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刘进教授向医院捐了1个亿，用于推动中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这一新闻当时备受关注，麻醉医生的1个亿从何而来？原来，早在2020年华西医院与相关药企签署了包括“超长效局麻药”和“新型骨骼肌松弛药物”这两项新药在内的专利许可及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合同总金额高达7.5亿元。按照医院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政策，作为研发者之一的刘进教授获得了1亿元奖励资金。

在上海，也有这样令人振奋的“破亿”纪录：上海第九人民医院与中合华浦 （北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成果转化协议，以1.2亿元独家转让整形外科李青峰教授团队的一项干细胞技术。干细胞治疗属国际前沿领域，而李青峰团队在脂肪干细胞用于皮肤相关治疗上取得突破进展，相关技术可应用于皮肤再生、愈合、移植等领域，潜在临床应用价值和效益巨大。

从临床到实验室，再从实验室回归临床，医疗领域技术成果转化推动行业发展，造福病家。近年来，各大医疗机构纷纷聚焦科研成果转化，但我国科学技术部门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7年，国内申请的生物技术专利数超过16万件，后端转化能力不强，其中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于8%，与美国日本等近70%的比例相距甚远。“躺”在大医院里的科研成果怎样完成转化，走通最后一公里？

上海医疗近年来成果转化增势明显

我国技术成果转化起步较晚，至今方兴未艾。作为转化的重要领域，业内专家评价：我国医疗机构开展的“小发明、小创造”多，突破性、创新性大成果少。鼓励临床医务人员投入到科研成果转化，发现更有价值的“金点子”落地推广，成为近年来大医院主攻的重点方向。

在上海，科研转化之风已吹向医疗机构的每个角落：2022年12月17日，由上海市科委、市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上海市促进医疗卫生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操作细则（试行）》正式施行，其中明确提到：建立完善知识产权盘点机制，唤醒“沉睡专利”，对临近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的科技成果，鼓励通过知识产权托管、委托开展知识产权价值评价等方式，引导专业服务机构发掘其成果价值并进行转化，或通过市场化评价依法依规终止无转化价值成果的后续研发投入。

更重要的是，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成临床新技术、新产品的，将支持加快收费立项和审核速度，符合条件的及时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也鼓励医疗机构聘请具有创新创业或投资经历的企业家、投资人、科技人才和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并获得相应报酬。

近年来，上海医疗技术成果转化在全国名列前茅。市卫健委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医疗机构输出技术合同数3005项，合同金额7.8亿元，相比2017年合同数和金额增幅分别为1.9倍、4.9倍。2021年全市医疗机构成果转化数量增至311项，其中发明专利167项，专利转让金额超过千万的有19项，最高一项达2.19亿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等三级医疗机构，堪称技术成果转化“排头兵”。中山医院数据显示：2021年医院申请专利575项，授权222项，转化83项，转化金额近4000万，37个转化项目有后续支付或产品销售额提成。医院成为2021年度中国医院创新榜综合榜单第三名，专利转化位列全国第二。

而九院更是转化中的一匹“黑马”：2018年至2022年10月，九院共完成90个创新项目成果转化，协议总金额6.09289亿，亿元以上项目2项、千万至亿元级项目7项。其中，骨科李慧武医生作为首席科学家，与微创联合申报研发“鸿鹄”膝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还获批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注册证，并于去年11月投用，这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关节手术机器人首次在美临床使用。

转化最后一公里“堵”在哪儿？

诚然，医疗技术成果转化日渐受重视，但目前来看，转化率还远不够。一项针对上海12家三级医院的统计显示：2016至2022年5年间的1599项授权专利，成果转化率仅4.3%，61.97%的成果转化金额小于100万，这与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仍有明显差距。转化最后一公里为何如此难攻克？专家对此“把脉”诊断。

首先，对成本和价值的评估认定缺乏统一标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直言：针对医务人员成果转化的奖励措施，其实有指导规定，有的是扣除成本后不低于70%，有的甚至高达80%至90%，但在成本认定与测算层面，始终没有统一说法。他认为，成本应该是法务、转移交易之间产生的成本，而不是所有消耗的成本（人力、资产等）。由于无法确定成本，奖励机制难以真正落地，医务人员积极性大打折扣。

其次，成果转化形式不够丰富。九院院长吴皓表示，目前公立医疗机构专利许可大多以一次性转让为主。成果转化有三种方式：技术转让、技术许可、作价入股投资。前两种方式操作简单，但并不适合高水平医学成果转化，作价入股投资作为“长效捆绑”更为合理。但我国至今没有医生允许持股案例，医疗机构也无法设立专利转化公司，转化利益背后如何保证公益性缺少定论，阻碍了专利转化进程。

最后，转化专业人才队伍十分匮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骨科张伟滨教授表示，我国大部分医院缺乏成果专业转化团队。高水平公立医院医生承担繁重医疗、科研任务，缺乏额外时间和精力完成成果转化。成果转化所涉及的流程复杂，其中包括专利申请、价值评估、寻找对接企业开展价格、合同、法律谈判等工作，需要专业人才团队早期介入，全程推进。

顺利走向产业端，专家“开处方”

医学科研成果转化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回报收益周期长的特点，转化难度系数更高。据统计，创新医疗器械从技术创新到临床应用，投入100万至1000万不等，产业周期为3至5年，创新药物的投入千万量级，产业周期一般10年以上。怎样让更多科研成果顺利走到产业端？专家们也提出了真知灼见。

重中之重是鼓励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尽快厘清范围与红线，明确价值评估，探索作价入股投资。张伟滨认为，现在科技成果转化程序已放权给单位，但综合定价作为转化中的关键依据，还有很多模糊地带。前景不明的成果一旦后期实际市值高，又可能触发财务风险，导致不少科研人员不敢转让。清晰明确价值与成本，才能真正激发转化活力。

以九院为例，2017年出台《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试行）》后明确相关细则，即成果转化收入的主要部分奖励都属于项目团队或个人所有，扣除医院在项目研发过程中的投入资金后，约80%都给到团队。

第二，转化并非临床科研一家之事，行政等多部门应畅通渠道共同促进。朱同玉建议，目前只有临床科研极少数人对转化知识有所了解，转化需要专业岗位和行政岗位共同参与，人才短板亟待补齐。

早在10年前，九院就成立了成果转化办公室，其有分别负责专利培育、专利分析、专利导航的知识产权工作者、专利代理人、技术经纪人等，也有精通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培训内容，且能协助企业进行专利申报、产品注册的法律专员。朱同玉提到，院内财政、审计、行政管理等部门也应开展系统性培训，帮助相关人员了解政策制度、厘清范围，让已有措施真正落地开花。

最后，搭建多方协同平台，才能形成转化“土壤”。目前，各医疗机构自行发起的“小发明、小创造”多，但大成果少，创新性强的成果是整个医疗机构乃至一座城市的科创源头，而做出有竞争力的项目，必须合力协同，依靠临床研究中心等部门、机构在大型项目中投入更多科研经费。吴皓建议，当某一项目启动临床试验阶段后，医院也可邀请药监局专家提前介入推进，有效缩短研发、临床试验、申请审批的周期，“有效将医生、科学家、企业等各方的手牵在一起，才能让新生、‘沉睡’的项目尽早成为成熟、为患者所用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