毕过业，辗转奔波在武汉、重庆等多个城市。

1944年，柏杨在四川上了大学。当时，他穷困潦倒，难以为继。最后靠一个“学生公社”资助，得以读完大学三、四年级。这个“学生公社”是基督教办的一个救济组织，这也使他对宣扬同情、宽恕的基督教好感倍增。

1953年，柏杨在台湾的台北市担任讲师，同时也接受基督教洗礼，皈依了他认为平等、民主的基督教，并开始阅读《圣经》上的圣训，学习基督教教义，这也使他心扉慢慢洞开。

柏杨的婚姻也比较曲折坎坷，他一生经历了五次婚姻。育有二子三女：第一任妻子艾绍荷是柏杨父亲帮忙张罗的，算是“父母之命”，柏杨与艾绍荷是在老家河南结的亲，生有一女名叫郭素萍。

1943年，柏杨流落重庆时与崔秀英相识，生有一女崔渝生（乳名叫“毛毛”)。

1949年，柏杨来到台湾后，先与齐永倍成家，生下两子郭本城和郭本垣；后与倪明华成家，生下一女郭本明(乳名“佳佳”)。1968年3月7日，柏杨锒铛入狱，9年的牢狱之灾使得柏杨深陷囹圄，妻离子散。

柏杨刚刚被抓时，曾经找了夫人去请求蒋经国帮忙，他天真地以为蒋经国不会下此毒手。柏杨为了早日出狱与亲人团聚，审讯时柏杨又轻信了审查人员的许诺而编造了通共的罪证，掉进了诱骗的陷阱，给自己戴上了天大枷锁。

柏杨最后的一次婚姻是在1978年。柏杨与小他20岁的女诗人张香华结合，双方各有子女，并携手走过了30多年的婚姻。

2008年4月29日凌晨，一代作家柏杨在台湾的台北溘然长逝，享年88岁。最后，家人遵循柏杨的遗言，将他的骨灰撒在了海面上。

小结：

柏杨的文字，始终流淌着为底层百姓伸张正义、打抱不平的力量。柏杨的文字，始终瞄准社会黑暗的一面，对准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并毫不留情给予尖锐的抨击。

柏杨把大爱化成匕首，把最殷切的希望化为最尖刻的指责，而面对世人的误解却只能将最深的心痛留给自己。正如世人所说，他是“一个美丽的中国人，他在世的时候，让所有人觉得刺痛。而没有了他，又让所有人怅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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