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杨壮谈领导力 ，作者徐波，杨壮

杨壮谈领导力.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领导力教授杨壮为您解读领导力。

▲戴高乐将军

2022年1月27日，是中法建交58周年。58周年前，戴高乐将军以其特有的深邃远见领导力，冲破美国的阻挠承认新中国并预见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今天，面临百年未遇的大变局，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如何预见未来？又如何在不确定的时代做确定的事？北京吴建民公益基金会理事、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远见--戴高乐领导力与大变局时代的启示》作者徐波，几天前应邀作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学院，与200多位师生和EMBA同学做了在线交流。徐波通过分享戴高乐将军在其不确定的时代做确定的事情的四个案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心存美好，不抱怨不躺平就能在复杂的不确定性中保持定力，做正确的事。

嘉宾介绍

北京吴建民公益基金会理事、法国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北京大学出版社《远见：戴高乐领导力与大变局时代的启示》作者

嘉宾互动

杨壮：徐老师，你今天的讲演非常精彩，突出了戴高乐将军的远见，以及远见所带来的很多不同的结果。我们的学员中很多人是从事企业的领导工作，有些人是负责不同组织的领导工作，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还有一些人是在跨国公司里工作。大家感觉在今天的人文社会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在今天的VUCA的环境下，在环境不确定的状况下能够看到未来。特别是在疫情之后，当国际关系的变化，经济关系的变化，涉及到每一个人的时候，你今天的分享我自己感觉很有意义。

我记了一些笔记，我想这恐怕也代表了一些学员和听众的想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我们从商学教育、政治学教育里都会讲到一个问题，就是领导力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造就的？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历史创造英雄？从你的讲演中我看到了戴高乐将军的素质，他的人文修养，甚至他的家庭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戴高乐将军也有他自己独立性格的特质，他在做决策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各种时期下都相对比较孤独的人。孤独的人能做出一件有远见的事情，在很迷茫的状况之下，有没有一种天意在给他做一个引领。你认为戴高乐将军能做出这四个重大的决策，主要是长期的外因影响他，还是戴高乐将军与别人相比有一种极为不同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可能跟天生有关系。

徐波：谢谢杨教授，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是英雄创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就戴高乐将军本人而言，我认为有很大的因素是他个人，我觉得如果没有戴高乐将军自己的争取 ，历史就可能不会选择他。为什么是戴高乐将军？我们要剖析他成长的过程，他受到过的早年家庭教育，父亲是小学老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基督徒，他又是出生在普法战争后，那一代人充满家国情怀，要恢复法兰西的荣誉，要雪耻，要爱国。所以离开这个背景，比如说在今天戴高乐将军这样的人物就很难出现了。他努力学习，学富五车，包括他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这对他今后看世界都有关系，我觉得这一代法国人有一种特殊的历史责任，没有法兰西普法战争战败割地的耻辱，这代法国人就不可能有那么刻骨铭心的国家荣誉感。

当然，环境也很重要，如果当年他没有进入到主战的雷诺政府内阁，或者没有丘吉尔在第一时间对他的支持，历史前进的方向就不可能由他来掌舵。所以我觉得历史把他推上去。我们看很多伟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脱颖而出”，这两个因素都是有的。戴高乐将军一直有内在的冲动，寻找一生存在的理由，戴高乐将军存在的理由就是让法兰西伟大。他的名言是法兰西不伟大，就不是法兰西。在这样对祖国法兰西的无限热爱中，只要出现历史的机遇，他就能逆流而上，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我想，这么一种家国情怀，一种生命的冲动，加上他后天的学习能力，加上机遇的把握，成就了他。为什么有些企业成功了，有些企业没成功。那些没成功的企业也做了大量的研发，团队也很不错，可能就是没有准备。所以我觉得自我的准备很重要，越是在不确定的时候，越要能够看到不变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回答一个大变局变与不变的问题。现在国内网上有很多经济学家、企业家，都谈到中国企业的底层发展逻辑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上半场已经结束了，马上进入下半场了，那下半场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不变的东西，这对于我们做事有帮助。我觉得有几个不变，第一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变，这个是不可能变的，这是十八大、十九大都写入了党章里面的，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是我们工作的动力。第二个是市场在中国的经济主体当中的作用没变，现在看到有很多的变化，但是我们依然生活在市场经济中，改革开放还在继续。如果你认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变，市场的配置没有变，还有人的本性没有变。什么是人的本性？就是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是在北上广发展，还是在中国西部最偏远落后的乡村。无论你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大老板，还是一个90后、00后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你会怀揣一种发展的渴望，一种实现人生的荣辱感和成就感。

因此，向往美好生活，意味着时代的车轮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这是人的本性。还有一个是世界性的趋势没变，现在有种错觉好像中美马上就打起来了，我觉得战争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世界各国人民向住和平的本质没有变。我们还是要警惕战争，只有我们警惕了，只有我们发展和强大了就能避免战争，世界人民还是要和平。如果看准变与不变的话，对我们在不确定的时代做确定的事还是有帮助的。

杨壮：特别好，我第二个问题，跟远见是天生还是后天所相关的。中国文化中一直讲叫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戴高乐将军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有独立的思想，但他可以在原则问题上力争，在非原则问题上让步，他一方面有坚持原则的精神，一方面也有包容宽容的精神。他可能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一点，就是他的思维并不是完全以一个比较极端的意识形态来看待外交政策。但是在争的过程中，总是最后能够说服对方。我想问你，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戴高乐将军的这种价值观，性格特质，以及他的沟通能力，在外交上给我们留下的教益是什么？

徐波：我试着先从你后面的问题答起。为什么戴高乐将军在60年代、70年代，能够把法国这么一个二流国家扮演成世界的强国？就是因为他没有被意识形态约束，他跟谁都可以对话。这一点我觉得作为外交，或者我们做企业的人来说，都是一个为人处事的文化精髓力量。咱们做生意叫和气生财，干嘛要把所有的门都关上呢。比如说当年他跟赫鲁晓夫搞新东方政策，搞的非常出色，这让人难以想象。我们把苏联描绘成西方的敌人，实际上戴高乐将军并非如此，而是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苏联。我们今天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戴着有色眼镜，包括今天美国人就是意识形态划线。

还有一条，他为什么跟英美斗，还斗而不破？我将他的斗争艺术叫外交创新。他坚持只要动了法兰西的领土完整，他就跟你大闹，这就是戴高乐将军的性格，他是为了原则可以不惜代价决斗到底的人。他跟丘吉尔、罗斯福做斗争，做不懈的斗争，一直有一种傲骨精神，尽管我手无寸铁，国已不国，我是只是一个亡国的将军，但是我有这个底气。这个底气怎么来的？我觉得还是从戴高乐将军的历史观来决定的，他说我们法国人只要站在正义的一面，不管我们的抵抗力量的强弱，我们就是赢家。为此，戴高乐将军一直坚持要将“战斗法国”的战士参与登陆诺曼底，要立即解放巴黎和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斯特拉斯堡等。美国是民主国家，如果罗斯福想一味打压戴高乐将军，戴高乐将军就可以向美国媒体和公众投诉，美国的民意就会同情他并谴责罗斯福。所以戴高乐将军与英美关系不是盲目的追随关系，当然，也不是盲目的叫板，为斗争而斗争，那是不自量力，肯定会粉身碎骨。他对这些国家该尊重的时候很尊重，该亮剑的时候亮剑。

杨壮：你回答的非常好。戴高乐将军这种既有原则又有妥协，既有他的核心价值，又能够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进行灵活性的对话。这除了戴高乐将军本人的天生的素质之外，是不是跟戴高乐将军这种人文素质的修养，他对法国文学以及对世界格局包括世界历史的了解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这一条对于我们的企业家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的企业家在今天要真正看到世界局势的话，单纯学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运作原则是不够的，企业家要增加综合素质、人文素质的修养和训练，要增强国际关系知识。养成自己对问题的客观态度，你这样才可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谈判过程中，在商业贸易的谈判中立于不败之地，是不是戴高乐将军对于我们的企业家有这个影响因素？

徐波：我觉得当然是，企业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家、外交家，否则你做不了企业。企业是配置资源的工具，企业家是配置资源的高手。配置资源要求跟各种人打交道，还要跟市场、跟科研、跟产品，跟现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打交道。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有些企业做得好，有些企业做得不好。在刚创业的时候，恐怕你不需要领导力，你把生意做好就可以。当你想作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你要打造一个伟大企业的时候，就一定要有远见了。比如说任正非，他就是一个有远见的领导者。他在当时几乎要破产的时候就想到要跟爱立信、诺基亚三分天下，他讲此话时手下没有一个人相信。任正非是做技术的，但是华为里技术比他好、懂市场营销的人多的是，但是任总就是领导者，一个指挥三军的统帅，是他把华为内部懂技术、懂金融、懂市场的各路人才组织起来，打造今天华这样一家伟大的公司。

戴高乐将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像一个艺术家，将法国的民族复兴伟业打造成一件旷世珍品。在法国，有人说戴高乐将军是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一位历史学家和艺术家。戴高乐将军将政治打造成一门艺术，让人同时看到真正政治的崇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做企业也是个艺术活，有技术就有了一切，但实际上技术到一定的时候会瓶颈，我们还是需要洞察力、远见力，需要沟通，需要打造艺术品那样精益求精，打造企业。

我想最后再补充一几点，因为戴高乐将军给我们的启示实在太多了，他是个百科全书。我觉得戴高乐将军的领导力有几组关系，第一个是个人与生命的关系，人生如能活到百岁，能做事的时间充其量也就是3万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真正有意义的就是时间不过1万多天，这1万天你能做什么，你是重复1万次一样的生活，还是每天都不一样。我觉得在戴高乐将军那个时代，他找到了他生命的意义。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生命意义的成功，他的生命意义就是法兰西的伟大，所以他觉得就应该把他的一生和这个伟大的事业放在一起。国家强大他的生命就强大，国家成功也是他个人的成功。我觉得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是要经历和发现一次来自自己内心的冲动的，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就是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要看到这种永恒。生活中，我们永远看到的是眼前，看不到永恒。戴高乐将军从国家关系当中看到的是永恒，所以他很有定力，他要和中国、俄罗斯发展关系，他超越意识形态的历史观值得我们学习。刚才我也讲到疫情之下有的变了，有的没变，我们要看历史，没变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我们要坚信没有变的永恒的事物。

第三，就是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要了解世界。戴高乐将军认为人与人之间可以有友谊，但国与国之间没有友谊，他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引发英国人很多不满，因为戴高乐将军坚信让英国加入到了欧共体，对欧洲没什么好处。所以这种看世界的观点，有的时候我也很感慨。

关于看世界的问题，我想起吴建民大使生前对我常说的一句话，叫“形势比人强”。他还说，要有“世界观”，首先得“观世界”，如果你不观世界怎么会有世界观呢？我们看世界的时候总是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观点，有的时候这种观点的碰撞会非常痛苦的。当时我跟吴大使讨论过这么几件涉及世界格局的事件，如两德统一。当时苏东突然解体，你怎么看这个世界呢？我们当时内部的很多分析观点，第一是认为两德统一不可能，东德人民不愿意到西德去，两德问题很复杂，不可能。原因是什么呢？因为那时，上层都认为这是可怕的，是不能接受的。既然领导定了调了，所以所有的观点都认为两德统一不可能。但吴大使到了西德，与使馆同志座谈并观察当地德国人的反映，认为统一势在必行。还有前苏联解体，今年正好是30周年，因为很多人当时从情感上不能接受，认为苏联不可能分崩离析。这些情感趋势下的看世界，让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付出代价，这就是所谓的“形势比人强”。

因此，我认为我们企业家看问题的时候，这些本源的东西不能忘，人与生命的关系，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你看世界用你的双眼，竖起你的耳朵。我觉得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首先是谦和，倾听，接受多元文化，这个很重要。我认为从戴高乐将军这个百科全书似的领导力当中，就能看到领导力实际上要去努力学习的，而且领导力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很空泛的学术的争论。它是实实在在能指导我们工作，假如我们都对这个时代变的和不变的东西，都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我们就能够不躺平，我们就能在不确定的时代做确定的事。

杨壮：特别同意，你讲的很精彩。我问最后一个问题，今天的中国面临很大的机遇，我们有很大的成就，但是也面临很多的挑战。你作为吴建民外交支持者，同时你又从事外交多年，你觉得未来的中国企业也好，国家也好，怎么能加强和欧洲的关系，加强和法国的关系，加强和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关系。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我们也可以交更多的朋友。怎么能够让中国的企业，跟国外的企业建立信任关系，让疫情下的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变得更加的健康，走向健康的方向。

徐波：您的问题很大，也很重要。我觉得中国和世界是不能分开的，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可以离开世界。持这些观点的人就是没有看到今日真实的世界，更没有看到我们国家在全球化世界中的的根本利益所在！我相信在座的企业家，我们做企业的根本就是和气生财，就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你就成功了。如果你周围的人都是反对你的，那我觉得还真要反省你自己，是方法还是态度，或是观点出了什么问题。要扪心自问，这样才能勇往直前。企业有市场调研，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手段，就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的民调。

讲到中法关系、中欧关系，我觉得在今天的大变局时代一些人有焦虑，有不信任感，这是很正常的，这里反映出一个深层次的意识形态问题。我们对意识形态一定要淡化，如果去对这些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话，我觉得不是好的策略。因为像戴高乐将军这样的领袖在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了，像拜登、川普都是要利用意识形态混饭吃的。西方人对中国实际上是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中国在外面应该宣传文明古国的形象，宣传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艺术等等这些东西欧洲人没有。但是如果你把他们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了，他就对你会有偏见。

讲制度的比赛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今天我觉得就是人类共同体，把蛋糕做大。从我们企业家的角度，我觉得要把一些中国的人文的好的东西传播出去。我跟巴黎工商会主席盖伊经常交流，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中法企业家之间多谈一些普世的东西。他非常赞同，认为中法之间在文化、历史传统和生活水平方面差距是很大，双方要力争求同存异。他对我说，如果谈普世太虚，至少也要要谈一些底线问题，如诚信，不做恶，环保，等等。如果没有底线，即使企业做得很大，法国人也是不喜欢你的。过去我们在法国的一些投资就缺乏底线，如投资法国农田不是为了生产，而是为了“捂地”。投资法国南方图鲁兹机场，不是为了与法国人共同发展，而是一种炒股的心理，想嫌一笔就跑。

当然，这些是个别现象，但对中国企业和国家的总体形象造成的危害却不小。记得我在七八年前还参加过一个中国企业家论坛，一位投资德国物流机场的中国企业家，在论坛上大谈他如何让飞机停飞以便他在机场跑道上飙车。然后，又在机场附近狩猎，并当场向听众展示他的飙车和猎物照片，洋洋自得，不可一世。我觉得非常悲哀，更让我感到悲哀的是与众听众像打了鸡血一样的兴奋。我觉得我们要避免这些正常思维所不耻的，对做人底线没有任何帮助的东西。我们企业家一定要知道，因为我们是中国公民，中国企业，在外面都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但是我看好中法关系、中欧关系，原因是双方的关系是牢固地建立在正常的国与国合作的基础上，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偏见。与回不去的中美关系相比，欧洲人是乐见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崛起的，他们的世界观是多极化，反霸权，这种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力量对中国谋取良好的和平发展环境很有帮助。需要补充的是，法国是今年欧盟的主席国，中法关系是戴高乐将军将军开创的，法国政府和人民有与中国对话、接触以谋求共同发展的愿望。

听众交流

王进杰：感谢杨老师精彩的提问，徐老师的回答其实已经涵盖了一部分同学的问题，但是大家对这个问题问的角度不同。我们把听众的问题归为以下几类，请徐老师和杨老师跟我们的听众做一个互动。第一类就是逆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及中美关系的背景下，大家很关心中法关系将来的路在何方，当前法国主流的政治家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大选后中法关系是什么样的走向。

徐波：法国人总体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这个原因跟1964年戴高乐将军率先承认新中国，和法国的知识界、法国民众天生的好奇心，中国文化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有关。但是在近期一个阶段，双方有一些误解，误解的原因也很多。疫情产生了误解，当然还有疫情期间一些表述等等，这个误解我认为很正常。但是有了误解以后要及时的疏导、对话。

我认为在今天中国走出去的整个体制框架当中，这个对话机制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对外沟通机制就是政府，除了政府以外几乎没有民间渠道。把所有的工作都压在使馆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使馆有使馆的角色，有些事情使馆不方便出面，而应该由民间表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社会的发展成熟，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做人民的工作。如果没有人民的工作，关系就不能长久。

戴高乐将军为什么当年能够打造这样一种特殊的中法关系呢？因为除了战略因素外，还有文化、历史、哲学和民意的作用。进入2022年新年后，法国有些人唱高调，对中国新疆、香港人权问题说三道四。但在目前的总统候选人当中，他们所有的人对华态度都算比较客观，尤其是右派候选人，他们开宗明义国家利益至上，认为法国人要把自己的事情管好就行了，为什么要管叙利亚、阿富汗问题？为什么把我们的国家向世界所有的难民敞开？因为每一个候选人都代表一种民意，这种民意让我感受到法国社会在开始转向保守。那些所谓的进步势力，政治正确的人都是对人权、个性、女权、少数民族问题看法非常极端的一些人。由于这些极端思想在法国68年“五月风暴”后彻底解构了法国社会，今天的民意则是要回归家庭、权威和国家主权。如果说法国中右政府继续执政的话，中法的基础不会变。

第二个，我觉得戴高乐将军当时承认新中国的那几个理由还依然存在。假如说我们的民间人士在里边也能发挥一点作用，中法关系还会有更好的未来。我认为中法合作非常互补，中国人喜欢法国人灿烂的文化，法国的体育、文化产业、农业、环保、金融，制造业也不错。我觉得在疫情以后，大家平心静气，本着建设人类共同家园，人类共同体的想法，我们的未来应该是美好的。

王进杰：感谢徐老师，第二类问题，刚才也有涉及到，听众朋友对我们今天谈到的主题戴高乐的个性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他独自一个人做决定，他的这种孤独的特质，独处能力，包括他是不是有一点独断专行，能不能请徐老师再帮我们诠释一下。

徐波：戴高乐将军是否独断专行？在当年他执政期间也经常遭到反对派的批评，但实际并非如此。首先，戴高乐将军创建的法国第五共和国政体，无论在法国还是在世界上都应该是相当民主的。戴高乐把国家的命运重新交回人民，而非让那些传统政客把持以谋取私利。法国总统由年满18岁的法国公民直接选举产生。重大国家前途问题戴高乐将军还会通过全民公投的形式听取人民的意见。正是这种相当程度的人民授权使戴高乐将军任期内作出许多在法国历史任何时期难以作出的决断，如允许阿尔及利亚独立。

其次，作为一个领导者，戴高乐将军也是一位倾听者、学习者、虽然最后做决策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人，但过程中他是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的，而非自己一人拍脑袋决定。当然，戴高乐将军所有的决策都是非常痛苦的，比如说他当年去伦敦要举起抵抗运动的义旗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做的决定，因为他认为这样的重任只能他一个人担当，这是一种自我心灵对话的结果。在戴高乐将军《战争回忆录》中他详细描述了这段心路历程，他的彷徨，痛苦和作出决定后的释然。

此外，戴高乐将军在他的领导力著作《剑峰》里面也专门讲到了孤独，讲到领导都与追随者之间必须保持的一种距离感。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由于信息爆炸，沟通泛滥，所以对领导者往往缺少尊敬感，领导人要提高威望，就必须和下属要有距离感。你必须是孤独的，如果你反复出现在群众面前，反复去表述你的观点的话，你就没有神秘感和距离感了，就不能成为一个领导者，成为一个有权威的人。当然他对权威还有别的认知，比如权威需要以身作则，权威需要能力等等。但是孤独，离群所居，这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任正非如果不是因为孟晚舟这个案子，从来不接受媒体的采访，真正的领导不怎么出来讲话的。一是对大众追随者保持神秘感，二是他需要自己的独处。尼克松也说他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不和助手们在一起，和助手们在一起做的决定都不是我人生最光辉的决定。

所以我觉得孤独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也要享受孤独。戴高乐将军在1946年到1958年期间非常孤独。由于他和当时的第三共和国的一些政治家们的观点不一样，这些政治家都考虑自己政治生涯问题。戴高乐将军想改变这个政治制度，但是这个修宪过程没有民意基础，而那些政治家则相互抱团，要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戴高乐将军这样一个外来客突然闯入了政界，戴高乐将军说服不了他们，他们又不能容纳戴高乐将军。于是，戴高乐将军决定挂冠而去，但此举却让他经历了意想不到的长达12年的漫漫长夜与等待。在他的回忆录和助手们的回忆中，我们看到戴高乐将军如何从一个民族的大救星一夜间变成了一介平民和法国那帮传统政客如何因为担心他会东山再起而对他进行许多限制和打压，如再也没有与媒体发表谈话的机会。但戴高乐将军的人生的伟大之处是他的两次辉煌，如果仅仅是第一次1944年拯救法兰西，那他就是一个解放者、军事家和政治家，而第二次是从阿尔及利亚内战中他临危受命，拯救法兰西，使法兰西民族复兴号巨轮驶向正确的航向，法国才有了战后的经济腾飞和在60至70年代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发挥着一个重要大国的作用。

因此，一个人要有坐冷板凳，被孤独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个性上没有这种强大的孤独感，我估计他就随波逐流了，但是戴高乐将军利用这12年思考，写书，历练自己，我觉得历练自己很重要。

王进杰：感谢您，您也提到了戴高乐将军有反向的思维能力。其实寻求大众的认可，这是一种社会属性。但是所有的成功人士一定经历过默默努力付出，不为人所知，并且自己独处的阶段。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很有共鸣。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第三类问题，虽然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法国出现了像戴高乐将军这样的领导人，但是在同一个时代并没有出现另一个像他这样有独特视角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后来的法国的历史当中也很难找到这样的角色，那么他的这种品格或者说他的这种远见领导力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徐老师您怎么认为这个事情呢？他是不是只是一个个案？

徐波：我们把戴高乐将军视作为20世纪的世界伟人，这样的伟人在法国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到目前为止他仍是法兰西最伟大的，最受尊敬的政治家。2020年是戴高乐将军逝世50周年，法国全国都在搞纪念活动。当然，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乔治蓬皮杜总统，一直在法国被认为是戴高乐伟大力精神的传人。所有后面的总统都把戴高乐将军作为自己的榜样，但是他们都学不到戴高乐将军，因为他是唯一的。2022年大选已经拉开序幕了，各派候选人都喜欢用戴高乐将军传人自居并用戴高乐将军的那些话来攻击对手。但是戴高乐将军的家人出来说了话，强调戴高乐将军属于人民，我觉得这个话讲得非常准确，非常有高度，戴高乐属于历史，属于人民，属于一个时代。

▲戴高乐生活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但他心存美好，不躺平，而是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强大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在法国历史最危难的关头挺身而出，对命运说“不”， 对人云亦云的所谓政治正确说“不”，他是“孤独”的，但他也非常享受这种“孤独”。戴高乐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每个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了，改变就会马上发生。图为刚刚从圣西尔军校毕业的青年士官戴高乐。

诚然，今天要学习戴高乐将军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和平的时代，他生活在一个战争的时代。但是精神是一样的，刚才我讲到个人与生命的关系，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我觉得戴高乐将军之所以成为戴高乐将军，他有思想准备，他有一种生命的冲动，他的人生观很健康。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告诫我们的青年不能躺平，生活中还有诗与远方。不论戴高乐将军的时代多么遥远，每个人都要让自己的生活，在你可预测、可掌控的范围内实现一种精彩。虽然程度不一样，我们谁都不能做领袖，但是把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超越我们的昨天，实现更好的明天，所以这就是戴高乐将军给我们的教育，或者用我们中国传统的话来说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

王进杰：感谢徐老师，您的解释非常到位，虽然说戴高乐将军是唯一的，他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在学习的典型。但是他的这种普世的价值，他的共性，他的思想，他是跨越了历史，跨越了时空的。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其实很多朋友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只能欢迎大家在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也欢迎大家在跨文化领导力论坛的大群里面和杨老师进行互动。我们从时代和历史的维度，拉到当今时代，大家谈到疫情期间我们怎么来应对疫情，戴高乐将军领导力对我们的疫情时代的启发，请杨老师和徐老师简短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启发和方向。

杨壮：关于疫情，我就不谈了，徐老师可以想想戴高乐将军对我们的启迪。因为Sarah问了一个问题，你刚才讲了一个戴高乐将军是特别独特的，在历史上独特的领军人物，这里面有没有复制性，有没有共同性。我自己作为商学院老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有几件事情对于我们企业家来讲可能是有共性的，可以学习的地方。

第一点，在今天的人文环境下，尤其是面对疫情，面对挑战，面对国际关系，面对整个商业活动中遇到的挑战，企业家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本人的远见，他的智慧，他的信念，还有价值观，宇宙观，人生观，还涉及到你刚才讲的个人与生命，个人与历史，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前企业就是为了赚钱，但是在疫情的情况下，可能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这一点可以让你更加坚定地面对挑战，更加清晰地看到未来，更加有信心地拥抱整个世界的变化。

第二点，今天徐老师讲的过程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他特别好读书。他的综合素质修养跟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联，他不断地学习，不论是军事、理论、历史、文学、哲学，他都看，这些构成了他思想领导力的专业基础，对于商学院的学生来讲也尤为重要。

第三点，一个很普遍的点，就是性格领导力。我不太爱说独处，但他这种能够忍受孤独的精神，他的独立人格，自由的思想，这一点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特别是这里面还有一条，因为你讲到个人与生命的关系，我觉得作为企业家来讲，这实际上隐含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人要勇敢，要能够挺过去，而不是突然间就放弃了，而且一下就躺平。所以戴高乐将军的这种勇敢的精神，坚定的信念，可能对企业家今天来讲也是尤为的重要，可以值得学习。

所以我讲的思想、读书、性格的塑造，可能对企业家里讲十分重要，这些可以克服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徐波：确实在疫情当下，也许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要心怀美好，相信更好的事情会发生。我们不能因为全球化遇到了一些挫折，或者大家都讲到社会逻辑发生变化了，所以我们只能躺平了。戴高乐将军在困难的时候总是心怀美好，乐观很重要，使命感很重要，他是为了法兰西的伟大而生，他的一切都是为了法兰西。至于他的独处能力，我们叫自我约束。他能管住自己，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有的时候管不住自己，比如说在荣誉、名利面前管不住自己。很多中国企业家做得非常好，但是因为在名与利的问题上没处理好，就受到了市场的报复，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这是很可惜的。这些跟技术、财务没什么关系，这就是人品，咱们不能作恶，要行善。你要对你的员工，对你的消费者要表达足够的敬意，企业家要有大爱精神。戴高乐将军对法兰西就是一种大爱的精神，我刚才讲到几个关系，还没有讲到他跟死亡的关系，他13次遇刺，最终因脑溢血在1970年11月9日在家中突然去世。他的遗嘱要求他死的时候跟他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女儿葬在一起，葬礼要从简，并拒绝一切官方纪念活动，要求在墓穴里保留他夫人的一个位置，以便她百年后与他们爷俩长眠一起。我们看到，戴高乐将军来到这个世界好像跟很多人没关系似的，但是他又跟所有的人有关系，因为他改变了法兰西，使法国变得强大，受人尊敬。

我再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学习戴高乐将军领导力，就是我们的主题讲到的，就是不能躺平，就不能抱怨，因为戴高乐将军不躺平也不抱怨，他成功了。如果我们抱怨，躺平，我们就不能成功。与其不能成功，我们还不如试一试。也许我们努力了，也许我们这一辈子没有白过，我们的生命就有价值。所以与我们企业家共享，2021年那么糟糕，估计2022年也好不了多少，我们怎么办？心灯不灭，不断前进。

文字：徐波，杨壮，王进杰

排版 审校：唐一鸣

图片：网络及嘉宾提供

文章转载于公众号《杨壮谈领导力》

原标题：《在不确定的时代做确定的事——戴高乐远见领导力给我们今天的启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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