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公文从古代公文演变而来，或多或少保留了古代公文的优秀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古今公文又产生了巨大差别，二者既一脉相承，又判然不同。关于古代公文文体演变的研究，主要围绕文体演变的原因、文体演变的规律、古今公文关系等方面进行。

　　1.古代公文文体演变的原因

　　邵利剑以奏疏类公文为研究对象，认为“政治形势推进古代奏疏类公文的演变，古代奏疏类公文的演变反映着当时的政治形势”。[10]何庄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政治体制变迁以及相应时期公文文种与数量变迁的考察，得出二者存在重要关联的结论，由此认为，君主专制的官僚政体是古代公文文种变迁的根本原因。[11]梅华的观点与之类似，认为“作为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政府公文的使用变化情况与中央集权国家体制下官僚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相呼应，其文体变迁能够充分而生动地反映出本身所蕴含的独特文化内涵”。[12]胡元德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更为深入、系统。他将文体演变的条件概括为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两个方面。外部条件是指公文生存环境的变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制度和政务活动。内部条件是指文体自身的属性和功能，即文体对政务活动的适应程度和文体的分工情况。[13]

　　2.古代公文文体演变的现象及规律

　　一方面，研究者们从微观层面入手，考察古代公文具体种类的发展演变过程，并列举了大量历史事实和现象。相关论文有张立的《命令（令）体公文形式之古今演变及个例比较》（《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韩高峰的《行政公文“命令（令）”的历史渊源及其流变探析》（《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胡仿妮的《通知的文种起源及功能演变》（《办公室业务》2013年第17期）、吴建平的《教材中古代公文演变类析》（《语文知识》1998年第10期）、丁忱的《骈体公文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等。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又从宏观层面入手，进一步探讨公文文体演变的总体规律。胡元德认为，“单个文体的演变，因条件的复杂性，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变化。但，从宏观上考察，文体演化是遵循了基本相同的规则，具有大致同一的模式”。“社会的实际需要是公文文体产生、发展、消亡的根本动力，不间断地围绕满足、顺应实际需要这一轴心做出调节，以增强处理公务的能力，是公文文体演变的基本趋势”。[14]丁晓昌所持观点与胡一致，通过对文学文体和公文文体演变规律的比较，他指出，“对公文文体演变规律的探讨必须紧紧地抓住‘功能’这一核心和主线。适用和不适用是文体存亡的基本方式，当社会出现了某种特定需要时，新文体就会产生”。[15]

　　关于古代公文文体研究的意义，刘树勋指出，“古代公文只是过去历史脚步的记载，在今天来说，它的内容和形式都过时了。但是它也和其他许多古代文化遗产一样，仍然有借鉴的意义”。[16]李振龙也认为，“要写好当代公文，直接学习、借鉴古代公文的优秀传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17]研究者们致力于此的目的，正在于古为今用，以促进当代公文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