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交易成本控制：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城市疏解的价值取向

虽然人口和要素的集聚作用，对产生正、负外部性均有影响，但保持“向心力”和正外部性的价值取向，在传统城市疏解的理念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这是因为“向心力和离心力”(正负外部性)的内在作用机制，在20世纪初期还是个“黑箱”，当时没有能够解释它们的得力分析工具。直到20世纪中后期，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的概念被重新发现，才为研究城市最佳规模均衡点前后“向心力和离心力”(正负外部性)的内在作用机制找到一条可靠路径。

20世纪80年代后，艾伦•斯科特等学者首先将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到对城市领域的研究中，并认为城市的规模效益是因为能获得较低交易成本的缘故；随着交易成本理论同城市研究的进一步结合，张五常等人提出了广义交易成本概念，认为交易成本是包括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于是“地租成本、交通成本、通勤成本，乃至信息沟通成本等”，也可被纳入到研究框架中。此后，藤田昌久等人，在探索城市内部结构是如何在“向心力和离心力”作用下均衡和转型时发现，由于知识交流可以给个人和企业带来技术外部性从而带来经济效益，且交流沟通成本存在距离递减的规律，所以个人和企业倾向位于沟通方便的城市中心区(“向心力”的作用)。但这种趋势又会产生地租成本、交通拥堵成本以及其他拥挤成本等城市的“离心力”。因此，若通过分散“人口、产业”等方式降低居住、经营的成本，以削减“离心力”，则很可能造成交通出行、知识沟通成本的提升(违背“向心力”)，从而损害城市的集聚效益，甚至动摇城市发展的源动力。所以，城市疏解不应当只关注于“离心力”，还应当考虑对“向心力”的保持、甚至强化。

1.3 从“要素分散配置”到“交易成本控制”

从“人口—要素”分散的资源紧约束角度疏解城市，的确可能在一定时期内缓解“大城市病”的压力。但这种降低单位空间承载压力、提升人均占有率的方式，对保证城市的长期发展效益未必有利。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大城市疏解的实践中看出弊端。

西方国家的大城市，其内城在向外疏解人口、产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会伴随大量城市中产阶级搬迁，一些企业、商业服务业也会在权衡“经营和知识沟通”的成本后开始逐步迁出，内城将失去大量的消费收入、企业税收和工作岗位，而开始衰败；同时，在进行“居住和交通”的成本权衡之后，无论是迁出还是外来人口，大多也会从成本角度，倾向选择在城市郊区、而不是卫星城驻足，并在工作机会和报酬相对具有优势的内城工作，不可避免地造成郊区蔓延、卫星城发展缓慢，以及职住不平衡；最后，内城在无法补充新兴中产阶级和人口继续降低的情况下，城内某些曾经的中心地段可能逐步失去租金优势，只能通过吸引支付能力较低的“底层百姓”入住，这种现象会使社会空间结构加剧分化。

而成本更能反映“城市选择集聚或分散”的原因。根据交易成本控制的理念，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是“交易成本降低”促使“运营效率提升”带来的，正负外部性引发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只是“交易成本与运营效率”内在作用的结果。于是，最佳规模问题可以重新解释为：突破最佳规模后，城市内部交通拥挤、租金上升、设施超载等内在交易成本的增加，导致城市集聚体的运营效率降低，进而造成总体经济效益的下滑。所以，城市疏解的目标不再是分散单位空间承载的压力，而应是保证其运营效率以维持总效益。因此，从成本控制视角出发，对城市内部运营的交易成本进行控制，才是缓解大城市病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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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控制目标下城市疏解的分析框架构建

2.1 重视城市的“向心力”：扭转传统城市疏解对人口规模的过度关注

根据前文分析，传统城市疏解之所以会发生内城衰退、郊区蔓延等问题，是因为在疏解中专注于使城市分散的“离心力量”，而使得构成城市凝聚力和集聚效益的“向心力量”急剧衰落导致。从当前城市疏解的现实需求来看，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居民个人，都希望能在短期内解决大城市规模膨胀，特别是缓解人口膨胀带来的空间资源紧约束问题。然而，为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效，用直接疏散、遏制人口流入等限制城市规模增长的做法，很有可能是对城市长期发展潜力的扼杀。正如《198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指出的：“过于担心城市增长的副作用，往往会使决策者忽略人口集聚和城市化带来的积极效益，结果是许多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地去重新规划人口分布，其经济效益往往不佳”。因此，保证乃至强化城市的“向心力”，使疏解中的城市仍能享有人口集聚和城市化带来的积极效益，避免传统城市疏解遭遇的尴尬，便显得尤为重要。

2.2 居住与交通出行的成本：对居民职住选择影响的分析

人口居住带来的职住平衡问题，是城市疏解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对这一难题，有基于区域视角从数量、质量和匹配层面缓解职住平衡的研究，也有基于个体视角，从人的特征差异层面来缓解职住平衡的研究。本文尝试从“居住与交通出行的成本调控角度”，通过在城市疏解中平衡“向心力和离心力”的角度来缓解城郊职住不均衡问题。

首先，在城市疏解中居住成本应属于较为明显的“离心力”，而交通成本则不同。对于生活在内城的居民来说，日常的交通拥挤应当属于“离心力”，但对于住在城郊的居民而言，缩短通勤成本、工资的差异、寻找工作的难度则属于“向心力”。在此思路下，职住平衡便可以从成本控制的角度解释为：居民在居住成本、拥挤成本和通勤成本、报酬差异、工作机会之间博弈妥协后，所做的自发空间决策。基于此判断，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来引导自发行为，缓解城郊职住的不平衡，如：对内城通过政府租房补贴、公司交通补贴、扩大日常交通的运输容量等来削减“离心力”；对城郊则是增加就业机会以提升自身吸引力；而在保正内城“向心力”方面，则可通过兴建地铁网络，保证优质企业的数量加以实现。

此外，根据人群随房价不断向外迁居的现象判断，居住成本的“离心力”影响要强于日常的通勤成本，所以人群自发向外转移；而工资差异、寻找工作机会等的“向心力”影响也要强于通勤成本，因而工作仍大多位于城市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城市的地铁或公交越发达，城郊人口的职住不平衡会越加剧。

2.3 经营与知识沟通的成本：对企业运营效益影响的分析

产业的经济效益同样是城市疏解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在城市疏解中，对经济学分工理论的合理运用，有利于在平衡“向心力和离心力”时，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目前在我国，通常使用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中“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作为产业疏解决策的依据。然而问题在于，“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最初是针对国与国之间提出的，尽管在地区宏观尺度上，尚可应用其处理城市中不同产业门类之间的横向分工优化问题，但对微观层面产业内部的纵向垂直分工问题，便不太适用。本文尝试从“经营与知识沟通的成本调控”角度，利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根据交易成本改进后的分工理论，来帮助实现微观层面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改进后的分工理论认为：对于产业，并非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高交易成本越低，分工水平只有与较低交易成本(高交易效率)相适应才是最佳的，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分工—交易效率匹配”模式(图2、表1)。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分工越细致产品的生产效率越高，但同时经营成本、信息沟通成本也会增加。此时，地租成本、赋税等经营方面的费用属于“离心力”，而增加技术外部性、控制分工细化后各部门间的协作交流成本等信息沟通方面的费用属于“向心力”。所以，产业的空间分布，可从成本控制的角度解释为：在综合地租成本、税收等和技术外部性、协作交流成本之间博弈妥协后，所做的自发空间决策。因而可采取的引导策略有，如：通过土地租用和税收优惠等来削减“离心力”；通过控制企业分支机构的适宜数量、优化企业总部管理部门、技术研发部门、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等分支机构的区位关系等，来保持城市的“向心力”。

最后，根据上文对“居住与交通出行、经营与知识沟通的成本调控”的讨论，总结“向心力和离心力”在城市疏解中的作用机制与应对策略，我们提出基于交易成本控制目标下城市疏解的理论框架内容(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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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控制视角下上海市疏解现状的分析

首先，对上海市进行初步的区域划分以便于分析。在借鉴行政区划法、自然标志法、圈层距离法和方向距离法等空间划分方法的基础上，根据现有统计资料的特点，选择“圈层—行政区划”相结合的空间划分方式，将上海市划分为核心区、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四部分(表3)。

3.1 人口在“离心力”作用下继续向近郊区疏解

从表3中能够看到，2010～2015年间，上海市核心区的人口密度连续六年下降，边缘区基本保持稳定，但核心区和边缘区都不再吸引外来人口。而近郊区成为人口转移和外来人口的主要承载地区，人口增速最快。相比之下，远郊区对人口的吸引力大幅弱于近郊区。不过，虽然上海市核心区人口不断下降，近郊人口暴增，但前者的人口密度仍为后者5倍之多。再结合房价(图3)和城市拥挤程度等现状，在“居住与交通出行成本控制”的影响下，判断核心区和边缘区会继续以“离心力”作用为主，未来一段时间人口仍将主动向外分散，但在经营与知识沟通的成本的影响下，可能会选择近郊而不是远郊的卫星城。而在上海市不断加强公共交通建设的背景下，人群职住分离的现象可能会长期存在，甚至加强。

3.2 基本公共服务在“向心力”作用下总体呈圈层递减趋势

上海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整体上呈现圈层递减趋势。这种圈层递减的趋势是受交通成本、工资差异、交流成本等“向心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具体上也有差异(表3)：办公和医疗服务水平，由核心区到远郊区呈现出显著的圈层递减的现象；在学校服务方面，边缘区的服务最好，核心区次之，而近年来人口增长态势明显的近郊区和远郊区，服务水平只有边缘区的一半；在人均商场店铺面积方面，核心区较高，其他三区差距不明显；但在人均公园绿地方面，却与整体趋势相反，近郊区人均享有情况最好，核心区和边缘区人均享有最少。

3.3 产业对交易成本控制不足，经济效益最大化难以实现

从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上来看，核心区和边缘区以三产为主，城市的第二产业则主要位于近郊区和远郊区。这可能预示上海市主要的服务业和制造业在空间上是分离的(图4)。当高人口密度的核心区和边缘区需要近郊区和远郊区加工制造业生产的产品时，在上海市的超大城市空间尺度下，空间距离成本较为高昂，会影响产品价格，降低企业收益。

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密度来看，上海市在产业的垂直分工上，管理部门和生产部门在空间上存在两级分化，特别是边缘区与郊区的变化差异十分明显(图5)。管理型、研发型部门大都分布在核心区和边缘区以内，生产型部门大都分布在近郊区和远郊区。在上海市的超大城市空间尺度下，彼此之间联络的沟通交易成本会非常高昂，从而降低了行业的经济效益。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位于上海远郊的嘉定、青浦、松江等卫星新城，仍处于单一门类产业的主导之下(汽车、石化等)，分工状态还处在“绝对优势向比较优势过渡”的阶段，尚难在上海的动态城市疏解中参与“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平衡，这也是从产业角度，对远郊发展缓慢、缺乏吸引力的原因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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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控制视角下上海市疏解路径的建议

4.1 人口疏解近郊和远郊并重

上海市整体的人口疏解现状基本顺应交易成本控制的趋势，不过局部仍需要改进。首先，应当肯定人口疏解到近郊区削减“离心力”的积极意义，但同时要加强向远郊卫星城的人口疏解力度。目前上海市核心区和边缘区的人口密度分别为32593人/km 2和22338人/km 2，密度依旧很高。根据统计年鉴显示，上海市近郊区2015年人口密度只有6278人/km 2，虽然近几年近郊区人口规模增加较快，但还只是核心区的五分之一不到，边缘区的四分之一不到，即使以10000人/km 2的“标准”也尚有较大的增加空间。而远郊作为上海市重点开发的卫星新城所在地，则可尝试从增加新城相对于郊区“向心力”的思路出发，加强其吸引力和集聚效益，以缓解郊区的压力。

4.2 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圈层均衡

基本公共服务本身具有社会公共性，在交易成本控制视角下，它受“向心力”影响追求集聚效益的动机应当受到一定制约。在违背经济规律的情况下，若要保证其福利性大于盈利性，实现均等服务，就必须对交易的成本增加予以补贴。所以，在近郊区和远郊区，对教育、医疗和办公三类服务水平予以提升时，可能需要政府予以适当的奖励和补贴政策，以平衡被动提升的交易成本。而对商场店铺来说，近郊区目前作为主要人口流入地，从经济角度将自然的出现商铺数量增长，但远郊新城暂时的吸引力是不足的，所以要配合远期人口疏解需要，提供商业店铺的优惠政策，以便在远郊新城自有“向心力”不足时，提供支持，促进商业店铺的发展。

4.3 控制成本，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

从控制经营和知识沟通成本角度考虑，在空间上应尽量构建“核心区—边缘区—近郊区”纵向递进联系的垂直分工。其中，核心区应注重发展总部管理、金融资本服务业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娱乐服务、旅游观光等文化类高端消费型服务业，如剧场、博物馆、历史建筑展示等，将核心区打造成上海的中央活动区；边缘区主要发展科技研发创新、一般性商务办公等次一级生产性服务业，配套足量的商业零售等零售类消费型服务业，并兼顾服务近郊区；近郊区则发展一般性三产服务业，如物流，特别是生活性购物的物流仓储，还可以发展高端先进制造业等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二产轻型化制造业，以降低核心区和边缘区获得制造产品的空间距离成本。

最后对远郊区来说，同样因为空间距离成本的关系，不建议远郊区与核心区、边缘区之间建立过多的跨区纵向分工联系。而是鼓励其对自身的重型制造业(劳动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进行产业管理部门、技术研发部门和生产部门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例如，汽车产业对汽车研发、汽车商务贸易和汽车制造等部门的专业化分离等。另外，从知识沟通成本角度，建议远郊各新城发展与主导产业相关联的产业门类。以嘉定为例，在汽车产业外，可发展新能源汽车及汽车智能化、智能制造及机器人等新兴的相关产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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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传统城市疏解的理念认为，人口集聚造成的居住拥挤、交通阻塞等“大城市病”，是由于城市规模过度膨胀造成的空间过载所致，所以从“人口—要素”分散的角度进行城市疏解。但实际上，降低单位空间承载压力、提升人均要素资源占有率的方式，无法保证城市的发展效益。城市疏解的内在逻辑是成本控制导向，而非资源分散导向，否则便会因过度关注促使城市分散疏解的“离心力”，而损害保持城市集聚效益的“向心力”。现代人，在习惯于城市集聚效益的同时，不应忘记“向心力”与集聚效益，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城市产生的根本动力。也正因如此，城市才代替人均资源占有率更高的乡村，成为当今人类的主要聚居形态。所以，能够更科学的解释“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内涵和相互作用机制的交易成本控制理念，也许比“人口—要素”分散理念更为适合城市疏解。控制成本、促进城市发展效率提升，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单位城市空间的运营效率，也许才是缓解城市病的更科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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