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90年代，上海开始对潭子湾、潘家湾改造。1998年，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简称“中远集团”）获得潘家湾、潭子湾地区的建设权，投资在这里建设大型住宅区，对海上航运来讲，港湾就是避风港，是安全的家。于是，“中远集团”把位于潭子湾、潘家湾的新建的住宅区取名为“中远两湾城”，是上海著名的住宅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远两湾城”保留了潭子湾、潘家湾的历史地名。不过，这里原来有的“潭子湾路”和“潘家湾路”被注销，新建设的一条路，重新取名为“清水湾路”。

1925年初，沪西工友俱乐部由槟榔路（安远路）迁到潘家湾，5月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在各处成立办事处，沪西办事处就设在潘家湾。五卅运动期间，顾正红烈士暂厝于此，这里也是顾正红烈士追悼会的主会场。旧址已毁，1977年12月，旧址以“上海总工会第四办事处遗址”公布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1989年9月，公布为普陀区革命纪念地。纪念地在远景路801号中远实验学校内，塑五卅运动浮雕纪念像。

潭子湾

著名的老区片地名。现在的昌化路旧名“东京路”和“归化路”，归化路桥的南岸是公共租界，北岸是中国地界，“三湾一弄”中的潭子湾和潘家湾就在归化路桥北堍的两侧。“潭子”是一个古老的地名。清乾隆《真如里志·卷一·沿革·里至》：真如镇“东南抵潭子十二里；上海县治二十四里”。意思是：真如镇市的边界，东南到“潭子”12里，距上海县城24里。民国《真如里志》：“犁辕浜，桃树浦东。一名梨园浜。镇北境干河。东南与虬江会流，遶潭子江。西入桃树浦，出走马塘”。“犁辕浜”就是现在的“真如港”。“犁辕”就是耕田使用的犁的架子，犂辕浜的流向很像犁的架子，所以叫做“犁辕浜”；也有人认为，这条河流的北端是真如镇，是人口稠密、商业繁华的古镇，镇上有许多家戏院，于是被叫做“梨园浜”。而犁辕浜的另一头，通到吴淞江一个叫做的“潭子”的地方，这一带的吴淞江又叫做“潭子江”。

虞潭，字恩奥，是东晋名将。会稽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是三国名士虞翻的孙子。晋成帝即位（326年）后，虞潭出任吴兴太守，诏转吴国内史。当时天下大乱，百姓生灵涂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虞潭力排众议，开仓赈济，受到老百姓的拥护；盘踞在浙江的五斗米道计划从浙江出发，沿海北上，溯吴淞江而上进犯苏州，虞潭在吴淞江口修建“沪渎垒”，预防五斗米道沿吴淞江而上，进攻苏州，于是他被老百姓尊称为“潭子”。所谓的“沪渎垒”也叫做“沪渎城”，是建设在江口的军事设施，相当于城堡、城垒，可以停泊战舰，一旦出现敌情，战舰可以立即出发，攻击敌人。

上海地区最早的地方志，南宋《绍熙云间志》有“沪渎垒”的记录，说：

沪渎垒，旧有东、西二城。东城，广万余步，有四门。今徙于江中，余西南一角。西城极小，在东城之西北，以其两旁有东、西芦浦，俗遂呼为“芦子城”。按，渎之有垒，旧矣。《晋书·虞潭传》：潭为吴国内史，成帝时，军荒，百姓饥馑，潭修沪渎垒，以防海寇。

从行文分析，《绍熙云间志》的作者到过沪渎垒遗址，作者注意到，沪渎垒的东城大部分“徙于江中”，只留下“西南一角”，说明原来的沪渎垒是在吴淞江的南岸；作者还提到，沪渎垒“其两旁有东、西芦浦，遂呼为‘芦子城’”，所谓“东、西芦浦”就是“东芦浦”和“西芦浦”，它们是吴淞江南岸的支流，也就是说，沪渎垒的位置在东芦浦与西芦浦的中间。历年的《上海县志》均有东芦浦和西芦浦的记录，清《同治上海县志》的记录：

东芦浦，一名溇浦，又名矴鉤浦。引江水入，在徐公浦西。合朱家浜、东涌泉浜、闸港、南、北长浜，出带浦桥（打浦桥），通肇家浜南，入蒲汇塘。

又说：

南长浜，亦周泾分流。西至王家浜，北通东芦浦。一支西过八仙桥，通西芦浦。

这样就清楚了，东芦浦是吴淞江南岸的支流，在徐公浦（相当于现在的昌化路）的西面，引吴淞江水向南流，穿过朱家浜（未详）、东涌泉浜（相当于现在的南京西路）、闸港（未详）、南、北长浜（相当于现在的延安西路和复兴中路），穿过“带浦桥”（打浦桥），并入肇家浜（今肇嘉浜路），向西流到蒲汇塘（即今蒲汇塘）。20世纪初，东芦浦由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先后填平，筑成马路，大致上相当于现在的石门路和瑞金路，石门路在南京西路处形成一个大大的“S”形转弯，就是原来东芦浦河道留下的痕迹（2016年的道路改造时，这个“S”被拉直）。西芦浦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古北路。确定了东芦浦和西芦浦的位置后，就可以知道“沪渎垒”的大概位置，应该在现在的石门路与古北路之间。在相关的篇章中提到，在明永乐年间的“江浦合流”水利工程后，原来的吴淞江下游河道被废，成了“旧吴淞江”、“旧江”、“虬江”，现在的苏州河则是永乐以后形成的新的吴淞江下游河道，所以，古代的“沪渎垒”应该在吴淞江的故道“虬江”边上，而不是在现在的苏州河边上，那么，古代的沪渎垒应该在现在的石门路和古北路向北延长线与“虬江”相交的位置之间。估计，沪渎垒在现在的普陀区光新路与志丹路交接处。

虞潭是沪渎垒最早的建设者，虞潭就是“潭子”，而“潭子湾”距离沪渎垒很近，那么，这个所谓的“潭子”、“潭子湾”地名是否会与虞潭有关系呢？值得深思。

潭子湾、潘家湾、朱家湾和药水弄合称“三湾一弄”，是以前上海著名的棚户区。20世纪末，中国海运集团——“中远集团”获得对潭子湾、潘家湾地区的建设权，在这里建设大型住宅区——“中远两湾城”，对海上航运者来说，“湾”就是海湾，是避风港，“中远两湾城”中的“两湾”取自原来的潭子湾和潘家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保存了老地名。

吴家湾

苏州河流经“盘湾里”后，又是一个急弯，这里以前叫做“吴家湾”，以吴姓集中的“吴家宅”得名。清光绪年间，当地人吴文涛在苏州河边建“九果园”，是上海较著名的私家花园。《民国法华乡志·卷七·宅第园林》：

九果园，在曹家渡西吴淞江北岸。光绪间，邑人吴文涛建。以旧种果树九株，故名。有环江草堂、闹红画舸、萝补小筑、望江楼诸胜。壁间有米元章（即米芾）书《英光堂贴》、吴云壑书《归去来辞》，皆徐氏石刻。厅事五楹，额曰‘绍修堂’。后为吴氏家庙。园东，主人墓。

吴文涛早逝，吴氏家道中衰，九果园在民国初年荒废。

圣约翰书院（St.John’s College）与吴家湾隔苏州河相望。圣约翰书院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于1879年，翌年，设立医学部，培养专业的内外科医生。1906年，圣约翰书院改组为圣约翰大学，1914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主办的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合并，成立圣约翰大学宾夕法尼亚医学院，莫约西（广州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创办人）、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毕业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刁信德先后担任院长。1918年，圣约翰大学通过募集获得2万美元，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赠款8万美元，为了加强理科各系的设备配置及维持实验室之用。圣约翰大学在苏州河北岸建造了一栋三层楼的新科学馆和体育场，化学、物理、生物系各占一层，并添置了不少设备，医学院的教学条件因此得到改善和加强。为了方便两岸交通，在苏州河建设木桥，称之为“学堂桥”，吴家湾也被改称为“学堂湾”。

建国后，中国的运输船只荷载增加，“学堂桥”系木桥，桥身太低而影响苏州河正常通航，约1967年拆除。1979年，在圣约翰大学原址恢复建立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为了方便师生过河方便，1980年，在原来木桥的西侧重建新桥，称之为“校园桥”，现名为“华政桥”。苏州河北岸原来的“圣约翰”楼为“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盘湾里

“盘湾里”在吴淞江北岸，轨道交通跨苏州河桥的东侧。苏州河曲折多弯，河岸内凹的一侧称之为“湾”，苏州河流经此地时，形成一个300度的急弯，沪方言把“环”、“环绕”讲做“盘”，于是，急弯的西侧称之为“盘湾”，东侧是吴家湾。清末民初，海宁丝业巨商徐凌云在这里建造豪宅，称之为“水云乡”、“小兰亭”、“徐家花园”等名，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徐氏迁出，进人上海的难民在这里集聚，形成棚户区、贫民区，遂被称作“盘湾里”。以前，苏州河是上海与江浙沟通的主要航道，1957年，在这里开挖深水码头，作为上海市内河装卸公司第三作业区，俗称“盘湾里”或“盘湾里码头”，一些进人上海的货运船只直接在“盘湾里”停靠，装卸货物，使“盘湾里”地名知名度上升。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运输方式的多样化，苏州河的航运功能逐渐萎缩，上海市人民政府开始大规模的苏州河整治，沿岸的工厂码头分期搬离，建设为滨江绿地和住宅小区。在动迁过程中，在“盘湾里”发现徐氏的“小兰亭”住宅。1923年版《上海指南·卷五·园林》记载：

小兰亭，园在曹家渡（小万柳堂对岸），海宁徐埭三筑，俗名徐家花园。大门有额曰“剪淞徐渡”。占吴淞江天然之胜概，茂林修竹，雅似兰亭。有美国大丽花数十本，绝艳。向于中秋开大丽花会。

专家组一致认为，这是一幢建于清末的老洋房，建议就地保护，并走程序将其升为“上海近现代优秀历史建筑”；由于房地产公司获得建设权在先，而老洋房的发现在后，老洋房处于建设地块的正中央，影响建设工程的开展，专家组同意和建议采取平移的方法，将老洋房向东平移95米，旋转35度，顶升2米，使其与地面的高度保持一致。后来，通过进一步考证，查明该老洋房就是徐家的“小兰亭”，这里也是徐凌云先生创办中国第一家昆曲传习所的地方，其建筑历史和文化价值更高了。如今成为苏州河畔的一大景观。

丽娃丽妲河

万航渡路的顶端是苏州河的一个渡口，原来叫做“范巷渡”，讹为“梵皇渡”、“万航渡”，具体的位置在现在的中山路桥至周家桥之间，著名的华东师范大学就在“万航渡”的浜北。100年前，这里偏离上海市中心区，人迹稀少，散落在一些自然村落，能够找到的地名有宋家滩、施家浪等。这里还有一个洋里洋腔的地名，叫做“丽娃丽妲”。据说，20世纪20年代初，一位叫做何塞马里奥·费尔南德斯的西班牙商人购进了那里一大片土地，建造了一个“度假村”，度假村里有一条不知名的苏州河的支流，纵贯villa，遂用西班牙语取名为“Villa Rio Rita”，“Rita”在西班牙语中是“河流”于是这里被中国人叫做“丽娃丽妲”、“丽娃丽妲村”、“丽娃丽妲河”等名称，这里是商业性度假村，远离嚣闹的市区，环境优雅，度假村里辟有划船、游泳、网球场音乐亭等娱乐设施，提供餐饮、酒吧、咖啡等服务，还有车辆达到度假村，吸引了上海侨民和时尚青年争相前往，茅盾先生《子夜》中多次提到“丽娃丽妲”。也有人说，30年代，西班牙人离开上海回国，“丽娃丽妲”转入一位叫做彼得洛维奇的俄国人名下，据说，彼得洛维奇有一个女儿，与一个中国小伙子处于热恋之中，可是遭到自己的父亲激烈反对，后来，这个女孩与父抗争，投“丽娃丽妲”自尽身亡，这个爱情的故事给“丽娃丽妲”增加了传奇色彩，使“丽娃丽妲”的名声更大了。这些故事只见于传闻，不见于著录，有所谓无风不起浪，传说是一种文化，多一点故事，就是多一点文化，何乐而不为呢。

1924年6月，福建厦门大学300余位教师和学生因闹学潮而离校，来到上海，在原来厦门大学教师和校友的帮助下，借公共租界贝禘鏖路美仁里（成都南路132弄）24号成立“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颇有颠覆厦门大学之势，后来正式改名为“大夏大学”，寓意“广大华夏”。厦门大学离校学生中的何纵炎是南京国民政府高官何应钦的胞弟，何应钦的大舅子、交通部长王伯群，率先捐款二千元，建立大夏大学董事会，并被推选为大学董事长。董事有吴稚晖、汪精卫、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马君武、欧元化、王毓祥、傅式说等高官和社会名流，以后虞恰卿、王一亭、徐新六、徐寄庼、张公权、钱新之、杜月笙、赵晋卿等社会名流先后担任过董事。1924年9月22日，大夏大学皆宜昌路大有榨油厂空置的仓库作为临时校舍开学。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学校师生支持工人运动，组织和参加示威游行，1925年6月4日，公共租界工部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下令学校搬出租界，不久，学校在租界外槟榔路（安远路）潘家花园开学。同年，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出资在胶州路301号自建校舍。1930年，又由杜月笙担保，向银行借款32万元，购进与“丽娃丽妲”相邻，中山路（今中山北路3663号）土地200余亩，建设自己的校舍。1931年3月4日《申报》刊登《荣宗敬捐赠大夏西河》，称：“中山路大夏大学新校址之西，有河流一条，自该校北首，流经运动场及丽娃丽妲村，直达苏州河，面积六十余亩，水深岸阔，清澈见底，直视无碍，游鳞细藻，倒影成趣，风景极佳，为海上所仅有。该河原为无锡面粉巨商荣宗敬氏产业，现有荣氏捐资大夏。该校自得此河后，即加以疏浚，作为课余游钓泛舟、游泳之用”。1931年9月，中山路校舍第一期工程竣工，遂迁入新校舍上课，原胶州路校舍则作为大夏大学附中使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大夏大学中山路校舍被炸，学校遂内迁江西、云南、贵州等地。1945年回上海复员。

五卅运动期间，圣约翰大学卜舫济校长强行阻止学生参加声援工人运动，6月3日，部分圣约翰大学师生发动“离校”运动。学生的爱国之举得到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学生张悦的父亲张寿庸愿意负担筹划建立学校的经费，学生王华照的父亲王省三捐出大西路（延安西路，即今东华大学址）90余亩土地作为校址，学校取名“光华大学”，由王省三、朱吟江、朱经农、余日章、黄炎培、张寿庸、赵晋卿、虞洽卿、钱新之、李平书、马相伯、熊秉三、顾维钧等社会名流出任董事或名誉董事，张寿庸任校长。学校开始列霞飞路（淮海中路）534号为临时校址。1926年，大西路校舍竣工，9月1日，学校迁入大西路校舍开学。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中，学校被炸，董事会决定，将部分师生随政府南迁成都，在成都建立分校，部分留在上海的学生，则借租界的民房或大楼上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避免汪伪政府接管学校，留沪的学校改名为“诚正文学社”“格致书院”。1945年抗战胜利后，内迁的分校回上海复员，由于大西路校舍一时无法恢复，1946年由政府调拨接管的原日本女子高等学校（在欧阳路289号）作为光华大学校址。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中，光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合并组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址设在原大夏大学中山路校址。随之，将原来的“丽娃丽妲”的土地大部分归并给华东师范大学。可能由于“丽娃丽妲”穿插有俄国人的故事，而50年代的中苏关系和睦，苏联人参与了华东师范大学新校舍的建设，“丽娃丽妲”的名称被保留了下来，不过，现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园里的“丽娃丽妲河”，并不是原来的“Rio Rita”原来的河流。但是“丽娃丽妲”给无数的“华师大”莘莘学子留下了深刻地记忆和美好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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